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俄罗斯人的世纪大抗争与世界秩序的重组
俄罗斯由一个公国经几个世纪的杀伐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疆域的帝国，19、20 世纪之交因盎格鲁-撒克逊人建立的世界体系扩张遇到瓶颈，俄罗斯人的身份发生逆转，由扩张者逆转为反抗者。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俄罗斯人一直在抵抗由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白人建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部世界政治史不是预先设计的，但制度变迁的结果就是作为斯拉夫人的俄罗斯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百年斗争史。俄乌冲突肯定不是这一历史的终点，因为霸权政治有其文化基因，由战车型政治经济体制和帝国主义军事组织驱动。
一、世界体系的建立与霸权争夺
大概到了 1875 年，由英国人主导建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基本成型，也就是说，英国人花了 200 年建立了由其主导的霸权秩序。“二战”后霸权领导权转移到美国人手中。几个世纪以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一直主导着世界体系的构建过程。
这个体系的性质有四。第一是残酷性。按照全球史奠基人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说法，在几大扩张性民族中，欧洲人是最好战、最血腥、最残酷的，盎格鲁- 撒克逊人的扩张史是这一论断的最佳注脚。第二是不平等性，资本主义就是以资本为中心的不平等性经济体。第三是战车体制，“二战”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体制是美国人说的军工复合体，这样的体制必然是战争的策源地。第四，上述三个特征决定了扩张是其本性，战争是其生存方式。
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导的这个世界，并不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地接受，首先西方文明内部就有人不服气。19 世纪初有法兰西人拿破仑加入霸权争夺战，经历了“百年和平”的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与英国人较量，东方的日本人也加入霸权争夺战，他们失败后都被迫加入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的挑战是为了争夺领导权，而不是为了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过去人们常说作为“老二”的苏联的挑战也失败了，这显然是历史观问题。从世界政治体系角度看，以俄罗斯民族为主体的苏联的出现，对改变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导的世界政治体系，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成功。
二、苏联的出现与世界秩序的重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建立的苏俄，是巴黎公社后建立的第一个反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因此新生政权从一开始 (1917—1920 年 ) 就遭到英国、法国、德国支持的白军的围剿，最后以红军胜利而告终。但是，对新生政权的“经济制裁”的严厉程度并不亚于俄乌冲突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在这种险恶的国际环境下，俄罗斯人探讨的是“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经过“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二战”中苏联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证明，经过几十年的孤军奋战，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仅次于美国的发达工业国。因为身处高度敌对的资本主义国际环境，苏联也犯下了“大清洗”这等灾难性错误；同样还因为处于被围剿的状态，也出现过乌克兰大饥荒悲剧。
苏联反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代价高昂，但最终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存活下来。不仅如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中国也建立了反抗压迫性体系的新中国。同样重要的是，在苏联推动的列宁主张的“民族自决权”运动下，亚非拉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在“二战”后风起云涌，新兴国家大批诞生。
就这样，从“一战”到“二战”，苏联不仅撕开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建立了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抗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一举改变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一统天下 (1700—1900 年 )的局面。苏联重组了世界体系，谁还能说是苏联挑战的失败 ?
