四拉瓦锡的化学革命拉瓦锡被公认为“化学领域的牛顿”，他的《化学基础论》在化学界的地位相当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物理学界的地位。拉瓦锡把以“炼金-炼丹”技术为基础的传统思辨化学，变成了以精确测量和重量比分析为基础的实验化学，从而把化学从“古代科学”变成了“近代科学”。拉瓦锡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发现了化学反应过程中的“质量守恒定律”，和燃烧现象背后的氧化反应原理。而氧化反应碰巧是地球上无机世界和生命世界最普遍的运动原则，比如，金属生锈、木材燃烧、火药爆炸、植物发酵、动物呼吸等都是氧化反应过程。拉瓦锡能够做到的事情为什么牛顿（还有中国古代炼金术士）没有做到？难道是因为拉瓦锡比牛顿更加受到古希腊公理演绎思维传统的影响？难道是因为拉瓦锡比牛顿更加享有思想自由和更加擅长运用演绎数学？难道是拉瓦锡比牛顿更加具有希腊人那种“为科学而科学、为求知而求知”的理性精神？难道是拉瓦锡比牛顿更加不在乎科学的实用性和功利主义价值？都不是。而这些论点——缺乏思想自由和理性思维、缺乏古希腊演绎数学、缺乏形式逻辑方法、缺乏抽象符号语言、缺乏基督教经院哲学刨根问底、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恰好是秉持流行科学观的中国知识分子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只有炼金术而没有科学的理由。【1】为了回答上面提出的这些问题，让我们首先看一看拉瓦锡《化学基础论》的写作结构和风格，它与牛顿的《炼金术手稿》中采纳的概念体系和“世界图像”方面有什么区别。拉瓦锡的《化学基础论》分为四大部分，每一部分又细分为许多章节。第一部分讨论了五方面内容：1.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第十三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11月28日在京召开。论坛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为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在开幕式做主旨发言。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欧洲左翼党副主席何塞·路易斯·森特利亚，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知名汉学家尤里·塔夫罗夫斯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业洲参加开幕式并做主题发言。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应邀出席论坛并做题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的大会发言。张维为教授指出，18、19世纪世界上崛起的第一批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其人口都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第二批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今天21世纪中国的崛起，其人口是十亿级的，超过前两批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在前三十年奠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基础上，实现了“集四次工业革命于一体”的崛起，成为突破“外围——中心”依附体系的超大型社会主义国家，这使中国同时成为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中心国家（西方国家）的最大的贸易、技术、资金伙伴，这一切永远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基于这一理论突破，中国研究院团队准确地预测了美国将输掉其发动的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正在影响整个外部世界，特别全球南方，那里普遍出现了“向东看”。许多国家开始认识到：“以人民为中心”比“以选票为中心”好；“选拔+选举”比仅仅依靠选举好；混合经济模式就是比新自由主义模式好；合作共赢的全球化就是比零和博弈的全球化好。张维为表示

作者：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理事长）“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其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了别人之长，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实现了一种对西方模式的超越，也实现了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是笔者2010年在一篇题为“‘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模式”的论文中提出的观点，随后笔者又通过一系列论著不断深化这一观点。西方主流媒体敏感地注意到了“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傅立民（Charles

五四青年节今年是五四运动的第104个纪念日，也是共和国第74个五四青年节。回望100多年来一代代青年人的丰功伟绩之时，当下的青年该如何面对这个时代提出的问答题？我们的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目前正在实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少年强则国强，这一代的青年人能否承担起属于自己的时代使命、推动中国继续前进？我们还处在一个社会剧变引发代际变迁的年代。当下的青年群体中，有人纠结于能不能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有人戏谑“卷不动、躺不平”，主流叙事的说教已不足以打动青年人，面对升学、就业、住房、养育等压力，他们的动力源泉与上一代人相比有些许不同。新时代，共产党如何赢得青年？观察者网日前通过书面问答形式，采访了中央团校科研与智库工作部主任、对外经济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廉思。作为中国新兴群体的瞭望者，廉教授认为，想要赢得青年，首先要放下“爹味”的说教思维，去认识青年。YOUTH

由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多个机构共同发起的“多极化全球会议”于4月29日以线上形式举行。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向与会嘉宾发表了致辞。他指出：“全球多极化运动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一个地缘政治的现实。新的世界中心——欧亚大陆、亚太地区、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正在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它的根基是自主、国家主权以及独特的文化和文明”。他还特别指出，“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现在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是中国，它巧妙地将市场机制和国家监管方法结合起来。”拉夫罗夫认为“今天，所有人都必须认识到，形成一个更公平的多中心世界秩序体系是不可逆转的。多极架构不是建立在‘恐惧平衡’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基于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基于不同文明、宗教和文化之间相互尊重的对话，这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作为中方代表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张维为教授指出，中国、俄罗斯、印度和伊朗等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对西方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提出了有力挑战，促进国际秩序向更加横向、更加平等、更加多级的方向转变。文明型国家概念在全世界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它捍卫国家主权平等和文明多样性、拒绝霸权主义主导的单极国际秩序。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巴西地缘政治专家佩佩•埃斯科巴尔；俄罗斯联邦总统顾问，俄罗斯自由经济协会副主席谢尔盖.格拉齐耶夫等也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共有来自世界各地6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政治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参会。此次会议得到了国际欧亚运动（俄罗斯）、思想者论坛（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Nova

巴西总统卢拉与中国驻巴西大使祝青桥3月底，巴西政府表示与中国达成了一项协议，使得双方可以绕开美元，直接使用本币进行贸易结算。此举成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去美元化加速的又一个信号事件，引发各方高度关注。【文/埃利亚斯·贾布尔

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紧密相连，那么，中国的现代化正如何影响世界发展？2023年3月27日，由中国外文局、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共同主办，“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共同发展”这一主题，印度新德里金砖国家研究所所长高兴发表演讲，分享了自己在中国留学的经历以及对中印关系和两国发展模式的见解。高兴：非常开心能在这场盛会发言，由衷感谢中国外文局和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我之所以能够有机会用中文讲话，是因为我在北京上过学，我是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我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刚来中国时的心态和现在很不一样。20多年前，我很想学中文，因为中文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我在印度已经学会英文，如果再掌握中文，我就可以很好地和世界各种文明交流。在申请来中国留学时，面试我的印度老师也接受过中国政府的奖学金。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高兴先生，在中国有民主吗？有民主选举吗？”我非常迅速地回答：“对不起，没有。”他说：“你再想一想，不要马上回答。中国到底有没有基层民主？”我说：“老师，没有，对不起。”结果就是我没有拿到奖学金。不过后来我还是自己申请来四川大学留学，又参加了中文比赛，之后来到北大中文系学习。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有很多共享的文化基因，也都受到佛教、孔教、儒教的影响。正因如此，每当我看到中国领导人的演讲和倡议，都会有强烈认同感。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大学遗址，根据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发掘出来我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我清楚中国是怎么样的，也知道印度现在对中国的描述很不客观。来到北京以后，我也看到北京发生的很多变化，真的非常不可思议。很多海外媒体都没有如实报道中国的情况，没有以客观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不管是中国的民主，还是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再讲一点我自己的经历。我在中国留学时会兼职教英文，那几年正好中国在准备奥运会，一时之间周围所有的学生英文说得比我还好。然后我就思考，我能在中印之间做些什么。后来，我觉得我可以从事IT领域的工作，毕竟中国人都夸印度的IT非常厉害。当时，中国的政府领导去印度拜访时都会直接飞到班加罗尔，和当地的IT人员交流。我觉得我们两国应该促进这方面的合作。如果中印能在IT领域有所合作，我们在这方面就不必再依赖西方。或许在之前，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离不开与西方国家在科技方面的合作。但现在，二十大以后，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学者都表示，中国不再和过去一样了，不再需要依靠西方的科技，中国做到了自力更生。但回头看看，印度现在处在什么阶段？为什么外界总是会用妒忌、羡慕、仇恨来看待中印关系？中国政治学者张维为先生在2008年去过印度，在《中国震撼》一书里，他所写的印度是事实。但2008年以后，印度也觉醒了，意识到了不改革是不行的。所以，印度领导人开始全盘模仿中国——中国设置了发改委，印度也马上成立了发改委；中国各个省的招商局策划招商政策和路演，印度也马上效仿。以前，印度会把官员派到哈佛大学培养，现在则是派到中国学习。回到印度的这几年，我觉得我可以介绍中国的经验和发展模式给他们，中国的模式是可以被一些国家学习的，包括印度，因为我们同样是人口大国。印度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各位，印度现在不仅模仿中国的经济制度，同时也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我有不少案例可以证明，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模式是非常相似的。中国过去有一句话——“中国可以说不”（China

