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一个足够敏锐，足够锋利，足够率直，又足够刚正的人物。他的风骨正如他的名字，这是他父亲用爱国诗人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为他取下的名字。陈丹青在这个时代是稀缺的。他清醒，总是一幅孑然独立的样子；他敢言，他说他的偶像是鲁迅，他也像鲁迅那样言语刻薄犀利，昂扬着孤傲的斗志；他洒脱，敢于丢弃一切捆绑自己的枷锁，所以他能在当年毅然离开中央美院，又在后来愤然离开清华美院。陈丹青1982年离国，2000年归国，他缺席了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他说：“八、九十年代的质感我了解不了。”然而，那份焕然在他身上的风骨，正是八、九十年代独有的特质，而这正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所缺失的。他离开于八十年代，却又带回了八十年代，满身的傲骨与理想主义。陈丹青自称，“少年时就口无遮拦”。别人说他敢言，他却说自己只是“一个暂时还没学会说假话的人”。他只是说清事实、阐明观点，如此而已。然而，仅仅只是如此，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便已望尘莫及。先知书店特别整理了陈丹青先生的犀利句子，分享给各位书友。从中，你能感受到一个思想者的无奈和绝望，也能看到一个艺术家的自由和真诚——·

「所有游学均支持私人定制」新加坡，有“花园城市”之美誉，它繁荣富裕，是继纽约、伦敦之后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马来西亚，被国人称为“大马”，国内一半以上的耕地均种植橡胶树，被称之为“橡胶王国”。境内人口多样化，又被称之为“亚洲的十字路口”。两个国家都是东南亚国家，都是多元文化国家，由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以及其它种族组成。一月，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平季，降雨量较少。这段时间天气较为凉爽，平均气温在23到29℃之间，适合户外旅游。我们将跟着中国社科院的雷颐教授，一起走进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去感受两国的历史与文化。马来西亚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多文化、多宗教并存的国家，是最能体现文化多样性的典范国家之一。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不同肤色的人，一位马来人可能熟练掌握着马来语、英语、普通话、粤语等多种语言。在这里，能够体会马来人、印度裔、华裔和原住民等各个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魅力，欣赏各种传统艺术、特色建筑，品尝到各类特色美食。郑和，一个充满智慧和勇气的航海家，率领着由数百艘大船组成的庞大船队，穿越马六甲海峡，横跨印度洋，抵达非洲东海岸。其船队规模之大、阵仗之强，让沿海各国闻风丧胆。每当船队到达一个国家，郑和都会展示明朝的强大实力，将中国的文化、科技和商品带到当地。郑和七次下西洋，其中五次都经过了马六甲。郑和曾经到过马六甲的三宝垄，他用带去的瓷器、丝绸、金银和铜铁器换取当地特产，与当地人民开展和平贸易，进行友好交往。如今在马六甲古城漫步，穿梭历史长河，还能细细品味古城墙下每一块砖石诉说着的往昔故事。马六甲河两岸色彩鲜艳、风格多元的建筑不断映入眼帘，彰显着现代与传统的完美融合。雄伟壮观的圣地亚哥是葡萄牙人建立的一座堡垒，马六甲唐人街则是中华文化圈的遗留产物，多元异质的中西文化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碰撞交融，赋予了这个国度独一无二、多元包容的奇妙魅力。从古老的马来习俗到繁华的市井街巷，从历史的沉淀到现代的崛起，马来西亚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也吸引着我们前去探寻。在“亚洲四小龙”中，新加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均GDP位居首位，是“亚洲四小龙”之首，城市基础设施排名世界第一。促进种族和谐是新加坡政府治国的核心政策，新加坡以稳定的政局、廉洁高效的政府而著称，同时也是全球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告别南洋古韵的马六甲，我们会走进现代都市的新加坡，在这个独一无二的城市，开展一段充满探索与创新的旅程。新加坡博物馆，建立于1887年。虽然这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博物馆，体现的却是本国年轻、创新的精神，讲述着这座“花园城市”的沧桑历史。从七百年前的狮子城、十九世纪的英国殖民地、二战期间的昭南岛到今天繁荣安定的新加坡，通过时装、摄影、食物和电影及木偶戏等生活细节，详尽地展示了新加坡的文化变迁。鱼尾狮公园，是新加坡著名的城市地标。鱼尾狮不是实际存在的动物，而是一种虚构的鱼身狮头的动物，为新加坡市中心的喷水雕塑。鱼尾狮塑像的鱼尾造型，浮泳于层层海浪间，既代表新加坡从渔港变成商港的特性，也象征无数先辈跨越海洋的勇气与坚韧。牛车水，是指新加坡唐人街的意思。牛车水名字的由来是当时没有自来水，牛车运水情景在唐人街非常普遍，便称唐人街为牛车水。现在的牛车水是新加坡华人聚集最多的地方，拥有中国各地的小吃。夜市的牛车水灯火辉煌，有点像中国的庙会。作为一个岛国，新加坡本土资源匮乏，小而自强，虽无太多自然景象，却把整个国家打造成了花园。岛上的民族杂而互融，却把各种族文化调和成独特的民族色彩。它也许繁华不过美国，底蕴不及英国，浪漫不如法国，美景不比澳大利亚，但这个小小的岛国却有足以傲视世界的优势。新加坡1963年合并到马来西亚，到1965年被迫独立成为的国家，一穷二白，当时的国家总理李光耀哭着说要把新加坡建立起来。尔后，仅用三十年的时间，新加坡就发展成为了包括日本、韩国、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成为亚洲重要的金融和航运中心之一。新加坡国土面积约等于香港的65%，与广东的珠海市面积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这和李光耀本人以及选择拥抱海洋文明的道路是分不开的。李光耀是在新加坡出生长大的，大学时期去到了英国留学，在剑桥大学就读法律系，他的成绩曾在整个法学院排名第一。他的英国教授就说，你这么优秀，可以留在英国任教，新加坡太落后了，你回去也没什么发展前景。但是李光耀说他要回到新加坡，要把英国的国旗拿下来，让新加坡独立起来。你也许会问：马来西亚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华人？马六甲有着怎样的历史变迁？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之所以走上现代化道路，究竟是受中华文化的影响还是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强人在社会转型中有着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说“没有李光耀就没有现在的新加坡”？这也是我们本次游学探讨的问题。美食也是我们在异国他乡所向往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美食都受到中国、印度、马来和土生华人文化的影响，但他们有自己的区域差异，来自中国方言群体，马来地区等等。例如，在新加坡，中国菜受到福建和潮州传统的强烈影响，而在马来西亚，粤菜传统起着更大的作用。海南鸡饭起源于中国海南省文昌市，在新加坡及其他东南亚国家成为国菜。主要食材是鸡肉和大米，主要烹饪工艺是烫煮。海南人会以文昌当地的白切鸡做法，同时配以鸡油和浸鸡水烹煮的米饭，所以在海南岛俗称为文昌鸡饭。20世纪初期，随着移民潮，这个菜式传至东南亚，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及泰国等地发扬光大。旧时新加坡作为码头城市，有大批码头工人辛苦劳作。工人食物自然是要解饱、扛饿，工人们要吃肉，要吃饭，要喝汤，要喝茶，又不能太清淡，因此就有了肉骨茶

据说约瑟夫·熊彼特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点道理。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没有什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什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有一次，杰克·赫舒拉发在课后来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不同人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谁是谁非不重要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绝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者“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做客观的衡量。有些人认为弗里德曼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弗里德曼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是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我一向都佩服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约翰·穆勒▌问题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回答的可能性

