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茅台是怎样酿成的》、《茅台为什么这么牛》整理了茅台酒的历史来源，对茅台酒历史感兴趣的可以阅读以上两本书。全文3548字，预计阅读时间9分钟。
三代以前
伏羲、黄帝等人可能都喝“醴”，造醴的原料是麦芽，啤酒的主要原料。仪狄或杜康发明用粮食发酵酒-黄酒的前身，酒度和甜度都比醴高。祖先不再喝醴，醴成了专门给酒精过敏的人喝的无醇啤酒。这个时代的酒是黄米醪糟，工艺现在还有，就是陕西人喝的稠酒，酒度一般2%左右，假若酒量相当于1斤50。白酒，喝黄米醪糟要达到25斤才能到量。三代至汉朝以前，酒都是甜品，可以满足口欲，如果要满足刺激快感神经的欲望，达到熏熏的程度，就要喝很多，这也是夏桀和殷纣王都大肆兴建酒池的原因，《史记》中也有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的记载。周公认为，酒力刺激神经、让人理性和体力下降的效用造成了殷商灭亡，所以专门制定了喝酒的规矩，即《酒诰》。新规矩提高了酒的地位，按照“神(祖先)-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的等级，各个等级有各个等级的喝酒标准，神可以喝最好的酒。这个时代能够体验到酒精刺激神经的“幸福感”，喝醉喝高，“喝得高兴”是上层的特权。老百姓喝酒只能在丰收的时候，吃饱之余，喝点小酒，饱点口福；大酒是不准喝的，按照周公的规定，百姓聚众饮酒是严重犯罪，要被砍头。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阶层喝酒也很少找到喝酒的幸福感，主要是在饮港式奶茶-又香又甜。孔子算士以上干部，喝酒也有讲究，只喝公家造的酒，不喝街上买来的酒，但没有见他分析过酒的刺激性和欣快感。大秦帝国一统中国，重农轻商，抑制消费，并且要管制思想和情绪，所以不准酿酒、喝酒。汉朝可以随便喝酒，但酒贵难得，度数又低。汉朝时，主要将各种香花碎末加进酒里调味，后来扩展到加入有香味的叶子调酒，例如椒酒、柏酒。这种香料酒传统在上层社会一直延续下去，成为后世宫酒的主流。直到曹操之前，中国人对美酒之美的追求还是以香甜为首。以醉人为好酒的记载出现在东汉时期，一种酒叫做“中山冬酿”，传说一醉千日。曹操当了丞相，命令天下禁酒，但他自己酿造了“九坛春”进奉给汉献帝，这种酒多次投料，多次发酵，酒度有所提高。曹操平定北方后，率百万雄师，饮马长江，与孙权决战。是夜明月皎洁，他在大江之上置酒设乐，欢宴诸将。酒酣，操取槊（长矛）立于船头，慷慨而歌《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其中杜康酒指的就是"九坛春"。唐代著名的新丰酒引进了烹饪原理，把麻油、花椒、香葱炒熟和酒醅一起发酵，酿出的酒竹色花香，以价格出名，王维写了句诗：“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但是在唐朝时，人们喝的还是超低度酒，例如白居易喝的是漂着酒醅的“绿蚁新醅酒”，李白要到无我无人，“天子来呼不上船”的美妙境界，要“一饮三百杯”才行。对高酒度的追求，在宋朝催生了不甜的黄酒-东阳酒。宋朝最出名的东阳酒第一个优点就是辣。喜欢高酒度的人，品酒的口感标准也发生了变化，酒度高的发酵酒酒味浓厚，入口即能分辨。苏轼爱酒的程度不亚于李白，堪称一个“痴”字，在其三百余首传世的词作中，“酒”字就出现了九十多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就出自苏轼的《水调歌头》。在林语堂先生的笔下，苏轼有着“酿酒师”的名头。纵观史书文献，宋代之前并无蒸馏酒或与蒸馏酒相关的明确文字记载。《本草纲目》记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创始，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锅），蒸令气上，用器承滴露”。采用新方法蒸出来的酒，最初被元代人称为“阿剌吉酒”，有“出汗，烧酒”的意思。虽然“烧酒”已经被酿造出来，但自元代至明代，甚至到清代中期，在中国喝烧酒的人还为数不多。中国人的肠胃还接受不了烧酒，烧酒的市场份额远远赶不上用中国传统方法酿造出来的黄酒。整个明代，黄酒因其酿造工艺更趋成熟和完美，因而在酿酒行业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不同地域形成不同的酿造风格，且南方产酒区和北方产酒区处于长期竞争和对峙状态，这就是中国“酒史”上奇异的“南酒北酒时代”。北方产酒区的代表为沧酒和易酒，沧酒自明代起就盛名远扬，是人们互赠的上佳礼物。江浙一带代表为绍兴黄酒。出产汾酒的山西也出产上好的黄酒。到清代中期，南酒打败北酒，成为人们相互馈赠的贵重礼物。直到此时，烧酒的饮用范围还只局限在平民阶层，上流社会的饮酒时尚还是黄酒。清代康熙以后，烧酒才被越来越多地人民接受。烧酒得以流行，不是因为饮用者的口味发生了变化，而是源于经济因素的刺激。清中期之后，战乱四起，农作物收成受到影响，黄酒的酿造粮食为百姓食用尚且不足，导致黄酒产量骤减。这一时期社会经济不断衰退，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严重，饮用成本较低的烧酒便成为人们的首选。最终，人们的饮酒习惯发生了改变，烧酒经过数百年的挣扎，终于战胜黄酒，成为中国人主要的酒精饮料。