导读【导读】

萨瓦尔：非常感谢你百忙之中抽空参与连线，我知道您目前身在俄罗斯一直在做调研，感谢您抽出时间与我们交谈，再次向您表示感谢。首先我想问您,

【导读】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阐述，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指明了道路，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验借鉴。“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将开辟现代化发展的新理论和新实践。在2022年思想者论坛上，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犀利发问，通过对比中西两条现代化道路，深度探讨了殖民掠夺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思想者论坛·2022”于10月28-29日在上海举办，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主办，观察者网、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东方学刊》共同协办。本次思想者论坛深入探讨了“中共二十大：新时代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文明意义”。更多精彩发言，敬请关注！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两条现代化道路：掠夺起家还是和平发展？”。只有通过对比，我们才能更清楚地凸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我们可以用博物馆的发展模式类比国家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比较两个国家博物馆：一家是世界最著名的大英博物馆，一家是中国的国家博物馆。从创立时间来讲，大英博物馆始创于1753年，而我国的国家博物馆在1926年才建立，直至近十几年才真正开始发展。从展示面积来讲，中国国博的展示面积在很长时间里比大英博物馆的面积小得多，直到近十年来扩张之后才反超后者。从藏品来讲，大英博物馆有800多万件，中国国家博物馆只有140万件。从藏品来源讲，大英博物馆的藏品来源于世界各国，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基本全部来自中国。从参观人数来讲，中国国家博物馆现在超过了大英博物馆。最重要的是，从起步方式来讲，大英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有本质的区别：前者以掠夺起家，后者则立足本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两国国家博物馆的发展历程可以作为两国现代化历程的类比。王绍光在发言中对比中英博物馆的发展模式大英博物馆的发展和殖民主义是分不开的。大英博物馆的起源是这样的：1753年，有人将其在殖民探险中获得的71000件“藏品”捐给了英国国王，议会于是通过法案，建立了一个公共博物馆以安置这些藏品，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博物馆由此诞生。从时间上来说，英国的博物馆发展比中国早得多，建馆时间正好就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起步时间。但是，大英博物馆也承认，从1500年到20世纪中叶近五百年间，以英国为代表的一批国家建立了海外帝国，这一段殖民历史对大英博物馆的历史和藏品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不久，一位大英博物馆的负责人辩解称“并非每一件藏品都是抢来的”，这一表述侧面体现出，大英博物馆的很大一部分藏品都是抢来的，其馆藏的十万余件埃及文物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有人说，大英博物馆应该被称为“全世界上最大的赃物展示馆”。大英博物馆并不是个例。法国、德国、瑞典等其他许多西方国家的博物馆也都和殖民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试问，如果没有掠夺，大英博物馆会是什么样？进一步问，如果没有掠夺，西方的博物馆会是什么样？再进一步问，如果亚非拉国家索赔成功，取回了被西方掠夺的文物，西方的博物馆会是什么样？它们还会保持“先进”的状态吗？中国与西方博物馆的不同发展历程，可以作为中西方国家现代化不同过程的类比。西式的现代化理论中不常提及西方的丑恶历史。比如，罗斯托提出了著名的“增长阶段”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化要走过几个阶段，其中最重要的阶段是“起飞预备”和“开始起飞”，继而，经济的现代化导致社会现代化，最终进一步导向政治的现代化。该理论一度对中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很多人知道罗斯托的增长阶段理论，但很少有人知道，罗斯托本人就同美国政府、美国情报机关、美国心理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经济增长阶段》的副标题名为“非共产党宣言（反共产党宣言）”，可见该学说并不是纯粹的理论，而旨在指出一条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不仅罗斯托如此，近年来有大量研究表明，美国的很多其他现代化理论大家也都同美国政府、情报机关及美国的心理战有所关联。他们提出的学说或者说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冷战的工具。真实的现代化过程与罗斯托等人的描述截然不同。从十六到十九世纪，西方开始崛起，而西方的崛起首先表现为大西洋沿岸西欧的崛起——在殖民运动开始之前，西欧与中东欧、甚至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并没有很大区别；而在殖民开始后，深度卷入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奴隶制度的西欧国家迅速腾飞，尚未卷入殖民主义的中东欧国家则没有立刻崛起。由此可见，在“起飞准备”阶段，地理、文化、种族、制度都不是决定性的，殖民主义才是真正重要的因素。哪些国家卷入了殖民主义？哪些国家卷入了奴隶贸易？梳理文献可以发现，卷入奴隶贸易的主要是大西洋周边的国家，包括一些今天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北欧国家。所以，从历史上看，西方的现代化和殖民主义、奴隶制度联系的历史远远长于其与殖民主义脱钩的历史。如果略过这段殖民主义的历史，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将完全沦为谎言。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奴隶制到底带来了多大的利益？1962年，曼德尔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第二卷开头处梳理了此前一些专家对殖民主义带给西方收益的估值。这一数额是巨大的。根据曼德尔的估算，西方国家在殖民过程中的掠夺所得，超过了1800年左右整个欧洲使用蒸汽动力的工业企业的资本总额。而且，这些估算都是按照30年代到50年代的价格做出的，如果按现在的价格估算，数额还会更加惊人。总之，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在西方资本形成和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估算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奴隶制带给西方的“收益”，这个角度就是被殖民国家的索赔数额。1999年，一批非洲国家提出向曾经殖民非洲的发达国家索赔777万亿美元；2005年，加勒比十四国索赔7.5万亿英镑；美国黑人群体索赔17.1-20万亿美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拉美各国的原住民也都在提出索赔，其中美国原住民索赔35万亿美元；还有一位印度知名经济学家估算，印度应该向英国索赔45万亿美元。要知道，中国202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不过只有17.4万亿美元。2001年联合国的德班会议明确这些国家有权向从前的殖民者索赔。最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又通过了一项决议，强调索赔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但是，与过去20年通过另外几个“德班文件”一样，支持这些决议的都是发展中国家，欧美国家则几乎一致地否决了这些决议。这些口口声声“公平”、“正义”的“发达”国家有多么伪善，由此可见一斑。2001年联合国的德班会议明确前殖民地国家有权向从前的殖民者索赔（图源：CNN）试问，如果没有掠夺，西方能率先实现现代化吗？如果亚非拉国家索赔成功，西方国家还能维持现代化的局面吗？所以，我认为，凡是不提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奴隶制的现代化理论，都是伪现代化理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不同。1949年之前，中国一度沦为半殖民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已跌至谷底。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梦魇之后，我们是从谷底一路追赶，立足本土，和平发展，继而腾飞。而其他发展中国家要等到1990年之后才纷纷在发展速度上赶超发达国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和其他前殖民地国家已经损失了200年的经济潜力。1820年以前，亚洲的GDP还占全球GDP的50%以上，我们现在所谓的“复兴”不过是要恢复到1820年之前的实力地位。西方与中国的两条现代化道路一经对比，高下立见。西方的现代化是罪恶之路，不应借鉴，也不可借鉴。中国式的现代化则是希望之路，可以借鉴，也值得借鉴。这是我的发言，谢谢各位！转载自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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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阿拉伯之春”中，美国硬是一举端掉其不喜欢的卡扎菲，进而支持叙利亚内战，中东人民国破家亡。“一战”后历经一个世纪而建立起来的中东秩序，就此坍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欧洲也因此出现难民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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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领导的全俄电气化计划。列宁拒绝了托洛茨基关于“大量使用不熟练的工农群众”发展手工业的“经济复兴”计划，他坚持通过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技术等方式革新苏俄的工业生产体系。其实，列宁的这一思想在他发表于

