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拥华︱注意力分配的社会逻辑

刘拥华，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4期，注释从略

新冠疫情期间，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将之称为从“正常”到“异常”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关键性的方面是人们“注意力”分配的变化。注意力是一个值得提炼的理论议题和经验性议题，在经验层面上，不同身份的行动者具有不同的注意力分配。如何回归到正常的注意力分配，不仅仅只是关涉个体的私人问题，更是关涉到社会和政治的公共性问题，即注意力分配的政治议题。

一、被改变的日常生活秩序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发生，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被卷入进来，他们的日常生活秩序被极大地改变。毫无疑问，它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安全事件。2020年注定是一个值得记忆、更值得去反思的年份。

疫情的发生临近春节。每到春节，中国人大都有回老家过年的传统，为了回到久别的家乡，有上亿的人口通过各种方式出行。每到此时，上班的放假了，孩子们也放寒假了，在外地工作的人们都急着购买车票回老家和家人团聚。有一段时间没回去了，正好趁着春节假期回家团聚。尤其是有些地方的车票很难买，需要提前很久才有可能抢到一张或多张回家的票。买好票后，首先会告诉家里的老人，同时也会购买一些过年回家的物资。这个时候，遇到同事或朋友，相互之间谈话的主题往往是：今年回老家过年吗？和家里老人通电话，老人们问的大多是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家人们都望眼欲穿。这个时候，大家都喜气洋洋，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过年的喜庆气味。这是许多中国人在临近春节时的日常生活。但这种日常生活的秩序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

1月份或更早些时候，我们虽然从一些渠道零零星星地知道武汉发生了病毒肺炎的事，但一方面媒体和各路专家都在说疫情可防可控、不存在“人传人”的危险，请大家放心；另一方面是临近春节，大家的事情都特别多。这个时间，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也特别多，我们多少也会关注下，这都使得我们没有太关注武汉的疫情，觉得应该不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太大影响，会很快结束。我们了解到，即使是生活在武汉的居民，也未觉得是多大的事。1月份的时候，湖北和武汉市还举行了大规模的晚会和社区聚餐，呈现出一派祥和的景象。日常生活在正常进行着，并未被打乱。

后面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在1月20日晚上的访谈中，钟南山院士讲到武汉发生的疫情，病毒存在“人传人”的风险、大家最近最好不要去武汉。接下来几天，疫情逐渐公布，确诊人数、疑似病例、死亡人数都在不断增加，整个社会处于有些恐慌的状态。口罩成为紧俏货，从来没有戴口罩习惯的人们，也都逐渐戴上口罩。家庭成员之间较大规模的聚餐，已经需要思考其潜在的风险性了。1月23日10点武汉开始封城，各个地方也都开始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防控疫情，每个人都处于疫情的笼罩之下，担惊受怕，每个人都无法置身其外。

我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从1月20日知道疫情的严重性之后，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尤其是在2、3月份，疫情依然严重，身处上海的我们，关注武汉疫情、关注全国尤其是上海新增确诊人数的变化、关注李文亮医生、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到处找口罩、家里囤积物资、宅在家里尽量不出门、孩子们不能上学等等，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加关注卫生，每天都会洗很多次手、喝很多水，异常关注自身免疫力的提升，一旦发烧咳嗽，就会情不自禁地往新冠肺炎方面去想。用我老父亲的话说，他今年73岁，过了73个春节，还没有哪个春节像今年这样人心惶惶的。

不仅仅只是我们个人或者家人的生活世界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改变，整个中国社会，几乎每个人都在经历这样的改变。我们当然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解读这种改变，但本文试图从一个较为特定而新颖的角度，即注意力（attention）的角度来对之进行一些分析。

