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工业党”：一个文化景观的速写

《东方学刊》2019夏季刊专题

“工业党”的文化自觉

今天推送本专题第四篇文章，专题系列文章链接：

“工业党”：一个文化景观的速写

作者：严鹏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工业党”是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与舆论空间兴起的一个称谓，宽泛地说，这个词被用来指称那些旗帜鲜明拥护工业化与工业发展并对中国现行政治经济体制持支持态度的群体。不过，狭义的“工业党”有着更具体而明确的内涵，以至于不少被外界视为“工业党”的人物既无法被原始意义上的“工业党”认同，也并不自视为“工业党”。但是，“工业党”一词的泛化恰恰说明它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从人类工业史的角度看，中国舆论空间里“工业党”群体的兴起，实际上是一种曾在其他国家与地区反复出现过的文化景观，有更深层次的规律性。只不过，中国的“工业党”具有任何特定时空里同类型群体都必然会有的特殊性。在某种意义上，2014-2017年间，中国的舆论空间或许存在过一个被笼统指认为“工业党”的知识群体的准文化联盟，但这个准文化联盟是出自他者的指认，其内部也包含着自我瓦解的矛盾。“工业党”一词的最终定义，以及它所涵盖的群体的思想与实践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将由其内在矛盾的演化决定。

一、结构：工业文化与反工业文化

目前，学术界对“工业”一词的界定是混乱的。过去，工业一词主要是指运用机器进行生产并以工厂为主要组织形式的物质生产部门，也就是具有典型工业革命意象的“大工业”。但是，英文里的industry一词显然要早于工业革命，而现实中的工业也存在复杂的形态。近年来，受某些学术潮流的影响，工业一词经常被泛化使用，涵盖范围包括一切历史时期的制造业乃至远古时代的手工业。不过，将工业限定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工业”更为严谨，也符合“工业党”对工业的认知与想象。

一旦将工业视为工业革命的产物，与工业化相伴生的文化现象就具有了现代性的意义。事实上，对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在工业革命启动之际，总是需要一种强烈的社会动机去刺激和维系工业发展。这里面存在很多原因。对一个农业社会来说，反对工业发展的理由， 可能是机器的发明造成了失业，也可能是高耸的烟囱破坏了风景，又可能是工厂的噪声打破了原本的宁静，还可能是技术上的各种奇技淫巧本身过于新奇而令人不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文明社会里，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但仍然是自然之子。传统农业是一种直接在自然空间里劳作的产业，工业或制造业则主要在人造空间里生产，与自然的距离在各方面均大于农业。就此而论，亚当·斯密称制造业是“反自然”的，可谓贴切。工业革命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制造业的这种反自然属性，这或许注定了作为自然之子的人会排斥工业中的某些部分。此外，人类各大文明的传统文化的内核全部是在农业社会里形成的，农业在数千年前就被古代中国人和希腊人等族群道德化乃至神圣化了。这种对农业的近乎宗教般的感情在各主要文明里延续了数千年。于是，当工业革命一方面摧毁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根基，一方面又冲击了传统农业社会的心态与价值观时，抵制工业革命的心态与工业革命同时兴起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抵制工业革命的心态往往是社会性的，也可能凝结为一种文化。工业革命的启动必须冲破这种文化阻力，也就需要一种不同的心态与价值观去鼓动那些向旧秩序挑战的工业革命者。

这样一种文化冲突的景观在工业史上反复发生。英国工业革命之初，贵族、地主、浪漫主义诗人、现实主义小说家和被机器压低了工资的传统工匠，怀着不同的目的反对工厂制大工业。美国独立伊始，杰斐逊和汉密尔顿这两位国父就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建国路线。根据深得农村居民拥戴的杰斐逊最初的设想，美国不需要发展工业，而汉密尔顿则相反。后来，杰斐逊成为汉密尔顿事实上的政治遗嘱执行人，美国的工业也在19世纪后期赶超了前宗主国英国，但美国又出现了以环保和反垄断之名的新的敌视工业尤其是大型工业企业的社会心态。德国和法国的工业发展绩效在19世纪后期颇为不同，普法战争后两国亦存在仇视对方的民族主义心态，但在反对现代工业社会这一点上，两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却互相引为同道。明治维新时代被奉为日本启蒙者的福泽谕吉，大力倡导工业化与技术导向的实学，并将日本长期浸染的中国传统学问作为一个有碍工业化发展的靶子大加批判。苏联早期历史上的路线之争， 同样涉及到这个新造之邦是成为一个农产品出口国还是一个工业国的不同前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无论是韩国的朴正熙还是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东亚与东南亚的政治强人皆成为在农业社会里鼓吹工业化的导师。因此，一种反对工业发展的文化和与之相对立的支持工业发展的文化，在主要工业国的历史上都存在过。

