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天下一家”vs世界帝国：“深度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未来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无疑对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范式开始分析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格局。欧洲有学者将新冠疫情比作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分析其对人类行为习惯以及政治秩序产生的深远影响。) 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预测新冠疫情会成为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世界不可能回到 21 世纪初那种互利共赢的全球化状态，民族主义将加重大国对抗、战略脱钩的趋势，导致国际权力结构重新洗牌，中美战略博弈成为重心。) 然而，要真正理解中美博弈的性质，不能简单地陷入国际现实主义的理论视角，将中美之间的较量简单看作大国之间实力的较量，从而简单地归结为“修昔底德陷阱”。相反，我们需要将理论视角从基于主权国家思考的国际关系范式转向基于全球秩序的帝国范式，从而充分认识美国所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今天的中美关系乃是世界帝国体系的设计者和主导者与世界帝国体系的参与者和反抗者之间的矛盾。
正是基于全球秩序的思考，我们必须意识到“深度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与当前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次疫情将这种长期矛盾以极端的形式展现了出来。疫情意味着全球化的推进必须依赖相互合作，人类已结成了更为紧密的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需要一种新的国际主义思潮来克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霸权主义。而美国建构的服务于美国利益的世界帝国体系不断挑起国家之间的冲突和仇恨，撕裂大国合作和全球合作。因此，当前的状况特别类似于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初期的国际秩序大变革时期的历史情境。在那场全球化遭遇逆全球化的震荡中，最终是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两种全球化理论叙事将欧洲乃至全球从门罗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乃至纳粹主义等种种逆全球化的主张中解放出来。因此，我们今天讨论中美关系，不能简单地陷入现实主义思路下大国博弈的实力较量，而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奠定的全球治理体系及其面临的问题。
正是从全球秩序和全球治理的角度看，这次新冠疫情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秩序演变的方向，而是以新的问题来加速这一历史进程。我们不能把新冠疫情夸大为某个历史时期的开端，而与“9·11”事件、2008 年西方金融危机、中国崛起和中美贸易战结合在一起，考察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治理格局面临的不断加速的“深度全球化”历史进程与美国强化世界帝国体系的矛盾。具体而言，“深度全球化”推动世界各国连为一体，成为休戚相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意味着需要以“天下一家”的视角来关注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合作，让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然而，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利用“单极世界”的优势，不断瓦解联合国体系，致力于建构“新罗马帝国”。这种世界帝国体系由于缺乏国际政治力量的制约和国际法的约束，已经蜕变为一种任性的、拒不承担国际责任的帝国专制政体。我们需要真实地面对这种矛盾，中国崛起以及中美竞争博弈是两种全球化、两种全球治理体系和两种治理方式的较量，是中国致力于建构“天下一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美国继续维护巩固其世界帝国体系之间的矛盾。
一
世界帝国的法秩序
一部全球史实际上是一部帝国争霸并不断演变的历史，) 是从区域性文明帝国迈向世界帝国的历史。) 即使在近代欧洲推动形成的主权国家时代，欧洲列强都是以主权国家的面目呈现出来的现代殖民帝国，因为这些主权国家的背后是大量被占领的殖民地。如果我们只看到欧洲国家的主权建构的表面，而忽略其殖民帝国的背面，不仅不能理解欧洲主权国家崛起以来的全球历史，更不能理解今天中美贸易战中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为什么中美之间展开贸易战，却是加拿大扣押中国华为公司的孟晚舟？为什么中美之间展开贸易战，却是欧盟跟随美国来污蔑中国新疆棉花并对中国施加相应的制裁？我们唯有从帝国秩序的理论和历史视角，才能真正把握今天的中美关系，即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两个实力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中国与一个世界帝国的关系，无论是美国不断强化的“印太战略”，还是拜登上台之后重新与英国签署的《大西洋宪章》与强化的 G7“民主联盟”，这些国际关系表面的变化恰恰反映了美国所建构起的世界帝国的本质，即将现代帝国的建构隐藏在国际条约背后，用形式化、法律化的主权国家平等的法律关系来掩盖帝国中心对边缘的附庸国或隐形殖民地的支配。
美国的建构从一开始就是帝国建构。在美国历史文献中，美国人始终自诩“帝国”，尤其是一个“天定命运”的“自由帝国”，不仅有西部广阔的土地可供征服和扩张，而且随着南北内战后美国工业化加速并迅速崛起，美国开始不断侵蚀欧洲殖民帝国在美洲的领地，将其纳入自己的帝国版图中，由此形成的“门罗主义”就是美国与欧洲诸帝国争夺美洲殖民地并重新划分帝国实力范围的宣言。随着美西战争和巴拿马运河的开凿，美国从大西洋国家变成了既面向大西洋又面向太平洋的两洋大国，从而进入与欧洲列强的全球争霸战中。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接过了大英帝国开创的世界帝国体系并加以改造，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新的世界帝国体系。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取得了胜利，从科索沃战争到“9·11”之后西方学界关于“新罗马帝国”的讨论，不过是在强化早已建立起来的世界帝国体系。“冷战”在意识形态话语上掩盖了世界帝国的实质，但恰恰是“冷战”的紧迫形势在客观上帮助美国完成了世界帝国的建构，无论是控制欧洲的“北约”体系，还是控制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一系列条约，都是在“冷战”的背景下完成的。
关于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秩序，西方学者已有大量的讨论，但这些讨论都从专业化的学科视角出发，集中在对某些具体特征的描述上，而缺乏对整个体系的完整认识。事实上，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已经成了一个复杂的多面体，而能够将这些多面体有效建构在一起的是一些根本性的力量，这些力量的组合构成了世界帝国的法秩序，从而呈现出三个维度。
1. 经济领域：贸易-科技-金融相互支撑的世界体系
目前，学术界已大量采用“信息帝国”“贸易帝国”“商业帝国”“金融帝国”等概念来描述世界帝国在经济领域中的特征。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采用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概念来概括全球经济秩序。贸易促进分工不断扩大，将全球卷入一个相互交往、彼此满足不同需要的体系中。随着贸易物品从自然出产物转向工业制造品，西方列强采取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战略，导致全球贸易中西方与非西方地区、工业化国家与农业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等持续扩大，以至于工业革命之后，全球贸易产品形成从自然出产的原材料到不同科技含量的工业品之间的一个等级链条。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产业链”。根据科技含量不同形成的产业链意味着商业贸易利润的分配不同，恰恰是这种利润和财富的分配不同导致人类在联为一体的过程中，在全球地理空间内形成了富裕-贫困、强者-弱者、中心-边缘的帝国等级支配关系。)“世界体系”这个概念虽然用来强调经济力量的不同，但这恰恰构成强者支配弱者的世界帝国秩序基础。因此，世界帝国秩序始终围绕贸易问题展开，重商主义与自由贸易、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各种争论实际上都是围绕世界帝国秩序内部的利益分配而展开的。
