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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写了《大清的成功秘诀》，提到大清的成功离不开统战关键群体。今天我们就聊聊大清的敌人大明朝。
大明朝灭亡的原因，非常复杂，网上讨论也很多，包括王朝周期律、财税制度落后、小冰河期等。今天我不聊这些学理性的、深层次的原因，只聊一个最简单的，那就是用人制度。大明朝一向是刻薄寡恩、用人不善，君臣之间严重缺乏互信。在大明朝的后期，有两个现象非常突出。一是越忠诚的官员下场越凄惨。绝对忠于朝廷的戚继光、杨镐、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都下场凄惨，拥兵自重或投降大清的李成梁、左良玉、洪承畴、吴三桂、孔有德则活地很滋润。二是成为大清的人才输送基地。同样的人，在大明朝这边默默无闻，跑到大清就成了一顶一的人才。明军一旦剃头，战斗力就翻上三四倍。
先说第一点，在大明朝做忠臣下场是悲惨的，《万历十五年》有句话说得好，说上到首辅、总兵，下到文学家，没一个有好下场。这句话放在明末，再合适不过了。
明末的几个辽东巡抚、总兵、督师，没一个善终。杨镐萨尔浒战败后被处死、李如柏萨尔浒战败后自尽、熊廷弼广宁失守后被处死、袁崇焕己巳之变后被凌迟、孙承宗大凌河之败后被罢官。提起杨镐，明粉往往是一顿黑，认为杨镐应为萨尔浒的战败负全责。但问题是，除了杨镐还有更好的人选吗？合兵就能打赢努尔哈赤吗？按当时的条件，杨镐其实是最好的人选，大明朝一向是以文制武，总指挥一定是个文官，而杨镐参加过万历朝鲜战争，是作战经验最丰富的文官，整个朝廷，也找不出比杨镐更有经验的。杨镐的分兵战略，也没有大问题。分兵，其实是辽东明军惯常的做法，在辽东多次参加战争的李如梅，也建议分兵。杨镐分兵原因有二。
二是建州地形崎岖，十一万大军施展不开且会面临补给困难。就后面的战事看，努尔哈赤也没有真的合兵一处，虽然努尔哈赤说“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但后金在局部战场投入的兵力，最多也不超过3万人，与单路明军（2-3万左右）的人数，差距并不大。就是这样人数大体相当的战斗，明军却往往只能支撑1天，第2天就开始溃败，努尔哈赤和几路明军的战斗，都可以用屠杀来形容。这样巨大的战斗力差距，合兵只会死得更快，还不如分兵打个时间差。可以说，杨镐的指挥并无错误，就史料看，杨镐本人也没什么污点，在朝鲜时，他口碑就很好，朝鲜人记载杨镐到朝鲜后严肃军纪，力主抗敌，杨本人更是兢兢业业，从不嫖妓。杨镐被罢免时，朝鲜君臣出城送别，哭声震天。任辽东巡抚期间，杨镐也是忠心耿耿，努力挽救辽东局势，萨尔浒战败后，更是以戴罪之身替熊廷弼背锅，连熊都称赞杨镐的人品。从杨镐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兢兢业业，希望报效国家的忠臣形象，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该死的。萨尔浒的失败，是注定的，责任不在杨镐，而在万历。明朝是一个皇权达到鼎盛的朝代，任何大事都需要皇帝进行决策，内阁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策权。辽东局势的溃烂，和万历的怠政息息相关。万历中年时派出矿税太监到辽东盘剥，坏了人心，导致大量辽东汉人投奔建州，努尔哈赤能顺利夺取辽东，离不开辽东汉人做内应。万历中年后还三十年不上朝，凡是臣子的奏章都留中不发，致使缺额的官员得不到补充，财税制度近乎崩溃、军器、军纪也得不到修整。整个大明朝原有的弊病，在万历年间进一步放大，到1619年已是积重难返。
萨尔浒的几位主将，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需要士兵抬着才能上战场，为什么将领青黄不接，还不是万历多年怠政，导致新人无法接任，这才让本该退休的老将上战场。为什么努尔哈赤能做大，也是因为万历怠政，致使无人主事辽东，这才让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萨尔浒之战，身为最大责任人的皇帝不背锅，反将收拾残局的忠臣处死，这不让人心寒吗？
说完杨镐，我们再说说袁崇焕，袁崇焕比杨镐还惨，杨镐毕竟是个败军之将。可袁崇焕任内，先后两次击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是明朝唯一能正面击败后金的官员。这样的丰功伟绩，于情于理都不应重罚。但袁崇焕最后的下场却是凌迟加传首九边，可以说是惨不忍睹。袁崇焕有没有问题？我认为完全没有，杀袁崇焕完全是崇祯刻薄寡恩。袁崇焕做的几件事争议很大。首先是杀毛文龙，很多人说毛文龙可以牵制后金，袁破坏了抗金大业。这种说法没有根据，实际上毛文龙向来谎报军功、不听调遣，斩获极为有限，根本起不到牵制的作用。而且崇祯在事前赐予了袁崇焕先斩后奏的权力，袁杀毛文龙，在法理上没有任何问题。我知道，会有人说所谓尚方宝剑都是虚的，真的先斩后奏就是犯了皇帝的忌讳，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要么不授予臣子这项权力，既然授予了就不能予以追究，这牵扯到君臣之间最基本的互信。崇祯杀袁，看似是维护了皇权，实际上完全破坏了君臣之义，将赤裸裸的算计摆到了台前。