读书并不一定使人明智，因为有的书是有毒的。比如人类历史中，许多专制君主都杜撰过虚假历史，它们往往真假参半，让盲从者深信不疑，让研究者如坠迷雾。所以，读书要有选择。那些读起来痛快解气的历史书，都值得怀疑。读者必须有寻找真相的见识和勇气——在信息管道狭窄、真相稀缺的时代如此，在信息泛滥、真伪难辨的时代，更是如此。越是这样的环境，也就越需要带着问题意识，愿意面对公共写作的历史学家，否则最终只会劣币驱逐良币。若论这一领域中的佼佼者，恐怕非杨奎松莫属。◎学术界的“清道夫”读杨奎松的书，常常让人想起“清道夫”这个词。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做学问的人很多，号称学问很深的人也很多，但像杨奎松这样的人却很少。他的学问涉猎面极广，国民党、苏联、共产国际、中美关系等领域，都有著作问世，尤其对于党史的研究，更是出类拔萃，学界研究中出现的史料上的模糊，学风上的浮漂等，都给以清除。所以，学者徐庆全说，“在这个领域里，很多人怕杨奎松。因为一旦被他挑出毛病来，大多数人如果不想颜面尽失的话，只好缄口不言。”◎以良知书写真实历史杨奎松曾在八十年代利用档案短暂开放的时机，在中央档案馆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凭借这些资料，他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良知，重新书写了被权力扭曲的中国现代史，最终完成了《革命》四书这一整套“革命”丛书。这套书也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永远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面对中国近现代艰难且复杂的转型，很多历史学家还在参与“大合唱”。而杨奎松研究历史，眼光是向外的，在《革命》四书中，他写的是中国革命历程，放在读者眼前的却是20世纪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化。书中的历史事实，颠覆认知又合情合理，让今天的读者恍然大悟，又深感叹息。正如学者刘志琴所说，杨奎松这样史学家，“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以确凿的史实纠正了人云亦云的讹错。”◎以问题意识深挖“革命”史杨奎松写书，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解决某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研究，因此他的著作带有浓重的问题意识，读完往往能有所感悟、警醒。因此，他总能见别人所不能见，回答一般学者回答不了的问题，也受到一般学者所不能得到的荣誉——他是被海内外都高度赞誉的历史学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说：“杨教授是当代研究革命历史的顶级学者，要想研究同类问题，没有办法绕开他的成果走。”台湾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说：“《革命》四书是一套能直面中国革命逻辑的佳作。”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某些原因，杨奎松的书常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断货王”。曾有人问，“这套书会绝版吗？”出版社编辑回复：“建议趁早收。”店长荐书有幸获得杨奎松老师“《革命》四书”签名+钤印版，更具珍藏价值，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1936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前来西安督剿红军的蒋介石在一起日本侵华初期，国民党还不能对日宣战。为什么？日本在东亚的侵略目标，未必说就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相反的，正因为中国古老落后，可以掠夺的现成物资太少，急功近利的日本，虎视眈眈，他们还可北进苏联，南进东南亚。而此时的中国，已经弱得不能再弱了。所以，中国搞个“合纵”“连横”，扳回局势，也未可知。然而，张学良来了！！！“西安事变”一爆发，伺机而动的契机一纵即逝。接着“卢沟桥事变”随之而来，我们回避不了，只好单枪匹马，赤膊上阵了。在捉蒋前夕的东北干部会议里，几位比较成熟的将领问张学良：“抓住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张少帅说：“捉了以后再说！”事隔两周，弄得地球倒转，举世哗然，少帅又主动把蒋送回南京去。杨虎城、周恩来等闻言大惊，群问放掉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少帅答：“放掉以后再说！”两个“再说”，不但改写了中国近代史，也改写了世界近代史。▲“西安事变”前10天，1936年12月2日，蒋介石在洛阳与西北军政首脑合影。以上选自唐德刚先生《从甲午到抗战》。这本书夹叙夹议地讲述了甲午年的第一次中日战争和14年的抗日战争。唐德刚深入“西安事变”、“汪精卫投敌始末”、“日本侵华罪行”等历史实情，带读者反思两次中日战争里中国之得失。“西安事变”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拐点，若无西安事变发生，中国近代史极可能改写，整个亚洲情势，乃至当今世界的情势，也将大大不同。看清历史的逻辑，方能看清当下的世界，然而西安事变的真相究竟如何，始终难有定论。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角。蒋介石在世时，那是禁忌；等到蒋殁世，好不容易张学良结束软禁，也动念想写一本口述历史，并因缘际会主动找到唐德刚口述历史。唐德刚根据张学良口述，最终写成《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张学良口述历史》插图唐德刚写的历史多是像这样，根据历史亲历者的口述编写而成。口述史，不是录音机一录，整理出文字这么简单，十分考验人的功力。他对“西安事变”，对张学良，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人物都有极其深刻的见解。

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阿克顿勋爵对某些国家或民族来说，历史可能是一种羁绊和负担，但若想从历史中解放，最稳妥、最可靠的手段，却是对历史的认知。一个国家的国民，对历史有怎样的认知，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会拥有怎样的未来。因此，正确认识历史，对当下的我们而言，无比重要。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之所以这样，正是因为人类对历史存在种种错误认知。而有一位历史学家，却以他的警醒和洞见，纠正了对历史的错误认知模式，帮助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提升境界。他就是——阿克顿勋爵。先知书店从阿克顿勋爵《自由与权力》《近代史讲稿》等著作中，总结了以下四条认识历史的思想路径，每一条都是直达底层的历史思维：1、历史不在于多，而在于真在人类历史中，有许多虚假历史，最典型的就是出自专制君主之手的“历史”。他们为了维系自身道统，总要删改史料、垄断历史。要在浩如烟海、假货遍地的“历史”中挣脱权力的宰制，必须有寻找真相的见识和勇气。阿克顿认为，历史是否有价值，不在于其丰富性，而在于其可信性。虚假的历史堆砌得再多，也等同于垃圾，还不如没有。人类唯有在可靠的历史事实中，才可能吸取到真正的经验教训。2、意义不在当下，而在永恒人们通常以为，历史的主要意义就是为当下提供经验教训。这并没有错，但若仅仅如此，却会有点狭隘。因为，“当下”总是充满纷争与躁动，而神圣、公正的信念应当超脱于其上，需要在宁静的空间里形成。阿克顿说，“在可信性之外，是超然性问题”。历史意义的关键一点，就在于“把握永恒的问题，使我们免于局限短暂易变之物”。读历史，在于思索事物的起源和根源，从而获得一种超然性的智慧。3、真相重要，但道德更重要面对历史，如果仅仅关注真相，往往容易得出错误结论。比如古代贵族统治有许多弊端，这是事实，但并不能因此得出平民统治更优的结论。正如阿克顿所说，“问题不在于哪个具体的阶级不适合统治，而是所有的阶级都不适合统治”。如果没有人类整体普遍的道德，任何统治都是危险的。阿克顿认为，“观念时常反复，行为规则经常变化，信条亦有兴衰，唯独道德法则铭刻在永恒之碑上”

