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思：共产党如何赢得青年？首先要认识青年
五四青年节
今年是五四运动的第104个纪念日，也是共和国第74个五四青年节。
回望100多年来一代代青年人的丰功伟绩之时，当下的青年该如何面对这个时代提出的问答题？
我们的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目前正在实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少年强则国强，这一代的青年人能否承担起属于自己的时代使命、推动中国继续前进？
我们还处在一个社会剧变引发代际变迁的年代。当下的青年群体中，有人纠结于能不能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有人戏谑“卷不动、躺不平”，主流叙事的说教已不足以打动青年人，面对升学、就业、住房、养育等压力，他们的动力源泉与上一代人相比有些许不同。
新时代，共产党如何赢得青年？观察者网日前通过书面问答形式，采访了中央团校科研与智库工作部主任、对外经济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廉思。作为中国新兴群体的瞭望者，廉教授认为，想要赢得青年，首先要放下“爹味”的说教思维，去认识青年。
YOUTH DAY
体制外青年：工作价值意义感低
观察者网：2009年，您在《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一书中，提出了就业问题这一严肃话题。十余年后，中国青年人的就业问题仍是社会关注热点，“躺平”、“内卷”、“孔乙己文学”等词语风行一时。您在2022年开展有关在职青年择业的问卷调查，指出上述“热词”的实际含义与字面义不同，反而呈现出当代青年更高的择业标准，您为何得出这一结论？
廉思：当青年人在谈论“躺平”“内卷”“孔乙己”时，他们在谈论什么？是真的拒绝奋斗、逃避现实，抑或只是开个玩笑？
青年对于社会发展进程中各种问题最先具有敏感性，创造性的使用各种“说法”或“表情包”，一定意义上表达了他们要求重新解释世界的强烈愿望。这种解释具有一定的意义重构性，也就是说，上一代人认为的“躺平”和当代青年认为的“躺平”有着截然不同的涵义，要避免把“自我理解”当作“青年意见”的认知偏差。
2022年，课题组对全国（不包含港澳台地区）31个省（市、自治区）青年开展了万人抽样问卷调查。同时，走访了各类典型企业54家，开展座谈会24场，访谈企业家和青年代表共计285人，调查形成了关于青年就业一系列新判断和新认知。
调研发现，在青年眼中，参加工作的意义和目的正在由“生存”转型为“发展”，选择职业的标准不再仅仅是“薪酬高”，而是更注重“创造价值”。调查数据显示，青年择业的考虑因素中，勾选率最高的选项为“能够实现人生价值”，其勾选率水平甚至是“收入高”选项的4倍。
此外，当代青年在个体工作与社会责任的关系认知上，也呈现出较高的思想觉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并非主流，“家国情怀的责任担当者”才是主体。
调查数据显示，有81.1%的在职青年和82.0%的应届毕业生同意“工作是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应届生中党员认同这一观点的比例更高，达到83.9%。同时，有90.2%的应届生同意“我认为努力工作通常能带来更好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影响未来人生事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取决于“个人努力”（72.0%）的“后致因素”，而非取决于外界环境和家庭背景的“先赋因素”，体现出奋发向上、自主自为的人生观和事业观。
值得重视的是，在趋向“价值意义追寻”与“社会责任”的青年就业观念下，在个体工商业、三资企业、民营/私人企业从业的青年工作满意度得分显著低于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
进一步分析工作意义感指数，也可发现类似趋势：三资企业<个体工商业<民营/私人企业<国有企业<党政机关。我们在调查走访中也发现，体制外青年容易产生“为资本打工”的价值迷茫感，甚至有青年坦言：“同样都是写代码，央国企的工程师是大国工匠，为国争光；但为什么在民企就感觉是给老板打工？职业自豪感去哪了？”
由此可见，体制外青年虽然在内心里认同“工作是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工作不只为了挣钱，更是为了做有价值的事情”，但是一旦进入到日常工作的场景之中，又常常难以将“具体的工作内容”与“为国奋斗的意义感”相串联。
因此，能否助力体制外青年正确认知工作的价值意义，把自身从事的职业内容与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建立起紧密的联结，是今后青年工作应当关注的重点内容。
YOUTH DAY
青年人为何“自我矮化”？