二、作为理论问题的注意力议题

如此情形之下，几乎每个人都会去关注疫情、关注自己是否可能感染新冠肺炎、关注自己如何可能避免被感染等等。那么，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在我们看来，这是有关注意力的社会议题。注意力（attention）是一个极富理论启发意义的概念。我们活在当下、活在一种极度注意之当下。但这种对当下的极度关注面向未来世界、源于过去的经验。因此，在这个看似简单的个体注意行为中，我们其实涉及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种主体性时间，我们在当下将这三种时间统合在一起了。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对此有过精彩的分析。他认为，这即人之主体性的时间，他能共时性地回忆、注意和期望。奥古斯丁以唱一首自己熟悉的歌曲为例来具体说明主体性时间概念。在歌曲开始前，我的期望集中于整个歌曲，歌曲开始后，“我的活动向两面展开：对已经唱出的来讲是属于记忆，对未唱的来讲是属于期望；当前则有我的注意力，通过注意把将来引入过去。这活动越在进行，则期望越是缩短，记忆越是延长，直至活动完毕，期望结束，全部转入记忆之中”。更进一步，奥古斯丁认为，一首歌曲是如此，整个人生、整个人类史又何尝不是如此？

米德所建构的心理学不是联想的心理学，而是注意的心理学，他认为人是注意的动物，注意是种智能性的选择行为，这种选择行为纳入了过去和将来，共同决定当下之选择。他可以对甚至非常微弱的刺激做出反应，他也会根据刺激不断转换注意力，这对于我们适应环境是至关重要的。而所谓的人类智能，指的不过就是我们可以有选择性地注意某些刺激，从而有针对性地做出反应。“有关注意的生理学依然是一块未发现的大陆……注意的领域是这样一个领域，其中一定有一种机制，凭借它我们可参照其他刺激组织不同的刺激，从而能够作出某些反应。”他用注意的心理学取代了联想的心理学。在米德看来，理性的行为就在于将诸多的刺激识别出来，从而产生特定的反应，正是通过这一识别，我们能够组合和控制我们的反应。而这一识别就是对特定刺激的注意。“我们可以注意该领域中的一个特定要素，通过这样的注意和如此把握该刺激，我们能够控制这些反应。这就是我们控制我们的动作的方法。”或者“一种有意的动作，依赖于指明某一特征，指出它，把握它，并因而把握属于它的反应。那样一种分析对于我们所称的人类智力是必不可少的，而语言又使这一分析成为可能” 。

如果说奥古斯丁是从行动者的主体性时间的角度去理解注意概念的，米德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将行动者定义为注意的动物，那么，还有更多的学者是从“现实”与注意的关联性角度去理解“注意”的。更进一步，就注意力与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而言，它对我们建构我们的“现实”至为关键。因此，构成我们现实的不仅仅只是物理性事件，更包括我们对事件认知的主观性环节。我们的“现实”是主观性认知和客观性事实所共同建构而成的。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对此有过精彩的分析。他认为，仅仅有物体所表现出来的事实，是不足以构成“现实的”，那只是形而上学的现实或者上帝的现实。要构成我们的“现实”，这中间还有一个“主观”的环节，即信念或者注意的投向，这是不可或缺的。这同时也意味着一个选择的过程，即在不同的现实之间进行的选择，最后决定注意指向何处。进一步，在詹姆斯看来，真实就存在于我们的信念和注意当中。这即是詹姆斯所说的“坚信的对象成为真实的对象，坚信的属性成为真实的属性，坚信的存在成为真实的存在” 。

接续詹姆斯的论述，现象学社会学家舒茨亦将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拥有这个世界看作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进行的注意活动，是注意构成了我们所属世界的实在特性。在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当中，“觉醒的个人”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张力，即精明成熟的自我，它来源于对生活的充分注意。在这里，“注意生活”是意识生活的基本调节原则。这同时关涉到“关联性”，“我之所以决定以某种方向进行行动过程，而不采取另一种方向，是因为我的认识关联于我最深刻的信念与兴趣” 。舒茨之所以将日常生活的现实称之为“最高的实在”或者“至尊现实”，乃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体现出“充分注意”的“意识张力”。

因而，这个世界经由我们的注意而变成我们的世界。正是通过我们的注意、通过不断地调整我们的注意，这个世界的不同部分进入到我们的主观世界，成为我们注意的对象，并进而对之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个客观的世界充斥着无数的对象和变化，我们没有办法全部去关注，我们只能选择性地去关注某些事或者某些人，经由我们的注意力去进行顺应和调整。因此，这个客观存在的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世界对不同的人而言也具有不同的涵义，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们个体的注意力不同所致。正是因为个体对这个世界的不同的注意，构成了他的实在世界。