近两年由美国文明史大家钱满素老师主编的“美国文明经典译丛”又添新作——《连根拔起：19世纪美国移民史》。今天，这类书出版不易，既需要编书者的韧性，更需要阅读者的赏识。适逢美国大选，特朗普重返白宫，世界政局剧变之际，这本书来的相当及时。它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新视角：以往人们只知道，涌入美国的几千万移民改变了美国，但事实上，美国对移民的影响更加“残酷”。通过这本书，不仅能从新视角读懂美国文明，还可以了解到移民美国最大的“代价”和“挑战”。所有关心“移民美国”话题和对美国历史、政治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哈佛老教授得意之作，荣获“普利策历史奖”本书作者奥斯卡·韩德林，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移民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在哈佛大学担任历史教授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曾对《美国移民与国籍法案》的通过产生重要影响。他写的《连根拔起》英文原版出版于1951年，是美国移民研究奠基之作，曾荣获“普利策历史奖”。书中开创性的移民研究，重塑了“美国故事”，改变了后世理解美国历史的方式。本书绝对称得上大家手笔，虽是70多年前写的书，现在读起来依然极具启示性和时代穿透力；不仅文笔优美、内容详实，更随处可见对移民的人文关怀，可谓“既见森林，又见树木”。正如《纽约时报》评价的那样，这是“一部有别于常规的历史书——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更关注移民者的内心与精神状态，而不是仅仅关注历史事件。”◎一部美国史，就是一部移民史作者说：“我曾经想写一部美国移民史。后来我发现，移民史就是美国史。”没有移民，就没有美国。移民运动改变了美国，但同时也改变了移民群体。本书聚焦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约3500万欧洲人涌入美国后的命运，讲述了一个史诗般的移民故事。移民们离开熟悉的环境，踏上陌生的大陆，抛弃原来的模式，奉行全新的规矩，疏远旧的人脉，建立新的关系，抛下曾经的生活方式，赋予生活新的意义。然而，“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迁徙和适应新世界的整个过程，每向前一步，就离原来的家园更远一步，这种疏远既是地理上的，更是精神上的。移民生活在“连根拔起”的危机之中，在移植过程中，当旧根已被砍断，新根尚未扎下之前，注定长期处于一种极端的境地……移民如何适应美国？大迁徙何以造就美国人民？答案就藏在这本书中。◎一本书说清美国移民的“变与不变”当时欧洲来的移民所遇到的问题，在现代美国移民身上都有所体现和放大，比如生计、教育、文化传承等问题，而最大的“变与不变”只有两个：政治和宗教。政治是移民到美国后最陌生的事物，因为故乡的生活经历并不包括参与政府工作，但在美国却要学会选举、集会、结社、地方自治等一系列全新的政治活动。宗教则是美国移民保留的“最顽固”的“遗产”，因为与故乡分离得越彻底，宗教的控制力就越强，信仰成了移民与逆境抗争、与过去建立联系的精神寄托。在作者系统而不失细节的笔墨中，那段充满喧嚣又包罗万象的美国移民史跃然纸上，既有趣味性，又有启发性。了解那个时代美国移民被“连根拔起”的“代价”和“挑战”，非常有助于理解今日美国移民问题；对于关心“移民美国”话题或者想要了解美国历史的人来说，更是大有裨益。本书为先知书店独家好书，翻译贴切，流畅易读，装帧精致，结实耐翻，限时8折优惠，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哈佛大学的一位文学教授在给学生介绍俄国文学时，将教室的窗帘全部拉上，关上灯，教室漆黑一片。教授在黑暗中点起一支蜡烛，黑暗中有了一丝光亮，“这是普希金”，他对学生们说。教授又点起一支蜡烛，“这是果戈里”。教授走到教室门口，打开灯：“这是契诃夫。”他又走到窗边，猛的打拉开窗帘，耀眼的日光洒满教室。教授说：“这就是托尔斯泰。”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再后来，教室窗帘被拉上，灯也熄灭了，漆黑一片中，只有一个微弱的烛光摇曳，教授说：“这就是索尔仁尼琴”。▌“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索尔仁尼琴出生于十月革命的第二年，父亲在他出生前6个月战死在德国前线，是母亲一手将他拉扯大。1945年，服役期间的索尔仁尼琴，因在信中对斯大林“不敬”，被判处8年徒刑，在严寒和劳苦的集中营内度过了8年铁窗岁月。刑满获释后，又被流放到哈萨克。在集中营索尔仁尼琴身患癌症，历经生死辗转，却又奇迹痊愈，几次面对死亡的经历，使他对死亡不再恐惧，他立志把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替千百万蒙冤受难者建立一座纪念碑。索尔仁尼琴后来回忆道：“在集中营疲累的长途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要向这世界吐出哽塞在喉的郁结，只望它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申诉。”当世界充斥着谎言时，真实就具有雷霆万钧的力量。因此，当1960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公开发表时，人们瞬间意识到，一个新的文学大师进入了世界文坛。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毕生的创作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索尔仁尼琴的写作宗旨。正像他经常引用，最终传遍世界的一句俄罗斯谚语所说的：“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不在“可能”的时候写作，只在“必须”的时候写作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被迫用“个人理由”拒领的人很多，但能在有生之年让诺奖开特例补领的人却很少。1974年，诺贝尔奖迎来了一个迟来的领奖者，此人便是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他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他因“个人理由”没来领奖，是害怕自己回不了祖国；1974年他来补领，是因为他已被流放，根本回不去了。瑞典文学院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便是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不在‘可能’的时候写作，而在‘必须’的时候写作”，这是唯独属于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个伟大的传统包括了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一长串巨人的名单。即使在斯大林统治的残酷岁月里，在受这一传统影响的土地上，仍然产生了索尔仁尼琴等等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之所以“必须”写作，是因为在他们身后站立着千百万的个体，这千百万个人组成的千百万个故事、千百万种命运等待着他们记录，逼迫他们发声。索尔仁尼琴曾在小说中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一个国家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就像有了第二个政府。”因此在被抛入灾难中时，索尔仁尼琴没有沉溺于哀怨，而是选择研究无数个体受难的秘密机制，以便保存“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而索尔仁尼琴交出的成果正是两部不朽的名著——前者即流亡前所写，令索尔仁尼琴名扬全球的《古L格群岛》；而后者则为他流亡期间写就，倾注了一生思考与生命之火的作品《红轮》。就重要性而言，索尔仁尼琴自己也曾多次表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并非《群岛》，而是这部《红轮》。为守护个体，走出苦难而写作，既是秉持自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更是他护佑着良知的火种，使我们不致再次堕入无尽的黑暗之中的一生志业。正如他在书中所说的，我们对他人的苦难闭目塞听，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可以避免他人的命运。然而，在这个权力者将人完全视为物的社会，没有人会真正是安全的。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生平安无事，半夜不会有人来敲门。▌用一支笔战胜了一个超级大国2008年，在索尔仁尼琴去世的第三天，俄罗斯《消息报》用了五个整版，讨论关于索尔仁尼琴在祖国和世界的文学、历史和文化中占据怎么的位置？这位垂垂老矣的大作家最后在人们眼里留下的并不仅仅是苍老的模样，索尔仁尼琴的一生见证了整个苏联崛起与毁灭，正是在他的笔下，苏联在全世界的道义形象瞬间崩塌；因此有人评价说他“用一支笔战胜了一个超级大国”，而且正如俄罗斯报纸对他的盖棺定论——“俄罗斯在20世纪最后的1/3是在索尔仁尼琴的旗帜下走过的，并且结束在索尔仁尼琴的音符上”。任何民族的历史上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民族的良心，把人的尊严视为最高准则，并以不屈的精神体现出这个民族不朽的一面，甚至“可以让历史在他面前屈服”。也正是以索尔仁尼琴为首的这批俄罗斯作家的写作与见证，真实历史才不致湮没无闻，千百万受难者才不会白白地付出生命，成为毫无意义的牺牲品。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认为：“俄罗斯文学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造冲动，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苦难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因此，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能像俄罗斯文学那样表现出对于穷人、被压迫者、不幸者和卑微者深厚的爱。但苦难本身并不会成就一位作家的伟大，历经苦难的民族很多，诞生出伟大的作品的却很少。就像索尔仁尼琴，他“重视苦难”，却绝不“歌颂苦难”，他的作品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是为了使人不忘记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是为了神圣的事业和崇高的理想。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苦难发生，我们就需要记住这样一个人，记住他的作品，因为，我们不但需要良知与正义，更需要来自人性深处的力量。▌复杂的索尔仁尼琴，复杂的俄罗斯和其他20世纪顶级知识分子一样，索尔仁尼琴也注定是个盖棺不能定论的符号，索尔仁尼琴的一生充满着“向后看的反专制”的悖论——他反专制，反极权统治，同时也反对威胁俄罗斯文化根基的工业化、城市化。他的“复古”特色，自然受到一心要恢复俄罗斯帝国霸权伟业的普京青睐与宣扬。正是复杂的俄罗斯，才能诞生出复杂的索尔仁尼琴。就像俄罗斯文学史上的那些伟大作家一样，索尔仁尼琴顽固的性格，坚持看起来落后于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并不妨碍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以及在人类社会政治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文化牌是所有传统文化大国在转型期都会使出的杀手锏，被偶像化的索尔仁尼琴是否还是真实的索尔仁尼琴，明晰这一切还需要回到他的作品。索尔仁尼琴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部作品分别是《古拉格群岛》和《红轮》，遗憾的是，前者已经难觅，而《红轮》也因种种原因早已绝版，网上在售的，都是零散的残卷，并且散落在不同的渠道，即便一卷本的二手书都溢价到900多元。先知书店深知此书之价值，经多方努力争取，终于集齐目前中文最全《红轮》版本（全三卷、16册版），作为索尔仁尼琴一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红轮》，收藏这套书还有三大理由：●“20世纪俄罗斯版的史记”：本书对“苏联这一体制何以产生在这片土地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因此被称为“20世纪俄罗斯版的史记”。然而，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比《史记》更重要，更直接。因为，它描写的那段历史距今并不遥远，而我们依然生活它的延长线上。●题材特殊：苏联的崛起与崩溃，堪称整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有无数的经验教训有待反思。但尽管读者的需求很大，现实却是类似《红轮》这样深刻的书，无论新、老书的出版和讨论，都已经越来越少。●洞鉴现实：索翁的这部巨著，其中文版从翻译到全出版，历经二十年光阴。其现实主义的笔触一脉相承俄国文学巨匠们的传统，那种激烈的批判现实的见识、勇气和果敢，以及展露出的对二十世纪俄罗斯历史的深度透视，令人叹为观止，当下绝大多数作家，恐怕无法望其项背。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这套中文最全版本《红轮》（全三卷、16册版），好书难得，值得珍藏。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独家绝版书（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中意俄三位国宝级作家作品集”）。