然而，贸易利润的不平等说到底是科技实力的不平等。世界体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实际上建立在科学和技术推动的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这是近代欧洲崛起并建构帝国的阿基米德点。一个科技强国也很容易成为贸易强国，由此世界帝国的中心也往往随着科技创新中心和贸易中心在全球地理空间中的转移而转移。科技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科技力量一方面让人类从分散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凝聚为共同体，但另一方面掌握科技力量的民族或国家很容易借助这种力量建构起帝国，使分散在地球上的传统文明帝国迈向现代的世界帝国。美国之所以能够建立起世界帝国，核心在于其引领全球的科技发展，其已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化的引领者，从而使其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中始终垄断着高利润行业，而且这种科技优势会迅速转化为军事优势。
如果说科技是推动贸易发展的力量，那么贸易无疑需要一种作为交易中介的货币，贸易强国无疑拥有提供基准货币的最大可能性。因为任何国家想要和这个国家展开贸易活动，就必须采用这个国家的货币。当全球商业活动逐渐形成一种全球通用的世界货币时，世界帝国的经济秩序基础就已经形成了。在关于世界体系的争论中，一种意见主张将明清时期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看作唯一的世界体系，就在于全球形成了将非洲的黑奴贩卖到美洲挖掘白银的贸易线，以便满足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白银就是围绕中国的朝贡体系形成的全球通用货币。) 在此后几百年的发展中，基于黄金本位制的英镑取代白银成为全球商业贸易的通用货币。而在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制度设计直接赋予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权。虽然在 1970年代黄金与美元脱钩，但随着“石油美元”机制的形成，特别是随着美元跨境结算的电子化，美元的国际货币职能被进一步强化，这使任何国家和跨国公司一旦脱离美元支付体系，就成为被排
斥在世界体系之外的孤岛。而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的发行以及美元与其他主权国家货币的汇率变化，直接影响着全球贸易和全球经济的发展。
然而，国际货币自身可以在交换中不断进行自我升值，甚至严重脱离其所代表的体现为使用价值的全球实际财富，由此引发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上层资本主义”的全球金融活动实际上控制着、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发展。) 由此，美国可以利用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霸权优势来强化其科技产业发展和贸易优势。例如，美国面对日本制造业在全球贸易中的挑战，通过签署《广场协议》来强迫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大幅升值，导致日本工业品出口价格大幅上涨。再如，在 2021 年，美国又通过大规模超发美元引发全球通货膨胀来掠夺全球财富。
可以说，在世界体系中，贸易-科技-金融是相互支撑的三角关系，贸易量推动科技发展，科技优势转化为贸易优势从而拥有金融优势，而金融优势能不断巩固科技优势，转过来又强化贸易优势。美国正是牢牢控制着在全球贸易-科技-金融领域中的优势，这种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奠定了其成为世界帝国的经济基础。然而，贸易、科技乃至金融领域的竞争必然引发国家之间的冲突，因此这种世界秩序就需要建立起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秩序。
2. 政治领域：暴力-盟友-规则相互支撑的帝国霸权
政治秩序的形成、维持和改变往往通过暴力的方式展现出来。战争和暴力创造了最根本的法，即对统治支配的领土边界进行划分。) 而这种暴力征服不断推动小共同体合并为更大的共同体，甚至推动全球不同地理空间中形成几个长期稳定的区域型文明帝国。随着地理大发现，暴力也随着贸易而向全球扩张，欧洲贸易推动的市场扩张和争夺通常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完成的，而是通过军事战争和掠夺完成的。没有炮舰征服，西方列强就无法通过贸易打开东方的大门，那并不是因为东方帝国闭关锁国，而是东方贸易规则是建立在朝贡贸易体系之上的，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私人贸易体系。这种资本主义私人贸易体系的扩张推动了西方现代主权国家这种特殊的组织形态的兴起。当这种贸易与市场、战争、金融紧密结合在一起时便推动了“军事-财政国家”的崛起。从此，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战争随着争夺市场和利益而常态化，围绕经济利益形成贸易战、产业战、科技战、金融战和军事战交织在一起的“混合战争”，军事战争变成了“政治的延伸”。)
正是这种混合战争的兴起，使传统暴力战争有了一个更为温和、日常且中性的名字——“竞争”或“斗争”。商业市场上私人与私人的“竞争”，推动政治生活中党派与党派的“斗争”，最终演变为将私人高度组织在主权国家这个“权力容器”中，) 展开国家与国家的“斗争”。斗争或战争是资本主义秩序的常态，和平则是战争征服之后的间歇期。) 如此一来，我们才能理解近代欧洲崛起过程中频繁发生的各种类型的战争。这些战争推动了帝国的兴衰和转型。正是采取了这种混合战，大英帝国摧毁了印度的棉纺织业，从而确立起英国在全球棉纺织业的中心地位，由此建立起“自由贸易的帝国”，即能够用贸易打败的就不用军事，不能用贸易打败的才需要发起军事战争。)全球海洋贸易的背后始终是海军和海权，资本主义的贸易始终需要军事暴力的护佑，如果不能在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那就直接通过暴力征服、割地赔款来掠夺，由此形成了现代的殖民帝国体系。
因此，经济领域中的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是依靠这种经济与暴力的混合战争建立起来的，那么打破这种结构也无疑需要借助于经济与暴力的混合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就是围绕贸易利润分配、为争夺世界体系的主导地位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导致世界体系的中心从英国向美国转移，由英国主导的世界帝国转向了由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因此，世界帝国体系从来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努力的结果。欧洲的工业革命也不是技术和资源累积的自然发展过程，而是军事-财政国家在激烈竞争中，基于暴力战争争夺贸易利益的产物。在重商主义和工业革命的背后，乃是欧洲帝国在全球残酷的殖民主义和你死我活的漫长战争。
美国建国实际上就是欧洲殖民帝国之间一系列争霸战争的产物。在与英国全球争霸中失败的法国，作为报复而支持北美分裂脱离大英帝国。在这场反对殖民帝国、争取独立的战争中获胜的美国也迅速加入法国大革命的行列。因此，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带来了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即摧毁旧欧洲君主世袭下的殖民帝国，以自由、平等为政治原则来建立新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贸易的全球化仍在不断推进，殖民主义的帝国争霸依然在继续，但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基础上开始奠基，那就是基于主权国家平等而形成的国际法秩序，从而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欧洲公法推向了国际法。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崛起在全球政治中始终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在现实中继承了欧洲旧秩序中殖民主义的遗产，另一方面则是在理念上反对欧洲的殖民主义。无论是美国向西进行领土扩张还是通过战争兼并墨西哥领土以及向拉丁美洲的势力扩张，始终伴随着军事暴力，因此美国自诩“危险的国家”)。美国人始终生活在战争中，最近的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冷战结束以来的“反恐战争”以及今天针对中国崛起发出的战争威胁。艾森豪威尔曾经在总统告别演说中提出要警惕美国的“军工联合体”，而这个“军工联合体”不过是欧洲历史上“军事-财政国家”的翻版。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美国所缔造的世界帝国秩序继承了欧洲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帝国秩序的遗产，而这种帝国秩序始终以欧洲基督教文明秩序作为其意识形态的基础；另一方面，美国的帝国秩序又包含非常强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实际上源于欧洲历史上的共和主义和世界主义的遗产，即用共和主义民主政治原则来建立世界帝国，从而实现永久和平。这种思想遗产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共产主义思潮。可以说，正是威尔逊的永久和平的世界主义理念和列宁的共产主义理念，共同摧毁了旧欧洲所建立的殖民主义体系，从而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而这两种政治力量携手合作的成果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联合国体制。