以俄罗斯人为主体的苏联的抗争，代价是惊人的，不但有“大清洗”、大饥荒，最终还有1991 年国家的解体。然而，这并不是对“抗争”本身意义的否定，也不是“抗争”本身的失败。在苏联领导下，作为第三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胜利及其之后的建设成就，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之治”都证明，社会主义中国的规模和成就足以让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变得相对平等些，更重要的是，靠社会主义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比较政治研究的结论。“二战”后众多大大小小的发展中国家加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可比的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诸如亚洲的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尼，非洲的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北美洲的墨西哥，以及南美洲的巴西，有几个跻身于发达之列 ? 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谁不想变成发达国家 ? 最典型的是毗邻美国的墨西哥，1994 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时，墨西哥知识界高呼，墨西哥不久将和美国一样富有。于是，在政治经济上走美国之路，土地私有化，结果失地农民要么上山种植毒品，要么大批移民美国，毒品经济使墨西哥政治大溃败。有这样彻底躺平的大邻居，美国人自然高枕无忧了。这虽然是另外一个话题，却与俄罗斯人的抗争历程紧密相关，没有十月革命，哪里会有中国的社会主义 ? 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会有什么区别 ? 充其量是一个更大号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更糟，因为美式民主说到底是党争民主，而党争民主正是国家分裂的制度化安排，苏联引入党争民主的后果是一分为 15 个国家。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党争民主就是一种自残型治理模式，美国大可不必对这等国家去搞什么“大国竞争”。
三、“融入”世界体系的失败与再抗争
苏联“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非在苏联解体之后，而是从戈尔巴乔夫主政开始。两次“融入”失败，不得已最后以俄乌冲突形式与美国抗衡。
第一次是制度性融入。在经济上，1986 年以阿纳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为代表的“圣彼得堡帮”出现，使得苏共上层认为只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才能拯救苏联-俄罗斯经济。在政治上，1987 年戈尔巴乔夫在其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中设计出代议制民主之路。这种设计完全是为了融入西方，不承想很快让一个大国灰飞烟灭。继承了苏联遗产的俄罗斯大搞私有化运动，结果经济损失比美国大萧条还严重。这是制度性失败招致的国家大溃败。不得已，1999 年，叶利钦找到一个政治强人普京来拯救俄罗斯。
第二次是加入北约的努力。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一度想加入西方阵营，一心一意谋发展，美国也曾对俄罗斯承诺北约不东扩，彼此相安无事。结果呢，俄罗斯不但未能加入北约，北约还一而再、再而三地五次扩张，直至要把乌克兰纳入其中。不曾有独立国家经历的乌克兰人在政治上是一个极度不成熟的民族，任人摆布，甘当冲击俄罗斯的马前卒，直接威胁俄罗斯的领土安全，结果是牺牲自己。
俄乌冲突是推动和深化世界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契机。我给世界政治学的一个简单定义是：世界政治思潮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以及由此塑造的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显然，研究世界政治变迁的一个重要单元是政治思潮而不是传统的地缘政治或者经济利益。有了这样一个研究单元，我们就会对俄乌冲突有更深层的认识，不但为理解国际关系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打理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间关系提供新思路。
政治思潮深刻地改变了乌克兰，而政治上尚未成熟的乌克兰民族也因此把自己推向悲剧，直至深渊。脱离苏联而独立的乌克兰自然也走上了西式代议制民主之路，政党林立，竞争白热化，久而久之，原来能和睦共处的两大民族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逐渐成为仇敌，民族主义为国家分裂埋下了种子。何以如此 ? 党争背后其实是民族斗争，因为政党的社会基础不但有阶级阶层，更有民族和教派，以政党竞争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事实上就为民族分裂提供了合法的制度化平台。在政党竞争中，以民族为基础的政党为了吸引选票，可以制造身份认同，形成“敌”“我”对立的认同政治。这个来自历史和现实的政治逻辑很残酷，远非书本知识传授的政治浪漫主义所能理解。
在美国的策动下，2014 年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其实是武装夺权，赶走了由竞争性选举产生的来自乌克兰东部的亚努科维奇总统。自此，乌克兰境内的两大民族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敌友”之辩成为乌克兰政治的主题。2014 年“颜色革命”是乌克兰命运的转折点，政治思潮由所谓的“民主-威权”之争演变为不可调和的族群对决。克里米亚半岛以公投的方式脱乌入俄，东部顿巴斯地区的两个州宣布自治，从此内战战火燃烧不停。乌克兰人为了去俄罗斯化，炸毁了境内的红军纪念碑，学校教育去俄语化；更有甚者，为了剿灭东部俄罗斯人的“独立”，乌克兰政府军大开杀戒，至今已有 1.4 万顿巴斯地区的俄罗斯人被杀害。