在上述理论性的关注外，我们还试图从更加经验的角度引介有关注意力的研究。在心理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都发展出对这一概念的较系统化的研究，虽然社会学同样对此抱有浓厚兴趣，却遗憾没有发展出较为系统的、完整的研究。而我们同样也意识到，作为社会现象的注意又不是生物学、神经科学、心理学等学科能完全解释清楚的，这尤其需要借助社会学的分析。

在经济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领域中，对注意或者注意力议题存在着大量的研究。它们认为在多任务的环境中，我们不得不分配我们的时间或者注意力，即注意力分配。在此意义上，这些研究往往将注意力定义为一种稀缺资源（scarce resource or commodity），是各方竞相争夺的对象，即所谓的“注意力之战”（fight for attention）。这种讨论范式，所强调和关注的乃是行动者受着何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不断地调用其有限的注意力资源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的注意力都是有限的，你注意某事就不能同时注意其他事情，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说，注意力是稀缺资源，你不可能去注意所有事情，你必须有所取舍。当然，你也会在某时及时地调整你的注意，但这个调整总还是在有例可循的框架下进行的，调整的幅度也不会大到让你措手不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幅度的、急剧的调整并不多见。这不但对个人而言是如此，对组织等也是如此。一个组织的运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注意力的分配，一个组织会特别关注某些事情，它的注意力也会不断地予以调整。关键是，组织的注意力分配或者调整的动力何在？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就比如，在1月20日之前，我们中的很多人不会去关注或者注意武汉的疫情，而是将注意力放置在其他我们认为更重要的事情上面。因为我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而这些所谓更重要的事情，其实也就是我们日常平凡之事。我们会觉得，抢车票回家、利用假期写论文、辅导孩子功课、准备年货、过年联系亲朋好友、准备外出旅游等等，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处理的事情，而其他的事情，则能放则放、能推就推。这便是有关注意的社会议题。

一般而论，在现象学意义上，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秩序主线条的便是我们的这些注意力或者说注意力所关注之事。较为稳定的和常规化的注意力或者注意力的分配构成我们日常生活世界稳定的标志，是我们生活世界的基本面向。日常生活之所以日常、之所以正常，应该可以被理解为我们的注意力分配之日常、之正常。所以，也就可以说，秩序之所以构成，就存在于这些较为稳定的注意力以及所注意之事物当中。

三、注意力之转换：从正常到异常

上面所提到的问题还有待于在更加微观的层面予以进一步细化分析。微观层面的注意力或者注意力分配，它有什么特征，它是如何形成的，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下面的分析将侧重关注这些议题。

关于日常生活世界注意力的特征，我们借用舒茨的概念来予以分析。舒茨所界定的生活世界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世界，也是一个行动者从主观上加以注意的世界。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是以自己的注意力倾注于这个世界，并视这个世界为自己的实在世界。最充分的注意力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当中，在这个日常生活世界中，我们的意识张力最为充分。在不同的实在世界或者多重的实在世界中，行动者的注意力呈现出不同的注意张力。从日常生活世界转换到“有限的意义域”，是意识张力最为显著的转变，甚至于是完全颠覆性的转变。

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注意力投入，也意味着我们可以运用我们已有的“库存知识”去处理我们身边的事务。这个世界在我们看来之所以理所当然、我们对此具有深刻的信念，乃是因为我们拥有一套习用的“库存知识”。它是我们经由与他人的共同相处而积累的“技巧”或者“窍门”。使用这些“窍门”知识，其前提就是我们总是可以“像往常一样来考虑问题”，这种“当然如此”（of course）的假设包括四个基本意涵：（1）社会生活会一如既往，也就是说，同样的问题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解决；但我们会面临问题时刻，有时候你的知识储备使得你无法应对你的处境，那怎么办呢？这便是所谓的“紧要时刻”，不存在某种知识储备会放之四海而皆准，在这个时候，我们得学会变通。（2）我们可以依靠我们前人留下的知识。（3）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我们可能遇上的各种事物，我们只要了解有关的某些知识即可。（4）我所使用的这些“窍门”知识，并非我的私人事务，它是我的同伴所共同接受和使用的。库存知识是普通人建立生活世界的社会现实的基础。因此，我们的知识积累很典型地确保我们有一个稳固熟悉的世界。你就知道，不管情境如何变化，大体上都可以用这些知识去面对和解决。即使出现“紧要时刻”，我们也会形成我们新的“知识库存”。所以，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相对较为稳固的世界。