观察者网：这个发现很有意思，也很有中国特色。2021年，您的课题组发布“当代青年大学生对民营经济的政治认知度调查”，引起广泛关注，您能谈谈这个调查的初衷吗？“打工人”“资本家”等字眼重新在数字蓝领和高知群体中盛行，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廉思：2021年底，我们课题组在全国高校大学生中开展了“当代青年大学生对民营经济的政治认知度调查”。在这项调查中，课题组从资本化印象、爱国情怀感知、监管必要性、社会责任感、雇佣感受、与国家关系等维度，运用政治学和社会学方法，全景深度解析了当代青年对民营企业的意识形态判断和社会政治态度。简单来说，此调查力图精准刻画出当代青年对民营经济的政治态度“光谱”。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大学生对民营经济的政治认知”这样一个切入点？就是想通过这个调查从一个侧面窥见当代青年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改革开放后，尽管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民营企业家长期被视为创造物质财富的建设性力量。
而在过去几年，社会舆论对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认识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民营经济是改革开放后涌现的新事物，借此可以看到，青年对40多年来中国发展各种力量贡献度的评价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要“依靠谁”的判断。
调查得出的一些结论令人深思。比如有43.63%认为“民营经济未来有一天会消亡”，有20.56%不认同“民营经济发展越好，越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除此之外，从调查也可以看出，许多大学生对加强民营经济的监管，以及“追究民营经济原罪”的认可度也非常高。
大学生在相对独立的场域学习和生活，与直接的社会生产有一定脱离。他们的观念主要不是从职场体会中得来的，也不是从真正的劳动参与中得来的，而更多地来自于家庭、学校和媒体宣传。
这种对民营企业的态度，反映到就业青年群体中，表现为大量在民营企业就业的白领和蓝领，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自我矮化”。近年来，民营企业青年常以“打工人”自居，即便是民营企业的高科技人才，也认为“企业的发展和我无关，我只是一个打工人而已”。
“打工人”概念的提出，反映出这些青年国家主人翁精神的缺失。如果民营企业青年认为自己只是“打工人”，在给“资本家”干活，这种认识无异于把自己排除在国家的主体建设力量之外，也排斥在国家的主流话语体系之外。
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已从2012年底的1085.7万户增长到2022年的4700多万户，十年翻了两番多。在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80%；民营上市公司数量突破3000家。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为巩固存量就业和吸纳新增就业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力的支撑。
可见，民营经济依然是青年就业的主要去向。民营企业受到的主观贬损评价与客观高就业吸纳并存，意味着一部分体制外青年对自身所处的行业并不满意，对职业生涯不愿做长远规划，也降低了他们融入国家的动力。
如何看待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党已有很多重要的论述，在此不做过多展开。我想说的是，如何引导青年全面系统的认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历史贡献，辩证看待在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不规范行为，仅做动员、宣传或反复阐述党的政策可能是不够的，这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亟待厘清，同时还要做好面向青年的话语转换和教育引导工作。
比如民营企业是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用，过了这个阶段没有用了，就要消亡”（民营经济消亡论）“民营企业家作为先富人群，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阻碍”（伟大复兴阻碍论）等等。这些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影响企业家的长期信心，也会让青年产生思想上的混乱。
习近平总书记深知民营经济发展不易，多次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指方向、解疑惑、明路径。在今年两会上，他再次强调：“党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没有民营企业这支重要的力量，就不可能有活跃的市场经济，也就不可能有更加强大的中国。
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要求，学者不能缺位，要在深入研究分析民营企业性质和作用的基础上，做好向青年的宣传教育和理论阐释工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所有青年都要融入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广大民营企业青年的积极参与，民营企业青年不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局外人”和“打工人”，而是实实在在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YOUTH DAY
