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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写了一篇《大清的成功秘诀》，提到大清之所以能统一中国，关键是善于统战，大清统战了包括蒙古人、辽人军功集团、汉人士大夫等中国最有组织力的群体，战胜了大多数汉族农民支持的李自成。我还强调，在前现代社会，统战拥有关键资源和组织的群体要远比赢得大多数重要得多。后来，我又看了著名汉学家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对中国人思维的底层逻辑又有了更深的认知。我意识到，古代的中国老百姓并不在乎对错，他们大部分说辞都是为了让现状合理化，好让自己接受所谓的“大势”，这种逆来顺受、被动的接受命运是中国人的重要特征。中国人所说的天命只是对结果的合理化解释，它的本质就是成王败寇、存在即合理。大多数人寻求的，还是如何在既定现实下满足自己的利益。魏斐德就发现，在明末清初这个节点，士大夫的认为的“天命”发生了多次变化。李自成在击败孙传庭，消灭最后一支明朝精锐后，只用了1年的时间就征服了北方，大部分明朝省份都是传檄而定，大军一到就投降了，其实当时明朝还有不少军队，但大家都没有进行抵抗，将领和老百姓，似乎都平静的接受了这一结果。因为他们都认为明朝气数已尽，现在天命归大顺了。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继续进行追赃助饷，得罪了整个士大夫阶层，但在大清入关前，其实大部分士大夫仍相信李自成是天命所归，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如果没有天命，李自成怎么可能战胜明朝，胜利本身就说明天命转移了”。比如一位叫梁兆阳的学士就在李自成面前“怒斥崇祯的刚愎自用，盛赞陛下（李自成）救民水火，百姓箪食壶浆以迎，可比唐虞，汤武不足道”，还有很多人直接劝李自成举办登基仪式，以安天下。可以说在吴三桂引清朝入关前，士大夫阶层对李自成虽然不满，但大体的策略不是反抗，而是引导李自成归入正道。真正改变局势的还是大清入关在正面战场歼灭了李自成的军队。士绅们看李自成败了，还丢掉了北京，就认为天命再一次发生了转移。多尔衮入京的时候，发生了滑稽的一幕，当时北京城内的官员和士大夫都盛传是吴三桂击败了李自成，很快就会带着明朝太子登基，于是早早准备了御辇来迎接，结果没想到入京的是留着辫子的多尔衮。多尔衮本以为他们会大失所望，没想到他们将错就错，直接说王爷击败流寇功高盖世，硬是把多尔衮拥上了御辇，认多尔衮为新主子，多尔衮入京后，没有一位官员因为怀念明朝和汉人江山而自杀。只一个多月，天命就发生了两次转移，北京的官员也换了三个主子。而判断天命的唯一标准就是战场上的胜负。入关后，大清只用了一年多就平定了大部分地区，对这个结果，多尔衮也是极为惊讶，因为汉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一向瞧不起女真人，称呼努尔哈赤、皇太极要么夷酋要么奴酋，松锦之战后，崇祯迫于形势想和皇太极议和，大臣们更是坚决反对，还打死了执行议和的陈新甲。多尔衮想不到，大谈华夷之辩的士绅，居然一瞬间就投降了大清，更没想到，大清刚刚恢复科举，就有大批的文人前来考试做大清的官。正因为太顺利，多尔衮才忘乎所以，推行剃发令，刚入关时，多尔衮怕汉人反抗，要求“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但后面，多尔衮觉得汉人投降的这么快，没必要妥协了，不如全剃光。
剃发令一出，确实引起了全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反抗，南明势力也卷土重来，但最终经过十几年的战争，天下还是被平定了，而且总的来说，大部分汉人还是归降了清朝的统治。根据清朝自己编纂的《贰臣传》记载，总共125名贰臣，100位出身于长江以北，占80%，按省份算，山东人最多，达到了20名，占总数的1/6。在《清史》的记录中，山东士绅不仅没有抗拒清朝的统治，而且主动和清廷合作。李自成进京后自杀的21位文官，也大都是南方人。北方人的大量投降迅速改变了朝政格局，在崇祯时期，76%的尚书是南方人，24%是北方人，而顺治初期南北比例则是32%和68%。