但这里所分析的疫情下微观层面的注意力分配，实际上意味着于某种生活世界中常规的极大转变。我们之前对世界的注意力或者注意力分配，现在则完全不同了。疫情下的日常生活，完全变成了一种异常的世界。之所以是异常的，乃在于在这个新的日常生活中，注意力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在平常的生活世界中，我们的注意力大多是较为稳定的、常规化的、世俗性的。每天的生活，正如吉登斯所言，是“例行化的”。吉登斯的这个概念就充分说明我们的生活世界的常规性特征。但在疫情肆虐下的日常世界中，一切都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之前你不太担心出门会被感染、没有口罩不能出门、与他人的距离要保持在1米左右、在外面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不要集体聚餐、到了开学时间学校还不能开学等等，这些你都未曾经历过。在疫情的这种状态下，你的注意力主要转向了如何防范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甚至于你可能还在整天担忧自己是否被感染。

此时此刻，我们面临的是巨大的注意力的转换，从日常的关注转换到对疫情的关注、对自身身体状况的关注、对我们之前从未关注之事物的关注。这不是一般性的注意力之转换，例如从关注今天吃什么到关注孩子们的补习班之类的转换，而是一种更为彻底、更为全面、更为根本的注意力之转换。在一般性的意义上，正如米德所说的那样，我们是注意力的动物。我们不但能够去注意，也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境和情形去反思和调整我们的注意。这也构成我们的主体性能力的基本条件。我们会经常性地去调整我们的注意力，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我们也会保持对某件事物或者人的注意力。这两个方面是并行不悖的，它们同时存在、共同构成我们之为主体的基本能力。

那么，这种注意力的分配或者转换是如何形成的呢？在1月20日之前，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这种病毒肺炎的严重性，甚至于很多武汉人自身都没有对这种新型病毒的防范意识，更别说其他地方的人们。这个时候，春运大潮已经开启，汹涌的人群在中华大地上奔涌。之所以发生注意力的转变，其中专家的，尤其是具有较高社会声望专家的意见起到了关键作用。钟南山院士1月20日的谈话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病毒“人传人”的特性以及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去武汉的提醒。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物资，尤其是口罩等的紧俏，感染人数、死亡人数的上升，武汉1月23日的封城等等，都促使一部分人意识到病毒的严重性。特别是当我们了解到这种病毒的传染性异常强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担忧了。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问，我应不应该去购买口罩，还要不要回老家，可以出门吗？等等。我们的注意力逐渐地发生了转变，我们将更多的注意力分配到了与疫情相关的事情上，而其他的事情则被搁置一旁。

新型冠状病毒其实早在1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各方面的资料都可以证实钟南山院士1月20日的观点在一线医生或者疾控专家那里并不新鲜，之前一些医生和疾控专家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尤其是新冠肺炎“人传人”的特性。特别是当出现了一些一线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情况，“人传人”的特性就更不新鲜了。但媒体以及某些疾控专家所给出的公开意见，却与钟南山院士20日的意见截然不同。为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20日之前的意见实质上起到了平衡日常生活世界中注意力的作用，即它使我们的注意力并未转向到病毒上来，并未发生急剧的转变，注意力的分配并未实质性地改变，反而是认为它“可防可控”“有限人传人”等等。因此，我们的注意力依然是“例行化的”。

1月20日以及其后的报道，其作用就在于引导民众将注意力转向对病毒严重性的重视，同时做好个人保护措施。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注意力是受制于制度性的引导，无论是之前的不关注，还是之后的极度关注，都是在制度性的渲染和引导下得以形成的。这就是说，制度性渠道和消息支配了我们的注意力分配和转换。

我们也意识到，不是所有人都能将大部分注意力分配于疫情之上，有些人即使担心疫情，担心被感染，但还是要继续工作，他们的注意力就不得不在疫情和工作之间进行权衡、进行分配。当然，在进行这样的分配的时候，他们在工作中也会格外小心谨慎，以免被感染。反过来，这也会影响到正常工作的开展。很多人在居家一段时间后，被通知要上班了，心情是特别纠结。既要养家糊口，又要预防疫情，不得不在两难之间进行选择。