美国《维吾尔人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于昨日生效，根据这项法规，美国将禁止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产品，企业则被要求证明从该地区进口的产品不是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这很像是一种低智力要求的游戏。第一步，捏造一个谎言，如“新疆共有100多万人因少数民族身份和宗教信仰被关进拘留营”；第二步，通过把持的媒体在全世界连续不断地散布这一谎言，通过所谓的“内部文件”、“证人证言”等假证据让谎言看起来像是真相一样；第三步，基于这一谎言建立起一个挑衅性的政治立场，如所谓“美国与世界各国和人民一道反对新疆地区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第四步，基于这一挑衅性政治立场陆续推出针对性的经济制裁乃至军事干涉行动措施。众所周知，在美西方“谎言帝国”内部，这就是一条以谎言为原材料、以具体政策措施为制成品的“谎言武器流水线”。刚刚生效的这个法规不过是“谎言帝国”流水线自2017年以来打造出的以中国新疆为目标的系列产品最新一款。在昨天的“新产品”发布会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继续一个月前涉华政策演讲中的论调，煞有介事地说：“我们正号召盟国和伙伴确保全球供应链没有使用强迫劳动，公开谴责新疆暴行，并加入我们的行列，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即停止暴行和侵犯人权。”通过“谎言帝国”内部的“谎言武器流水线”将事关重大的国际政治立场建立在彻头彻尾的谎言的基础之上，将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关系置于彻头彻尾的谎言的定义之中，这堪称是美西方这一“谎言帝国”最为拙劣的一种政治游戏，不仅性质恶劣，而且高度危险。世界人民见证，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几十年里，这一拙劣游戏被美西方一次次重复，而且玩得越来越放肆，早已将国际局势搅得混乱不堪，事到如今居然到了如此之地步，竟敢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的帽子扣到中国头上，而且还真的开始执行制裁政策了！根据美国的指挥棒，欧洲议会亦步亦趋，两周前追随美国通过决议指控中国在新疆犯有“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而亲自访问了新疆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专米歇尔·巴切莱特仅仅因为没有发表附和“谎言帝国”定罪口径的言论就遭到了舆论围攻。中国外交部在上周日晚上发表了《美国对华认知中的谬误和事实真相》一文，针对美国的涉疆谎言进行了全面驳斥，再次重申：新疆各族群众的人权得到充分保障，根本不存在“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文章说：“美方反复散播涉疆谎言，完全是为抹黑、打压中国制造借口。”2022年6月21日晚，乌鲁木齐市大巴扎美食街，独具新疆特色的烤蛋吸引游客。需要指出，中国外交部的这个表述是留有余地的，体现的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本着负责任和顾全大局的精神所采取的一个相对温和的立场。但是，这不代表中国对于美西方“谎言帝国”给中国强加“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罪名这一无耻行径会一直听之任之！在此需要正告美西方“谎言武器流水线”的操作者们，不要太高估自己了！不要以为全世界人民太好骗了！拙劣的谎言游戏一次两次可能会得逞，次数多了一定会被揭穿！长期以来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入侵中小国家未受惩罚，持强凌弱欺负人竟然成了习惯，现在要用同样的一套拿来冒犯大国，玩火者必自焚！其实，就在美西方“谎言帝国”自以为发明出了新的谎言武器，从此可以瞒天过海、为所欲为之时，世界人民并没有忘记，“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这两个概念之所以会出现，之所以会成为国际刑法中的罪名，恰恰就是因为美西方作为一个整体在人类近现代历史首先犯下这两个“罪中之罪”，首先成为这两个罪名之下的头号罪犯！历史和现实的真相必须恢复回顾历史，自从西方人获得了远征其他大陆的能力，成群结队离开自己原居地进入到其他民族的原居地之后，针对海外国土上数量巨大的人口的屠杀，甚至针对一个种族整体的灭绝性屠杀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前一种屠杀就是“反人类罪行”的起源，后一种屠杀就是“种族灭绝”罪行的起源。在南美洲和中美洲，灭绝的数量大到甚至超越了种族的规模，导致了多个原生文明的毁灭，堪称“文明灭绝”！人类近现代历史上最黑暗和血腥的这些灭绝记录，全都是美西方国家创造的，真正犯下了反人类罪行的，恰恰就是美西方国家自身。由于屠杀规模太大，被整体灭绝的种族数量太多，以至于犯罪的地点无法用具体哪个城市来命名和标记，只能使用“拉丁美洲原住民”、“北美洲原住民”、“大洋洲原住民”、“大洋洲原住民”、“非洲原住民”、“亚洲原住民”等这种包括了数以千计的种族和数以亿计的人口的宏观概括。在整个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到底有多少种族因西方人的入侵而灭绝，有多少人口因西方人的统治而死亡，实际上已经无从得知，今天的人们只能从片段的历史记录中进行想象了——西班牙人对印加帝国印第安人的集体屠杀“就像踩死蚂蚁一样”（Waman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不久前说了这么一番话：“从很久以前开始，美国为了将重心集中于中国，开始安排这里的事情。欧洲、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一件接着一件。至少从乌克兰的独立广场‘革命’（颜色革命）就开始了。”“为了进入俄罗斯，他们得先处理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乌克兰先后发生过两场独立广场‘革命’，然后就轮到了我们。2020年，他们试图挑战我们，但却被打断了牙齿”。换言之，卢卡申科认为：美国的基本态势是先搞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白俄罗斯的颜色革命失败了，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成功了，接着就是搞垮俄罗斯，最终是要搞垮中国。白俄罗斯总统

CounterPunch是一家新闻报纸，曾被誉为“美国最好的政论类报纸。CounterPunch.org是CounterPunch的网络版本，每天为大众提供免费的新闻资讯。本文作者：DEBORAH

作者：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无疑对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范式开始分析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格局。欧洲有学者将新冠疫情比作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分析其对人类行为习惯以及政治秩序产生的深远影响。)