在面对一件事的时候，人们最开始问的往往是：它有用吗？“有用”与否，是身边很多人做出抉择的基础。在实用主义流行的今天，“务虚”不但无用，还没有市场。然而，无用之用，实为大用，只有精于务虚的个人与民族才有望找准“务实”的方向。久而久之，“无用”的事情成了一种奢侈品，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被称为“无用之用”的智慧。面对这种现状，我们往往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位有睿智的思考、完备的知识结构、道德坚守的知识分子。当下已93岁高龄的美国学者索维尔就是其中的典范，他的智慧总能一语道破，当下最受关注的常识逻辑、经济学、甚至种族领域的本质，以至于许多美国媒体只能将他的作品藏起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辩得过托马斯·索维尔”。

马丁那天讲了，美国为什么强大？美国的强大不是因为政治强大，不是因为军事强大，也不是因为经济强大，而是因为国民强大。国民的强大是什么？是国民创造力的强大，是国民的价值判断力的强大，在大是大非的面前，国民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面临同样的大是大非，我们的国民能否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读经典？为什么要学人文学科？为什么所有的大学里除了专业教育之外还要有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就是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其实就是要告诉你一个价值观，启发你自己的信仰。有了这样的价值观和信仰以后，逐渐提升你的判断力。当这个世界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就能够独立地判断是非，而不是人云亦云，或是哗众取宠。▌君子不器：独立思考的人，不会成为工具孔子有一句话，叫“君子不器”。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君子不仅仅是专业技术人才，要成为君子，除了懂一些专业知识，还必须具备一种价值判断。君子不仅要能够判断自己的专业问题，还要能够判断公共事务中的是非善恶和美丑。一把锋利的菜刀，你可以拿它切菜，也可以拿它砍人——这就叫“器”。假如这把菜刀你让它切菜它切了，让它砍人它坚决不去，那这把菜刀就不该叫“器”了，该叫“君子刀”。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刀本来就是没有主观意志的工具，它永远都只能是个“器”。但我们是人，是有着意志和尊严的生灵，不该只配得上工具的命运。一个人如果只是专业能力很强，却没有自己独立的是非判断，让他去干好事他也干，让他去干坏事他也干，那就不叫君子，只能叫“器”。一个人不仅专业能力很强，而且能够判断是非善恶和美丑，不颠倒黑白，不戕害无辜，不做强权的附庸，尽自己所能去坚守正义，去发现和创造真善美——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健全的人，才配称为“君子”。▌人文教育，让我们分清是非善恶和美丑人文教育不是为了让我们熟记一些苍白的人文知识，那样的功能完全可以由工具取代。人文教育的目标在于让我们获得一种信念，让我们具备一种分清是非善恶和美丑的判断力。有了这样的判断力，我们才真正有资格说我们读的是大学。什么叫大学？“大学大学”，倒过来读你就明白了，“学大学大”，学者大起来。没有大起来的人叫什么人呢？叫小人；大起来的人叫什么呢？叫君子；君子是什么人呢？不器之人。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人文的教育，没有人文的修养，没有对是非善恶和美丑的判断力，没有坚守正义的勇气，即便你专业能力再强，你也不能算是读过大学的人。▌人生三境：人要摆脱工具和动物的命运我们可以把人生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谋生。人要活着就必须谋生。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到谋生上，否则你的人生就只能永远停留在低层次上。你要留出一点时间给心灵，留出一点心灵给信仰。如果一辈子只是在谋生，那么你跟动物没有区别。动物也有“专业”，蜘蛛是纺织专业的，老鼠是隧道专业的。如果我们只想着谋生，只想着学一门技术，到大学来待了四年，毕业时就拿了一张毕业证，其他的都没有提升，那么你的追求本质上跟动物没什么分别。真正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是谋生之上的第二个层次，这个层次叫谋智。意思是除了吃饭穿衣等基本的生存需求，人类还应该有智力提升、知识精进的需求。但是这种追求，还不算人类最高层次的追求。最高的层次是什么？是谋道。道是什么？中国古代有两家都在讲道，道家讲道，儒家也讲道。道家讲的道侧重的是客观规律，儒家讲道讲的更多是人文物理，指的就是一种价值观。人有好人和坏人的区别，无论你才能是否卓越、处境是否通达，你要选择做好人还是坏人？这个就叫价值观。具备价值观之后，你还得学会去辨别是非善恶和美丑，这就叫价值判断力。如何评判自己的所作所为？如何避免好心办了坏事？具备了价值判断力，知晓了是非善恶，你才可能保证自己的知识和智力被用在了正确的地方，你才可能懂得敬畏生命、敬畏自然，不至于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存造成威胁、带来灾难。因此，人文学科的核心，人文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让我们具备一种“人之为人”的价值观，是让我们摆脱工具和动物的命运。本文根据鲍鹏山教授的演讲片段整理。有人说，“大多人用批判传统的方式启蒙，而鮑先生是用点赞传统的方式启蒙”。这大概是对鲍鹏山老师最恰当的评价。鲍老师曾说，“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想成为高雅的人或者文明的民族，不与经典结缘，是不可想象的。”“读传统经典，读文化经典，不光是中国的经典，也可以读西方的经典，提升你的认知能力，发育你的心智，这是最大的功能。”所以，我们需要用那些有“高贵血统”的书来熏陶气质、指引心灵。我们必须懂得，这关乎一个人的格调、品位，也关乎一个民族的格调、品位。可惜，这些正是当下我们心灵中所真正匮乏的。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鲍鹏山作品集”全签名版：包括一部文学史，一部思想史，两部经典解读。鲍老师用自己的如椽大笔谈圣贤，谈老子的通透、孔子的执着……谈有物、有事、有情、有味的“水浒”，谈中国人文质彬彬、谦恭有礼的思想与心灵......先知书店有幸邀请到鲍鹏山老师为书友亲笔签名，更增添一份纪念意义。全签名版仅有不足20套现货，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来源

台湾学者王德威说：五四以来，能赢得读者持续支持的中国作家，除鲁迅外，只有张爱玲。张爱玲有一个奇怪的称号，她被很多读者称为“祖师奶”。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润”现象流行的当下，她还被有些人视为“润”的“祖师奶”。

当下，世界格局面临苏联解体30余年来最紧张、最危急状况，并且未来可能继续恶化。这可能是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最近的一次。大国关系将往何处去？◎读懂冷战，读懂当下世界格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预知今日世界向何处去，需知冷战从何处来。读懂冷战史，也就读懂了当下世界格局。在中国，对冷战问题回答最完全、最到位的，非冷战研究“第一人”沈志华莫属。沈志华的著作讲的是冷战史、中苏关系史，但他希望读者看到的，却是对当下的启示。史论结合，极具冲击力和现实性：◎斯大林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如何打经济冷战、心理战和宣传站？◎日本如何应对美国的经济压力？◎美国如何应对朝鲜半岛危机？◎苏联在冷战中如何败北？◎苏东剧变的历史启示是什么？◎中美关系是否进入“新冷战”状态？◎中国应如何应对美国的攻势和压力？◎俄乌战争的起因源自何处？◎俄乌战争最终将以何种结局收场？……以上问题，都可在冷战的历史中找到相应的解释。▲2017年，沈志华与俄罗斯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稀有苏联档案，使他成为中国冷战研究“第一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解密了前苏联的档案。当时社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说：“中国急需苏联的档案，最理想的当然是我们社科院出面去买，但社科院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沈志华回答得干脆：“社科院拿不出钱我有钱啊！我只是来向你求个名分，一切费用由我出。”

