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良家子从军，到宋代好男不当兵，为何兵源质量越来越差？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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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民间有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代表了我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一种固有观念，当兵成了人们心中一种并不光彩的“贱业”。“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按理说，士兵的优劣与否事关战争胜负，为什么偏偏是这些关乎战争成败的重要人员，却长期以来不受人们重视呢？

事实上，对春秋历史有所了解的网友一定记得，商、周两代，当兵非但不是一种贱业，反而是一种只有贵族才有的权利。那么，原本从军这种只有贵族才能从事的营生，是如何变成了一种让人避之不及的贱业的呢？这其实与我国古代军人地位的逐渐下降有关。虽然网上普遍认为，军人地位下降与宋代重文抑武的政策有关，但实际上，自春秋时期开始观察，军人地位的升降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春秋初期，各国延续西周时期国人服役的传统，以井田制、军赋制为基础，供养部队。虽然详细的军队建制无从稽考，但从《左传》《国语》之类的史籍中，人们得以一窥春秋兵制的一角，以齐桓公时期为例，管仲将“国人”——京畿及京畿附近的居民分为十五个“士乡”，从当时的行政区划来看，一乡为十连，一连为四里，一里为十轨，一轨为五家，换算下来一乡即两千家。《国语》中又曾提及，管仲在齐国征兵标准为每五轨出五人，也就是说，处于霸主地位的齐国在当时的兵力也不过是十五乡三万人。有人说，春秋时期只有贵族可以当兵，这句话虽然不能说错，但至少有失偏颇，虽然齐国这三万人的成分相当纯粹，均为世袭的“士”，但《国语·齐语·管仲对桓公以霸术》一篇中，同样提到：“故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以告，其罪五”。可见，至少到了齐桓公时代，管仲已经开始选拔农户之中的优秀人才参军为士了。在以车战为主的春秋时期，参军仍然是一种贵族才能从事的荣誉活动，至于平民，则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才能成为士兵。

到了战国时期，军事冲突的严酷性导致贵族从军的惯例被打破，各国相继开始进行严苛的军备竞赛，其中最卷的秦国在长平之战中为了动员河内郡，甚至用集体封爵一级的方式来征召郡内15岁以上男子。可以说，在列国相互攻伐吞并的大争之世中，军人的地位并没有因为扩编而大幅下降。

秦汉时期同样如此，按照《秦汉的徭役和兵役》以及《秦汉的戍卒》两文的作者孙言诚先生的说法，秦汉时期的兵役虽然并非贵族所专有，但依旧显现出一种带有特权性质的特殊性。以汉代为例，严格来讲，普通人所服的是徭役而非兵役，徭役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每年在本地作为更卒服役一月，二则是在一生内服完一年的屯戍和力役。而另一种服役者，即史书中称的“有材力者”，每年八月，国家会召集这些人在郡城进行都试，这对应的是徭役中更卒的部分，另外，他们一辈子同样有为期两年的服役期，只不过，既不是在本地做地方守卫，也不是由国家调配至外地服力役。他们一年在本郡做材官（步兵）、骑士（骑兵）这类大汉的主战兵种，另一年则被派遣到皇城中，作为戍卫皇城宫禁的南军士兵。

从这种安排来看，秦汉时期虽然实行的全民征兵制，但依旧会优先拣选那些材力出众之人从军。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讲，从军其实是他们飞黄腾达的一个机会。汉承秦制，军功依旧是武人们安身立命的关键，汉武帝时期，如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名将依旧能凭借军功获得登天之梯。

值得注意的是，士兵地位的降低，也和兵源成分的改变有着密切的联系。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兵们自不必说，秦朝与汉朝时，当兵虽已不是贵族的专利，但统治者在选择士兵时，依旧倾向于某些特定的群体，比如“良家子”，就是其中之一。汉武帝在创立期门、羽林两支骑兵部队时，专门拣选六郡良家子成军。而西汉规模最为庞大的禁军部队：北军，则是以毗邻京畿的三辅良家子为主要兵源。这一方面是考虑到这些地区足够富庶，同时也是因为对“良家子”的重视。所谓良家子，并非良善人家之子，而是指拥有一定资产且家族中没有罪犯的人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可以称为“有恒产”者。