乌克兰的内战、分裂，尤其是经济上被国内外寡头掏空的状况，让乌克兰人处于绝望之中。政权本来是一个国家的头号大事，选民以游戏心理把政权交给一个喜剧演员泽连斯基，泽连斯基总统又把权力与一帮演员朋友分享。从百姓到总统，都没有认真对待过政权这个国之大事。正是在一片绝望之中，乌克兰修改宪法，放弃中立国地位而以加入北约为建国目标，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甘当美国、北约威胁俄罗斯的桥头堡和马前卒，最终把自己送上不归路。
俄乌冲突是继“十月革命”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后的第二次大反抗。在某种意义上，这次反抗不是什么制度层面上的——俄罗斯说到底实行的是选举式民主制度，而是以宗教性-民族为基础的文明性的。盎格鲁 -撒克逊人一直认为，俄罗斯人是有一副白人外表的信奉东正教的鞑靼人——非我族类。我们得到的启示是，一个非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巨型国家，不管你实行什么制度，只要你发展起来了，你就是威胁——威胁到 300 年来建立的只能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于食物链顶端的世界体系。不是吗？就连黑人总统奥巴马都直言不讳：如果十多亿中国人跟美国人拥有同样的生活水平，将带来世界性的灾难。因此美国必须不择手段地打压中国，如“绑票孟晚舟事件”。在既定的世界体系里，只能美国人吃肉，中国人吃草。
四、霸权政治的行为根源与世界秩序的不确定性
改革开放之后引进的社会科学，包括国际关系理论，混淆了我们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以“实力政治”“均势”等词汇构成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代替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等反映世界政治本质的理论，以为各国可以相互依存且共同依存于美国人主导的国际制度，以为美国人主导的国际政治正在朝着更文明的方向演化。俄乌冲突告诉我们，西方文明的野蛮根性并没有变，帝国主义依然是世界动荡不安的根源，霸权主义依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拦路虎。在某种意义上，世界政治犹如生活政治，一个村庄的恶霸家族长期靠收保护费而欺压庄邻，突然间，一个发家致富的人家不愿意再交保护费，并使得其他庄邻也争取平等权，进而动摇了恶霸家族的地位和合法性，恶霸家族自然会无所不用其极。世界政治远比生活政治险恶，这是因为西方文化上的民族性、政治经济结构和军事体制决定了其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必然性。
西方民族国家的诞生带来了“西方世界的兴起”。“西方世界的兴起”当然首先是人的问题，或者民族的问题，这是制度变迁的最基本的行为主体。那么，“西方人”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说具有什么样的民族性呢？威廉·麦克尼尔这样总结道：“当人们把它们与其他主要文明形态比较以后…… 欧洲人嗜血好战的特性才能被认识”；欧洲人“根深蒂固的鲁莽好斗的性格”，“使他们能在约半个世纪内控制了全世界的海洋，并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征服了美洲最发达的地区”(1)。一个人的性格影响甚至决定其一生的命运，民族性也必然影响着乃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走向。民族性是理解世界政治的起点。
欧洲式现代国家是什么属性呢？答案是与生俱来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我们一般把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看作欧洲式现代国家的起点，在笔者看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事实上有两个后果。一个就是催生了现代国家，即以民族为单位的国家的诞生。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 或 nation-state) 是一种具有天然的民族主义诉求的现代国家，具有与生俱来的扩张性或帝国主义性。支撑民族国家的是军队和官僚制，这同儒家思想支撑的“文教国家”中国完全不同。在对外关系上，文教“教化”外来力量，具有内倾性；军队就是用来打仗的，尤其是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战争制造了国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第二个结果是由具有扩张性的现代国家所奠定的世界体系。好战的民族性、扩张性现代国家，借助海外贸易形成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此编织起世界性网络。(2) 这事实上是一张帝国主义网络，在理论上被伊曼纽·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称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具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性质的民族国家的诞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反过来，资本主义让民族国家更加贪婪。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的美国是一个由资本权力怪兽驱动的永动机式的“战车型体制”，加之与生俱来的民族扩张性，其对外扩张的动力前所未有。美国人自称“原则与利益”是其对外政策的两个标准。在我看来，所谓的“普世价值”原则只是一种美丽的言说。要不然，已经符合其“普世价值”即实行了“自由市场”“自由民主”的 1990 年代的俄罗斯，为什么依然遭到美国的无情挤压？为什么美国继续支持俄罗斯国内的分裂势力？真正对美国外交政策发挥作用的还是其国内体制造就的资本权力怪兽。