社会流动性：中国青年大多相信“凭借个人努力可以改变人生轨迹”
观察者网：您在论著中将青年分为8种类型，每一个类型都渴望“向上流动”。但是，有观点认为，目前青年人对“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不甚乐观。您如何看待社会流动？在青年的社会流动中，最应该重视的因素是什么？
廉思：高水平的社会流动是现代化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代际总流动率持续上升，反映个体努力程度的后致性因素已经取代家庭出身等先赋性因素，成为影响个人社会地位的首要因素。
40多年来我国社会流动水平不断提升，有效激发了社会发展的深层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这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图景的生动描绘，又揭示了当代中国繁荣发展的时代密码。
另一方面，社会的流动活力不仅体现在客观的社会流动上，更是通过对社会流动的主观感知来影响人们的心态。人们对于流动的感知比真实的社会流动更为重要。
比如，有研究发现，当人们认为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可能性很小时，就很少会相信“努力会有回报”的信念，也会更加质疑结果的公平性。相反，如果人们对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有信心，不仅有助于提高其公平感知，增强其幸福感，还能减少人们身处劣境时的负面情绪和对他人的敌意。
主观的社会流动感知会影响人们的奋斗信念和行为，而努力奋斗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行为基础。因此，高社会流动感知是有利于迈向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心态基础。
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青年对当前自身阶层地位的感知“下移”（青年普遍自我选择低于统计意义上的阶层位置），但对自己未来阶层流动的感知则比较积极，这“一上一下”的对比，既缓解了当前阶层感知较差的焦虑，也增强了个体持续努力的希望，构成了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
从CSS（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9年的数据来看，有64.80%的青年人（35岁以下）认为未来5年自己的阶层地位会上升，而在非青年（35岁以上）这一比例只有38.99%。我们的研究表明，虽然流动渴望（成就预期）是青年这一特定年龄阶段所具有的“未有取向性”决定的，但中国青年在这方面更为凸显。
中国青年大多相信“凭借个人努力可以改变人生轨迹”，这其中既有一千年来科举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文化传承，也有改革开放40多年自己父辈的实践证明。
在社会快速变迁之中，有的人地位上升，有的人地位下降，这难以避免，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保证所有社会成员在任何时候都能向上流动。那么，对于正在“向下流动”的个体而言，该如何向他们解释“下游”的原因，以及他们自己又会相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自己“下游”的境况，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也就是说“下游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下游的归因”。是能力不足？努力不够？国际环境不好？亦或是社会不公平？……如果青年人认为“由于制度障碍或缺失，使自己失去了竞争机会”，这种“非竞争性下游化”的归因，无疑将引发更大的社会风险。
YOUTH DAY
35岁现象：“老司机”受追捧的需求迟早会到来
观察者网：您之前提到过，青年人对职场中的“35岁现象”深恶痛绝。您认为所谓“35岁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廉思：“35岁现象”在中国比较突出，好像过了35岁，人生就进入另一个序列了——一个被时代随时可能抛弃的序列。如果在35岁之前，没有占据一个好的位置，谋求一份好的工作，那么很可能在35岁以后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
为什么35岁会成为很多人认为的人生拐点？这与当前的某些制度设计有一定关联，比如公务员招考限定在35岁以下，很多企业亦把35岁作为招工的年龄上限，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中青年年龄上限是35岁，过了35岁，在统计学意义上就不再是青年了。有人开玩笑说：不是青年，也就没有资格再让别人宽容你，给你机会了。
当然，这里面有自然规律的因素。民间俗语“过了35，精神一上午”，35岁是人体力精力的拐点。一般认为，女性最佳生育时期（也就是卵巢的卵泡旺盛时期）应该是20到35岁之间。临床上35岁以上就为高龄产妇,属于高危妊娠范围。
综合各方面考虑，很多人倾向于认为，35岁是可以用便宜价格“收买”人时间的节点，过了35岁，一方面，甲方不愿意买了，觉得你老了，工作节奏跟不上了，工作耐受力下降了；另一方面，乙方的要求也在提高，要养育孩子、照顾老人，还要健身休闲，顾虑多了，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间相对少了，甲方购买乙方时间的难度也在加大。