对于这些良家子，汉朝虽没有什么明面上的经济或权力优待，但重视程度却终归不同。就像明代的徐孚远说的那样：“良家子从军，盖自以才力从大将军取功名，非卒伍也”。像李广、甘延寿乃至汉末的董卓，都是六郡出身的良家子。然而，这种对于良家子的重视，却因为汉代频繁的战事不得不放下，《中国通史》的作者雷海宗先生，曾经在其著作《中国兵史》中提到一个十分值得玩味的事情，汉武帝时期发动的二十五次战争中，至少有6次征战大规模征调了囚徒、流民、地皮无赖（恶少年）抑或异族士兵（属国骑兵。尤其是声势浩大的第二次汉宛之战，汉军的主力几乎就是由囚徒、恶少年和属国骑兵组成。可以想见的是，当汉朝士兵中开始逐渐出现这类人员，人们对这些士兵的看法，势必会发生改变。

而军人地位的第一次大规模下降，出现在三国鼎立局面结束之后。三国时期，由于战乱的影响，魏蜀吴都不约而同地以世兵制取代了征兵制。世兵制的最大特点是这些人一旦从军，不仅本人终生为兵，就连自己的兄弟子孙，往往也会编入兵户，在自己死后，为自己效忠的主公冲锋陷阵。这种似乎亏大发了的卖身契之所以在三国时代大行其道，与当时残酷的混战局面有关，乱世人命轻贱，从军不仅是当兵吃粮，也是为自己和家人寻找到了一方庇佑。而对于军阀而言，世兵制的优势也很明显，传统的征兵制度需要大一统国家提供稳定而庞大的后备兵源，才能从中择优拣选。世兵制则不同，这种世代为兵的制度，对士兵的兵源没有那么苛刻的要求，同时，也能保证较稳定的军队隶属关系。

不过，问题也出现在这里，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严重的兵制，实际上使得世兵制下的军户处于相对弱势的局面，就像毕业不久刚刚进入大厂上班的大学生，对方说996是福报，你一点反对的余地都没有。举个例子，世兵制军户们，除了那些士兵外，那些军属往往会分得部分土地用于耕作，这种军屯制度一方面可以减少军队的消耗，同时也让军属们能够自给自足，但随着战争烈度的加剧，率先实行军屯制度的曹魏开始逐渐增加军户们屯田时上缴的抽成比例，至于其他待遇，就更是能省则省，能减则减，对此，失去议价权的军户们根本就求告无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地位的下降，导致当时军户们的婚姻都受到影响，军户之外的普通民户们根本不愿意将女儿嫁给军户，由此可见，这些军户们已经处于婚嫁市场的鄙视链底层。无独有偶，南朝军户们的状态，在北朝也有类似的例子。北魏时期的六镇军卒，同样饱受地位下降的困扰，这些原本被誉为国之肺腑的军士们，在北魏迁都后，几乎被北魏政治的核心圈子所遗忘。原本担任六镇长官的，都是北魏最心腹的武臣，迁都后，这里却几乎成了北魏官场失败者的流放之地。而镇民们的情况同样并不好受，严苛的自然环境和恶劣的气候使得这里的农业难以自足，柔然的远遁导致六镇失去依靠掠夺补充经济缺口的机会，而远迁千里之外的国都更是没了动力为这个苦寒之地输血。日渐恶劣的经济形势使得这里成了北魏最危险的火药桶。最后，正光五年三月，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因“高阙戍主，率下失和”，杀戍主造反，六镇群起响应，史称“六镇之变”。

虽然南北朝时期，世兵制的没落和六镇兵变都给后世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就像那句话说的那样：“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从不吸取教训”。唐代府兵制的没落，并没有因为这些经验教训的存在而有所改变。

