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母亲命运的起伏，跟父亲的一生荣辱息息相关
母亲马佩璋女士，生长于官宦之家，外祖父马维琪出身科甲，任兴安县令。母亲是长女，有一位亲弟弟，还有两位庶出的弟妹。外公独宠母亲，视她为掌上明珠。
据说母亲未出阁时，马大小姐的襟上便挂了一串钥匙开始掌家，外婆坐在牌桌上是不管事的。母亲很年轻时就展现了她独当一面、拿得起放得下、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
小时候，母亲的祖母要缠她的足，母亲脚痛，便去踢祖母的房门，闹得全家人依她为止。从小母亲就是一个不甘受拘、绝不屈服的人。
她读过几年私塾，可是舅舅说她不爱背书，不喜欢私塾那一套老规矩。后来母亲又进了新式学堂——桂林女子师范，还去参加学生游行，她的奶娘提了水壶跟着她一起走，怕大小姐中暑。
母亲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她接受新思想，但遵从旧道德。母亲绝不守旧，但她教导我们的，还是中国人那一套基本的做人法则。
是母亲这种乐观进取、勇敢无畏的个性，才经得起日后跟随父亲经历惊天动地、一波又一波的历史考验。我们一家几十口，母亲是家中的擎天一柱。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母亲下嫁父亲，当时母亲二十二，父亲三十二，两人相差十岁。外公会“相法”，他看中父亲日后有“宰相命”，才肯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给一位青年军官。
马家大小姐出嫁，当年是轰动桂林城的一件大事。按习俗，新娘上花轿前，照例要痛哭几声表示舍不得娘家，母亲的四姑赶在后面掐了母亲几下，她还是哭不出来。她刚吃完奶娘特别为她炖的一只鸡。母亲一生不耐虚礼，从不做作，完全是个真情真性的人，到了老年，还是保持一颗赤子之心。这是母亲最可爱可贵的地方，她是个“真人”。
母亲自从嫁给父亲后，就没有过几天太平日子。婚后才八日，父亲便赴柳州迎战入侵的云南军，而广西老派军阀沈鸿英却乘虚进入桂林城，把外公一家捉去当人质，母亲躲在德国医院的地窖里才躲过一劫。
母亲马佩璋
婚后第二年，北伐开始了，母亲跟随父亲由南打到北。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孙传芳军队反扑，父亲指挥北伐著名的“龙潭之役”，击溃孙部。
母亲在上海听到父亲在南京阵亡的错误消息，与表哥海竞强开车赶往南京。路上遭遇乱兵围车，母亲下令表哥：“开枪！”两人还要爬越战壕才冲过封锁线，头上的流弹满天在飞。到南京见到父亲，父亲大吃一惊，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多年后，表哥提起这段往事，还竖起拇指称赞母亲：“女英雄！”两三年间，母亲从一位金枝玉叶的千金小姐，经过战火的锻炼，已经转变成一位经得起风浪的军人之妻了。
一九二九年，北伐刚完成，“蒋桂战争”爆发，父亲仓皇乘船从天津离走，来不及携带母亲。母亲闻知后，连夜雇车，怀中抱着在武汉出生的大姐先智，在大雪纷飞中赶到塘沽，乘船逃到香港。同年中央军攻打广西，父亲与母亲流亡海外，到安南（即越南）河内避难去了。母亲命运的起伏，跟父亲的一生荣辱，息息相关。
父亲与母亲结婚时，比母亲大十岁，而且又娶到一位娇贵的官家小姐，一开始他对母亲就有一份特别的爱怜。又由于母亲性情果敢、气度大方，并非一般女流。对外，跟随父亲患难与共；对内，养育十个儿女，还要照顾七亲八戚，庞大家族一手撑起。
父亲对这样一位相夫教子的贤内助，多少也存有几分敬畏。父亲在外统领百万大军叱咤风云，回到家里，那就是母亲发号施令的领域了。
母亲识大体，明大义，她甘于做个家庭主妇，十个儿女就是她的人生目的。对于父亲的公务，她谨守本分从来不去碰触。
有几次，广西各界要她出来担任“国大”代表、妇女代表，母亲拒绝。她知道这些公职加到她身上是因为父亲的关系，并非由于她本身的资格赢得，她不要。这就是马佩璋女士，她是个很有骨气的人。这也是父亲尊敬她的地方。