美国总统拜登赦免儿子亨特·拜登，引发巨大争议，被“经济学人”“BBC”等多家媒体批评为“坏先例”，是用行政权干涉司法权。这不是拜登第一次“扩权”。2021年，拜登签署法令，强制公务员和大企业员工，“必须接种YM或每周HS检测”才能进入工作场所，最终被联邦法院驳回。今年，又有16个州政府对拜登提起诉讼，要求推翻限制天然气出口的命令——州政府指出，拜登的政策导致多余的天然气即便被烧掉也没法流入市场，极大伤害了地方权益。事实上，不只是拜登，整个民主党派都存在滥用政治权力的行为。比如，奥巴马时期，政府赋予黑人更多特权，但反而加剧了黑人社区的犯罪。再比如，克林顿不仅对白宫的性丑闻撒谎，还以滥权的方式排除异己。“滥用政治手段是现代政府的通病，但结果常常适得其反”——在美国，最早意识到这一趋势并公开提出警告的人，便是政治学大师汉娜·阿伦特。

《巨流河》《邓小平时代》《陈寅恪的最后20年》《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这些轮番占据各“好书榜”头名的经典，要么挖掘了幽暗岁月，要么涉及当代政人，却难得的学术和可读俱佳。令人“震惊”的是，它们全出自同一位出版人——李昕。是什么样的“出版智慧”，让李昕先生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如此不同凡响的成就？◎学问。他有自己独特的选稿标准和生产流程，他说：“对缺少资望的作家是什么态度，体现出版人的眼力、境界与胸怀。”他的原则是，“编辑的作用不是把书印出来，而是帮作者提高图书质量。”市场证明，他对“好书”的定义，契合读书人口味，所以每次都出手不凡。◎胆略。李昕最突出的气质是道义和担当。1990年代以后，学者刘再复成了烫手的山芋。是李昕“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开刘先生作品“复出江湖”的先河。就在刘再复新书出版前几个月，某学刊只因发了刘先生一篇红学论文，而被禁止发行。◎见识。深谙国情，熟悉政策，洞察人心。当年作为总编，他把握住了三联书店的“特殊性”，“夹缝”中求发展老道圆熟。《邓小平时代》的出版就是“闯关”成功的典范，这出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大戏，若没有李昕发挥到极致的“政治”智慧，不会有最后的柳暗花明。他在新作《翻书忆往正思君》里进行了精彩描述，读之甚至比读《邓小平时代》更“刺激”。“为人作嫁衣”已超四十年的李昕，退休十年后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他经手的图书超三千部，交往密切的名人学者成百上千，可以想象积攒下多少“好故事”，更可判断出本书的厚重。《翻书忆往正思君》值得您收藏的三大理由：许多人的回忆录，需要东拼西凑才勉强“成书”。李昕先生的回忆录，却必须“反其道而行之”，需要不停地“删”——他的故事太多了。这是本书的一大“天然”优势——书中所叙，都是典型中的典型。此外，本书还有三个非常值得您收藏的理由：1：一部原汁原味的当代文化名人史：本书是作者回顾四十多年做书生涯的“优中选优”，全部一手资料，不仅“独家”，而且“首发”，尤其珍贵的是每篇文章都是一个新视角，带我们重新认知各界顶级大神。对一些争议人物如李敖、杨振宁、钱钟书夫妇、马识途等等，甚至能够用关键材料“以正视听”；2：一部干货满满的当代中国出版史：本书揭示了一本本“中国好书”的诞生过程，不仅可以体味作者积多年之功的“出版智慧”，亦可见文化人和时代的互动关系和互动价值。除了前面提到的好书，还会见到《白鹿原》《沉重的翅膀》《思痛录》《胡风评论集》《求索民主政治》《直面转型大时代》等更多好书坎坷甚至戏剧化的诞生经历。3：一部难得一见的当代中国文化史缩影：本书涉及不少文化圈所谓“敏感人物”和历史“B面”话题，不仅有很多其他渠道很难看到的“秘辛”，更通过一件件让人瞠目结舌的往事，对当代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切均以通俗易懂且能“通过”的方式呈现。这种基于作者“经历+能力”的特殊文本能集于一书，实为读者之福。李昕先生从业以来，涉足四大出版品牌（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北京三联、商务印书馆），策划了一系列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选题，深入接触很多对时代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本书是他最具代表性的做书回顾，因此弥足珍贵，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重量级作品。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翻书忆往正思君》，本书印刷精美，平装裸脊（读书人的最爱），1版1印。我们还有幸请到李昕先生亲笔签名和钤印，更具收藏价值，您也可以在规格中一键选购“李昕做的好书”——“三联书店出版合集”，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闻道君转自