仔细分析，会发现人们反对工业的理由各不相同，实际上他们所希望抵制的对象也并不相同。那些令人不满甚或厌恶的对象包括：令人不安的新技术、破坏环境的工业污染、压抑人性的工厂管理体制、充斥着肮脏交易的大企业、反民主的垄断巨头、违背了自由市场原则的幼稚工业保护政策、自由市场原则主导下残酷无情的资本主义……因此，除了最极端的反智分子外，许多人对工业虽然不满与抵制，实际上并没有反对工业本身。但问题就在于，现代工业是一个严密的体系，而在现代社会里，工业可以与一切事物和现象建立起关联，所有那些负面的和令人不快的对象都可以被归结于工业的存在。于是，工业成了一个文化上承载现代社会种种负面性的符号，工业本身被污名化。而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为工业正名的人，即可被视为广义的“工业党”。广义的“工业党”是工业文化的产物，也是工业文化的具体承载者，是具有普世性的历史现象。

此处必须区分两种立场，一种是一般性的对工业的绝对抵制，另一种是只反对某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时间以特定方式发展工业。前者涉及现代社会的反智心态，这种心态是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探讨的根本性问题之一，尽管它在经济和政治上会产生实际的影响，但从长期趋势来看，几乎不可能战胜工业革命的技术征服。可是，后者就带有浓厚的政策色彩了，因而具有政治性。这两种不同的心态在特定时空里具有同等的反工业的文化效果，但两者的结盟本身也存在裂痕。

支持与主张发展工业的社会心态及其构成的文化，一方面是由工业发展本身催生的为经济利益辩护的意识形态，一方面也是受各种反工业文化刺激而产生的思想观念。工业文化与反工业文化是两种不同的心智结构，内生于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并与该进程伴随始终，其此消彼长影响着特定国家与地区工业发展的绩效。由此不难理解的是，中国 21 世纪的“工业党” 不是一个新现象，而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必然产物，一如其他主要工业国曾经出现过的类似群体和相应的文化景观。

二、联盟：从狭义“工业党”到广义“工业党”

无可否认的是，当“工业党”一词从一个小圈子里的特殊用语变成一个被更广泛使用的流行词语时，大多数使用者对这个词的理解仍然仅限于字面意义，泛泛地将所有视工业发展为意识形态的人或强烈主张工业化的人皆称为“工业党”。这就是中国当下舆论空间和思想场域里广义“工业党”的由来。然而，迄今为止，原始意义上的“工业党”群体基本上并不认可这种泛化的指称，而广义“工业党”也确实掩盖了“工业党”一词原本所具有的一些特定内涵。因此，从狭义“工业党”出发展开分析更符合思想史演变的实际情形。

卢南峰与吴靖在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里界定了狭义的“工业党”。(1)他们指出“工业党”是21世纪初中国互联网上一个联系松散的知识群体和一股成分驳杂的政治思潮，其基本特征是主张用工业化程度与社会转型之间关系的知识体系处理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问题。狭义的“工业党”信奉国家至上和工业化至上的理念，以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线索翻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叙事，以明确的民族主义立场对抗自由派网络话语，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网络粉丝社群和亚文化。事实上，“工业党”话语从起源上说，是一种流行于中国部分青年群体中的网络亚文化现象，这是狭义“工业党”与前述广义“工业党”的最大区别之一。换言之，“工业党”从狭义到广义的扩展，存在着一个亚文化向主流文化渗透的过程。