部分中年人群陷入年龄焦虑（图源：南华早报）
双方的共同作用，使得35岁以后的职场呈现出另一番图景：甲方不愿意“买”，乙方也不愿意轻易“卖”，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35岁以后找工作越来越难。
其他国家并非没有“35岁问题”，但这种现象在中国更受关注。我认为这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客观方面，35岁以上的劳动者是“工作经验”丰富的“熟练工人”，却面临随时被解聘的风险，说明熟练劳动力的“经验”价值在中国不被重视。
我们在调研中也感觉到，虽然中国制造业这几年不断升级迭代，但从整体来看，制造业对技能的要求依然较低，大量的流水线工人培训几个月就可以上岗，劳动者工作年限增长对企业溢价的贡献是极为有限的。
即便是高科技互联网行业，35岁以下的工程师也要比35岁以上的好找工作，这是为什么？一般认为，低技术含量的经验可替代性较高，而高技术含量的经验由于其具有复杂劳动的性质，更为稀缺，也较难替代。
但近年来我们愈发清晰的认识到，技术使“复制”复杂劳动经验成为可能，从事复杂劳动的人也分化为两种形态：大量复杂劳动的模块生产者（如“码农”）沦为数字化的“工蜂”，而极少数复杂劳动的核心掌握者（如CT0）则成为数字化的“蜂后”。单个“工蜂”的经验没有价值，它只是个模块搬运工而已，只有在“蜂群”顶端的“蜂后”才具有掌握全局和系统集成的能力。
所以，大量“码农”形式上从事着新兴技术行业的复杂劳动（白领），其实质上进行的是重复繁琐的体力劳动(蓝领)，他们离复杂劳动的“创造”属性越来越远，而与工厂机器的“应答”特征越来越近。
一般复杂劳动者的经验并不值钱，他们同样要受到35岁魔咒的限制——随时可能被“优化”（裁员）。2012年，我课题组提出“工蜂”概念，指的是高校青年教师及其知识生产过程，当时的隐喻现在以另一种方式表现了出来。
但中国发展真的不需要“劳动经验”吗？35岁以上的“熟练工人”真的没有市场吗？大家知道，企业管理中存在大量的隐性知识，这些知识即使全部可以转化为书面文档，阅读消化掌握也需要大量时间。中国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不仅对于产品质量的要求会愈发严格，而且对于多环节协同的效率也要提升。而这些方面对于“经验”的需求都是非常强劲的，都会增加资深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价值。
以此观之，劳动者的“经验”只会越来越重要。中国产业走向“高端”，走向“精细化”，意味着“经验”将更值钱、“老司机”将更受追捧，这个需求迟早会到来。对于青年人而言，选定行业后，就要持续强化自己的“专业性”，打造技能的“护城河”。
在主观方面，中国的发展目标是赶超型的，作为后发国家，我们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警示。这种“超越”理念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也会传导到每一个人，让每个人产生极强的焦虑感，担心自己会落后、会输或者会被遗忘。此时，35岁就构成了青年焦虑的“复盘点”，青年人担心到35岁青年期结束时在社会上是什么位置，房子有没有，家庭生活怎么样，职业还能不能有进一步发展。
我觉得仅仅将这种35岁心态描述为“恐惧”是不准确的，这是一种本体性的“焦虑”，焦虑和恐惧不同，恐惧有对象，而焦虑不是对象性的，也不可能通过特定的行为来予以缓解和应对。因此，35岁焦虑是与青年期伴随始终的“存在”，或者说，它已经成为青年期的一部分，是青年生存的一种一般的状态。
所以，对于35岁现象的理解必须在与个体所发展的整个生命历程和全景社会制度的关系中得到认识，而不能仅仅被看成与某个人或某个事件相联结的个别现象。
YOUTH DAY
共产党赢得青年，需要什么样的战略？
观察者网：就其起源而言，五四青年节象征着青年人不畏强权、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社会责任和政治担当。过去十数年，您对32类中国青年群体进行社会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对国家发展的感知、制度认可、核心价值观认同等，在您看来，当前青年在政治责任感方面有什么样的特点？
廉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际遇，每代人都要面临各自的时代难题，要跨代理解却何其艰难。现在一些年轻人认为，改革开放前很多做法对个人不公平，是对个人权利的无视和侵犯，但是在上一代人眼里，个人利益从来都是要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
国家、公家、小家环环相扣、彼此相生的关系，对于现在很多青年比较陌生，因为他们未曾失去国土、未曾经历苦难。
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取得了极为伟大的成就。一方面，我们要对当代青年做好党史国史教育，让他们认识到现在的美好生活是如何取得的、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仅靠回忆过去的“苦”来让当代青年感恩现在，保持永久奋斗，可能还不够。
我们可以声情并茂地讲述改革开放前怎么样，甚至解放前怎么样，但这些历史对于当前的青年人而言，毕竟没有亲身经历过。我们再怎么讲述，他们也只能停留在想象和观念的世界里。他们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创业艰难、改革开放时代的敢为天下先等都很难感同身受。