我们会问，这种急剧的注意力转变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注意力转向和调整的可见影响，就在于我们认识到病毒的危险性，及时地调整我们的行动策略，做好防范措施，避免被病毒传染。无论是我们抢购口罩，还是居家隔离措施，都是这种注意力转换的具体体现形式。更多细致的体现，还可能表现为作息时间的调整、饮食结构的改变、工作方式的区别等等。

不得不说的是，非常态下注意力的调整并不意味着它就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原因在于，在短时间内所形成的生活技巧无法和我们长期所形成的知识库存相比拟。面对疫情，很多注意事项我们可能知道，但我们其实无法做好。就比如居家隔离，虽然有一套较为规范的做法，但在一个家庭内部，要完全避免家庭成员与轻症或者疑似患者的接触，做到完全隔离，别说一个普通成员，就是一个医生或者护士，也很难做到。武汉市后来采取的对疑似和轻症患者“应收尽收”就是对这方面局限性的补救措施。

注意力的转换同时有可能带来行动者情绪上的转变，焦虑、埋怨等情绪就可能随之而来。我们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被感染，一旦身体有某些变化，比如咳嗽、发烧、乏力等状况，人们便会产生焦虑情绪，害怕自己被感染，去还是不去医院，左右为难、进退维艰。面对死亡人数的增加，面对病床的短缺，面对生活中的各种不方便等等，人们会产生埋怨或者其他的情绪。这些情绪会短时期内伴随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左右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严重干扰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秩序。

与此同时，注意力的转变也会随之带来医院就诊的压力。各种在平时可能自己去药店拿点药的小毛病，在疫情严重的氛围中，也会去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以确认自己是否被感染。湖北，尤其是武汉市在1月底出现的医疗资源挤兑的情况，不得不说是人们对新型冠状病毒过度注意所造成的直接后果。这种注意力的热度不下去，对疫情的极度关注和焦虑不转变，新增和确诊感染的人数不减少，医院的就诊和救治压力就不会随之降低，这是可想而知的。

当行动者从一个常态的生活世界转向非常态世界的时候，反思总是不可避免而至。行动的个体也是反思的个体。我们之前认为正常的、正当的事物，理所当然的存在，现在可能被怀疑、被质疑。在注意力的平常状态，我们不会去反思，而注意力的转变就可能带来反思的动力，带来指向体制的反思的可能性。这个时刻，正是值得去反思的时刻。但反思并不是必然而至的，尤其是随着疫情的逐渐平缓，这种反思的欲望和能力也随之逐渐淡薄。

在疫情严重的情形下，如何化解焦虑呢？还是要回到注意力的分配方面来。除了做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之外，不要将所有注意力或者大部分注意力过度地关注疫情、关注自己身体细微的变化方面去。在困难时刻，好心态的维护需要调整之前注意力过度关注疫情的状况，要对注意力进行重新分配。比如，重拾因为疫情而耽误或者延误的工作，寻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和家人有些积极的互动、在室内开展些许体育活动等等，在这些方面投注些注意力，或许会有效化解因注意力过度投注疫情而造成的紧张和焦虑。

四、注意力的社会分配

此种注意力的分配或者转换，对不同群体或者个体而言，其程度和方式都可能存在区别，或者我们可以说，存在着注意力分配的社会区别。就比如，有些个人或者群体由于其社会位置或者社会资本的优势，可能更早地意识到疫情，并予以注意，而另外一些个人或者群体则没有及时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相较于其他地区的人们，武汉的居民或者位居武汉附近城市的居民，更有可能首先获得相关信息，从而加以注意，调整其注意力。又或者，有些群体可能意识到了疫情，但并未予以特别注意，或者即使注意到了也没有特别的条件予以防范。这就是说，对于有些群体而言，这种注意力的转换可能并不急剧，日常生活还是照常进行。还有些人迫于生计，即使意识到了疫情的严重性，还是不得不走进工厂，进到人群密集的地方，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关于此，舒茨使用的是“知识的社会分配”概念，在这里我们用“注意力的社会分配”来概括此种情形。