中国的工业革命和各主要工业国的工业革命一样，自始便不乏各式各样的反对者。无论是晚清围绕要不要造轮船展开的庙堂辩论，还是民国时代报纸杂志上“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思想论战，都鲜明地展示了工业文化与反工业文化的交锋。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业文化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尽管该时代的工业文化在内涵与形式上不无可议。计划经济体制下造就的工业体系有三大特征：1.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战略重心和发展重点；2.采取国营企业的生产管理模式；3.强调自力更生的精神价值。然而，这三大特征全部具有“反自然”的特性，对1950年代的中国来说违背了经济学上的比较优势原则。但是，这种反比较优势特征又是国家刻意造成的，因为1949年之前在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的环境下，中国的工业化步履蹒跚，尤其未能有效地建立起对国家来说最为关切的国防工业体系。然而，改革开放以后，在回归比较优势原则的战略主导下，上述三大特征全部受到冲击：首先，与中国资源禀赋相匹配的比较优势原则，决定了改革初期“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是符合市场理性的；其次，国企改革和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的崛起重构了中国工业体系的微观基础；最后，外资的引入及其相应的观念变革挑战了传统的自力更生价值观。重要的是，在中国工业的大转型背后，整个社会文化也在转向。于是，在这种双重转型的背景下，一方面，中国工业突飞猛进，成为世界工厂；另一方面，中国工业的形象从计划经济时代官方倡导的大工业变为廉价小商品的生产者。而在外资和境外跨国企业的强大实力面前，中国社会弥漫着对中国工业的不自信。当然，这种不自信并非孤立地存在于工业领域，而是一种更为普遍的崇洋心态的一部分。

但是，物质世界的变化终将带来精神世界的变化。进入21世纪后，依靠第二轮重工业化，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民收入水涨船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不断提升。在这种背景下，年轻世代的心态改变是必然之事。恰如卢南峰与吴靖所言，“工业党”实际上是社会心态转变的一个体现。因此，狭义的“工业党”最突出的思想特征或许并非是对具体的工业经济发展的支持，而是一种张扬的新型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以强烈的国族主义为底色，将中学教科书提供的清晰的历史演变图式与社会主义理论用一种突出技术发展的话语重新叙述出来，成为一种对抗崇洋心态和反击反体制心态的话语。工业在这一叙事中得以突显，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工业的强劲发展提供了国族主义民族自信心的底气，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工业化在社会主义理论中是一个宏大目标，也是技术发展在现时代的载体。这或许可以解释，狭义“工业党” 的代表性人物常常和具体的工业活动没有很强的关联性，这个群体却被冠以“工业”之名。与之相似的是“小粉红”群体的兴起。狭义的“小粉红”最初是与晋江文学城这一网络文学论坛相联系的女性写手群体，其突出特征同样是国族主义。而且，与刻板印象不同的是，不少女性写手与读者实际上对工业题材或者历史宏大叙事题材兴味盎然。这里面的成因是值得专门探讨的。但是，可以想见的是，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批中国青年，在他们（或许应该使用她们）读小学时，恰好赶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开端，其家庭较之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了更多的积累，以国企下岗潮为代表的改革最剧烈的阵痛此时已近结束，在他们的记忆中没有留下太直接的印象。在他们读初中时，由央视《百家讲坛》掀起的国学热无形中传播了一种通俗版本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是国族主义的重要资源。他们读高中时，以“工业党”为代表的亲体制与张扬国族主义的网络亚文化基本成型。于是，当他们进入大学而有了更多时间与精力活跃于网络时，一个具有强烈的、自发的国族主义情绪与亲体制倾向的群体就形成了。当然，这样一群青年在成长的历程中，也从来没有直接体验过他们的父辈乃至兄辈在改革开放早期阶段体验过的那种中外力量对比的悬殊落差。这种切身体验对于国族主义心态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由于工业与国族主义和体制的关联性，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狭义的“小粉红”与狭义的“工业党”能找到共通点。时势使然。

不过，这里也不能夸大狭义“工业党”与“小粉红”在中国互联网舆论空间的绝对力量。

事实上，这两个群体的异军突起，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对立面在网络空间占据着某种主流的话语权。例如，从历史想象来说，“民国范”的影响力在网络舆论空间无疑要大得多，并且是直接与主流学术界联系在一起的。但很显然，“工业党”和“小粉红”缺乏学术界资源。不过，在狭义“工业党”的历史叙事或历史想象中，民国时代尤其是蒋介石政权完全是一个一无是处的批判对象，甚至还不如创办了一批洋务军工企业的晚清，这可以视为对网络“民国范”的一种反击。