观察者网：一方面，他们比父辈、祖辈更能直观地感受到中国的强大，对国家的自信心更强；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从“小我”的角度看世界，与革命叙事、宏大叙事存在隔阂。2020年，短视频《后浪》在官方媒体受到一致好评，但是在网络上却受到很多批判，这是为何？
廉思：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90后”“00后”的参照系生来就不同，他们生活在现代化的中国，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不同文明的生活方式，他们平视着这个世界，认为中国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比过去更高，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更不可容忍。如果国家的发展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他们可能就不满意。
当前一些青年人热衷于烧香拜佛，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现实不满，或者寄希望于另一个世界的佛祖帮他们解决现实问题——研究生是否能考上、房子是否买得起、找工作是否顺利、爱情是否该坚持——他们知道这些问题佛祖解决不了，但这些问题又切实影响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使他们处于一种困窘、尴尬的状态之中，因此他们希望诉诸命理，“讨个说法”“寻个解释”。
所以，青年人在意的并不是“什么是对的”“怎么做才是正确的”，他们不想听“高大上”的说教，他们希望得到的是告诉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关注的不是“正确与否”，而是自己当下的“位置所在”。
他们希望出现某种解释，可以帮助自己从眼前的“迷局”中跳脱出来，站在“命运”高度获得一种全局观，从而给自己当下的境况一个合理的“说法”，包括烧香拜佛在内的塔罗牌和催眠术等青年亚文化充当“解读命运工具”而受到青年人的热捧，其实都是这个作用。
这时候的青年工作，不能简单用“正确性”去说服他。他会认为，你有工作，你在体制内，你当然啥都不缺，站着说话不腰疼。
马克思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和他的利益相关。解决思想问题必须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否则思想工作就会变成单纯说教。“爹味”太重的引导，是无法对人起到真正触动的。
工作者和青年之间不是单向的输出关系，“我给你讲知识，我教你做人”，而是要给青年赋能。他找不到工作，不是不想脱去“长衫”，而是脱了也没用，亦或心里有坚守的原则不想脱。如果不顾及青年最迫切的现实需求，一味的强调教育引领，最后教育引领的目标可能也无法实现。
因此，对青年做思想工作，要几种方法“多管齐下”——靠胜利去解决思想问题，靠发展去解决思想问题，靠说理去解决思想问题——互相配合，协同发力。国家要继续取得一个个伟大成就，让青年看到国家在强大，世界地位在提升，自豪感充盈于胸；国家要靠发展让青年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宏大叙事能够落地见效，让青年能够真正分享到国家发展带来的实际成果；要做好党的理论的青年化阐释，在“软化文体”的同时“硬化逻辑”，既讲清“道理”又剖析“案例”，善于把宏大叙事与身边小事统一起来，把党和人民事业与青年个人奋斗统一起来，引导青年自觉认同党的理论。
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即具有对西方现代化的文明超越，所以，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和西方现代化制度相竞争，还要和青年人的成就预期来赛跑。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代人对自己国家的期望更高，我们的改革进程既要和社会主体人口的主要诉求相吻合，也要和社会未来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
青年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中国式现代化如果跟不上年轻一代对社会的期望，就会出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团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在新的征程上，如何更好把青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面对新的时代使命，我们要抓紧提升团结、组织、动员青年的能力，把广大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纳入制度性的治理框架。
观察者网：您在《中国共产党如何赢得青年》中提到“蚁族”时，不无忧虑地表示，他们的职业发展上升无望，可能会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根本信念产生怀疑。近年，国家出台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以及一系列更具体的政策，您对这些政策的执行效果如何评估？