因此，二战之后，美国和苏联崛起，整个欧洲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基于主权国家平等的联合国体制建立起来。然而，在“冷战”中，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放弃了联合国体制而转向欧洲历史上的帝国争霸格局。但是，无论是苏联帝国还是美利坚帝国，至少都宣称自己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平等的法律原则上，基于政治理念和利益而结成盟友体系。因此，盟友体系成为殖民体系的翻版。如果说殖民体系是一种直接的控制，那么盟友体系必须借助国际法规则建构。比如，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石油美元协议、瓦森纳协定以及各种自由贸易区的协议等控制了全球经济，通过北约组织、《美日安保条约》及与很多国家和地区签订的各种驻军协议等，将欧洲、日韩等国家作为“附庸国”纳入其帝国体系的控制之下，美其名曰“盟友体系”。不同的是，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盟友的控制只能借助暴力和政治上的直接统治手段，其途径更为原始和粗暴。这种帝国统治与其宣称的政治原则相违背，很容易遭到抵制和反抗。然而，美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对其盟友的控制固然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直接统治，但更多的是通过经济、金融、法律和意识形态等“看不见的手”进行间接控制，从而其帝国色彩比较淡，帝国的统治手段更为现代和精致。
因此，当我们把苏联的这种直接控制模式称为“帝国”的时候，美国的这种间接控制模式则往往被称为“霸权”，即一种基于认可和同意基础上的支配。相较苏联的“帝国”，“霸权”反而是褒义词。二战后美国从不避讳自己建立的霸权秩序，甚至自豪地称为“自由主义的霸权秩序”或“自由主义的利维坦”。) 直到“9·11”之后，美国差不多支配了整个世界，才暴露出其世界帝国的真面目。国际政治学界批评美国的“单边行动”，恰恰是因为美国抛开了联合国体系甚至盟友体系，将入侵其他主权国家的侵略行为解释为世界帝国内部的治安执法行动。事实上，美国也并不避讳自己要建成统治世界的“新罗马帝国”的意图。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以全球军事暴力作为后盾，表面上保留了主权国家的法律形式，却通过各种条约体系和美国国内法体系维持对全球贸易-科技-金融体系的控制，从而利用这种经济和法律的控制力量将其他国家变成其“准殖民地”或“附庸国”。
3. 文化领域：基督教-英语-人权相互促进的历史终结意识形态
政治秩序意味着支配，而政治支配的稳固需要奠定正当性基础。用韦伯的理论来说，单纯的暴力支配只能拥有“权力”，而唯有获得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支配才拥有“权威”。) 因此，帝国秩序的建构始终以文教体系的建构作为最高境界。古典帝国秩序往往需要宗教思想为其提供正当性支撑。基督教让崩溃中的罗马帝国延续了上千年，从而演变为罗马-基督教帝国。然而，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欧洲主权国家的崛起，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的争夺越来越激烈。欧洲基督教帝国秩序受到来自这些世俗主权国家的挑战，其中最激烈、最持久的就是宗教改革引发的新教国家对罗马天主教秩序的系统性反叛。新教革命原本是基督教帝国内部的一场革命，然而它不仅摧毁了欧洲基督教帝国上千年的秩序，更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帝国时代，一个在新教基础上形成的以自由、科学的启蒙思想来奠定正当性权威基础的帝国时代。从此之后，不仅欧洲基督教帝国秩序衰落了，任何基于宗教奠定正当性权威的古典区域文明帝国秩序也因此瓦解了。
可以说，全球资本主义商业贸易、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及现代主权国家和殖民帝国的崛起等一系列全球重大历史事件共同摧毁了全球的区域性文明帝国秩序，并将这些帝国的碎片整合到一个全新的帝国秩序中，这就是 19 世纪大英帝国在巅峰时期所建构起来的“自由贸易”的世界帝国秩序。我们之所以将这个帝国秩序称为“世界帝国”，不仅是因为其基于海洋贸易和科技发展将全球经济和社会生活连接为一体，只有少数内陆地区未能整合在这一全球经济秩序中，但这些地方不过是整个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孤岛而已；更重要的是，世界帝国的正当性基础已经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基于科学理性、工业化、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与前现代社会的“野蛮”形成了明显的对照，而这种文明与野蛮的划分又潜在地包含宗教和种族主义的色彩，从而打上了基督教（新教）-白人种族至上的烙印，这就是美国建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美国白人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正是在这种文教秩序的影响下，东方古老的区域性文明帝国受到欧洲帝国的外部冲击，但更重要的是其内部爆发了挑战帝国秩序正当性的文教革命。
现代秩序虽然以激烈的反传统的形式出现，然而现代秩序在西方的显现无疑具有其历史文化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基督教的新教革命。新教革命彻底粉碎了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纽带，将人抛在一个无意义的物化的世界中，迫使人以一种“驱魔”的眼光来看待周遭的世界，以一种冷静的、不含有情感的、科学的眼光看世界，于是世界就成为有待于人类征服并服务于人类的对象化的客体。这种观念孕育了现代科学技术，但也导致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世界的不断征服，而形成对照的就是古老的区域性文明帝国囿于宗教“文明”而约束了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运用，导致成为“停滞的帝国”。同样，正是在新教的观念中，才有上帝创造人类从而使人人平等的人权概念，才会有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宪制民主之类的一切关于人类政治生活正当性权威的观念。
正是在这种新教的观念下，美国将其立国看作建立“山巅之城”，向全球推广基督教的价值观念、建立人人自由平等的政权成为其历史使命。由此，建立世界帝国乃是“昭昭天命”，一如帝国诗人约瑟夫·吉卜林（Joseph Kipling）把帝国扩张看作将野蛮人带入文明世界的“白人的负重”)。这种关于政治秩序正当性的观念随着欧洲帝国的全球扩张而被推广，特别是在大英帝国到美利坚帝国的过渡过程中，它们一起打败了法兰西帝国、德意志帝国和苏联帝国，实际上将这种意识形态与英语在全球的推广联系在一起，并在冷战结束后达到高潮。从此，自由人权成为所谓的“普适价值”，英语成为国际通用语言，基督教成为现代自由民主理念的精神支柱，基于人权理念的“颜色革命”和人道主义干涉成为世界帝国扩张的理由，由此世界帝国也往往被称为“人权帝国”或“民主帝国”。从世界帝国建构的角度看，关于政治统治的正当性问题在哲学层面上已经获得了解决，形成了“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始终在“政治”层面上，无法上升到哲学层面。因此，“历史终结”和“文明冲突”这两种冲突的政治理念共同服务于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的“内”与“外”：帝国的内部已经实现了“历史终结”，而在帝国的外部则存在“文明的冲突”；可以说，世界帝国的建构是通过“文明冲突”推动实现“历史终结”的。
二
“深度全球化”与世界帝国的内在矛盾
从 20世纪初美国进入亚洲并迈向世界历史舞台开始，整个 20世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国世纪”（American Century），美国经过百年努力建立起统治全球的世界帝国。进入 21 世纪之后，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运用推动新一波全球化，我们可以称之为“深度全球化”。信息传播和人员流动使全球化从商业经济领域发展到个人情感交流和生活深度体验，“地球村”不再是一个比喻，而是成为现实。“世界主义”不再是基于理性反思的抽象概念或遥远的政治理想，而是越来越具有现实情感和生活体验基础，从而使全人类真正走向“天下一家”，成为命运共同体。然而，21 世纪的美国为了巩固“冷战”胜利成果，不断强化世界帝国的建设。特别是“9·11”之后，美国针对恐怖主义展开了世界帝国治理下的全球治安清剿行动。这种清剿行动不仅反映在传统的地面战争领域，更是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对全球信息流动的全面审查和监控，通过司法层面的“长臂管辖”对全球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的监管。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的治理模式与这种“深度全球化”所推动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趋势背道而驰。这就是为什么冷战结束以来，全世界对美国的感受正日益从昨天世界的“解放者”变成了今日世界的“霸凌者”。“深度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与世界帝国体系的治理模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
1. 帝国的经济垄断与全球经济增长的矛盾