这其实牵扯到明朝时期南北矛盾的问题，江南由于富庶，考上进士出任高官的比例远高于北方人，朝堂一直被南方士大夫主导。北方人在军队中比较多，但因为大明是以文制武，所以北人的地位一直相对较低。北人中地位最低的就是辽人，很多官员甚至认为他们和蛮夷差不多，因为一向被内地歧视，辽人成了最心向大清的汉人，八旗中的汉八旗，基本都是辽人军功集团。北方的士绅试图想借助清军入关清除流寇并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在一段时间内他们确实做到了，直到康熙中期，南方人才借助善于考试的优势夺回朝政主导权。相对于剃发易服带来的屈辱，北方士绅更在意实际利益，而南方士绅反抗，与其说是气节，更大的可能是，他们在清朝初期的地位不如明朝，这让他们更难接受大清的统治。大清对汉人的态度，是越早投降统战价值越大，地位越高。努尔哈赤造反之前投靠建州女真的，直接算女真人。努尔哈赤造反后投降的，算汉八旗，当时李永芳、孔有德之辈，在明朝并不是什么大官，但因为那会大清缺人，所以一投降就被重用。
等到了松锦之战，大清已经确立了优势，汉人的统战价值就开始下降了，洪承畴祖大寿投降，都没得到重用，洪承畴之后还被清廷列为贰臣。入关后，大清需要文官，整体上北方离大清近，占了地利优势，一度压过了南方人。这种地位的错配很有可能才是南方士大夫一度坚持抗清的核心原因，等到大清通过科举选出新一批南方官员后，南方的叛乱也就消失了。
魏斐德提到，虽然早就统一了天下，但直到三藩之乱时，大清才意识到自己承接了“天命”，因为有无数汉臣为大清殉国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氏家族殉国。当时广西巡抚马雄镇被汉人军阀孙延龄拘禁，全家38口以身殉国，而马的祖父马与进曾是明朝的辽东官员，1621年后金进攻辽阳，马的妻子误认为丈夫战死沙场，带着家眷42人集体自杀，为明朝殉国。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极大震动，祖母是一个明朝的忠臣，父亲归顺了大清，儿子是大清的忠臣，这三代人效忠的变化反映了天命已经从大明转移到了大清。马氏殉国代表大多数士绅已经承认了大清的正统并愿意为之殉国。但从后面的史料看，对于归顺大清这件事，士绅群体也是有些别扭的，比如当时朝鲜人就记录，来北京的时候因为朝鲜人穿着明朝服装，而被北京百姓认为是奇装异服，但是汉人士大夫见了还是面有愧色。也正是明亡后，朝鲜开始自认为“小中华”。当时无论是日本还是朝鲜，都认为中国已被蛮夷占据，中华正统已经转移到了自己身上。而客观讲，大清也确实不是一个纯粹的汉化政权，大清一直实行的是二元体制，一直在用八旗制衡汉族士绅。清朝皇帝的身份也包含蒙古大汗，甚至使用两套觐见礼仪。可以说，大清至少有一半的属性属于内亚的游牧/渔猎文化。就后面的进展来看，大清也确实防范汉人，从剃发易服、圈地到乾隆的文字狱，再到最后的皇族内阁，都表明大清也许会为了政治利益统战汉族士绅，但绝不允许他们削弱自己的专断权力，汉人的权力始终在八旗之后。即使到末期八旗已经完全不堪用，大清仍要坚持满汉之别（汉八旗也被视为满人）。尽管如此，大部分汉人对大清的忠诚至少延续了200多年，太平天国之乱后，即使汉族督抚有了兵权行政权，仍没有选择推翻大清。看完这段历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人的天命观只是一种结果论，他们的气节和忠诚是一种不加思考的举动，他们坚守的与其说是原则不如说是对权力的服从和崇拜，本质是为权力牺牲。他们只在乎忠诚的举动，并不在乎忠诚的对象，不管是流民帅还是夷酋，只要占领了首都做了皇帝，证明自己占据优势，他们就无条件的服从，所谓天命不过是让现状合理化的说辞。士大夫的思考方式和基督徒有很大区别，基督徒只相信圣经的文本，世俗上的成败无法动摇他们的信仰，甚至越是失败越能彰显信仰的伟大。正是这种对真理的无条件盲信构成了宪政秩序的一个来源。与西方的发展道路比，古代中国始终带有鲜明的功利主义色彩，这种功利主义，你可以说是中国人聪明的体现，但如果一个族群太聪明了，也未必是好事。有时候，你会弄不清，他们的底线到底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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