还有人说袁崇焕说五年平辽，结果第二年后金军就兵临北京城下，涉嫌欺君，这更是荒谬至极。
己巳之变才是第二年，离五年尚远，何来欺君？更何况，以当时明朝内忧外患的局势，袁吹牛了又如何？当时袁是唯一能抵挡后金的官员，你把袁杀了又能用谁呢？于情于理，都不该杀。至于袁执意要在北京城下迎击皇太极，实是迫不得已，袁深知明军没有和后金军野战的能力，只能“凭坚城，用大炮”，袁崇焕打赢的宁远和宁锦两次战役，都是依赖城墙上的火炮，而北京城上，恰好有20门红夷大炮。在北京城下阻击皇太极，是明军唯一的胜机。但多疑的崇祯不会相信袁的说辞，只会认为他养寇自重，蓄意谋反。崇祯认为袁崇焕请求入北京城歇息，是图谋不轨；让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是勾结敌军；袁崇焕下狱后，辽东兵将均不听调遣，更坐实了袁崇焕拥兵自重的指控。就这样，这个大明朝的忠臣被凌迟处死，北京百姓纷纷生啖其肉，袁的首级也被传首九边，辽东明军看到袁崇焕的下场，人心涣散，彻底对明朝失望。大明朝的刻薄寡恩，被每一个大明将士看在眼里。袁崇焕的死，实在让人惋惜，袁从在福建当知县开始，就为官清廉。后到北京述职，他一个文人，刚到北京就单人出塞查看辽东地形。之后到辽东工作，在友军撤离的情况下坐守孤城，赢得了明朝对后金的第一场胜利，这个大明朝的忠臣，没有死在皇太极手里，反而被自己的皇帝和子民所杀，大明朝，配不上这样的忠臣。除了杨镐、袁崇焕，后面的孙传庭、卢象升也下场不好，他们都在朝廷激烈的党争和崇祯帝的多疑下被逼而死，唯一活的比较好的就是洪承畴，但他是做了贰臣，靠投降大清才改变了必死的命运。
不少大明臣子终于认识到，在大明朝做事是危险的。我大明朝的制度，核心不是办成事，而是维护皇权。大明朝为何以文制武、太监监军，外行领导内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限制武将，互相监督，保障皇权。你权力小办不成事、权力大又被怀疑拥兵自重。办不成事要处斩，老办成事功高盖主，也要处斩。不论是皇帝还是言官，只要抓住一点小错，就将人往死里整，大明朝的人心已经坏了，这种氛围下，只能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躺平不做事，成了官员最明智的选择。既然在大明朝不能做事，那只能去大清了。那些在大明朝磨洋工的庸碌之辈，一旦剃了头，就战斗力大增，原因无他，只因大清的制度要比大明朝宽容的多。比如额驸李永芳，在明朝不过是个中级军官，手下兵力不过千把人，投降后金后竟成了后金第一军师，还娶了努尔哈赤的孙女，他连续用内应攻破明朝城池，萨尔浒之战时，李永芳更是献策，提出应集中兵力消灭明军。
再比如大清乌真超哈炮兵部队的组建，造出红衣大炮的王天相、金世祥不过是明朝的普通铁匠和普通军户，就这两个大明朝的路人，在投降大清后，居然赶在大明朝廷前仿制出了西方的红衣大炮，到大凌河之战时，皇太极的重炮数量就超越了明军，在孔有德等人降清后，大清更是在火炮上占据绝对优势。为何大清只用了大明的二流人才，就仿制出了红衣大炮，关键是体制不同。大明朝的问责制度非常严厉，只要造炮失败就要被严惩，轻则处分、重则杀头。久而久之，大明朝的工匠都趋利避害，不敢研发新品，不敢尝试威力大但成品率低的重炮，都去造那些威力小、成品率高的火器。所以大明朝火器种类虽多，但大都不堪用。戚继光就说除了鸟铳和佛朗机，都不堪用，这两个还都是从西方引入的。
相比大明朝的刻薄，大清宽容的多，皇太极当时为了造出红衣大炮，许诺不惩罚失败者，只要勇于造炮，无论用多少原料，失败多少次都可以，最终在无数次的尝试下，王天相拥“失蜡法”造出红衣大炮，金世祥则发明了效率更高的泥铸法，两人成功的背后，离不开无数次的失败和试错。事后，皇太极大喜，立即封王天相位骑都尉，后又升为备御，世袭罔替。正是这种对错误的容忍，对人才的绝对信任，让大清胜过了大明。大清向千百万汉人表明，虽然建州苦寒，物质条件比不上关内，但大清对待人才的态度是不拘一格，只要你是人才，就能在大清有所发展。这种对人才的统战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19世纪60年代，大清同时面临太平天国、英法联军、陕甘回乱、捻军等四股叛乱，大清朝廷完全无力镇压，为了保住朝廷，大清下放权力给汉族士绅，不到十年就平定叛乱，让大清续命50年。这期间，曾国藩、左宗棠、僧格林沁都吃了无数败仗，甚至有一次，捻军直接打到了北京城下，慈禧不仅没怪罪左宗棠，反而继续信任他，最终终于平定了捻军和回乱。试想，如果当时当政的不是慈禧而是崇祯，恐怕朝廷一不会放权，二会处死战败的左宗棠、曾国藩。大清大概率撑不过太平天国起义。在用人格局上，大明完全输给了大清，崇祯也完全比不上慈禧。
（曾国藩初期连吃败仗，按照大明朝的惯例，早把曾国藩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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