北伐后，母亲回到桂林，此后十多年间，一直留在广西，这是她一生中比较安稳顺遂的时期。
母亲在桂林风洞山的脚下，东正路上，经营了一个家，一幢两层楼的洋房，一大片花园，园中百花齐放，屋后有风洞山作屏障，景致甚佳。
一九四四年，桂林，母亲、先勇、先诚、先明
可是好景不长，日军攻进桂林城，全城火海一片，家园也付于一炬。父亲在前线打仗，母亲率领白、马两家八十余口，祖母九十，外婆七十，小弟先敬还在襁褓中，搭上最后一班火车，离开桂林，加入那浩浩荡荡抗战史上有名的“湘桂大撤退”。
火车挤满了难民，顶上也坐满了人，因为过载，火车行动缓慢，日军紧追在后，大家胆战心惊。火车过山洞，有的难民竟被洞顶突兀的岩石刮下车来，身首异处。
外婆的妹妹光亚姨婆，火车停站时领着孙子下车去买食物，哪知回来竟挤不上车，火车一开，祖孙两人竟被撂下，不知所终。火车走走停停，开了一个月，才抵达贵阳。最后到重庆时，很多人头上都爬满了虱子，因为很久没有洗澡了。
二十世纪这场异族入侵的大劫难，对于我们整个国家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都是无法计算的。
八年艰苦的岁月终于熬过去了。抗战胜利来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这是全国人民最欢欣鼓舞的一刻。我们全家也跟随政府回到南京。
打仗的时候，我们全家十二口人很少能聚拢在一处，趁着胜利，父亲把一部分在上海念书的兄姐召唤到南京，合拍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当日，父母亲亦合影，于南京大方巷家中，父亲时任国防部长，这是两人最严肃的一张合照，大概两人都感到这辛苦得来的胜利，其沉重的意义。
七七抗战第九周年纪念日全家在南京团聚
国民党的命运变了，当然，父亲、母亲的命运也跟着有所起伏。
母亲在台十三年，父亲十七年，是他们所处的最长的一段逆境。到台湾之后，表面上过的是承平日子，礼数也还顾到，但是暗地里却有一组特务人员，如影随形，二十四小时到处跟踪。这是件极可悲的事情。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军，曾经打倒北洋军阀，打败日本军队，即使败给共产党，也算磊落，怎么到了台湾反而变得如此小气起来，要用特务去监控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难为父亲、母亲两位强人，在台湾岁月里，始终都保持着一份不卑不亢、雍容大度的尊严。
一九五一年，松江路还是台北市的边陲地带，路中央是碎石子，只有两旁铺有柏油。那一带都是一排排木造屋，好像是临时盖起来的公务宿舍。我们家松江路一二七号是两幢房子打通合成的。因为人多，单栋不够住。
依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情况，大概可以住进一幢比较像样的房屋的，那时台北的房价还很低。但父母亲一向不很讲究摆场面，大家一克难，也就无所谓了。在这间木造屋里，父母亲在台湾度过了他们的晚年。
这栋木造屋，给我们留下许多记忆，克难岁月，也有温馨的时刻。有一年强烈台风过境，倾盆大雨，一早我去母亲房中探视她，发觉她端坐在床上，地上摆满面盆、铅桶，原来我们那间木造屋，抵挡不住台风的侵袭，开始漏水了。
母亲看我进来，指了一下屋漏，放声哈哈笑起来。我看见这个场景，也忍不住跟着笑了。是母亲的朗笑声，把在逆境中遭受的一些不愉快，驱逐得一干二净。
广西人有一句话“冇有怕”，不要怕，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意思。广西兵会打仗，喊一声“冇有怕！”就冲锋上阵了。父母亲就凭着“冇有怕！”这股广西精神，渡过一生大大小小的难关。在台湾，虽然四周时有无形的压力，但两人仍旧抬头昂首：“冇有怕！”
一二七号家中的小园子里，父母亲种植了许多盆栽，有不少人家送的素心兰，但也种了一些多刺的仙人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父母亲游阳明山