卢南峰与吴靖较为细致地梳理了狭义“工业党”壮大的脉络，此处想要分析的则是广义“工业党”的形成。实际上，催生狭义“工业党”与“小粉红”的那些时代思潮不可能不对包括工业从业者在内的社会群体产生影响。但是，狭义“工业党”终究只是一种网络亚文化现象，其泛化有赖于建制化的机构及其代表人物与互联网的充分结合。在这一方面，微博用户“高铁见闻”（徐厚广）是一个典型代表。“高铁见闻”在中国中车成立前就在南车集团负责宣传工作，他对于2011年甬温线事故后中国高铁的去污名化可谓不遗余力，尤其是通过组织网友到南车集团下属企业参观而扩大了影响力。实际上，“高铁见闻”的部分观点与狭义“工业党”相当接近。作为微博的活跃用户，央视军事评论员宋晓军则直接推动了“工业党”一词在小圈子外的传播。在机构与组织方面，除了卢南峰与吴靖提到过的观察者网外，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的官方微博“机工战略”（主要使用者为陈琛）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与工业相关的官方微博账号。“机工战略”并非一个意识形态明确的微博用户，但通过持续不断地发布与工业相关的内容，该账号积累了大量工业界或对工业感兴趣的粉丝，并逐渐成为一个聚集各种意见的平台。在“机工战略”发布的内容中，自然不会缺少狭义“工业党”的观点，不过，该账号更大的意义或许是能够在微博上为工业发出有影响力的声音。

然而，最终是线下的事件促成了广义“工业党”的形成。2013年秋天，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中国工业报》组织拍摄的6集纪录片《大国重器》，毫不夸张地说，这部纪录片刷新了很多人对于中国工业的认识，为中国工业提供了一种新的形象与想象空间。在这部片子里，中国工业不再是摆满欧美超市的廉价小商品，而是能出口到美国汽车厂的生产线和将西方垄断者拉下神坛的冠军企业。这种新形象的建构，一方面一扫此前中国工业领域普遍弥漫的事事不如人的崇洋、恐洋心态，另一方面又回归了传统上社会主义工业理论所看重的更具力量感的大工业。从感观上说，核电装备、高铁、重型机床等“大国重器”也比大批量生产的鞋子、衬衣、袜子等普通日用品更能体现工业美学。因此，《大国重器》不仅重塑了包括一些政府部门管理者在内的中国人对于本国工业水平的认识，还充分满足了网络国族主义对于“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的想象。这一切自然也贴合于狭义“工业党” 的部分思想与主张。而《大国重器》播出后，一些新的动向出现了。首先，官方对于宣传工业的态度更为积极，以高端装备制造为代表的“大国重器”也被视为拓展世界市场的新的国家名片。其次，资本和市场对于工业题材的纪录片也掀起热潮。《大国重器》第一季拍摄时条件极为艰苦，甚至一些企业并不配合，但当第二季准备筹拍时，报名的企业趋之若鹜。同类题材的纪录片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最后，网络上对工业感兴趣的人开始多起来，不少此前分属于不同圈子的关注工业的人也开始建立联系并在网络上频繁互动。于是，一个广义的“工业党”形成了。

事实上，假如说狭义“工业党”只是一个松散的具有一定共同价值观的群体，那么，广义“工业党”更是一个松散的连共同价值观都可能欠缺的准文化联盟。尤需注意的是，“工业党” 这个词在2013年之前已经存在，从字面上来说较容易被理解为支持或主张工业化的群体。因此，当这样一个群体真的开始活跃起来时，“工业党”一词就既容易成为群体自我指认的标签，也容易成为他人对这一群体的称谓。然而，这个群体中的成员除了都对中国工业发展与工业化持支持态度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共同点，甚至都不像狭义“工业党”那样存在着一套简单明确的纲领性主张。同时，这个群体对中国工业发展与工业化支持的方式和程度亦千差万别。就直观经验来看，2014-2017年可谓广义“工业党”这一准文化联盟的鼎盛时期，当时甚至不乏与“工业党”毫无一致性的具有影响力的微博用户为中国工业发声。与此同时，以“小粉红”为代表的具有国族主义和亲体制特征的网络亚文化群体也在各种网络论战中节节胜利，以“公知”为代表的反国族主义网络自由派群体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一时之间，攻守之势大变。