在时代精神的需要下，并不需师承而特达自兴……在他们内心深处，同样存着一种深厚伟大的活动与变化。——钱穆：《国史大纲》恕我浅陋，“三个世代”，是最近从许倬云先生文章里学到的说法，在这里尝试使用。以往读、写过程中，留下一些和许先生相关的片段印象。“三个世代”的说法，使这些片段连缀起来。印象转为意象，成了一幅图景。远景是五千年人类文明演进，中景是百多年中国历史风雪，近景是三位抱薪人雪中行路。钱穆先生在前，费孝通先生居中，许倬云先生殿后，可谓“秀才教”三人行。三位前辈“以迂愚之姿，而抱孤往之见”（钱先生语），不舍昼夜。他们抱薪为续火，为传灯。对中国文化，他们怀敬意，寄温情，共认其正大光明。-1-从断裂看接续▲许倬云先生许先生厚爱后生，为陈心想博士出版《走出乡土》写跋语，说到中国社会学的断和续，感慨作者“比费孝通、杨庆堃二位晚生六十五年，我读到他的文章，内心的感受，悲欣交集。伤心的是，要到三个世代以后，费、杨二位的工作，才有人真正接下去。欣喜者，三个世代以后，有这么一批人能接下去”。从断裂看接续，出困境、向化境，是许先生的本领。天赋他不良于行，也赋他敏于求知、求智。读其“问学”，随其“观世”，听其“史论”，察其“心路”，像观赏一部人文纪录片。只见许先生志于道，据于德，勤于学，精于思，善于谈，游于艺。这一切，依于仁。许先生伤心或欣喜，不为自己，是为他人，为学问，为文化，为众生。他说过，“世界的日子好过，我的日子也好过”。“我更多的是从老百姓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理解我们的时代。”（《许倬云十日谈》）“人溺我溺、人饥我饥”（《心路历程》），也是他说过的话。他相信同情心可以转化为责任感，去为社会公义坐言起行。-2-“中国化”话题背后1930年，许先生出生，睁眼看世界。1930年，钱先生从苏州省立中学转燕京大学任教。费先生由东吴大学转燕京大学念书。钱先生在国文系，谏言司徒雷登，力促“燕大中国化”，对月考新生的学籍百般回护。费先生在社会学系，聆听老师讲“社会学中国化”，去社会底层做实地调查。“中国化”话题背后，是国运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找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工具。▲燕京大学余英时先生说：“钱先生自能独立思考以来，便为一个最大的问题所困扰，即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费先生对早年随母亲多次逃难有深刻记忆，没齿不忘。“一辈子啦！从小就知道‘国耻’‘国耻’的。有‘国耻纪念日’嘛！”（《费孝通晚年谈话录》）许先生说，他的童年被日军“切开”，开始“八年的颠沛流离”。小小年纪，一再经历生死场。“躲不过炸弹与机枪；死的人没有罪，只因为他们是中国人……”（《问学记》）-3-书生报国无他道1939年，钱先生写成《国史大纲》。该书“国难版”扉页上，钱先生写道：“谨以此书献给前线百万将士！”让人联想曾慕韩先生一句诗：“书生报国无他道，只把毛锥当宝刀。”1939年，费先生出版《江村经济》，投身云南三村调查。他说：“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云南三村·序》）战乱中，许先生继续流徙。他记录目睹实况说：“在豫鄂边界的公路上，日本飞机用机枪扫射慢慢移动的难民群；轧轧的机声和哒哒的枪声交织成我脑子中一连串的问号。在青滩之滨岸时，目击过抢滩的木船突然断缆；那浩荡江声中的一片惊呼，也把一个大大的问号再次列入我的脑中。”（《心路历程》）▲1939年，进发湖北的侵华日军部队钱先生以笔为刀。费先生作超前的学术准备。许先生经历日后治学的情感准备。-4-见人未见，方法归一1949年，钱先生到香港创办新亚书院，费先生在大陆清华大学执教。许先生考入台湾大学读书。两岸三地，三所学校，三位学者，都在一个新开端上。钱先生“手空空，无一物”，租九龙伟晴街华南中学课室和炮台街宿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费先生政学两栖，身负知识分子改造重任，组织清华园“大课”。许先生选课于历史系、中文系、外文系、人类学系，钱、费二位都在其学术视野。许先生少年时已仰慕钱、费两位乡贤。赞叹“《国史大纲》可说是在日本人的枪炮声、炸弹声中写成”，认为“费先生发在《观察》上的文章，每篇都有见识”，称费先生是“自己赶不上的天才”。及修人类学、社会学，许先生确认费先生归属功能学派的同时，有新发现——“钱先生一辈子没有认识社会学中的功能学派，写《国史大纲》的时候，西方社会学的功能学派还未当令，但此书所用方法和角度，都与功能学派相当切合。”（《问学记》）许先生见人未见。钱、费方法归一。这是现代中国学界尚未经人充分注意的一段佳话。-5-有朋自远方来费先生想过一个问题，燕园、清华园和西南联大，和钱先生三度同处一个校园，为什么“我们两人一直没有碰头”？他觉得“被一层什么东西隔开了，相互间有距离”。（《费孝通全集》第17卷）后来，钱先生到了新亚书院和外双溪素书楼，隔得更远了。1990年，钱先生作古，留下毕生著述。最后一课，留下对“天人合一”的彻悟。1990年，费先生说：我今年八十岁了，想起八岁该看的书还没有看。我要补课。我的上一辈学者，从小熟读经典，用的时候张口就来。我想起一句，还要去查书，才能说得准。▲晚年的费孝通先生读了钱先生的书，费先生说：“越读越觉得他同我近了，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我觉得在社会和自然人的关系上，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读了钱穆先生的书，……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费孝通全集》第17卷）早年里，十七岁的费先生曾对着风雪中人大声发问：“老先生！你为什么这么老还要自己出来采薪呢？”（《山水·人物》）晚年补课，读钱先生，他有了答案，也有了体验。殊途同归。费先生说，他想写一篇《有朋自远方来》，写写心中的钱先生。-6-学术研究就是不断给自己找问题钱先生说：“大凡一家学术的地位和价值，全恃其在当时学术界上，能不能提出几许有力量的问题，或者与以解答。”（《阳明学述要》）许先生说：“学术研究就是不断给自己找问题。”（《许倬云十日谈》）费先生说：“经济上休戚相关，兴衰与共了，文化上还是各美其美。……两者不协调，这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近些年鲁迅的很多作品被移出了语文课本，然而，稍微了解鲁迅价值的朋友们都知道，鲁迅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异乎常人的狂人、穷困酸腐的孔乙己、被岁月躺平的闰土、苍白婚姻里的四铭、愚昧麻木的华老栓，还是屡屡落弟的陈士成、偏执悲怨的祥林嫂、还有谁都不配姓赵的赵太爷，他们在中国社会不是消失了，而是越来越多了。鲁迅的文字仍不过时，这是一种悲哀；鲁迅的文字没有过时却被遗忘，则是更加深沉的悲哀。先生曾言：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为此先知书店整理了鲁迅的一些思想精华，分享给各位朋友，也致敬这位“大先生”：-1-沉默是最高的轻蔑讲真言是最大的勇气1.

明明是2024年底，极少有人意识到“21世纪即将走完1/4”，倒是有无数人在感慨：“我仿佛回到了1980年代——美国选举一片红；东欧反对俄国；以色列轰炸黎巴嫩；韩国实施戒严；中文圈热议琼瑶……”人生如同钟摆，激烈的现实令人目不暇接，也时常提醒着我们，那些“真正活过的岁月”——为什么一看见这些现实，我们立刻回想起1980年代，而不是其他年代？1980年代，究竟是一个怎样“空前绝后”的时代？八十年代，那是一个烟火与诗情迸发的年代，是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情怀的年代，一个思想自由奔放百花争艳的年代。▌那是一个真正有文学的时代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八十年代，这三个比较合适：年轻、真诚、单纯。八十年代的激情、浪漫、理想主义，成为知识分子及普众心中的乌托邦。八十年代，犹如朱自清先生在三十年代写下的《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那时的生活是慢的，人们的要求是简单的，笑容是真实的，爱情是美好的。那是一个许下诺言就会铭记一生并身体力行的年代，是我们永远都回不去的往昔。八十年代，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是不可复制的美好时代，在开放包容的大潮中，涌现了一大批作家、诗人和学者。那是一个真正有文学的时代，文人有风骨，学者有思想，文化有气质。八十年代的文学体现了海纳百川，不问来路，照单全收的风格，这无疑是长期封闭形成的文化饥渴强烈所致。

2024年12月4日是第十一个国家宪法日，也是中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四十二周年。回首百年中国，宪治之路可谓曲折又漫长。一百多年困扰中国人的许多问题，其实都可归结为一个问题：宪法何以中国？传统与现代的根本区别，不是科学，不是技术，也不是市场，甚至不是政治制度，而是有没有以立宪的形式，约定权力的来源、归属、边界，以及从这一核心命题为原点，来构建法律与制度体系。一句话，有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是决定传统与现代、文明与野蛮的根本标志。能不能真正搞清楚宪法，决定了我们的思维停留在哪一个阶段。人人都知道“法治”是现代性必不可少的一环。然而，提起现代文明，人们关注更多的，依然是政治、经济等领域。即便提及司法，一般都以为是公检法司等部门的具体实践活动。而另一方面，在有关中国社会转型的作品中，以“宪治”“法治”为切入点的书十分少，而从司法视角串联“现代化进程”的，就更少了。为此，我们诚荐“中国百年宪治转型”三书，重新认识“法治”视角下的中国：-1-《1840年以来的中国》法学家视角下的中国近现代史1840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一年——把中国卷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本书从“大变局”开始反思，以宪法为线索，探究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真问题，一直讲到1982年。可以说抓牛就抓牛鼻子，而且写得在同类型书中是少有的扎实。王人博老师以史学家的洞察、法学家的严谨、哲学家的智慧为我们呈现的，是“法治”视角下的中国。他说：“宪法，是现代国家的格林威治时间，有了宪法，人类历史汇入了同一条时间流。”为何中国的宪法之路异常坎坷？为什么说是焦躁的心态，让中国近代法治之路变得痛苦而曲折？本书从法学视角，再看普遍价值与特殊价值的冲突与融合。宪法问题，并非单纯的法学问题，其背后交织的，是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核心理念。西方的普遍价值如理性、自由、平等、法治、权利，在一系列“法治”实践后究竟通过何种方式渗透进中国人的意识中，并被逐步接受？是外在的宣传灌输？还是基于内心的诚服？最后，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又是如何在中国特殊的文化土壤里生根发芽？它们又是如何不断塑造新的“法治时刻”？以上问题，是《1840年以来的中国》贯穿的另一条线索。通过对“法治演化”背后的中西观念冲突的分析，王人博老师将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叙述，上升到了历史哲学的高度。书友感叹：“每读几页，总能受启发”。-2-《宪法学讲义》被誉为“宪法学教学参考书的典范”一谈到法治，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民众守法”；稍高一点的，能想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是，不受限制的权力，从来都是文明的最大障碍。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与其让公民中的一员来统治，不如让法律来统治；即便是法律的捍卫者，也必须遵守法律。因此，法治的第一要义，是人人守法，国王也不例外。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被迫签署《大宪章》，承认“法律高于王权，国王不得越过法律任意征税”。《大宪章》的历史，奠定了法治的内涵和前提：法律至高无上，人人都要守法；权力有边界，受法律约束。正如林来梵在《宪法学讲义》中的总结：