廉思：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心、对青年工作的高度重视。
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强调“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近年来，支持青年优先发展的地方政策举措不断涌现，“城市对青年发展更友好，青年对城市发展更有为”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的实际行动，形成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2022年4月，中宣部、发改委、团中央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从国家层面提出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战略部署，有力推动了青年发展规划的深入实施。
以往谈到青年工作，很多人觉得“偏虚”，好像就是给年轻人上上课，搞搞活动，联谊一下。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及其配套政策出台后，现在大家普遍认为青年工作很“实”。几年来，我在基层调研时深刻感受到，受益于青年发展规划实施见行见效，促进青年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全社会关心青年发展的氛围更加浓厚。
尤为重要的是，有了青年发展规划这个抓手，城市可以更好的聚焦青年安居、教育、就业、婚育、成长环境等重点场景，将城市发展战略优势转化为服务青年的实际举措。
比如在居住环境上，很多城市加快建设以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和租赁补贴等为主体的青年住房保障体系，积极解决青年住房困难问题。
在婚育环境上，很多城市着力优化缓解青年婚恋生育养育难题，结合自身发展特点和国家政策进行创新。像杭州提出在“十四五”期间，每个乡镇（街道）拥有一家及以上示范型婴幼儿成长驿站，成都提出推进建设体现公园城市特质和具有成都特色的公园式婚姻登记处，苏州则将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和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融合，首创青少年暑托班项目等等。
目前，全国各省、市、县全部建立了同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的青年工作联系会议机制，机制常态化、会议议题化、成果政策化导向逐步建立，青年发展具体工作的协调效用持续彰显。总体看，中国青年发展水平持续提升，整体优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多项核心指标已达到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观察者网：从社会舆论层面，我们也需要承担责任，例如减少说教，更宽容地对待年轻人多样化的人生追求，这或许也是中国高速发展40年、艰苦奋斗70年之后，谋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经之路？
廉思：对青年提要求应注意“度”，过多的考核和过大的压力，会限制创造力的迸发。人从来不是“管”出来的，你把青年工具化，工具怎么会有意识？工具只是为了更好的执行。
有人可能会说，不管的话有些青年会游手好闲，甚至颓废消沉。但很多创意正是在“虚度”中偶得的，很多创新是在试错过程中闪现的。管的过“死”，最后的10%是消失了，但同时也扼杀了最前10%的冲动和闯劲。
当前我们国家在很多方面正从“跟跑”向“领跑”转变，这需要更好地发挥青年的作用，过于严苛的机制设计容易限制青年的创新思维，也不利于创新目标和创新路径的多样化。
我们要认识到，跟跑和领跑对制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我们制度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在跟跑阶段优势很明显，但在很多领域我们已经或即将处于领跑阶段的背景下，前面没有人给出方向了，我们要自己摸索出方向来，这需要更为多样化的生态孕育更多的可能性。
把所有人的工作内容都KPI化，把所有学生的时间都用上课占满，用这种方法塑造人，很难产生创新者和引领者。
历史已经证明，很大一部分科学创造不是依靠顶层设计出来的，而是肆意生长出来的，正所谓“乱的生机勃勃”。
想跨越无灯塔、无航标、无既定路径的技术“无人区”,就要给青年留出包容的空间和冗余的时间，不能让人在青年阶段全周期、满负荷地运转。青春时光不能被事务性工作填满，要让他们“闲”起来，在“闲”中放松精神，沉浸思考，孕育新知。适当的“慢”，是为了更好的“快”。
《礼记·学记》中说：“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对我们有很好启发。“藏”，就是要让青年人不要过多消耗，让他们慢慢成长、不拔苗助长；“修”，就是要让青年人精心修学，找到人生的“一以贯之”的主线，围绕着根本问题去学习和思考；“息”，就是适度休息，不要自卷，让年轻人强健体魄，养足精神；“游”，是“逍遥游”的“游”，也是“游于艺”的“游”，是指出入无间、打破界限，让年轻人有一定自由探索的时间。
“藏修息游”正是青年时期应有的状态，如此，人的职业生涯才可持续发展，也才能在青年阶段之后更长的人生旅程中不断迸发出愈加长久的能量。
转载自观察者网，高艳平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