如何才能实现东北振兴？东北最近这十几年的相对衰落和东北经济的相对低迷，根源到底在什么地方？只有找准了病根，你才能开对药方。东北不行是因为东北人不行？中央为了振兴东北，前前后后出台了非常多政策，也给了很多钱，但到目前来看，东北振兴的效果可能跟我们的期望还有距离。东北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有人会提出“投资不过山海关”？第一种观点认为：东北不行，是因为东北人不行，或者说东北文化不行。这种文化背后暗含的是东北的软性制度不行，认为东北干部沾染了许多政府官僚机构的恶劣习气，没有重商、亲商的服务精神。他们认为东北官员比较腐败，眼睛只盯着想办法对企业家进行剥夺，而不是服务。说实在话，对这种观点我是不太同意的。90年代我到过广东，在广东生活过，据我所知，八九十年代广东开始腾飞的阶段，也是非常“讲关系”的。广东的地方党政干部、基层干部也有很多腐败的。但是这种腐败并不妨碍广东的工业化崛起。事实上，从中国文化来讲，全中国哪个地方的人不讲人情？即便到了今天，全中国不喝酒，比如搞投行的人不喝酒就能签大单的地方，没有几个。也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少数几个地方。虽然这种解释东北为什么衰落的观点最流行，但它其实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用普遍性因素去解释一个区域性的特殊现象，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我个人的观点是，市场经济发达城市的地方党政干部，服务精神相对全国来讲，确实是领先的，治理水平是越来越好的。但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东北不行是因为气候太冷了？第二类观点，认为东北现在之所以有问题，是跟它的区位，它的地理特点，比如温度、气候有关。大冬天大家都躲在屋里不出来，自然平白损失好几个月的生产时间。我认为这种观点也是不对的。地理的确有影响，但是地理的影响并不是必然的。欧洲富裕的恰恰就是它的北欧、西欧地区，而不是温暖的南部欧洲。美国的东北角总体上来讲也是很冷的，冬天下雪非常大，但却是美国最早发展起来的，纽约这一带也相当冷。东北衰落的外部因素：全球化东北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想从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提供一下解释。从我的角度看，第一个是全球化的问题，第二个是老龄化的问题。全球化、老龄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和产业流动、产业变迁才是根本性的问题。首先说全球化。东北原先是中国的经济重心和工业重心，在解放之前，东北是全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最早的区域之一。解放之后，因为要向苏联学习，苏联援助也有很多工业放在东北，它那儿的技术比较好。所以在计划经济时代，东北是领先于全中国的。东北的人均寿命也好，人均营养摄入、人均教育水平、城市化水平都是领先于全中国的。但那是在一种非开放、封闭经济的条件之下，东北成了全中国经济的中心，而全中国的其他区域成为外围。但是从1980年代，尤其是1992年之后，中国加速融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整个中国就成为这个体系的外围。这个中心是谁呢？是美洲。所以东南沿海利用它的区位优势和人口密度优势，通过参与加工贸易、大规模招商引资，形成了跟全球市场体系中心之间的一种交换关系，分工关系。而在这个过程中，东北其实是作为一个牺牲品的。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中美经济原本是两颗植物，各有它的根茎、枝叶和花朵。东北原先是整个中国经济的根部。但在参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大循环之后，因为人家的根更壮大，更肥硕，营养更充裕，所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代表的枝叶部分，就嫁接到人家的根上去了。这就脱离了整个中国经济内循环，那么东北自然就会衰落。实际上我们有许多原本的基础工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做高科技的，比如说当时做光科技、做芯片的那些行业，在90年代都被牺牲掉了。90年代中国的军工行业和一部分重工业生存都非常困难，由此形成了一个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经济重心从东北方向转向了东南方向。东北衰落的内部因素：老龄化东北是全中国老龄化最早的地方。人老了我们可以用机器人，可以用自动化生产线，可以用更多设备来取代劳动力，提高效率，这一点不成问题，所以老龄化社会的产出并不会减少。但问题就在于，机器人不会吃喝拉撒，它不消费。所以一个社会一旦老龄化，它的产出是不增加的，但是它的消费会萎缩。人年轻的时候可以一下子喝七八瓶啤酒，老了之后可能一瓶都喝不完；人年轻的时候见着美女两眼放光，人老了之后就非常佛系了。所以人的生命会有一个欲望周期，在统计上讲，48岁是人的消费高峰，在此之后一路下降。所以在90年代中期之后，下岗潮叠加老龄化浪潮，它塑造了过去这20多年，东北经济逐步跟全中国平均水平拉开距离的内在因素。老人不消费之后，当地经济就萧条，它的服务业就相对萧条。东北原本在计划经济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军工行业、重工业、高科技，跟全中国的循环有一个局部脱钩，由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就是它本地的年轻人很难在家乡挣到很多钱，高收入的岗位很难找到。所以东北的年轻人离开了家乡到北京、到南方读书之后，他会发现自己很难回到家乡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工作。于是东北出来读书的年轻人就不回老家了，这又加速了东北老龄化的趋势。因为当你有一部分优秀的年轻人离开家乡，不再回去，那么留在本地的年轻人，他们的收入和就业机会也会进一步下降。这是什么原理呢？许多人以为当地年轻人少了，年轻人是不是就值钱了呢？恰恰相反，有一句话说物以稀为贵，但人呢？人以聚为贵。人聚的越多、越密集，不是说他竞争更激烈更难混，恰恰相反，人聚集的越多，尤其是年轻人聚集的越多，每个年轻人发展的机会就越大。为什么？人是一种群居动物，人聚在一起，他的分工规模就扩大了，交易机会增加了，合作的成本就降低了。所以作为年轻人来讲，你要获得最快的成长，最大的发展空间，就一定要去人最挤的地方，竞争最激烈的地方。你不管用什么方式聚在那些地方，你获得的信息，学到的东西，能力的提升都是最快的。所以东北的年轻人密度下降之后，就导致原本没打算离开美丽家乡的那些东北年轻人也不得不离开家乡。因为他会发现他的收入水平、收入增长空间、发展机会跟南方的同龄人差距越来越大，所以他们也不得不离开。所以这就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年轻人口持续流出，这个地方就不再有生气。为什么东北会成为全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区域？东北是全中国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最早的区域。现代化的一个核心指标，就是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上升，或者说女性的解放。在各种传统社会中间，女人地位是大打折扣的。但是女性一旦受了教育，一旦获得了自力更生的能力之后，她就觉醒了。“我不是男人的附庸，我不是家庭的生育工具，我要活着，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自己。”所以这种个体的觉醒，就带来了行为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那就是离婚率上去了，生育率下来了。这个东西几乎不可逆。这对女性来讲，当然是个好事了。但在宏观政策上，一旦生育率下降，短期内问题不大，但是时间稍微长一点，一两代人之后，社会的老龄化就很厉害了。北大林毅夫老师的团队里边有些人跑到东北去给地方政府做规划，提出东北要跟东南方向形成梯度发展，想要形成一个产业递次的承接。比如东南沿海纺织业即将没有竞争力，那么东北应该搞纺织业发展。假如我刚才讲的这套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是有解释力的话，那么这种观点我认为在实践中肯定不会成功。为什么？因为东北其实在1930年代就搞纺织业了，到了今天，东北能找到足够多的年轻妇女跑到纺织厂里边，去承受每天12~14个小时的纺织女工工作吗？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发展，而是走回头路，我认为是行不通的。东北应该怎么规划才能够真正有效振兴？东北振兴必须要寻找一个契机，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简单因素就决定了所有东西。它是一系列因素形成的一种循环，要么是正循环，要么是负循环。所以我们要寻找一个契机，使得东北区域形成一个新的良性循环。这个良性循环不能是在面上做的，而是必须寻找一个热点。比方说假如之后我们抓住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变迁的契机，图们江出海口打通了。假设能够打通，再加上全球气候变暖，北海通道可以通航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么我们多造几艘大规模的破冰船，就可以每年多几个月保持向北通过北冰洋到西欧去的这样一条海上通道。如果能够保持较长时间开通，那么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在图们江出海口那个区域塑造一个经济热点，在那个地方做一个新城。中央提供特殊政策，提供足够力度的投资，然后以此为基础，吸引住全东北的年轻人，不要孔雀东南飞，而是聚集到那个区域去。在此基础之上，我们甚至能够牺牲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一部分年轻人来共同开发繁荣那样一个新城市。从而形成火种，形成良性循环，形成一个热点，能够使东北这个区域形成新的活力。转载｜观视频工作室