“深度全球化”不断推动全球经济联为一体，并促进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然而世界帝国的金融垄断和霸权所制造的不平等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增长。“深度全球化”导致全球经济形成了比较优势下的全球分工体系，而这个分工体系需要由“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从而推动其不断变化。然而，比较优势并非仅仅局限于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天然差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比较优势往往取决于后天的学习和努力，这就意味着后天的学习和创造能力完全可以改变先天的比较优势。如果说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秩序是基于科技优势和产业优势分工所形成的，而这种分工的基础是比较优势，那就意味着随着比较优势的改变，世界体系中的中心-边缘的空间布局处于不断的调整和变动之中。这种调整和改变无疑是有效率的，能够为全人类带来普遍的福利。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位置不断变化，恰恰是在鼓励通过合理的政策来强化后天的学习和创造能力，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为全人类创造更多、更好的财富。这无疑是源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精髓，即整体国民的财富和福利应当优先于工商业垄断阶级的财富和福利，全球的财富和福利应当优先于某些强国的垄断财富和福利。)
从亚当·斯密的理论视角看，自地理大发现 500 年来，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格局基本上固定不变，这种固定不变反过来强化了一种种族主义的理论，即唯有西方文化、文明和人种善于后天学习，从而具有创造能力，非西方民族在文化、文明和人种上缺乏后天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并不是单纯地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所确立起来的，而是通过军事、政治乃至文化的混合战争确立起来的。当德国开始崛起，在科技和经济乃至文化上超越西欧的英国和法国，从而在经济层面上出现改变中心-边缘的空间布局的历史趋势时，英国、法国就会借助美国乃至俄国（苏联）用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来摧毁德国的崛起，从而捍卫既定的中心-边缘结构。因此，中心-边缘的世界经济秩序一旦变成世界帝国秩序就意味着一种垄断的出现，即世界帝国的中心会运用各种力量来捍卫这种空间格局，并将这种格局固定化、永久化，甚至永恒化。
同样，在冷战时代，当欧洲和日本在科技产业领域崛起从而挑战美国在经济领域中的中心地位时，美国就利用手中掌握的军事、政治和金融优势，成功地遏制了欧洲和日本的发展势头，保住了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今天，中国利用强大的后天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发展，并不断打破西方对全球产业的垄断，以至于西方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高额垄断价格因中国产品的竞争而跌成“白菜价”。可以说，正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大规模推动了全球贸易的不断扩张和全球财富的大幅度增长。由此，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给全人类带来的福利增加与美国控制该技术所形成的垄断利润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面对这种矛盾，美国利用其所主导的世界帝国优势对中国发起混合战争。因此，中美贸易战不仅是中美两国利益的冲突，更是美国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冲突，美国打压中国的崛起，实际上也在打压中国崛起给全人类带来的普遍福利。美国将其国内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凌驾于美国人民的利益之上，更重要的是凌驾于全人类的利益之上。因此，中美贸易战本质上是一场阶级战争，是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大资本家对整个“第三世界”的战争，是对包括美国劳动阶层在内的所有下层民众的战争。
今天，导致美国下层劳动阶层失业的所谓“制造业空心化”问题，恰恰起源于 1970 年代美国金融资本依靠军事和政治力量形成的垄断，不断通过金融手段来掠夺全球财富，从而推动美国从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美国利用世界帝国的优势维持了美国社会整体的高福利，以至于美国社会在繁华盛世中养尊处优，早已丧失了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丧失了韦伯当年所欣赏的新教伦理支撑下的劳动精神，只能依靠移民来吸引全球优秀的、具有创造力的头脑，并吸引下层移民进入美国从事体力劳动。在这种背景下，制造业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恰恰是全球比较优势所推动的自然历史进程。如果美国试图恢复其制造业，那也应该大规模吸引中国政府和企业家投资美国，利用彼此的比较优势推动两国和全球的经济合作，就像美国总统奥巴马支持拍摄的《美国工厂》所反映的那样。然而，美国却利用其世界帝国优势，以“美国优先”的理由挥舞制裁大棒，用各种手段来阻止世界分工体系的合理化调整，甚至不惜推动“中美脱钩”，遏制高新技术、资金和知识向后发达国家流动和转移，通过打压中国经济发展来推动制造业向美国回流。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间，美国又动用量化宽松的金融杠杆，推出一系列振兴美国经济的计划，而这种思路无疑是以扼制全球经济增长为代价的。因此，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甚至是全人类共同福利的障碍。
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来看，无论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还是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依附理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不平等问题上。然而，重要的不在于不平等，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所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仍是人类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结构，从而让中心-边缘结构处于一种与人类的文化商业活动相适应的变动状态。一旦这种结构被固定之后，人类就会陷入一种命定的局面，成为这个世界帝国体系的奴隶而不是主人。过去 500 年漫长的历史正是给了人们一种命定的错觉，以至于西方左翼认为所有总体化反抗只能是失败或者带来异化，“帝国”秩序乃是全球化时代不可克服的“铁牢笼”，反抗不可能在政治经济上以一种总体化的方案来颠覆世界帝国秩序，而只能在帝国内部通过各种后现代的方略，尤其是文化手段来修正世界帝国发展方向，从而更关注临时化、片段化、场景化、戏剧化和日常生活化的反抗。) 这种对世界帝国牢笼般的命运的理解显然是对过去 500 年历史的误读。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表面上是经济，而实际上是政治，经济不平等仅仅是表象，政治不平等、暴力支配的不平等才是实质。西方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利用军事、政治、金融和法律等一切垄断性的政治力量，支配并扭曲了全球的经济和文化思想的自由流动，从而将这种不平等支配关系经济化、意识形态化，并由此固定化甚至永恒化。因此，后发达国家要改变被支配的命运，就不得不从关注发展的经济领域转向关注支配和斗争的政治领域，最终要从政治上去颠覆这种世界帝国体系。这就意味着必须认真对待政治问题，既要严肃对待文化政治中的敌我划分问题，又要严肃对待利益政治中的暴力支配问题。唯有如此严肃地对待政治问题，阶级划分、人民主体、政党组织、政治领导、政治教育、政治动员、暴力革命以及统一战线等主题才会重新成为世界政治的主题。
事实上，世界帝国的力量并不仅仅在暴力、经济和政治方面来体现，最关键的依然是思想观念上塑造的“西方主导世界”的命定的意识形态。西方左派不能摆脱对这种帝国结构的命定力量的恐惧，就不可能从“诸众”变成“人民”，就不可能从轻飘飘的“逃逸”转向面临死亡考验的真正“反抗”。后发达国家若不能摆脱对这种命定论的恐惧，就无法团结起来，凝聚成真正的国际政治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唯有全世界左翼力量团结起来，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起来，重新凝聚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力量，才有可能摧毁世界帝国体系，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建构公平合理的世界新秩序。这恰恰是当年共产主义运动从欧洲到亚洲、从苏联到中国，在经历胜利和失败的教训中保留下来的最可贵的遗产。这也是古老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崛起的历史意义和使命。因此，在理论上复兴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遗产，复兴中国古典的“天下一家”的理想乃是思考人类命运、反抗世界帝国秩序、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肆虐引发的“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兴起，不过是为下一波全球化运动提供动力。唯有在面临黑暗和灾难之后，人们才会抛弃过往的常识而寻找真理，世界由此才有可能闪现出新的曙光。在“深度全球化”的时代，亚当·斯密通过自由贸易实现全人类财富增长的理想已经临近实现，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将亚当·斯密的理想变成现实。