有关注意力之社会分配，此一概念所要表达的是谁最先或最有可能获知相关信息，并予以注意，及时调整其注意力。我们拟从两个方面，即专家和普通人方面来分析注意力之社会分配的基本情形。我们从各种公开的资料中知晓，最先注意到这种病毒肺炎的人是一线医生或疾控专家，是政府官员。而由一线医生，这些信息以及由此信息带来的注意力转换会扩及他们的亲戚朋友。

就此次疫情而言，普通人的注意力受制于制度性渠道消息、受制于家人朋友的消息来源，但专业人士，尤其是一线医生则与此不同。这尤其体现在此次疫情中。因为一线医生最直接地接触到病人，大致知道病毒有无“传染性”，他们最先了解疫情，应该对此最有发言权。如果此种病情具有传染性、尤其是具有严重的传染性，一线医生更会投注注意力。换言之，一线医生的信息和他们的注意力是我们最应该尊重和加以关注的。

一线医护人员和疾控专家们，尤其是一线医护人员的信息和注意力要得到尊重，为预警提供有效的证据，需要有组织或者制度化的机制予以保障。在没有组织或者制度化机制保障的情形之下，一线医护人员的信息就可能被屏蔽、被忽视，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重要的信息要变得重要、变得对其他人有预警的作用，并非仅仅基于信息本身的重要性，还需要社会机制来建构，尤其是确保和尊重其重要性。

而之所以有从医生、专家转向普通人的注意力之转换，这种注意力之转换也是政府或者组织必须为之。告知民众疫情的严重性，也是政府必须采取的做法。

专家层面的个人注意要转变成社会层面普通民众的个人注意，需要通过组织层面的注意、组织运作或者其他途径来予以实现。这便涉及组织层面或者宏观层面的注意。在这里，如何实现专家、组织机构和普通个人之间的注意力的一致化，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如何让真实信息顺畅流通，实际上是这次疫情留给我们最为重要的议题。涉及民众健康、安全的议题和信息，民众应该及时知情，从而加以及时防范。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能够明白，广大民众的健康在民族国家的时代，就不再是纯粹的个人事务，而是存在于个人和公共之间的社会议题，民众健康的维护离不开国家的参与。因此，个人、专家和国家之间需要有较为一致的注意力分配，甚至于我们可以认为，国家需要在制度层面倾注大量的注意力来维护民众的健康议题，尤其是有些关涉民众健康的议题，个人没有办法予以及时关注，这个时候就更能体现公共之于个人健康的关键性作用了。

上面是从专家角度展开的注意力之社会分配的分析，下面我们从第二个方面，即普通人的角度来分析注意力之社会分配。相较而言，在疫情日趋严重的情势下，中产阶层对疫情会倾注更多的关注。他们对健康和生活质量更加看重，他们有更多的渠道获得各种消息并分辨信息，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人口流动可能更加频繁，他们有较好的条件和更强的意识对疫情进行防范等等，这些都促使他们会更加关注疫情的变化，也会在日常生活中关注如何避免被感染。尤其是那些有孩子的中产阶层家庭，由于孩子的抵抗力较弱，容易生病，他们的注意力就越发投向对疫情以及预防疫情事务的关注了。但我们应该意识到，随着疫情的加重或者时间的推移，这种注意力分配之差异会越来越小。

上海某小区居民在预约登记购买口罩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远达1米以上，自觉地实行“自我隔离”，媒体报道说居民们排队排出了“北欧风”。这形象地体现出中产阶层在生活中对疫情的极度注意，而这种注意力之分配、注意力之投注与其阶层地位附带的特征息息相关。他们有较多的渠道获得疫情相关的信息，而他们所生活的社区大部分是陌生人，社区居民从何而来、接触过什么样的人，他们都不知晓，这就促使其更加关注加强自身的防范，以免被感染。

中产阶层通过多方面了解相关信息，也形成了更多细致而科学的做法来防控新型冠状病毒。在疫情非常严重的初始，除了必备的口罩、消毒液等，他们甚至还会关注鞋子可能带来的危险，往往会将出门回来的鞋子放在外面，将外衣挂在门外或者通风的地方，如果去过医院或者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回家则会先洗个澡。在生活饮食中，比平时更加注意营养，更加注意加强自身免疫力的提升。在作息时间的安排上，避免熬夜，按时作息，增强身体对病毒的抵抗力。这都是发生在生活中的较大的改变。