至于府兵制，就像冷兵器研究所之前的文章《兵精器利、自给自足？网络上吹爆的府兵制，原来不过是“别人家孩子”》中提到的那样，归根结底，其诞生不过是宇文泰“穷则思变”的产物。为了笼络当地汉族地主，也为了增强军力，应对东魏的窥伺和威胁，这位西魏霸主不得已之下才下放军权给各地汉族地主豪强。一开始诞生的府兵骁勇强悍，一些汉族豪强武装的府兵部队，在着甲率上升后，甚至敢于正面硬撼当时不可一世的东魏具装骑兵。然而，这种早期府兵虽然精锐，但耗费也更加惊人，像最为核心的内府兵，他们不仅完全不需要从事农耕，装备武器补给中，除了自备的弓箭、刀具外，其余的“甲槊戈弩，并资官给”。说白了，这是一种专业化程度极高的职业士兵。北周建立后，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府兵开始取代这些前辈，成为新的府兵建设模板。至于我们所说的唐朝府兵，大抵是这类成本更加经济、后备兵源更广的士兵。

但是，唐代府兵同样有着自身的症结。这些以自耕农为基础拣选的士兵，极度依赖均田制所配给的土地。然而，唐朝到了高宗时期，土地不足的局面就已经变得相当严重，许多身处“窄乡”（即土地匮乏地区）的府兵所能分配的土地不足标准配额的半数。然而，他们所需承担的军事义务不仅没有丝毫减轻，反而因为唐朝的屡次开边活动而大大增加。到了武则天时期，频频有府兵不惜自残身体逃脱征召。这种情况下，这些府兵的经济、社会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严格来说，府兵制的确立有着其历史必然性，然而，这种军事制度在唐代存续的时间并不算长，最迟到唐玄宗中期，由于府兵调配时的局限性，唐朝开始逐渐招募更加专业化的职业士兵。

招募职业军人，唐代这种募兵制的说法听上去似乎比之前的征兵制度要专业许多，可问题同样存在，与府兵制这种依靠庞大自耕农群体的征召制度相比，募兵的耗费之巨、时日之长，远超以往，柳宗元就曾经上书称“六郡之师，厥数三亿，低首仰给，横拱不为，则沿淮以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经数千里，赤地尽取，才能应费，是天下三支财去矣”。

唐代自中期开始，饱受募兵供养之繁，而到了宋代，这种情况没有丝毫好转，事实上，宋代财政最大的支出项就是军费开支，北宋王安石所列的所谓“三冗”问题，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冗兵”。

和唐朝不同，北宋始终是以缺失幽云十六州的状态面对北方强敌，无山河险阻的情况下，只得“以兵为险”，军费开支甚至占到国库收入的七成以上，即使这样，北宋以及后面的南宋给士兵们提供的待遇依旧不算高，尤其是禁军之外的厢兵和乡兵，更是如同二等公民一般，大多数只能在温饱线上徘徊。另外，宋代自赵匡胤开始，对流民、灾民往往采取招募其青壮的方式维持稳定，这也导致各州县的厢兵人数虽多，却大而无当，只能承担一些战场上的辅助工作，作用几乎和民夫类似。再加上宋代重文抑武的国策，宋代士兵的地位之低，可想而知。也难怪面对狄青的求情之词，韩琦会说出“东华门外唱名者方为好男儿”这种啪啪打脸的话。

雷海宗先生的著作《中国兵史》一书，听上去似乎是一本描绘中国古代从上古到近代兵制的通史作品，然而实际上，这本书只详细描述了自春秋至东汉三国的兵制转变，就连他本人都在《无兵的文化》一篇中承认，自己“三国以下所讲的未免过简”，但他却认为，中国自三国以降，“二千年来的兵本质的确没有变化”，这种说法有一定正确性，网上普遍认为宋代重文抑武的风气导致士兵地位下降，并不完全正确，士兵地位下降滥觞于汉代以囚徒、赘婿、流民填充军队的做法，就像雷先生评价的那样：“‘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成语不知起于何时，但这种鄙视军人的心理一定是由汉时开始发生的”。

当然，在引用雷先生《中国兵史》中的观点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此书成书于1930年前后，内容一方面是为了总结中国古代兵制，同时也是为了针砭时弊。因此，书中内容难免有抒发感慨，浇胸中块垒的激愤。当时年仅二十余岁的他尚未经历国人在艰难抗战中淬铁成钢的过程，更没有见到过后来那支迎风冒雪赶赴朝鲜战场的人民军队。

参考文献：

1.雷海宗《中国兵史》

2.孙言诚《秦汉的徭役和兵役》

3.孙言诚《秦汉的戍卒》

4.宋艳萍《汉代“良家子”考》

5.黄文涛《试论世兵制军人地位及其实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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