当我们感受到美国的威胁的时候，美国自身也深受其体制之害，那个体制就是最强大的利益集团“军事工业复合体”所绑架的美国政治制度。枪支泛滥导致美国每年死伤 3 万人左右。美国参议院也表决要出台控枪议案，结果因达不到绝对多数而无法通过。美国宪法规定，只有达到 2/3 多数，才能修改宪法相关条款。试想，哪一项利益能让 2/3 绝对多数的利益多元化的政治人物们达成一致意见 ? 绝对多数规定，看起来多么尊重民主啊，这恰恰是限制民主的条款。
结果，形成于农业社会时代的宪政体制根本性地约束着大众权益，而最有力地保护着寡头利益。美国最强大的寡头力量无疑是“军事工业复合体”——“二战”后军人出身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小心一语道破天机。“军事工业复合体”是这样的一个政治生物链条：军工企业( 包括众多的研发机构 )—选民—议员—政治企业家 ( 靠政治游说而谋生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和智库 )。战争停止以后，这个链条靠什么维持下去？靠的是没有敌人也要找出新的敌人，以便维持“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利益，结果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敌人越来越多。
“军事工业复合体”只不过是美国扩张体制的现代升级版，美国本身就是殖民扩张的结果。英国人登陆北美后，从最初的 13 个州到之后的 50 个州，就是清剿印第安人和对外战争掠夺的过程。那种美国不搞殖民主义的说法完全有违美国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放大美国扩张本性的机会之窗，从“新大陆”走向全球，而且扩张的手段更加高明，不但有赤裸裸的军事霸权，还有能俘获人心的文化霸权。“军事工业复合体”必然要寻求战争和军事扩张，否则资本权力就维持不下去。在这个意义上，全球性的“冷战”是一种符合资本权力利益的国际制度安排。很多人原以为，冷战之后世界会更太平了，结果失去了制衡的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地发动战争，战争频次比冷战时期更高。冷战刚结束，美国就在海湾打了一场不对称的高科技战争，军人杀人变成了机器游戏。这场战争可谓是美国军事工业发展水平的试验场，也为军事工业找到了更大的市场。
尝到甜头的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地放任其扩张体制，军事霸权从无停顿。先是以莫须有的借口打了第二次伊拉克战争，除掉萨达姆并使伊拉克陷入动荡。有“使命感”而无责任感的美国不但不关心伊拉克人的生存状况，其所谓的“大中东民主计划”还把伊拉克人的苦难放大到整个大中东地区。在 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中，美国硬是一举端掉其不喜欢的卡扎菲，进而支持叙利亚内战，中东人民国破家亡。“一战”后历经一个世纪而建立起来的中东秩序，就此坍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欧洲也因此出现难民危机。
在搞乱中东秩序之后，美国又立刻加剧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紧张关系。
对俄罗斯，先拉乌克兰进欧盟乃至北约，以其擅长的“颜色革命”推翻合法的民选总统，乌克兰最终被肢解，丢掉了克里米亚。美国战车在冷战后横冲直撞 20 年，终于遇阻。于是，美国对俄罗斯祭出了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军事上挤压，把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在俄罗斯家门口；经济上孤立和制裁，试图再次通过“遏制”促使其国内政治剧变。
在东方，广阔的太平洋足够容纳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第一大经济体的扩张禀性决定了美国的排他性战略。对待中国，美国在经济上曾设计了孤立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军事上首先怂恿日本制造东海紧张局势，又支持菲律宾搞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并把“萨德”部署到直接威胁中国战略纵深的韩国。围堵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已经成型。
美国主宰的北约由原来的十几个国家扩展到三十个国家，其帝国主义扩张性毋庸置疑。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最初向俄罗斯承诺绝不东扩，到后来的五次东扩，甚至要把乌克兰纳入其中，直接威胁到俄罗斯的生存空间。不仅如此，北约还要东扩到亚洲，变成“全球化北约”，变成一个遏制中国发展的军事组织。
这样，文化上的民族主义扩张基因、政治经济上的战车型体制以及军事上的帝国主义组织，决定了霸权主义政治的现实必然性和长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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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注释：
(1) [ 美 ] 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孙岳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79 页。
(2) 这是全球史专家麦克尼尔父子的用法，威廉·麦克尼尔的书名是《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约翰·麦克尼尔与其父威廉·麦克尼尔合著作品的书名为《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 21 世纪的人类网络》，王晋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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