纯粹从工业发展的角度而言，信息与传播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决策的基础，对经济行为主体来说，信息所构成的关于世界的图景会直接影响决策。这正是文化影响经济的基本逻辑之一，也是“工业党”现象对于工业经济的现实意义。从历史上看，创办媒体本身是各国工业界为维护本国工业利益而采取的重要手段。人们的行为受到所接受信息的左右，掌握了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就能操控或影响人们的行为。这是媒体的战略性。在互联网时代，“工业党”作为自媒体可以具备传统工业媒体的部分功能。因此，广义“工业党”作为准文化联盟的出现，对中国工业的形象建构和品牌营销有着极重要的潜在价值。遗憾的是，这个事实上的准文化联盟在几年时间里就从事实上瓦解掉了。

三、瓦解：时移势迁与广义“工业党”的内在矛盾

任何一个群体或一种思潮的发展，都受到外部时势与内部结构的影响，广义“工业党” 也不例外。与狭义“工业党”不同的是，广义“工业党”的形成虽然也是工业文化自身规律的体现，但更大程度上仍属于因缘际会、乘时而兴。在市场经济里，任何一种思想或观念， 都能够与现实利益相关联，拥有潜在的市场。《大国重器》热播后，同类题材的纪录片扎堆出现，固然不能否认由该片激发的情怀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但熙熙攘攘皆为趋利也是一部分原因所在。这就导致在广义“工业党”里，并不乏本身对工业缺乏感情或兴趣的人，这是广义“工业党”的天然缺陷。

不过，外部形势作为聚合广义“工业党”的力量，对其瓦解也起到同样直接的作用。一个粗略的观察是，中国互联网上以“小粉红”为代表的国族主义亚文化，本身也存在着生命周期。仍以前述假设的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年轻人为例，在他们大学本科学习的四年期间，网络自由派群体因自身的造谣、传谣等问题而节节败退；共青团中央等官方微博以一种亲近亚文化的姿态在网络上与年轻人互动，使体制看上去并非高冷而不可触及；《那年那兔那些事》等具有“工业党”色彩的作品也将枯燥的官方历史叙事通俗化了，获得了广泛传播，而这一切，都强化了网络国族主义与亲体制亚文化。然而，问题在于，对一些年轻人来说，官方眼中“正能量”的那些内容只是网络亚文化多种元素中的一部分。例如，以原始意义上的“小粉红”为例，同人文学或许才是其主要兴趣所在。而当官方的网络治理实际上挤压了某些亚文化的生存空间时，就推离了一批年轻人。与此同时，2017年以后，这批年轻人大学毕业，开始步入社会，亲身体尝到职场的艰辛，不再如学生时代那样能够单纯地沉浸于“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的想象中，这种心态的改变也会影响到国族主义等情绪。因此，假如说“工业党”为中国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史诗般的宏大叙事，那么，随着年轻人的成长，日常生活的平庸琐碎本身就在消解这些宏大叙事，这是“工业党”尤其是广义“工业党”不得不面对的根基侵蚀问题。

此外，如果说《大国重器》最大的功绩在于帮助中国人找回了对中国工业缺失已久的自信， 那么，乘势兴起的广义“工业党”，实际上将这种自信的心态推向了自大，在短短数年间营造了一种远称不上健康的工业文化氛围。对于一些“工业党”的网络信众来说，有一种标准化的认知图式：世界老牌工业强国的制造业都在衰退中，只要中国工业依靠某种途径实现突破，掌握某种技术，就能把某种工业产品大批量生产出来，并且以“白菜价”出售，最终让世界老牌强国的企业无路可走。这种信心实际上是强烈的国族主义在工业问题上的投射。公允地说，这种认知图式有其合理性，在《大国重器》中也能找到案例。但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广义“工业党”的某些作品实际上是把这种亚文化圈子里的小众认知和话语向整个中国社会推广，并在事实上进行了虚夸。但是，2018年的中兴事件对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了致命的一击。一方面，中兴事件暴露了中国工业的软肋，让整个世界看到了中国工业与老牌强国的差距以及这种差距的非经济影响，这令一些中国人的心态迅速由自信再度转向自卑，而自信正是广义“工业党”的心态根基；另一方面，中兴事件后，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也令中国官方改变了工业宣传的形式，令高涨了数年的广义“工业党”式宣传急速降温。中兴事件的这两种影响， 改变了广义“工业党”赖以存在的外部条件。受这一事件影响，《大国重器》第二季于2018年播出后，反响远不如第一季。这固然有制作团队已非原班人马的原因所致，但从中也可以看到舆论空间风向的转变。