汉朝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了公元前135年，西汉使节唐蒙出使南越，喝到来自茅台镇今天所在的仁怀市的枸酱酒。唐蒙第二次受命出使夜郎国，再次品尝到美味的枸酱酒，并带回长安，才有了汉武帝“甘美之”的赞扬。
枸酱酒虽然贵为茅台酒之源，但与今天的茅台酒相比绝对天差地别。酿酒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蒸馏酒工艺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尚未问世，据此即可断定，彼时的枸酱酒应该属于发酵酒。
元朝
茅台至元末明初才正式定名为“茅台村”，茅台地区在16世纪末就有酿酒作坊和工艺。
清朝
18世纪初的康熙年间有酿酒业兴旺景象的描述以及回沙酿酒工艺已臻成型的记录，18世纪中叶为外界所知。
茅台镇最初作为黔北名镇为世人所知，并非源于酒，而是因为盐运。四川食盐经赤水河道运入，至茅台起岸，称“仁岸”，茅台镇始为川盐入黔四大口岸之一。由于陆水畅通，八方商贾云集，运盐马帮和舟楫络绎不绝，茅台成为“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的繁华集镇。
盐业的发展，刺激了酿造业的发展和酿酒技术的提高。《遵义府志》记载：“茅台酒，仁怀城西茅台村制酒，黔省称第一。……茅台烧饭不下二十家，所费山粮不下二万石。”到1840年，茅台地区白酒的产量已达170余吨，创下中国酿酒史上首屈一指的生产规模。茅台酒回沙酿造的独特工艺至此已基本成熟。
茅台镇酿造烧酒的场所一直以来都被称为“烧坊”。从《邬氏族谱》大致可以判断茅台镇在1599年前后就有了酿酒的正规作坊。相传在康熙四十二年（1704年），“偈盛酒号”生产的烧酒被正式命名为茅台酒。“大和烧坊”应该是茅台镇早期规模较大的酿酒作坊之一。1854年黔北桐梓农民起义，清朝派兵前来清剿，邬氏酒坊、偈盛酒号、大和烧坊应该在这期间毁于兵火。
清朝同治年间，茅台镇的烧坊经历战乱之后重建，先后出现了三家稍具规模的烧坊：成义烧坊、荣和烧坊、恒兴烧坊。
创立于同治元年（1862年），创始人华联辉，起初华联辉设坊长期烤酒，仅供家庭饮用和馈赠、款待亲友，年产不过百余斤，后来求酒者纷至沓来，华联辉扩建烧坊对外营业，并将烧坊改称“成义烧坊”，将烧酒起名“回沙茅酒”。经三代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金奖之后年产量扩大至2100公斤，1944年年产量高达21000公斤。成义烧坊生产的回沙茅酒因其创始人之名而俗称“华茅”，也就是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的产品。
创立于光绪五年（1879年），创始人石荣霄、孙全太和王立夫，取“荣太和烧坊”，1915年孙全太退股，烧坊更名为“荣和烧坊”。1927年王立夫病逝，烧坊由石荣霄掌管，常年产量仅有5000公斤左右。石荣霄本姓王，后改回王姓，因此荣和烧坊生产的烧酒俗称“王茅”，1915年与成义烧坊的产品同以“中国贵州茅台酒”的名义参展，茅台酒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也有王茅的功劳。
1929年周秉衡在茅台创办“衡昌烧坊”，因从事其他生意破产，酒坊流动资金被挪用还债，生产处于半停滞状态。1938年民族资本家赖永初出资八万银圆，周秉衡以酒坊作价入股，合伙成立“大兴实业公司”，扩大生产规模。1941年，“衡昌烧坊”所有股份归赖永初，更名为“恒兴烧坊”，1947年产酒量达到32500公斤。赖永初现代意识较强，不仅采用了便携的酒罐，还设计了别致的包装图案，并注册了“赖茅”商标，不断打广告和搞促销，产品一度行销香港，产能远超华茅和王茅。“赖茅”虽与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无关，但它是新中国成立前茅台镇上最具实力的烧坊，也是后来茅台酒厂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恒兴烧坊与巴拿马奖金无关，但取得了与成义烧坊、荣和烧坊同样的地位，三家烧坊的产品都称为茅台酒。“三茅鼎力”的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才“合三为一”，后来名满天下的茅台酒厂就此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