而身处农村社区的人们，在基层组织和媒体的渲染之下，虽然对疫情也更加注意，其注意力的分配也更加倾向于对疫情的关注，但相较于中产阶层，无论是在意识层面、可获得的资源方面，还是在具体防控的方式方法方面，都还是有所不同。就比如，在中产阶层的社区，邻居之间基本就不走动了，见面点个头就可以了。但笔者打电话回家问住在农村的父亲，他还是会去隔壁叔叔家打牌。要他多注意别出门感染了，他的理解是打牌的人都是熟人、他们也都没有出去过，不会有问题的。在这个熟人社区，你要他们都不出门，或者出门见面都不说话，似乎不太可能。

因为注意力社会分配之可能性的存在，针对不同的群体，这对政府防控方式也提出了有区别性的要求。就比如，对中产阶层而言，他们的防范意识已经非常强烈了，问题的关键是让他们能够及时知晓相关信息，他们能够做出合理的判断和行动。在疫情较严重期间，上海每天公布的信息中，包括确诊人员活动范围等信息，就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另一方面，是加强对返城人员的健康管理，严格实行14天的隔离要求，以免造成可能存在的病毒的扩散。而对农村社区而言，防范意识的提升在此阶段可能更加关键，而防护物资的供给也是关键。相较于中产阶层社区，农村的人口流动没有那么频繁，这也是两者关键性的区别，对防控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

五、注意力分配的政治

在此次疫情的非常情形之下，我们的日常世界、我们的生活世界都被较为彻底地改变、重构。因此，平复疫情的过程也就是逐渐回归到正常生活秩序的过程，回归到一个常识世界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我们的注意力重新回到正常状态的过程。我们不需要将注意力放置在防控疫情方面，或者几乎全部放置在预防疫情方面，尤其是我们不需要全民将注意力放置在这上面。这个社会有各自的分工。这是我们盼望的。我们希望不戴口罩就可以出门，我们希望可以聚集在一起欢天喜地，我们希望孩子们可以正常去上学，我们希望可以正常地走在大街上呼吸新鲜空气，这些希望都是正常生活秩序的基本方面，而在疫情严重的时候，这些要求则似乎有点奢侈。

往前更推进一步，在这里，我们拟提出一个较新的议题，即注意力分配之合法性或者注意力分配之政治的议题。换言之，注意什么、不注意什么，不仅仅只是个人问题，也可能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因此，之所以将注意力与政治关联起来，实际上意味着注意力分配不单单只是个人的事情，它也与社会、政治息息相关。这就是说，专家、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注意力分配存在着一个合法性的向度，即政府的注意力应该置于何处，专家的注意力又应该置于何处，民众的注意力呢？这里应该有个较为合理的分工，这是一方面。同时，民众的注意力应有合理的分配。社会的和个人的力量应该参与到形塑注意力分配当中来。在这里，个人和社会的力量或者他们的注意应该在形塑我们注意力的过程中被重视、被关注，如果能够形成三方或者多方的良性互动，有些问题或许就能够及时避免。这便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注意力分配的合法性向度，它指向的乃是我们的注意力如何被形塑和被重构的问题。我们称此为“注意力分配的政治”，或许更为合适。

注意力分配的政治与制度化息息相关。经此疫情，我们也才知道，我们的生活世界是需要精心维护的，尤其是制度性设置对于我们生活世界的秩序维护而言至关重要。制度不是外在于我们，而是就在我们中间。如果很多事情都要牵扯到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就无法将注意力放置在更加重要的、新奇的事情方面，这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是不正常的。制度的作用就在于此。在此，伯格和卢克曼的分析引人入胜。制度是什么？制度化和注意力有何关系呢？在他们看来，由于制度化，“很多行动都不会牵扯过多的注意力，而且一方的任何一个行动对另一方来说都不再是让人感到惊讶或是有潜在危险的行动……这种惯例活动的背景的建立反过来又使二人之间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为那些需要高度注意力的创新活动提供了空间” 。