但转变或许从2017年便已出现。无法回避的是，作为一个成员混杂的群体，“工业党” 对于工业和工业历史的认知与想象是割裂乃至对立的。这是“工业党”尤其是广义“工业党” 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工业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从做代工的富士康到制造航空发动机的军工企业，在“工业”的名目之下，各种行业的特点差异巨大，很多时候并不存在一致性的规律。然而，部分学者常常只拿某一种行业甚至某一家企业作为中国工业的典型或代表，引申出种种“规律”。部分学者则根本不从事深入的案例研究，笼统地用某种结构性的宏大理论解释中国工业的整体变迁。这两种学风都无助于准确认识中国工业。至于非学院派的“工业党”， 更是如同几乎所有的网络亚文化一样，追求一种简化的一致性理论，以期形成便于传播的话语。但是，当不同背景的“工业党”基于自身学养和立场而形成相异的认知或想象时，矛盾就产生了，并极有可能引发使联盟瓦解的争执。这种争执无论在学术界还是网络舆论空间， 也确实发生了。

为了方便论述，表1选取的行业代表全部隶属于所谓机电工业。然而由表1可见，虽同属于机电工业，高铁、富士康、机床和汽车的技术与市场特点差异极大。例如，近年来，中国的高铁通常被视为“市场换技术”策略的成功案例，并被拿来与汽车工业进行对比。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的铁路机车车辆制造业在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之前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但是中国的汽车工业尤其是轿车工业，在改革开放前被限制发展，两者“换技术” 时自身的技术起点并不相同。此外，高铁引进国外技术时，作为用户的铁道部具有天然垄断性，面对分散的外商有极强的议价能力，能够真正换来技术，但汽车面对的市场是分散的个别用户，技术引进的主体也并非用户而是制造商，这就削弱了其议价能力。可是，即使对于汽车工业的“市场换技术”，也因为评判的标准不同而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再如，作为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代工工厂，富士康在技术含量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性等方面无法与机床工业相比，但富士康能够创造巨大的产值并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而机床工业实际上只是一个产值较低的小规模产业，故而在一些人眼中，机床企业的价值远不如富士康。这几个例子充分说明，基于不同的标准选择不同的案例，就会对中国工业得出不同的认识。譬如，当“ 工业党” 畅想“ 星辰大海” 时，“工业党” 的批评者最常见的批判之一就是指出“工业党”完全不顾及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对工业的实际感受。这当然又直戳“工业党” 及其网络信众的软肋，即不少“工业党”及其拥趸实际上并不真的在工业领域内就业，因此对工业存在一种浪漫化的想象。但是，富士康又是否真的比高铁或者汽车甚或家用电器行业更能代表中国的工业？其实，即使在机床工业内部，也是既有能够收购德国老牌企业的大国企，又有其高档产品能被军工企业应用的新兴民营企业，还有虽然缺乏核心技术但产值和利润远远高于前两者的草根民营企业。那么， 当人们谈论“中国机床工业”时，究竟在谈论什么？问题在于，对中国工业的认知差异不仅存在于“工业党”及其对立面之间，还广泛存在于“工业党”内部，这就是引发矛盾的根源之一。

认知差异既源于知识结构，也涉及立场问题。例如，一些原本可以被视为广义“工业党” 成员的人，走向了“工业党”的对立面，这些人“叛离”的理由是，在“工业党”的话语和叙事中，只有“工业”而没有“工人”。这实际上触及到结构性的问题。其实，即使在学术界，这种立场和视角上的分化也是存在的。在美国、法国与日本等国的工业史研究领域，偏左翼的学者较倾向于社会学，更关注劳工问题、劳资关系、工人运动与工厂福利等研究主题，而偏右翼的学者更崇尚经济学，好谈资本、技术、市场、企业家精神等话题。从这个角度而言，尽管中国的“工业党” 网络亚文化包含着社会主义传统，但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亲资本而非亲劳工的。这就使得那些更关心工人而非工厂的人，不可能长久与“工业党” 内部的主流群体结盟。此外，必须考虑的一点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造就的产业工人与改革开放后由农民工形成的新工人阶级，是两个不一样的主体，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经济与文化上的差异。这一点也同样会影响到相关的认知与话语。