2. 帝国的“美国优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矛盾
“深度全球化”引发全球风险，需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应对全球危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世界帝国结构基于民族国家的“美国优先”与全人类的公共利益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美国世纪”建构世界帝国的百年，也是人类全球化加速发展的百年。面对“深度全球化”的发展，人类已经进入“全球风险社会”，不仅原来分散在世界各地相互隔绝的威胁迅速向全球扩散和传播，更为重要的是，全人类的深度交往和经济发展的加速会产生全新的问题，诸如环境问题、气候变化、病毒传播、金融风险、网络风险、太空风险、核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等，需要全人类共同应对。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必然要加快政治全球化，以便使公共政治生活从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结构转向以国际政治为中心的政治建构，进而推动国际政治从联合国向世界政府目标迈进。在这个意义上，欧洲漫长思想历史上的“世界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天下大同”和“天下一家”理念有着共同的思想和政治渊源。
然而，人类为什么未能走向“天下大同”“天下一家”的道路，反而始终面临不断的冲突、分裂和战争呢？在欧洲历史上，不少思想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从政教分离的主权国家理论到世界主义、永久和平的政治构想，都是思考这个问题的产物，所有这些思考都是基于主权国家理论展开，从而提供了三种探索思路。
第一种思路是法治主义。一方面在主权国家内部用分权和宪法来约束主权者权力；另一方面是主权国家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通过平等的协商和谈判形成国际法，从而用国际法来约束主权国家。这种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相结合的法治主义思路就形成了后来非常流行的“共和政府”（后称“民主政府”）之间不发生战争的“永久和平”理论。这种法治主义的思路包含非常强的理想主义的规范色彩，但在现实中面临着几种困境。其一，国际法对于主权国家的约束力非常有限，若没有建立世界政府，国际法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其二，这种理想主义的规范色彩为战争提供了正当性理由，即通过战争来推动主权国家内部的革命，并将其改造为民主共和国。对外战争与输出革命始终交织在一起，从拿破仑战争到苏联的输出革命，再到美国在中东以战争与和平演变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都是遵循这种法治主义的逻辑，其结果非但未能实现世界和平，反而将世界带入长期的动荡中。其三，这种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的理想主义论述往往根据结果来推定国家是否属于自由民主政体。若两国发生战争，那其中至少有一个国家不属于自由民主政体，这就导致与自由民主政体捆绑在一起的正义战争事实上复活了欧洲历史上古老的宗教战争，将战争正当化，导致冲突永远无法和解。可见，这种法治主义的理想思路非但不能奠定永久和平，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战争和冲突。
第二种思路是建构联邦主义的新帝国，即主权国家之间建立起联盟或联邦而形成帝国，从而克服内部的分歧和冲突。如果说法治主义思路带有理想主义的规范色彩，那么这种联邦主义的新帝国思路无疑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可行方案。然而，联邦主义在欧洲历史上的实践始终处于分分合合的不稳定状态，直到美国联邦主义的出现，才真正为主权国家之间结束战争、冲突甚至贸易的猜忌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即将联邦政府建构为主权国家之上的超级主权政府。联邦主义在美国的成功不仅是由于美国建国者基于对欧洲联邦主义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并以此始终致力于增强联邦政府的权力；更重要的是，美国所处的相对于原来欧洲强国的独特地缘环境促进了美国联邦政府的不断成长。这种联邦主义的新帝国思路不仅影响到后来的“苏联”，即通过苏维埃共和国以联邦的模式形成帝国联盟，更重要的是二战之后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欧洲国家之间终于结束了上千年的战争，并在联邦主义的思路下成长为今天的欧盟。然而，这种联邦主义的现实主义思路恰恰缺少实现永久和平的现实可行条件，原因就在于，由于国家主权的存在，国家之间永恒的较量不可避免。实力相当的大国相互竞争，难以结成联邦，而联邦主义思路往往在于推动形成两个联邦帝国之间的较量。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帝国和斯巴达帝国就是例子。欧洲历史上列强之间的纵横捭阖也往往形成类似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的全球对抗局面。美国和苏联不可能联合起来，反而形成两个联盟阵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永久和平永远不可能实现，只能通过实力和战争来实现短暂的和平，并要通过不断的战争来维持这种和平。
第三种思路是在殖民帝国的基础上建构世界帝国。欧洲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往往是由于争夺海外商业贸易和殖民地引发的。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主权国家虽然在政治理论的正当性上否定了“帝国”，实践中却在殖民主义的框架下复活了“帝国”。欧洲“列强”（the great powers）这个词语就是用来描述在欧洲拥有主权国家身份的同时又在欧洲之外拥有殖民帝国的混合体。欧洲的崛起导致在主权国家的理论框架中重新复活了帝国体制，由此形成对内主权国家与对外殖民帝国相结合的“主权国家-殖民帝国”的帝国宪制模式。正是为了论证这种殖民帝国秩序的必然性，欧洲发明了“文明”与“野蛮”的理论。不过，这种殖民帝国体制是一种历史性的、临时性的、过渡性的体制，这实际上为后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埋下了伏笔，即这些殖民地一旦经历启蒙、接受西方的科学理性教育和自由主义思想、完成民主革命的改造之后，就能够建构起和西方一样的自由民主的主权国家，从而加入文明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进入国际法管辖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
在这种殖民帝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世界帝国体系主要通过贸易、科技和金融等隐蔽的底层经济秩序来控制世界，从而大大弱化了传统帝国通过暴力征服所建立起来的政治法律控制手段。由此，我们看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底层之上建立起了众多至少在形式上平等的主权国家。这些国家在表面的法律形式上都拥有平等的主权，然而在底层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其中少数国家占据着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而其他绝大多数国家处在半边缘或边缘的地位上。这些少数国家通过对全球经济的直接控制获得对全球政治的间接控制，从而构成世界帝国，就像曾经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从法律形式上看，这些国家都是和其他国家一样的主权国家，然而，这些国家因为控制着全球经济从而差不多控制着整个世界。这种法律上的主权国家通过控制世界体系从而控制整个世界构成了这个独特的世界帝国的宪制模式。如果说英国作为世界帝国的萌芽形态是在殖民帝国基础上形成的，那么美国基本上放弃了殖民帝国的模式，而是通过在主权国家之间签订大量的国际条约并建立国际组织的模式控制着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正因为美国放弃了传统的帝国模式，既没有采取古典区域性文明帝国的领土占领与扩张模式，也没有采取殖民帝国的殖民地治理模式，而是以主权国家之间平等的反帝国模式建立起隐形的帝国，可以被称为“没有帝国的帝国”。
而这种从殖民帝国向世界帝国的转型恰恰在于世界帝国攫取利润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不需要通过直接的殖民控制来掠夺财富，而只需要通过跨国公司的投资、知识产权贸易和金融控制来榨取利润。如果说殖民帝国时代帝国对殖民地赤裸裸的经济榨取和资源掠夺缺乏正当性，并最终要被推翻，那么这种世界帝国模式隐蔽的利润榨取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新殖民主义，但这种新殖民主义却在主权国家平等签署国际协议的国际法层面上获得了正当性，即法律实证主义模式下的国际法体系仅仅将国际秩序的正当性建立在缺乏实质内容的形式主义的基础上，恰恰是这种形式主义的国际法治的合法性理论，掩盖甚至论证了世界帝国的新殖民主义的正当性。其结果就是：美国在事实上作为世界帝国控制着整个世界，然而美国却可以轻松地用法律形式上的主权国家为理由，推卸对整个世界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由此，当全球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美国可以以主权国家的名义呼吁“美国优先”，从而不断退出各种国际组织，抛弃作为世界帝国本应该承担的责任，或者以主权国家的名义大规模发行货币，而完全忽略美元作为全球通用货币给其他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如果说历史上的帝国必须承担起对边缘地区的道德责任和治理责任，甚至连大英帝国在撤退时也要标榜帝国责任，然而，美国控制全球，并通过“颜色革命”颠覆他国国家政权，从而让这些国家陷入政治衰败，甚至成为“失败国家”，却从来不认为自己对于整个世界、对被占领的国家负有责任。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从阿富汗溃退，却将责任推给阿富汗政府。