殷海光（1919年12月5日-1969年9月16日），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大师。早年求学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1949年赴台。曾任《中央日报》《自由中国》主笔，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殷海光是1950-1960年代台湾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深受罗素、哈耶克、波普尔等哲学大师的影响，极力宣扬反抗权威、追求自由思想，因而被伦敦《中国季刊》推崇为“台湾自由思想的领袖”。殷海光著作极丰，他的著述以深刻的思想、缜密的逻辑，以及充满激情的文字，影响海外的知识界与民众，代表著作有《海耶克和他的思想》《思想与方法》《逻辑新引》《怎么判别是非》《中国文化的展望》等。▌“不堪造就”的“殷福生”殷海光本名“殷福生”，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人，出生在一个农村传教士的家庭。该地紧临长江，属于北亚的热带季风气候，一年四季分明，雨量相当充沛，而且光照充足，是农作物生长的多宜地区。

提起金观涛，大家容易被他“20岁去北京，40岁到香港，60岁来台湾”的传奇人生吸引，然而，他的学术历程，远比人生经历更传奇——70年代，在动荡中，他就开始了对“正统思想”的反叛，将当时还属“前沿”的科学方法引入社科领域；90年代初，当启蒙受挫后，他意识到系统论不能充分解释这一复杂现象，又用10年时间完成《观念史研究》，通过“观念史”的方法，力图厘清为何对西方现代思想的重构，反而催生国人走向了乌托邦主义；21世纪，人类文明面临着集体的彷徨。他又站在文明“发生机制”的高度，提出一种既能解释不同文明演进脉络，又能理解当下的大历史观；2020年，他又将视野拓展到更宏大的哲学层面，开始探索现代社会根本的思想困境。作为“80年代的话题引领者”，在经历过数十年的学术传奇后，如今已年过古稀的金观涛先生，依然保持着对这个世界最审慎的思考与热情。连他自己都惊讶于自己说：“人到老年，居然还在思考与青壮年时代差不多的问题，而我则全力以赴，始终如一。”近两年，金观涛先生致力于他提出的一个全新观念：“真实性哲学”，在其刚刚出版的新作《真实与虚拟：后真相时代的哲学》及本书的前作《消失的真实：现代社会的思想困境》中，金观涛洞见了当下在政治、科学和哲学领域遭遇的种种“真实性危机”：政治上，全球政治、经济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正在失去“真实”，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不可阻挡，人类心灵与文明的大倒退似乎势不可挡；科学上，一方面，新兴技术在各个领域开始快速普及和应用，另一方面，我们缺乏对科学的宏观理解，却开始盲目自信可以扮演“造物主”的角色，甚至可以说，当今“真实性”的困境，就来自对现代科学的迷信；哲学上，20世纪占据主流的分析哲学，不仅没有弥平科学与人文的巨大鸿沟，反而让哲学以及一众以哲学为基础的人文学科困在牢笼中，加剧了人类用以感知、理解社会的真实心灵的解体。正如金观涛老师所说：“今天，我们有繁华的物质文明，但反观人类的心灵，从来没有像今日这般脆弱，害怕死亡，懦弱和怯于反抗。”从《兴盛与危机》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再到当下的“真实性哲学”，金观

刚刚，书店同事发来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胡舒立老师的新书重新到货了！（之前卖断货了）坏消息是出版社大概率不会再印了，新书恐怕要变成绝版书。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你懂的。前一阵发生了一件小事，财新多篇报道被删，胡舒立微博清空（既往三万多条内容被屏蔽，也无法更新了）。虽是一件小事，却能看出整个中国的传媒生态：各大新闻媒体皆岁月静好，唯有胡舒立的财新实事求是、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如果现在还有一个新闻可放心看，那绝对是财新”，“《财新周刊》是新闻报道的良心”。而财新的企业文化，可以说就是“舒立文化”，胡舒立的性格就是财新的性格。胡舒立的学识、胆量、对社会的责任心和求真的态度，展现出了真正有新闻理想的人是什么样子，中国新闻界也因此保住了一些脸面。可惜的是，在一个逆淘汰的环境里，我们很难见到像她这样的人能持续发出声音。她已很久没有新作问世，上一本书出版已是8年前，两个多月前她终于出版了新作《穿越在历史边缘：重走前辈苏门答腊流亡路》，这是一部充满感情的著作，文字引人入胜，记录了一次跨越80年的历史寻踪之旅。（在此不便过多剧透。）先知书店有幸获得胡舒立《穿越在历史边缘》最后库存，特别值得珍藏。对真相感兴趣的朋友，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提起“好父亲”，最先浮现出来的形象，就是罗中立老师的名画《父亲》——一位操劳一生，却无法改变命运的农民，他的脸庞被岁月的刻刀雕镂出核桃般的纹理，生活的苦难也化作神情融入了他的灵魂。