母亲养育十个儿女，一生操劳，又经过许多颠簸离乱，晚年健康受损，患了高血压症。
母亲一向不喜官场酬酢，到了台湾，环境改变，台湾官场中的虚情假意，她更加不耐了。除了每年一次蒋夫人宋美龄的宴请外，其他官方应酬，她都托病一概推辞。母亲甘于淡泊，她是冬日里的“傲霜枝”。
母亲所到处，都会带来阳光与温暖，也同情弱小，喜欢雪中送炭。
大伯妈有六个儿女，独独嫌弃桂英五姐。因为桂英倔强叛逆，常常挨打，母亲看不过去，把桂英接到我们家，一直养育到大学毕业，跟我们一样待遇。
有一回，一位晚辈来我们家松江路一二七号探望母亲，晚辈的父亲从前在大陆是一位高官，声势显赫，上海家中派头很大，出入座车是凯迪拉克，后来政治上受了打击，家势一落千丈，在台湾过得相当拮据。
晚辈骑着一辆旧脚踏车来，颠颠簸簸，满头大汗，而且还怀了孕。母亲看着不忍，抱了她一下，说道：“妹妹，你怎么怀了孕还骑脚踏车呢？”说着掉下泪来。母亲怜惜那位家道没落的官家千金，也同情他们家的遭遇。
母亲有时很有幽默感。公家派给父亲的座车，是一辆老得不能再老的道奇，开起来摇摇晃晃，父亲就是坐这辆老道奇“摇”着去上班的。后来各个单位换车了，偏偏父亲这辆老道奇迟迟没有换，连我们的司机陈义方都开始咕哝了，他认为开这辆老道奇夹在其他新车里挺没面子。
后来终于换了一辆美军留下的雪佛兰，是新款式，座盘低，车门矮。有一次父母亲坐这辆雪佛兰出去，母亲俯首钻进车门后，回头向父亲笑道：“老太爷，我还是喜欢我们那部老爷车，进车门不必低头！”说完两人相视呵呵大笑。
母亲爱看京戏，常看顾正秋剧团的演出。
有一次，父母亲带我们一同去文艺中心看张正芬的《红娘》。那晚大雨滂沱，寒风恻恻，我们的座车刚停在戏院门口，后面那辆跟我们共存了很多年，车牌15-5429的黑色吉普车就跟了上来，车上的三个人，在寒风冷雨中缩在车内，没有下车。母亲往车外瞥了一眼，叹道：“真是辛苦了他们！”她对我说：“你去买几张票，请他们一起到戏院里看戏吧！”
我去买了三张戏票拿到吉普车那边，把票递给车里的三个人，说道：“我母亲要请你们看戏呢！”三个情治小伙子慌张了一阵，不过还是接受了母亲的好意，一同进戏院去观赏张正芬的拿手戏《红娘》去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父亲与母亲于台北
一九五五年，父亲母亲结婚三十周年纪念。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两人结伴一同度过三十年一个里程碑的日子。父亲六十二，母亲五十二，两人互相扶持，已经走到他们人生最后一个阶段。
这天父母亲都着实打扮了一番，父亲衣襟上别着一朵大红色缎子花，母亲发上也簪了朵大红花，两人最登样的行头都上了身，全身喜气洋洋。那天亲友、旧属该到的都到了。
晚宴时刻，母亲先致辞：“我和白先生结婚三十年，我们也算得上‘患难夫妻’了……”母亲说到“患难夫妻”，不禁哽咽落下泪来。她那天晚上讲了一番真情真性的话，亲友们都为之动容。
三十年当然不算短，但对父母亲来说，三十年恐怕特别长，因为这三十年间，两人共同经历过太多忧患、太多动乱，父亲处在如此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走错一步即可能身败名裂。
作为军人之妻、将军夫人，母亲需要过人的勇气、毅力、智慧、见识，才能应付各种挑战，协助父亲，使他无后顾之忧——这一点母亲很称职，都做到了。父亲心中明白，对母亲他是心存感激的。
父亲忘情地伸过手去，搂住母亲的肩，母亲的感触，他了解，而且感动。那晚父母亲紧紧靠在一起的那一幕，是一幅极为动人的“患难夫妻”图。
父母合影
父亲七十岁那一年年底，十二月四日母亲逝世了。其实母亲最后几年身体状况一直不佳，高血压是她的老毛病，可是后来愈来愈难控制，有时波动起来，须住进医院治疗，病情紧张时，一夕数惊。
过完父亲七十大寿，没有多久，母亲就病倒了，住进中心诊所有半年之久。那期间，父亲天天跑医院，辛苦而又焦虑，而母亲经过几位名医诊治，却一直没有起色，母亲的身体是一天比一天衰弱下去了。