因此，在这个隐蔽的世界帝国体系中，处于中心控制地位的美国一方面通过世界帝国体系来榨取资源，以推动美国这个主权国家的不断繁荣和强大；另一方面当世界帝国的边缘地带出现灾难或者整个世界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美国却以主权国家的说辞要求边缘地带的主权国家独自承担起责任，而美国对整个世界面临的灾难甚至不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换句话说，随着“深度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这种世界帝国的全球治理模式已经与全球共同利益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即世界帝国体系仅仅是美国榨取利润的工具，美国拥有控制世界的权力并利用世界帝国体系来获取利益，然而却不需要对整个世界承担责任。这就是为什么过去 500 年来，西方塑造的全球秩序从主权国家-殖民帝国体系发展到主权国家-世界帝国体系，始终未能解决西方与非西方的不平等问题，并且不断将这种不平等固定化甚至永久化，其根源就在于这种资本主义的世界帝国体系在帝国权力与帝国责任之间的巨大落差。因此，不分析这个隐蔽的世界帝国结构，就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
如果和古典的区域性文明帝国的宪制结构相比较，立刻就可以看出现代帝国宪制设计的精巧秘密。古典帝国看似采取野蛮的军事征服和领土占有，伴随着野蛮的杀戮，然而帝国一旦完成建立，其往往要承担起对帝国事务的治理责任，不仅要保卫帝国边疆，而且要尽可能增加帝国臣民的普遍福利。在这方面，中华帝国对边疆投入巨大的财政力量进行开发和治理堪称典范，而这种治理的政治逻辑恰恰在于儒家所强调的“天下一家”理念，境内所有百姓都像一个家庭的成员一样，关心天下万民疾苦，使其安居乐业乃是帝国君主的政治责任。由此，我们看到晚清中华帝国在风雨飘摇中为了帮助藩属国朝鲜和越南抵抗来自日本和法国的殖民侵略，用最后的力量同时投入对抗日本的朝鲜战争和在越南的抗法战争，而这两次战争直接加速了帝国的解体。假如中华帝国采取西方帝国模式，那么首先就是将朝鲜和东南亚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从而迅速扩张为世界帝国。正是在这种比较中，我们才能看到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如何在全球攫取利益。尽管美国曾在“冷战”中为了与苏联帝国展开争夺，投入很多资源来帮助其他地区发展。然而，冷战结束以来，面对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美国却不断瓦解联合国和国际合作体系，用世界帝国体系来巩固美国利益，而将全球性的灾难和问题留给世界。无论是面对 2008 年金融危机还是今天的全球疫情，美国非但没有发挥领导者、组织者的作用，反而挥舞制裁大棒迫使世界向美国纳贡。现在，美国将其防治疫情失败的责任转嫁给中国，在媒体上污蔑中国，将病毒源头栽赃给中国，企图让中国赔偿其抗疫失败的损失，打击推动全球合作抗疫的世界卫生组织，试图推卸其在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失败中应承担的帝国责任。
可以说，这次新冠疫情以一种极端的危害全球的方式揭露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危机，即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一方面瓦解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另一方面却不承担起码的全球治理责任，从而导致全球治理主体缺位，全球疫情不断恶化。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非但未能承担起全球治理的责任，反而成为全球各种风险爆发的根源。无论是气候问题，还是恐怖主义问题，无论是金融风险、网络风险，还是病毒风险，其根源恰恰来自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
3. 历史终结与文明共存对话的矛盾
“深度全球化”亟须展开“文明对话”，而世界帝国的“历史终结”意识形态阻碍着这种对话，加剧了人类文明之间的隔阂和冲突。“深度全球化”推动全人类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进行密集的文化交流，这就意味着原来分割在全球地理空间中的不同民族、文化、宗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流，从历史上彼此陌生的“相望于江湖”到不断产生日常摩擦的“相濡以沫”。由此，“深度全球化”必然也引发民族、文明和宗教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尤其是北非、中东的移民大规模地进入欧洲，导致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各种冲突不断，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恐怖事件不断发生，而欧洲保守主义力量不断增长，甚至法西斯主义也开始抬头。美国也同样因大规模移民导致其内部的文化认同发生分裂，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文化领域中的分歧已经演变为政治领域的分歧。全球的政治利益的分化无不以文化作为凝聚力量和政治动员的口号，以至于“文明冲突”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如果所谓的“文明冲突”一旦变成宗教的冲突，尤其是历史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那种你死我活的宗教战争，那么人类历史只能退回到永恒的战争征服、永远无法共存的悲惨局面。因此，“深度全球化”必然需要推动在各种层次上展开广泛的文明对话，让每一种宗教和文明反思其自身的局限性，从而寻求共识，共同建构多元文化共存、相互学习借鉴的“人类大家庭”。然而，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始终秉持“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的“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就以“文明冲突”的方式来推进“历史终结”，不仅以反恐战争为借口，对伊斯兰世界发起“新十字军东征”，而且以“冷战”意识形态和“文明冲突”的姿态对中国发起全面的打压，甚至试图复活“高加索人”这种 19 世纪催生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主义论调来针对中国。如果说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文明基础，那么建构世界帝国的主权国家必然按照自己的文明来理解整个世界和建构世界帝国，并利用世界帝国在全球推广这种文明。事实上，历史上的区域性文明帝国也是按照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然而，历史上文明帝国的建立往往由一个强势文明来同化周边的弱小文明，因此出现的趋势往往是文明的扩张，而不是文明的冲突。而这种强势文明之所以强势，并不一定在于其军事力量，而在于其认识到了人类自身的优秀思想，这就是为什么“轴心时代”在不同地域空间中的人类文明在思想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从而塑造了地域空间中的文明形态。
然而，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的崛起在摧毁区域性文明帝国的同时，也在摧毁古典的文明形态，并建构起新的文明形态，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现代性或者现代文明。由于现代文明是在古典文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那就意味着每一个区域性文明都应该找到与自己的文明形态相匹配的现代化道路，从而呈现出“多元现代性”。然而，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始终以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中成长起来的自由民主体制作为现代文明的唯一样板，将其他任何文明对现代性的探索都看作离经叛道的敌人，甚至包括同样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中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理论。因此，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并不是超越不同宗教和思想之上的秩序建构，而是将自己与基督教紧密联系在一起，基于宗教的文明冲突问题就变成对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的反抗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美苏冷战、恐怖主义与美国的新战争，以及今天愈演愈烈的中美之间的全面竞争都可以理解为文明的冲突，但又可以理解为世界帝国的征伐与反抗民族之间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要从“文明冲突”转向“文明对话”，不仅要抛弃基于基督教的理论所形成的“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要推翻西方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让宗教脱离政治的争夺，真正面向真理展开对话。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在所有古典的区域性文明帝国中，唯有古典中国的帝国文明没有依赖宗教，而是依靠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儒家哲学建立起来的，因此它成功地解决了宗教冲突的问题，能够让不同的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和谐共处。