我们可以就此认为，制度化的作用就体现在注意力分配的维护方面，而这对于我们避免恐惧、避免紧张提供了保障。无论是惯例化也好，制度化也好，它们给我们所提供的好处在心理层面上就体现为“这大大释放了两个人原有的紧张感” 。这同时意味着，制度化的功能乃体现在对日常世界或者日常实在的维护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心理上的功能。“只有在稳定地抵御了恐惧时，日常生活的社会客体化的优先地位才能在主观上让人们信服。”没有制度化和惯例化，我们的实在世界会变得无比混乱、我们的心理世界会十足的紧张，而这是我们无法容忍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面对紧张、恐惧和危险，我们的制度化如何来面对这些恐惧和危险，是十分关键性的方面。如果制度化过程不够完善，我们就有可能常规性地处于这种紧张和恐惧当中。制度化的作用就在于化解这种紧张和恐惧。“从意义的层面看，制度秩序是抵御恐惧的一面盾牌。背离了规范就意味着失去了这面盾牌，从而会被独自暴露在‘噩梦’的攻击中……象征世界把终极的正当化赋予了制度秩序的保护结构，从而为人们提供了远离终极恐惧的避难所。”

所以，我们不是独立于制度之外、独立于政治之外，而是与之息息相关，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制度当中。我们要维持较为正常的生活秩序，要生活在正常的社会秩序当中，离不开良好的制度建设。对于疫情，处在专业领域的一线医生可以提出预警，但要所有社会成员知晓、要及时控制疫情，就需要制度层面的运作。个体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这也就是制度安排的重要性所在。

我们这里关注的注意力问题，实质上还是一个可以被定义为“稀缺资源”的问题、一个注意力的分配问题。一方面，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正常的生活秩序之所以称之为正常，就在于生活世界成员的注意力投向和分配具有“例行化”特性，他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他们的生活轨迹，即使是改变，也有例可循。他们生活在一个可以经由其“库存知识”就可以如此生活的世界。另一方面，社会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应该有注意力之间的分工合作，这意味着制度安排需要将普通人的注意力解放出来，应该确保普通人的注意力不要投注在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是制度安排能够去做的，而不需要普通人参与进来。除非万不得已，才需要动员普通人投入进行，实行注意力的极度转换。这当然是非常时期、万不得已才实行的。制度化的作用恰恰就体现在这种非常、异常的情形尽量不要或者少出现。即使要出现，也是在情况不是特别恶劣的时候，提醒公众予以注意。换言之，制度确保了一个稳定的预期。这应该是制度的题中应有之意。

我们知道，体制也是有局限的，体制的局限需要社会性力量来弥补、来改变。这就是说，社会的力量或者专业人士的认知能够推动我们更加及时地注意或者不注意什么，尤其是面临传染病等危害极大的疾病时，在应该发挥制度或者组织力量的同时，社会性力量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维持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秩序、使我们的注意力及时转向危险疫情，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无论是我们的制度安排还是社会性力量，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缺一不可。

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线专家、政府和普通民众之间的注意力分配既存在一致性的地方，同时也存在各自分工的情形。但这种各自的分工，其实质依然是为了维护民众的切身利益。最合理的情形乃是，民众的关切成为政府或者专家的关切，民众的注意成为政府或者专家的注意，而民众由于特定原因无法注意的重大利益则由社会力量或者政府、专家预测预知。

综上所述，一方面，我们需要个人的、社会的、组织的力量来维系我们较为常规化的注意，维系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处处存在着危机，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情境当中，危机无处不在。这种维系、这种岁月静好，单靠组织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专家的意见、社会的批判性视角、公民的勇气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我们并不会固执地认为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的注意力是静止不变的。尤其是在此次疫情当中，我们可能需要反思的地方还在于，作为一个个体、一个现代个体，我们的注意力还应该投向何处？如果我们还是不关心他人、不关心与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共之事，如果我们还是孤岛，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与专家、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样的风险，依然可能重来。

最后，我们用一位可敬的医生的话结束本文，而这也正符合本文现象学进路的涵义。正如上海第一批援鄂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钟鸣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如果疫情过去了，他最想做的是去平常地上一天班、平常地过一个周末。然后重新体味一下过去的每一天。事实上，这么平凡的生活，是那么的重要、那么的可贵。他说下次还要回来，他要脱掉口罩，自由地呼吸武汉新鲜的空气。这是钟鸣教授的想法。那么，这也是本文想要表达的朴素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