8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9位专家现场发言，对“十四五”的发展环境、思路、任务、举措提出重要意见和建议。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是9位现场发言专家之一。陆铭认为，在城乡和区域发展方面，如果一些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得以解决，将会产生巨大的“制度红利”。具体政策方向，如强化都市圈、城市群的增长极作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强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投资、增加土地和住房管理的灵活性等，让城乡和区域发展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生于1973年的陆铭，是发言专家中最年轻的，“70后”学者进入建言献策核心圈，为之注入新鲜血液。本文为观察者网对陆铭教授的专访（上）。►

年尼克松访华，也差不多可以看作是决定中苏关系乃至全球格局的“关键十年”。它无论在地缘政治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深刻地改变了“冷战”的历史，甚至奠定了“冷战”结束的政治基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78

大视野、大格局、大战略。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聚焦中国模式，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话语在世界范围崛起。

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影界文化战线的发展脉络（1937-1956）作者：郑睿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中心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专职研究员注：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构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8ZD14）【内容摘要】本文拟以时间为线索，探究1937-1956年这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影界文化战线的发展脉络与总体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国民党严格的行政干预下，中共在香港影界文化战线发展相对隐蔽，但也取得许多卓有成效的阶段性的成果。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到50年代中期，中共在香港电影界的文化战线则逐步发展壮大，不仅建立以“南方”为主的宣传、外交系统，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以“长、凤、新”为代表的国语片创作队伍与以“新联”“中联”为代表的粤语片创作团体，推动香港左派文化进入黄金时期。【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香港影界；文化战线；1937-1956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上海沦陷，内地影人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中国电影基本格局随之发生改变。而由内地南来香港的影人群体中，既有夏衍、司徒慧敏在内的左派影人；也有以罗静予、罗明佑为代表的国民党官营机构影人；还包括汪福庆、高梨痕、洪仲豪、洪叔云等商业电影高手。这期间，内地电影中最具商业活力和发展潜力的电影力量南来香港，为香港电影的发展带来了资金、技术、设备、人才，提高了香港电影整体的工业化水平。也是从193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介入香港电影界，并有意识地进行文化战线部署。这一时期，不同派别、不同政治力量在香港汇聚，为了争夺香港电影的文化领导权，它们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它们又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合作。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中共如何领导建立自己的电影队伍，从而推动香港左派电影全面繁荣？一、“既斗争，又合作”：1949年之前香港政治、文化生态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兵分三路进攻华北地区。与此同时，日军从海上对宁、沪一带发起了军事进攻。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队进攻中国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战火波及上海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淞沪会战虽然最终以中方不敌日本而结束，却打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速战速决”的计划，同样激发了举国抗战的士气与坚持持久战的决心。淞沪会战之后，中日战争不再是地区性的局部冲突，升级为全国性的战争。“八一三”的炮火给上海带来了沉痛的打击，在1937年11月之后，上海沦陷，租界区成为“孤岛”，日军开始大举侵华。随着内地各大城市的陷落，为躲避战乱，大量内地民众南来香港。南来香港的人群中，尤其以广东、上海两地人居多。内地文化界、电影界人士，也在这一时期相继南迁。南来香港的人群带来了物资、资金，为香港电影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香港经济在这一阶段迅速发展，为香港影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一方面，港英政府在这一时期加大监管力度，不再允许有明显抗日的宣传出现，香港抗日文化活动受到控制。另一方面，香港在此时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抗战文化，“形成了以内地人员为主导、抗战文化的繁荣”。(1)除了抗战爆发这个大时代背景之外，国共关系的不断变化也是这一时期政治生活的重要背景。“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方针政策，集中力量“围剿”红军。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国的西安事变。而接下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内战，并且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国共在庐山谈判，双方并没有完全达成协议。而谈判之际，日本发动了“八一三事变”，国民党政府开始由消极抗日转为积极抗日，在组织淞沪会战对抗日军侵略的同时，也在与共产党谈判问题上做出让步。终于，1937年9月22日，经由国共双方商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和合作抗日的主张，承认了中共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合法地位，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成立。中国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为左翼影人以及左翼电影文化南下香港提供了政治保证。这也是左翼文化界人士可以在香港电影界开展工作的前提。也正因为中共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左翼电影文化才能顺利地与香港影界正面接触，并被接纳成为香港电影文化中的重要构成部分。1938年，在日本占领武汉、广州后，日本政府开始改变侵华策略，由军事进攻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政府面对这样的情况，其对内对外政策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显现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倾向。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中心主题是决定抗战和反共方针，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且设立了“反共委员会”。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倾向也逐渐影响到文化领域。1939年，国民党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专门针对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后，蒋介石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并且继续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在文化界，原来活跃在重庆的文化力量决定疏散开来，一部分去延安，另一部分去昆明，还有一部分则南下到了香港。大量文化教育界、电影界人士的南来，带来了香港文化界的繁荣，香港出现了各种抗战文化团体。由于香港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各方力量均将其视为面向东南亚华侨的文化窗口，争夺香港文化界的文化领导权，有其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1939年起，国共两党之间矛盾公开化。政治上的变动也影响到香港文化界，国共两方力量企图在不同层面介入香港文化界，以争夺香港的文化领导权。可在“抗日救国”的历史背景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香港文化界的共识。各种力量的涌入直接触发了各种抗日团体的兴起，他们或许有着各自的背景、政治立场，但在抗战救国这一目标上基本达成了一致。是故，香港文化界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文化团体之间呈现出“既斗争、又合作”的复杂态势。这期间的香港文化界，有两大组织。其一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香港分会。“文协”原由茅盾、王平陵等“左翼”作家发起筹备组织，于1938年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于1939年3月在港成立，同样主要是文化界进步人士组成的，欧阳予倩、许地山、萧乾等人均有参与。“文协”在香港文化界积极宣扬抗战文化，组织抗战文艺活动。比如在鲁迅去世五周年忌日时，于香港德辅道西福建商会四楼举行了“鲁迅纪念晚会”，茅盾、林焕平、夏衍、柳亚子、徐迟等文艺界人士均到会，留港剧作家、文化界人士以发表演讲、诗歌朗诵寄托哀思，同时宣传抗战文艺。同期，国民党立法委员简又文受吴铁城之命，在港设立中国文化协进会分会（简称“文进”）。该会主要成员有国民党港九地区党部书记、国民党香港党部机关报《国民日报》副刊胡春冰等人，主要从事推动文化事业、促成文化界协作工作。1939

年12月23日，美联储诞生，则标志着另外一大力量板块，即金融资本，也在美国出现。当我们放眼百年前的世界时，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当时美欧都出现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这两大力量板块。这两大力量板块在

（1）本文使用的国际比较数据取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2019年6月26日登录获取；中国数据取自中国国家统计局《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各期、“国家数据”数据库。