美国在登上世界舞台之时，积极建构国际联盟并推动联合国形成全球民主治理体系，从而终结了欧洲旧世界建立的殖民帝国体系。对于几百年来深处欧洲殖民体系压迫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人民而言，美国和苏联无疑是推翻欧洲主导的世界旧秩序的解放者。然而，随着冷战的展开，美国逐步抛弃联合国体制，建构起世界帝国体系，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拥有“新罗马帝国”的绝对权力，但由于缺乏国际法和国际政治力量的约束，导致美国加速走向腐败和堕落。随着“深度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美国的世界帝国体系已不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今天，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的美国是：经济上的金融掠夺化、政治上的军事暴力化和文化上的意识形态化。美国从作为世界灯塔的解放者日益变成自私自利的霸凌者，以至于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指出，美国今天的表现更像以前的苏联，而中国更像冷战中的美国。)
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虽然面临内在矛盾，尤其与“深度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相违背，但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依然具有其内在的生命力和实力。世界帝国的衰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趋势，就像我们通常将 1840 年看作清朝衰落的开始，直到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侵华，清朝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这中间有大约 60 年，即一个甲子的时间。因此，帝国兴衰强调的是一个历史趋势，虽然晚清有短暂的“同治中兴”，但衰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同样，在今天的中美竞争中，美国作为世界帝国依然具有相对于中国的巨大优势，因此中国始终反对搞“全面脱钩”的“新冷战”，始终保持“不脱钩”的战略定力，并以更大的动力来推动全球化，在“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相互缠斗中推动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在这个意义上，只要中国保持面对全球、致力于推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战略，那么时间始终站在“天下一家”这一边。因此，美国衰落的速度有多快，取决于中国崛起的速度有多快。与欧洲几百年来建构世界帝国秩序的历史经验相比，中国依然缺乏建构世界秩序的历史经验、政治能量和知识储备。这也注定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的衰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三
“天下一家”：继承并超越“五四”
在联合国体系陷入困境而世界帝国体系缺乏公共性的背景下，未来全球治理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世界历史将会进入世界秩序的动荡期和全球治理的混乱期。在美国内部，虽然自由派和保守派在两党政治中处于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但两党的分歧仅仅是关于世界帝国治理方略的分歧——是采取特朗普式的单边经济政治暴力，还是采取民主党主张的双边盟友战略。在针对世界帝国的领导权和统治权的问题上，美国的两党高度一致。为了维持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就必须全面打压中国的发展，最终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中。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推动的“中美脱钩”进程必然会加速，目前中美在文化教育领域的科技脱钩已经开始启动，而拜登政府团结盟友在意识形态上全面抹黑中国也已经开始，这似乎在为美国推动的“中美脱钩”做准备。因此，世界格局表面上会围绕中美的“脱钩”与“反脱钩”斗争展开，但实际上是围绕世界帝国的征服与反抗展开。由此，世界上将会形成以美国为首的拥护世界帝国与以中国为首的反抗世界帝国并支持联合国民主体制的两大阵营，一如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由此一切致力于推动全球经济平等和民主进步的力量，一切致力于推动多元文化和文明对话的力量，都会成为反抗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帝国体系的正义力量。在这场“脱钩”与“反脱钩”的斗争中，全球化进程并不会发生“逆转”，而可能出现“分叉”，呈现出相互交融的“区块化”结构。美国正试图逆转“深度全球化”的历史潮流，试图与其盟友构建“更紧密的半全球化”，塑造“没有中国的全球化”，而中国则致力于推进更为包容的全球化。随着反抗世界帝国的历史进程的推进，全球化会迈向更加深入，各种反抗世界帝国的力量将会形成更为紧密团结的全球进步力量，推动全球化进一步迈向“天下一家”。
面对“深度全球化”遭遇世界帝国所带来的全球治理困局，一如 20世纪初所面临的问题：“怎么办”？而这个问题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全球格局变化引发“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争论中国之世界的重要主题。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既要继承“五四”传统，发扬“五四”精神，更要超越“五四”，探索全球治理的未来。中国崛起和中华文明的复兴必然要求中国在“天下一家”的时代里，承担起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使命和责任。
1. 继承“五四”民主精神，积极推进全球民主治理
“五四”运动起因于反抗“巴黎和会”所代表的欧洲列强在全球建立的殖民帝国体系。刚好这个时期社会主义的俄国和经历了“进步时代”的美国登上世界舞台，两者都是作为欧洲列强所缔造的旧世界的批判者和终结者登上历史舞台的，因此天然地成为中国推动民主革命的政治盟友。根据美国地缘政治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地缘国策，美国要登上世界舞台的最后机会就在亚洲，而亚洲的重心就在中国，保持中国独立和“门户开放”有利于抵消北方俄国和南方英国的势力扩张，从而能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的利益。在此基础上，美国应当以日本作为模范生，致力于推动文化上同化中国。) 在这种国策的影响下，美国提出了公共外交或者民间外交国策，通过工商界和文化知识分子对中国进行政治宣传，从而立刻获得了“五四”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天然的好感和支持。可以说，美国和中国都是“巴黎和会”的参加者，而且都是这种殖民主义旧体制的反抗者和终结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致力于推翻旧欧洲的殖民帝国体系以及终结由此引发的帝国主义战争，共同推动联合国这种全球民主新体制的形成。
因此，面对今天美国缔造的世界帝国的全球扩张，发扬“五四”民主精神就要团结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世界各国的民主进步力量，包括美国内部的进步力量，共同捍卫基于主权国家平等的民主原则所确立的联合国治理体系，坚决反对任何违背民主精神的专制体系，无论这种体系是以新殖民主义的形式出现，是以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出现，还是以世界帝国的形式出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崛起的历史意义就在于紧密团结全球各国的进步力量，推动“世界人民大团结”，反对新型帝国主义和世界帝国专制，保卫并完善全世界人民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民主体制，并基于“天下一家”的理念来推动世界政府的建设。
2. 继承“五四”科学精神，探索全球治理的新科学