然而， 广义和狭义“ 工业党” 内部的认知割裂， 除了对工业本身存在着偏好性的认知差异外，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其割裂的历史叙事。这种历史叙事与工业有关，但更多涉及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叙事以及经济学理论的流派， 因此更难调和。表2尝试着制作了一份简单的“工业党”的价值取向测度表。

表2只是一份示意表，真正的测度表需要更精确的设计，但表2中的价值评判内容基本上涵盖了“工业党” 内部极易引发争执的问题。这些问题既相互关联，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部分问题看上去没有区别，如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对于中国工业发展的价值，但实际上也存在着细微的差异。对某些人来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基本上是对立性的存在，但也有人认为二者可以兼容。有的人既强调国防安全是工业化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又服膺比较优势原则，而根本意识不到这两者在历史上与理论语境中的极端对立。当然，对待关联问题的总体上的倾向性在网络言论中表现得比较明显。总体而言，表2中的问题缺乏一致性的认同表明，在“工业党”的旗号下，这个被外界泛泛指认的群体的某些共性特征掩盖了非常深刻的价值观分裂，而某些矛盾之尖锐，或许已经堪比“工业党”与“工业党”批评者之间的对立了。

因此，在2017年以后，中国互联网上的广义“工业党”话语已经不复全盛时期对于各路人马的包容性了。一些自称或被指称为“工业党”的人并不太认可这一称谓，舆论空间里对于中国工业的印象已经不太可能倒退回2013年之前，但正面赞美的声势亦达巅峰。这当然丝毫不影响狭义“工业党”在其既定轨道上继续演化，甚至以工业问题为文字生意的市场依然保持着不冷不热的繁荣，只不过，那种曾经的大合唱已不复存在，未来是否能够以“工业党”的名号建立某种文化上的联盟亦属未定之天。

余论

2014年，中国工业大军的司令部工信部成立了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其后数年，该中心发展壮大，并与高校建立了学术关系。2017年初，工信部与财政部联合出台了关于工业文化的政策，此后，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不过，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工信部的种种举措并不被网络上的“工业党”们所知晓，尽管工业文化工作包含了“工业党”们希望看到的政策，如强化工业精神的价值观以及推动STEM教育等。但是，狭义“工业党”作为一种民间话语和网络亚文化，其内核包含着无法与官方主流话语及政策相容的要素。庙堂与江湖之间，未能有效互动。

仔细审视起来，“工业党”既不是一个“党”，或许也并不“工业”。诚然，狭义“工业党”都支持中国的工业化，但他们对于工业的认识，对待工业的态度和情感，不仅不同于车间里的一线工业从业者，也不同于视发展工业为本位的工业管理部门及企业。很多时候，狭义“工业党”只是正确地认识到工业化是目前可见的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轴，但他们关心的问题和讨论的话题远远超出了工业的范畴，而涉及一般性的技术发展，以及金融、房地产、教育、招商引资、理财、军事、国际关系等等。换言之，工信部关心的是工业经济的成长，而“工业党”关注的是整个工业社会的问题。现代社会是工业社会，捍卫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自然可以与工业建立起关联而自称“工业党”。然而，这个名称也极具误导性。一旦狭义“工业党” 的思想内核与主张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理解，那些只是支持工业化或从事工业相关工作的人是否还愿意被称为“工业党”是大可质疑的。当然，狭义“工业党”也可以再次向广义“工业党”转化，但那种转化需要机缘，而且也不可能再重复第一次转化。

最后，狭义“工业党”价值观的核心部分实质上接近一种族群繁衍的生存主义，这种价值观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多少人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现代社会起始于18世纪末的两场革命，除了塑造出“工业党”的英国工业革命外，还有其价值观并不被很多“工业党”所喜好的法国大革命。毫无疑问，这两场革命的遗产之间的张力也会决定“工业党”未来的命运。

本文注释

(1)卢南峰、吴靖：《历史转折中的宏大叙事：“工业党”网络思潮的政治分析》，载《东方学刊》，2018年秋季刊（总第1期）。

(2)必须指出的是，有些工业题材纪录片的筹划与拍摄时间早于《大国重器》的播出，并非所有作品皆为跟风之作。

《东方学刊》总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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