新中国成立之后，到底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基本经济制度？由什么经济所有制成分组成？怎样找到一种真正符合中国基本国情、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模式？如何处理公有制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关系？这些终是中国领导人所面对、所需要回答的基本的问题。也正是经历了60多年的不断实践与反复试错，我们才真正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独特的，还具有十分强大的优势，这是因为它能充分发挥多种所有制的各自优势，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迄今为止世界各国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经济制度之一。不过，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了先是肯定、后是否定、再来肯定的曲折的、长期的历史过程，还经历了“两条腿走路”转为“一条腿走路”再转为“两条腿走路”的历史过程。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我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发展过程，先后经历过几次重大的制度创新，也经历了先成功、后挫折、再成功、再创新的历史演变，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混合经济阶段这是第一次重大制度创新，即从传统的半封建、半殖民经济转变到新民主主义经济。刘少奇曾明确提出，在建国初期的经济条件下，中国不要学苏联搞单一的公有制，还是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要允许多元化经济成分存在。当时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刘少奇的观点，并希望提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讨论[1]。这是中共领导人最早的“混合经济论”。当时新中国成立之后，存在五种不同的经济成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共和国最早期的混合经济成分共存的时期，其经济类型表现为一种以私有经济为主、国有经济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多样化混合经济类型。当时的第一次土地改革和国有化都是相当成功的。其中，国有化也是相当有限的，新政府只是强制性地没收了官僚资本，将其立即转变为国有经济，并没有限制和消灭私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当时的《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三十条还明文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共同纲领》还提出：“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图片来自《我们走在大路上》视频截图毛泽东称这是“统筹兼顾”的方针精神。对私营经济，他还提出“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方针。所谓“有所不同”，就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处在主导地位，它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经济却不同，要加以区别。但在其他问题上要按《共同纲领》办事，公私一样发展，有公无私是不对的，这就是“一视同仁”。刘少奇还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需要10到20年的时间，应当使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都有发展[2]。这些方针是符合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也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建立前所未有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大的制度变迁，还有一个需要10到20年时间的逐步适应、不断巩固和完善的过程。但是，刚刚搞了几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就制定了“一化三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就是要扩大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农民和手工业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以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全民所有制”[3]。也就是在城市地区实行第二次国有化和集体化，消灭城市私有经济，削减城市个体经济，在农村地区实行集体化，消灭农村个体经济和土地私有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苏联理论的影响[4]。作为第二次重大制度创新的“三大改造”曾打算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时间完成，实际上于1956年就完成了，既搞得过纯过公，又搞得过急过快[5]。可惜的是，后来制定的目标并不是要使五种经济成分共同和谐发展，而是通过划分不同的经济成分，逐步针对性地实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改造在1956年基本完成，仅从就业角度看，城镇个体劳动者从1949年的724万人，到1953年达到高峰，为898万人，占城镇就业总数（2754万人）的32.6%，到1956年又急剧降至16万人，占城镇就业总数（3205万人）的0.5%；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也从1953年的高峰367万人急剧减少至1956年的3万人[6]。此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二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阶段从1956年到改革开放之前是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的经济主要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经济为主，并视之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把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视为资本主义。公有经济占到国民经济总量的接近百分之百，非公有制经济几乎已经销声匿迹。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封锁的背景下，我国独立自主地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城镇个体劳动者就业人数在60年代初期曾一度恢复至1963年的高峰，为231万人，到1977年时仅剩15万人。即使是在上海、北京、天津等最有条件创造就业的大中城市，也反倒让成百万新生劳动力上山下乡。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单一的公有制不符合中国国情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无法在城乡创造更多的就业，经济效率低下，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到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45亿元，农村有2.5亿贫困人口，城镇有上千万待业人员。但是也应当注意到，我国的公有制体制也不是单一的，仍然实行的是混合的公有制经济。可以说，高度公有制经济成分如全民所有制也只覆盖全国就业人口不足五分之一，其他公有制经济如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农村人民公社经济的公有制程度的极低水平，是由当时极低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不过，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乡村，仍然有大量的十分活跃的市场力量，当时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如黑市（非法市场）、灰市（准市场）的交易。形象地讲，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市场的力量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旦改革，各种经济成分就会爆炸性增长。三第三个阶段是向社会主义混合经济转变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就发生了逐渐的却是重大的转变，从两种公有制经济成分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转变。首先是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最初是以集体所有制的社队企业形式，却是基于市场机制驱动，无计划指标，无价格控制，无上级主管控制，是极具市场活力的新型经济组织。其次是个体工商户，1978年时个体工商户占城镇就业人口的0.16%。从1979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到198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的《进一步作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文件中都明确指出要“鼓励和扶植城镇个体经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首次提出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思路，明确了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同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力量；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该决定的发布使这一时期城镇个体工商户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85年，个体工商户占城镇就业人数的比重达到了3.51%，到1990年为3.60%。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对历史上的错误认识作了深刻反省：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左”倾错误，我们曾经急于求成，盲目求纯，以为单凭主观愿望，依靠群众运动，就可以使生产力急剧提高，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绝对公平。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这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从“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向混合经济体制。为此，该报告明确提出在公有制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私营经济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们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为此，1988年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为混合经济中的私营经济成分的发展开了“绿灯”，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到1990年，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城镇人口就业人数的比重为0.33%，大部分是由个体工商户转为民营企业。中国对外开放成为基本国策，不仅打破了全民所有制格局，而且积极吸引更具现代化要素、更具竞争力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也促进了混合经济的形成。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提出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纪要》提出：放宽利用外资建设项目的审批权限；增加外汇使用额度和外汇贷款；积极支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改造老企业；对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及外商投资企业，给予若干优惠待遇；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力发展进料加工出口；调整几个城市的开放类别；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利用外资的计划指导；在改革方面应当走在前头。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外资企业法》，为外资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应当切实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1979—1982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额为17.7亿美元；1983—1985年期间，达到43.0亿美元；1986—1992年期间，达到3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额相当于GDP比重由1983年的0.3%提高至1992年的2.3%[7]。1979—1984年，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累计为3724个；1985—1992年，累计达到87543个[8]。在这一时期中国并没有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单位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而是采取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推行企业责任承包制，改变激励机制，促进这些企业转型。因此，国有单位就业人数是增长的，但是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是明显下降的，到1990年为60.71%，比1978年的78.32%下降了17.61个百分点。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口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到1990年也只有20.83%，比1978年的21.53%略低一点。这一时期中国逐步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演变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存，形象地讲，就是逐步从“一条腿走路”演变为“两条腿走路”，这就逐步形成了共生共赢的新格局，也产生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两大动力。1993年，我根据1978—1992年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改革以来，取得突破性和实质性的进展之一是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打破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独霸天下的格局，使我国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以国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类型。当时，中国已经形成了两大类型九种经济成分。两大类型是指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九大成分是指：（1）国有经济（指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经济类型）；（2）集体经济；（3）合营经济；（4）个体经济；（5）联营经济；（6）私营经济；（7）外商投资经济；（8）港澳台投资经济；（9）其他经济。不过我还提出了两类核心问题：第一类问题是私人财产究竟是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是通过自愿交换或市场交换，还是通过强迫交换或非市场交换？私人财产权利的排他性（exclusivity）和普遍性（universality）等原则是否被公开承认？私人经济经营者最担心的是，他们的私有财产是否像50年代国有化运动那样再次被“充公”、经济活动是否被再次“取缔”。第二类问题是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是否“公平竞争”？税制、利率面前是否都“一律平等”？[9]四第四个阶段是发展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开始进入蓬勃发展期。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到2002年，全国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数达到了1999万人，相当于1990年的3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4.5%；农村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也达到了1411万人，相当于1990年的12.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3.4%。在城镇地区，个体工商户占就业人数比重从1990年的3.60%提高至2000年的9.23%；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就业人数比重从1990年的0.33%提高至2000年的5.48%；而国有单位就业人数的比重由1990年60.71%下降至2000年的35.00%，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数的比重从1990年的20.83%下降至2000年的6.47%。五第五个阶段是形成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我们的评估报告表明，上述任务取得了重大进展。首先，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基本建立，全国90%以上的国有企业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多数企业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等机构，逐步规范了公司治理结构，一大批国有企业实行了股权多元化，形成了混合所有制的股份有限公司。国有企业经过痛苦的，艰难的改革之后，进入迅速崛起的黄金时代。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先后经历了先下降阶段（1978—1997年）、“死而后生”阶段（1998—2002年）、重新崛起阶段（2003—2013年）的发展历程。这一时期国有资产总量大幅度增加，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不断优化，国有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发展质量大幅度提升，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10]，一大批国有企业迅速成长为世界级水平企业。国有企业从户数上看占全部企业户数的比例较低，但已经成为世界500强企业和世界2000强企业中日益强大的后来者、追赶者、竞争者、创新者。2000年中国大陆有9家国有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到2014年中国大陆有92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其中有83家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9家民营企业。国有经济从“大而全”向“强而精”发展，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战略产业做强、做精，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集中资源发展战略产业的新优势，代表着中国企业的集体崛起。2019年世界500强企业，前五中有三家中国企业，都是国企（图片截自财富中文网）其次，非公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经济竞争制度基本确立，对大力发展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提出了鼓励性政策，民营经济进入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全国实有企业大幅度增长，在2002—2013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90%，其中私营企业增长最快，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5.00%，私营企业数占全国实有企业总数比重从35.93%提高至80.43%。在这一时期，个体工商户从2377万户增加至4436万户，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84%；全国总计（指实有企业数与个体工商户的总计）由3111万户增加至5964万户，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09%。从创业视角看，不包括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力，全国市场经济主体总计数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从2002年的2.42%上升至2013年的4.38%，显示了这一时期大大地激活了各类市场经济主体，他们成为创造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和新增就业的主体。截至2013年11月底，全国实有企业1503.82万户（含分支机构，下同），注册资本（金）95.29万亿元，平均每户633万元；内资企业1459.19万户，注册资本（金）82.97万亿元，平均每户569万元。其中私营企业1229.3万户，注册资本（金）38.26万亿元，平均每户311万元；外商投资企业44.64万户，注册资本12.32万亿元，平均每户2760万元；个体工商户4400.41万户，资金数额2.39万亿元，平均每户5.43万元；农民专业合作社95.07万户，出资总额1.78万亿元，平均每户187万元[11]。与2007年6月底相比，私营企业注册资本（金）总额所占比重从25.1%增长到40.2%。这里仅以规模以上工业中私营企业发展为例。2002—2012年，企业数增长了2.84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4.4%，即使是有大量的私营企业退出市场或破产，但是“出生率”也大大高于“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增长率；资产总额增长了17.4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3.1%，平均每个企业的资产额从1