欧洲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关于全球治理的理论构想。而在过去一百多年的“美国世纪”里，美国推动了全球治理的科学发展，其核心就在于推动国际法治，即建立一个基于规则治理的世界，从而极大地推进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西方引入了科学和民主的理念，这里所谓的“科学”，不仅局限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而且包括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科学。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就必须全面吸收过往全球治理的历史经验和优秀成果，其中包括历史上伟大帝国的治理经验，也包括欧洲殖民帝国的治理经验，尤其是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历史经验。在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联合国体制中，通过谈判确立规则并执行规则无疑是现实可行的道路，由此形成尊重规则、崇尚法治的传统无疑有利于积极推进并完善依规则治理的世界。事实上，在中美竞争较量的同时，中美贸易谈判就是围绕规则展开的谈判。中美或许可以通过规则谈判来建构一个相互竞争但同时合作的世界，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规则和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尤其需要虚心学习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技艺——法治，只有在明确的规则预期基础之上才能将不同的民族、文化和文明团结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需要逐渐落实到法治上来，既要立足中国实际，又要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美国缔造的世界帝国及其规则治理始终“以资本为中心”，而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则须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规则体系。这次全球抗疫生动地展现欧美“以资本为中心”与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两种不同治理景象和两种不同的全球图景。因此，随着“深度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全球治理无疑要“以人民为主体”，以法律规则和技术规则为用，积极建构全球治理的新科学。
3. 超越“五四”，复兴“天下一家”的全球治理理念
“五四”运动采取了激烈的反传统立场，抛弃了中国古老的天下传统，致力于将中国建构为一个主权国家，从而加入全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个历史任务一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才得以完成。此后，中国又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身份，从而成为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中的重要成员。新中国在联合国中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始终致力于反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繁荣。而今天，随着中国的崛起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我们需要以更大的“文化自信”来激活中国古典的天下主义传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积累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迈向强起来的历史经验，因此中国有责任推动后发达国家探索符合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现代化道路，共同反对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这就意味着中国古典的天下主义必须和西方思想中的世界主义传统和共产主义传统相互促进，共同探寻反对世界帝国体系、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的出路。面对“深度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中国人应当秉持“天下一家”的古老信念，坚持“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西方人的天下，更不是美国人的天下。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文明都有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植根于文明的多样性。中国人民应当与世界人民一道，共建“天下一家”，共享“天下大同”。
本文注释
(1) Politico Magazine,“Coronavirus Will Change the World Permanently. Here’s How”(March 19, 2020), Politico website.(2) Stehen Walt, Joseph Nye, Jr., and Nicholas Bcerns, et al.,“How the World Will Look aft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March 20, 2020), Foreign Policy.(3) [英] 约翰·达尔文:《帖木儿之后:1405 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黄中宪译，中信出版社 2021 年版。(4) 强世功:《超大型政治实体的内在逻辑:“帝国”与世界秩序》，《文化纵横》2019 年第 2 期。(5)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1 卷)，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62 页。(6) [德]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7)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8) [德] 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刘毅、张陈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9) [德]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10)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11) [美]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5 页。(12) 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1953, 6 (1), pp.1-15.(13) [美] 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 20 世纪初的世界地位》，袁胜育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14) [美] 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 赵明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15) [德] 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7—201 页。(16) 参见[澳] 布雷特·鲍登:《文明的帝国:帝国观念的演化》，杜富祥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六章。(17) [英] 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华夏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32—533 页。(18) 当代西方左翼的“认知资本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劳动形式已经从过去机器大工厂的物质生产和体力劳动，转变为对知识、语言、符码、信息、情感等非物质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和“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劳动”。相应地，革命或反抗的形式也从过去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总体革命转变为“诸众”的日常片段化的反抗。参见[美] 迈克尔·哈特、[意] 安东尼奥·奈 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05、270、274 页。(19)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 2010 年版。(20) Kishore Mahbubani, Has China Won? The Chinese Challenge to American Primac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20, p.80.(21) [美] 阿尔弗雷德·马汉:《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版。本刊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擅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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