母亲过世前两天，我去医院探病，母亲若有所思地对我说道：“老五，昨天晚上我梦见外公了。”接着她交代我去取一笔钱交给亦婆过活。亦婆是外公娶的姨娘，几十年来一直是由母亲奉养。母亲病危，家中许多牵挂放不下。她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强人也有不支的一天。
母亲的病，医生束手无策，会诊的结果，决定开刀，开肾脏。十二月四日那天清晨，天气阴寒天色灰蒙，父亲领着我和先刚、先敬，还有三姐先明，在客厅中一起跪下祈祷，乞求真主保佑母亲平安。
不幸母亲开刀手术失败，流血不止。母亲身亡在手术台上。噩耗从手术房传出来时，父亲一时张皇失措，一脸茫然，这是他一生中所受最重的一击，一下子竟回不过神来。
父亲经过无数惊涛骇浪，他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的功夫是出了名的。可是母亲遽然辞世，那突来的剧痛，即使百战将军也难担当。护士替父亲量血压，一下子飙到两百多。
母亲的死亡对我也是一次痛彻肺腑的分割，逼使我头一次认知到人生无常的本质，因而对生命有了新的开悟。我在一篇文章中如此写下对母亲之死的感触：
母亲的死亡，使我心灵受到巨大无比的震撼。像母亲那样一个曾经散发过如许光热的生命，转瞬间，竟也烟消云散，至于寂灭，因为母亲一向为白马两家支柱，遽然长逝，两家人同感天崩地裂，栋毁梁摧。
出殡那天，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死亡，而深深感到其无可抗拒的威力。由此，我遂逐渐领悟到人生之大限，天命之不可强求。
——摘录自《蓦然回首》
在他的作品里，能看到近百年中华文化的世情百态和时空流转。他是站在华语文坛顶峰的大家，是翩翩贵公子，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守夜人......对于他的美誉实在太多，好在，他的成就无论被赋予多高的评价都不算过分。
◎当代华语文学第一人
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出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白先勇的《台北人》排名第七位，是在世作家中的最高位，这与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夏志清对他的评价不谋而合：白先勇是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
◎他的文字让整个台湾沉默
《台北人》，写出了沦落台北的大陆客，民国历史遗留下的一代忧患重重的人，他们的漂泊与离散，追忆与生存，历经岁月，饱含沧桑，各种人生况味，苍凉至极。《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半部民国史。
《孽子》是华语文学划时代的开山之作，把“青春鸟”这一性少数群体隐秘的世界展露给公众，以悲天悯人的笔触将他们的爱欲、纠结和痛苦娓娓道来，一时让整个被传统道德观所禁锢的台湾都陷入了沉默。
◎他是“最后的贵族”
导演谢晋说白先勇是“最后的贵族”。他的高贵不仅体现在他文字中对人性的悲悯，还体现在作品背后对人性之美的追求，对传统文化的守护。
白先勇兼采中国传统与西方小说技巧的优点，具备悲天悯人的胸怀，这使得他的文笔真实细腻，把生活琐事也能写得如昆曲般典雅、婉转，动人心弦，尤其擅写女性的悲怆，过往的繁华盛景对比今昔的凄凉落魄，入骨入魂。
白先勇独特的人生造就了独特的作品，就像一篇时代的史诗，一段流浪诗人的故事，他的作品便是他一生追求的沉淀，既是他对社会与时代的关怀，也是他对人性之美的思考和体悟。阅读白先勇，就是复兴人性中的高贵和美。为此，诚挚推荐“白先勇典藏集”签章版。签章版库存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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