本文原载于《观察者网》

《人民日报》9月24日发布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铸就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浩大、气势雄伟的现代化事业。中国的发展不仅造福了本国人民，也产生了深远的世界意义。中国为什么能？我们请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为你解读。今天播出第三讲

1978年，社队企业已超过150万家，吸收了2800万农村劳动力，1983年社队企业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1.7%。见潘维：《农民与市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0、71、101页。

《人民日报》9月23日发布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铸就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浩大、气势雄伟的现代化事业。中国的发展不仅造福了本国人民，也产生了深远的世界意义。中国为什么能？我们请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为你解读。今天播出第二讲——《14亿人的成功》。

《人民日报》9月22日发布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铸就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浩大、气势雄伟的现代化事业。中国的发展不仅造福了本国人民，也产生了深远的世界意义。中国为什么能？我们请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为你解读。今天播出第一讲——《中国不容易》。

可参考麦肯锡顾问公司对于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一千家企业进行的调研报告《狮龙共舞》。根据这份报告，在非洲的中国企业雇用当地雇员的比例达到89%，而且对64%的员工进行培训，参见：Dance

当然，最终的世界大同需要消灭国家边界和国家本身。问题在于：只有彻底在大多数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实现工业化，才是迫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入“国家消亡和世界大同”这场人类命运共同体运动中来的前提。

谨以此文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70周年。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与作者所在工作单位无关。作者感谢陈经、文杨、高柏、朱云汉、王绍光、王湘穗、文莉、曲径、肖丰等对文章初稿提出的反馈意见。

纳米技术是当代材料科学的前沿，其发展不断更新着我们对材料可能性的认识。《圆圆的肥皂泡》所想象的，正是材料领域的突破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小说中最后显然实现了规模生产的

改变了广义“工业党”赖以存在的外部条件。受这一事件影响，《大国重器》第二季于2018年播出后，反响远不如第一季。这固然有制作团队已非原班人马的原因所致，但从中也可以看到舆论空间风向的转变。

“我非常直白地对福山先生说，我认为不是‘历史终结论’，而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中美两个模式都是新生事物，就差十几年，两者之间可以竞争。”近日，东方卫视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每周一晚21:30持续热播。每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结合自身经历，从国内外热点、难点问题切入，比较中西文化，建构中国话语。在6月17日的第二十二期节目中，张维为教授批判“历史终结论”，呼吁中国学者做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原创性研究。现整理节目演讲与对答部分，以飨读者。《这就是中国》第22集大家一定记得，2011年前后爆发了所谓“阿拉伯之春”，它迅速从突尼斯蔓延到埃及、叙利亚、也门等许多阿拉伯国家。当时，西方国家和西方媒体像打了鸡血一样，一片欢呼声，宣布伟大的西方民主模式降临到了阿拉伯世界。他们认为阿拉伯世界的春天来临了。与此相反，我的判断是截然不同的，我认为“阿拉伯之春”不久要变成“阿拉伯之冬”。现在考证下来，我是全世界最早做出这个预测的学者，我至今引以为荣。英文维基百科的“阿拉伯之冬”词条是这样表述的。它说：2011年6月，中国的张维为教授与“历史终结论”的作者弗兰西斯•福山进行了一场辩论。福山当时认为“阿拉伯之春”可能会蔓延到中国，而张维为教授则率先预见了“阿拉伯之春”将变成“阿拉伯之冬”。我当时这样说，“至于中东最近出现的动乱，体现了人们好像要求自由，而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那个地方的经济出现了大问题。我去过开罗，去过4次，20年前跟上海的差距大概是5年，现在要落后上海40年。一半的年轻人没有就业，不造反行吗？而且我自己对中东的了解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千万不要太高兴，这会给美国的利益带来很多的问题。现在叫‘中东的春天’，我看不久就要变成‘中东的冬天’。严格讲那个地区还没有成熟到中国的辛亥革命时期，所以路漫漫，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会看到的。”果然，不出所料，“阿拉伯之春”很快就变成了血风腥雨的“阿拉伯之冬”，埃及的全面动荡、叙利亚的全面内战、利比亚的全面失控、也门的全面厮杀，我想阿拉伯之冬的影响还会继续下去。阿拉伯之春在埃及（图片来源：网络）我经常跟国内朋友说，当时我们不少国人被来势汹汹的所谓“阿拉伯之春”吓到了，认为中国制度也岌岌可危，哪里还敢向西方政治话语亮剑？我经常跟欧洲人说，如果当初你们能够听取像我们这样的中国学者的预判，你们也许就可以避免今天席卷欧洲的难民危机了。但现在已经晚了，你们只能自己去承担这场危机所带来的一切了。我也经常对美国人说，不要再到处放火，一会儿“颜色革命”，一会儿“阿拉伯之春”，这叫害人害己。结果将一个比一个糟糕。你们驻利比亚的大使都惨死于“阿拉伯之冬”，这个教训还不够深刻吗？在历史转折的关头，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能够在全世界第一个做出准确的预测，这既是对自己国家的尽责，也是对世界的尽责。让我们还是回到那场被有些学者称之为“世纪之辩”的辩论，我和福山的辩论正好是发生在八年前的这个时候，2011年的6月。我们可以简单回顾当时辩论讨论的主要内容，我想这些内容实际上还在影响，以后也会持续影响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辩论中所涉及的一系列尖锐的政治问题，比方说民主还是专制的问题、问责制的问题、中国和美国政治制度的未来问题、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问题、西方民主的未来问题、民粹主义问题、世界的文化会不会趋同等等。我想这些问题都会长期地影响中国、美国乃至整个世界。这场辩论的地点就在上海文广大厦，离我们这个演播厅不到千米。大家知道福山先生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大家，他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使他一举成名。他的基本观点很简单，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终结了。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崩溃似乎印证了他的观点。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图片来源：网络）所以当时《文汇报》和上海春秋研究院邀请他来，希望他谈谈国际秩序中新兴经济体的作用，然后跟我进行一场对话。我记得他到了文广大厦休息室，对我们说，他今天想谈谈中国模式。坦率地讲，我们有一点点惊讶，因为这跟我们原来给他的题目不完全吻合。但是这些年来，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西方话语的渗透非常之深，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法学等。在与福山进行辩论之前，我也看了一些中国学者和他进行的对话和讨论。恕我直言，我觉得那不是对话，更像是“汇报工作”。我们一些学者关心的是中国哪一天才能达到美国的民主和法治的水平，我将其称为弱者的心态。这种弱者心态使西方很多学者到中国来，真是如入“无人之境”，就像美军入侵伊拉克一样，所向披靡。他们在任何问题上都可以发表意见，他们的意见都被看作是专家的观点、名家的观点被广泛转载和引用。我觉得这种局面应该走向终结了。我对在场的《文汇报》负责人说了一句，我说给他一点中国震撼吧。当然，我们双方都保持了必要的礼貌和互相的尊重，但我们的观点分歧非常之大，辩论是激烈的，但不失理性。应该说这场辩论已经成了中、西方学者就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进行的理性对话和正面交锋的一个经典。时间有限，我在这里就和大家简单地回顾一下那次辩论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我大概梳理了一下，可能有1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刚才已经简单讨论过，就是中国是否会经历“阿拉伯之春”，以及“阿拉伯之春”的未来。第二个问题同样尖锐。福山说他研究中国历史，觉得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碰到好皇帝这个朝代会繁荣昌盛，碰到坏皇帝这个朝代就一蹶不振，他叫做“坏皇帝问题”。我当时的回应是这样的，即使退一万步，中国历史被简化成“好皇帝坏皇帝问题”，我粗粗算了一下，中国至少有七个朝代的寿命在250年以上，比美国历史都长，谁也不能保证美国和西方的制度能够继续下去。我说中国已经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改革，解决了他所关心的所谓的“坏皇帝”问题。中国领导人大都历任两三任省委书记，治理过至少1亿人口，而且中国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像美国小布什总统当政以后，可以随意地发动两场愚蠢的战争，在中国这个制度下是不可能的。小布什在9·11恐怖袭击以后发表电视演讲（图片来源：网络）第三个问题就是“小布什问题”，这是我提出来的。我接过福山的“坏皇帝问题”，说我现在担心的不是所谓的“坏皇帝问题”，而是美国的“小布什问题”。我说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的政治制度都需要改革，但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来没有停止过。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前工业革命时期的产物，需要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没有实质性的改革，当时我说我担心美国今后选出来的总统可能还不如小布什。今天很多人，包括很多美国人，欧洲人非常认同我的预测。2017年我们在奈克萨斯辩论的时候，我又回忆了这场辩论的这个观点，下面掌声一片。第四个问题是问责制。福山理解的问责制就是西方那样每四年进行一次的大选。我当时这样回应，我说我长期在西方生活过，熟悉西方的所谓问责制，我觉得现在看来这种制度越来越难以真正的问责。我跟他这样说，中国现在正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治制度。我们从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以后还要学。但是我们的眼光是超越西方模式，因为西方模式有太多的问题，无法做到真正的问责。今天中国进行的问责制试验和探索，包括了政治问责、经济问责、社会问责、法律问责等等，比西方这个所谓的问责制的面要宽很多。我当时举了一个例子，我说在我们的辩论地点，这个会场是在上海静安区，这个区不久前有一栋民居着火了，造成不少百姓生命财产的损失。实际上，这是政府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一个工程，但由于种种原因，结果出了事故。我们马上实行了问责制，有关的官员、有关的公司负责人都受到了处理，被绳之以法。相比之下，美国金融危机是2008年爆发的，我们当时这个辩论是2011年，整整三年过去了，现在是一笔糊涂账，没有任何人问责或者被问责。我说美国老百姓财富平均减少了1/4左右，但是没有任何人被问责。第五个问题是关于法治，他说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法治。我说我们一直在探索建设高质量的法治社会，我们也一直在学习西方法治建设的有益经验，但我们的眼光是超出西方法治模式的。以美国为例，金融危机爆发后，对于造成金融危机的那些金融大鳄，美国不仅没有把他们绳之以法，而且以法治的名义给这些人大量的奖金，上亿美元的奖金。为什么？因为美国的法治，这些华尔街大鳄几乎都和这些公司签过合同，英文叫“golden

2.市场结构的系统化：为什么被迫反应会十分被动？因为市场结构已经高度系统化了，新的核心产品会导致整个产业链上的供应商依照其标准做出调整，而核心产品的跟随者只能被迫适应这种全行业调整。

对“全面发展”的表述非常突出。全面发展的一个含义是文理兼备。流行的通识教育已经践行学生选课时文理互通，看似是一种进步，但是在“工业党”思维观照下，一些误区也呈现出来。第一个误区是注意到“文理”兼备

的学术论文，所触及的诸多相关问题还有待继续深化研究。为此，《东方学刊》2019夏季刊于2019年3月3日召开专题研讨会，邀请几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和立场切入“工业党”

比如说上周A股的普跌就是一帮机构和投资者借着贸易谈判这个事儿收割散户的韭菜，正常情况下大批资金跑出来证监会可能找他们麻烦，然而他们借特朗普的推特说这个责任是特朗普的，他把我们吓着了，你们去找他吧。

所以在全球经济体系里，虽然局部浮现出一种裂解或者是逆全球化的力量，但是再联结或者深化融合的力量也在同时推进，而中国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我的基本判断是再联结与深化融合的力量远大于裂解的力量。

我在《预言与危机》中用了一个概念叫“态度的同一性”，用以说明“五四”文化运动的同一性所在，同时又说明这一同一性的临时性和脆弱性。这一概念参照了恩斯特·卡西尔（Ernst

]2012年观察者网继之而起，较之四月网的理念依附性，观察者网则致力于打造理念自主性，资方与管理层尝试打造一套兼具民族性和现代性的“中国立场”话语解释“中国模式”。而随着“马前卒”等“工业党”

本文系《东方学刊》“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文章之一寒竹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当代中国的发展奇迹何以可能？这是当今世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自身，都在以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视阈来探讨这个问题。对于世界各国来说，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34%份额的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理解了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向，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世界经济的发展走向。对于中国来说，深刻理解自身过去40年的发展奇迹何以可能，对未来社会持续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正确地总结出过去做对了什么，才有可能对未来的发展作出正确的选择。中国奇迹何以可能？也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个课题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众多学科。从不同的学科对中国过去40年风云激荡的改革与发展进行微观和宏观的分析研究，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对丰富和发展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文不准备在此阐述中国改革开放40年对世界发展的重大意义，也不打算在此分析和梳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具体历史进程，仅讨论催生40年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如何产生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对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和进一步解放思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系《东方学刊》“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文章之一杨光斌丨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在中国流行着两套民主话语体系，分别是马克思主义民主（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冷战结束之后，在政治学理论研究中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一度似乎更加流行，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约瑟夫·熊彼特（J.A.Joseph

多亿元，全国有8400多万人受益。这只是一个开端。自此，中央开始逐步建立兜底政策网。2002年中央提出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中央接连出台文件督促各地要做到“应保尽保”：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