世界上有两种监狱，一种是外界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监狱，它通过洗脑宣传，可以让人不觉得自己身在监狱；还有一座监狱，是人性自身的监狱：通过自我欺骗、自我洗脑，一个人不仅会爱上监狱，甚至会为监狱鼓掌、喝彩。第一座监狱，囚禁得是那些不读书、不思考，却容易狂热、感动的普通人，而第二座监狱，却专门囚禁这么一种聪明人：他们懂得很多知识，说话也很有逻辑，但却对自身的认知缺陷一无所知，更缺少对人性的敬畏；他们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享受无知者的顶礼膜拜，但实际上却是欲望的奴仆，对其毫无抵抗之力。他们看似学历很高、智商很高，但却无法克制轻信、贪婪、冲动等天性，要么被骗得倾家荡产，要么终其一生，相信一个虚假的事物。可以说，当一个人陷入自欺却不自知时，他越聪明，反而会被监狱囚禁得越牢固。因此，聪明并不可贵，可贵的是智慧。一个人最大的智慧，就是清醒地认识自己，对世界、对自我保持诚实，甚至在下意识地自欺时，能够及时醒悟。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尼尔·波兹曼我们真正意识到媒介如何影响我们和孩子了吗？纸书、杂志、报纸。曾经，纸质读物是知识的载体，人们享受阅读，在阅读中提升自己。后来，有了电视。人们高呼，多好啊，生动的画面，美妙的声音，人类获取知识从来不曾如此愉快！再后来，又有了互联网。人们欣喜若狂，不再有边界，不再有限制，全部免费，人类获取知识，从来不曾如此轻松！在虚拟世界中获得的短期快感很容易上瘾，那种多巴胺瞬间上升的感觉，让我们可以忘记一切，如果放纵自己的欲望，只会让自己深深陷入在里面。技术进步论者乐观地鼓吹技术让生活更美好，却对其破坏作用视而不见。事实上，新兴技术和媒介更多被我们用作娱乐，而非阅读与思考。互联网时代的纵欲，正让我们走向一条深渊。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新媒介在带来便利的同时，是不是也在暗中支配着我们？尼尔·波兹曼的“媒介批判三部曲”，对这个问题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这个世界正在遭受精神毁灭尼尔·波兹曼在这部著作中指出，我们的世界已经深受各种监狱文化的残害，这种监狱文化的结构就是奥威尔在他的寓言中所说的那样，数十个国家数千万人民被控制思想的机器关进精神的牢笼。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精神毁灭。不管控制思想机器的人是左翼还是右翼，是来自东方还是西方，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差别，这座精神监狱的大门一样是坚不可摧的，管制一样是森严的，偶像崇拜一样是深入人心的。尼尔·波兹曼进一步指出，让文化精神枯萎的另一种方式还要更加可怕，并且更加难以意识到。那就是赫胥黎的警告：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赫胥黎担心人类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现在看来赫胥黎警告的不仅仅是针对于美国，而是全世界当下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波兹曼所担忧的电视时代对人的影响，与此刻我们所生存的互联网、短视频时代相比，更是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当下，短视频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教育、体育、商业和其他公共领域的内容，都以一种短平快和粗俗浅薄的方式出现，并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叔本华曾说，人就像弹簧，如果读书太多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就会失去弹性。书犹如此，何况视频。在个媒体爆炸的时代里，人是淹没在信息洪流之中的，如果不能时不时地静下来用心思考，人极容易失去自我，成为被收割的“韭菜”。因此，尼尔·波兹曼“媒介批判三部曲”对于这个时代、对于每一个现代人都至关重要，它警示我们不要让成为娱乐产物的牺牲品。▌对技术垄断的控诉，对现代人的警示●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写道，纸质读物时代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不断涌现的新媒介改变了这一切。宗教、政治、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领域的内容，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人类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至今仍让很多人记忆犹新。那是一个全民深度反思与阅读的时代，不仅大量引进、译介西方优秀思想文化丛书，更提倡“读书无禁区”。然而新媒介总有着更强的吸引力，很快，电视的普及争夺走了大部分读者。到今天，电视、互联网、手机已经使得严肃阅读，甚至阅读都成了奢侈，庸俗娱乐普遍占据了大众的精神生活。●至于《技术垄断》，更像是讨伐“技术崇拜”的檄文。技术是双刃剑、浮士德的交易，利弊皆有。然而“发展优先，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实用逻辑一直支配着我们的思维，因而也就容易忽视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大数据会记录下我们浏览过的信息，接着我们就会收到相关的推荐，细思极恐。本来是我们选择喜好，现在是喜好主动找向我们。而我们又对于真正的喜好缺乏认知，久而久之，我们可能“被迫”喜欢上任何东西却不自知，我们的思维也被默默改造了。这就是波兹曼反复强调的“技术垄断”，也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童年的消逝》则提醒我们，新媒介的到来，使“童年”这个概念失去了意义。一切信息都能够在成人和儿童之间共享，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儿童几乎都被迫提早进入充满冲突、战争、性爱、暴力的成人世界，“童年”逐渐消逝。但波兹曼对技术的态度并不是完全否定和敌视，他更像是一位诤友。他认为技术是必要的，但同时担忧“技术崇拜”会致使阅读让位于娱乐，思考被爆炸的信息挤压。互联网时代，娱乐玩法花样百出，充斥在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之中，所有人都正在变成一个透明的躯壳，变成被算法和数据绑定的“数字奴隶”。这一切不仅容易使人脑袋空空，沉浸于感官娱乐，更容易使人失去行动力和面对现实世界的勇气，结果一步步沦为“废人”。正如尼尔·波兹曼说的那样，娱乐至死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娱乐本身，而在于人们日渐失去对社会事务进行严肃思考和理智判断的能力，在于被轻佻的文化环境培养成了既无知且无畏的理性文盲而不自知。作为麦克卢汉的传人和媒介环境学派的第二代精神领袖，波兹曼因对技术和信息媒介的批判，获得了世界性的赞誉，“媒介批评三部曲”已经被奉为媒介研究领域的经典。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田松评价：波兹曼是一位睿智的学者，他能看到人们视而不见的现象，并从中看到社会与人心的巨变。他的很多结论，粗看荒诞、平淡，但细思极恐。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说：也许，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于人类不断的自我反省之中，在于认真倾听波兹曼式的警示危言之中。《环球邮报》：一位博学的批评者，一位严谨的反对者，一位跟奔涌的发展唱反调的人。先知书店诚荐尼尔·波兹曼的“媒介批评三部曲”。在人们为数字媒体万众欢腾的时代，听一听波兹曼刺耳的声音，或许能让我们更深刻理解所处的时代。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理解舆论三部曲”）。

小时候，新中国淘汰的书真多——《遍地风流》自序文｜阿城当下好看的书不少，这本书翻开来，却是三十年前的事，实在令人犹豫要不要翻一本旧账。于是来作个自序，免得别人碍于情面说些好话，转过来读者鄙薄的是我。《遍地风流

▲“中国学之父”费正清与胡适等中国友人合影1980年代初，艾尔曼可能还不会料到，他此后的人生会与一套叫“剑桥中国史”的大型丛书发生紧密联系，他近30年后会成为其中“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的作者；而当年过从甚密的王俊义1991年由人大清史所所长调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一两年后升任总编辑，王俊义在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剑桥中国史”中文简体字版的核心出版人之一和学术终审。更让人惊叹的是，艾尔曼2002年从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梅隆访问教授任上正式出任该校东亚系和历史系教授，这一双聘教授的前任正是华裔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余先生也是1992年2月版的《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公元220年）》第6章“汉朝的对外关系”的撰写者。缘分如斯，一套“剑桥中国史”将余英时、艾尔曼和王俊义等几代中外学者、译者和出版人联接在一起。无论是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和普林斯顿大学等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重镇，还是在中国，“剑桥中国史”迄今仍是一场尚待完成的出版接力。在最早介入“剑桥中国史”的译者中，杨品泉是参与翻译卷数最多、延续时间最长且唯一健在的，他在年近八旬时仍欣然接受出版社之邀，不辞劳苦地参与2007年1月版《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1368-1644年）》的翻译和校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早具体负责引进“剑桥中国史”的历史编辑室主任谢亮生2005年1月5日谢世，1990年前后担任该社负责人的郑文林也已退休，他和王俊义在1990年代末将这一“镇社之宝”的出版接力棒传到了新一代出版人手中——这种生生不息的出版代际传承，冥冥中也呼应了普林斯顿大学资深教授裴德生为即将付梓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撰写的导论题目——“承旧开新”。

享有国际声誉的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曾说：“我深恶当代史实多在逢迎上意，为党派之争而去歪曲历史，对‘五四’尤如此。我在著述《五四运动史》时，立下两条原则：一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二是不求得宠于当时，而期待于将来。”周先生所言不虚。他的里程碑式著作《五四运动史》，当年在解严以前的台湾就是禁书，至于改开前的大陆就更不用说了。所幸，那个时代已然过去，周先生所谓“期待于将来”早已实现。1942年，周策纵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由于才华出众，年纪轻轻的他就深得时任政大教育长陈果夫的赏识。一年后，经人引荐，周策纵被邀请去陪都重庆担任市政府专员、秘书。抗战胜利之初，陈果夫、陈布雷等人引荐周策纵到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任编审（相当于秘书），为蒋介石撰写讲稿，作新闻发布和宾客会见记录等事宜。《五四运动史》风靡全球后，周策纵回忆道：“那段时期，我有机会接触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的名人，还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如胡适、章士钊、毛、周、李宗仁、马歇尔等等，能估量他们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说对我日后的研究有直接帮助，但起码可以扩充我的观念。”为什么突然留学美国？周策纵先生如是道：“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会，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政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自从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接触后，中国应如何批判和继承传统，中国前途如何安排，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对中西文化互动后中国人的反应与改变做全面检讨，方足以谋解决之道。”周策纵自认无法影响中国的实际政治，又深感中国近几十年来思想紊乱，认为“五四”运动是现当代中国思想变革的根源，于是决定着手撰写《五四运动史》。1960年，五十五万言的《五四运动史》终于问世。由于不合党派教条，该书虽然在海外风靡一时，但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遭到大陆和台湾的限制。周策纵为此感叹不已，“哀时竟止钩沉史，浮海宁甘著禁书。”《五四运动史》一问世，就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殷海光先生阅读此书后说：中国的病根，也反映在代表早期五四思想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上。张鸣老师读后道：在1949年之前的二十几年里，中国社会当然对一个很具抗议乃至具有文化颠覆意味的五四运动有截然两端的态度。很少荐书的袁伟时先生盛赞此书：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运动史》，是公认的经典！要想了解五四，识破形形色色的谎言，请沉下心来读这部书！

如果一个人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不应该忘记先辈所经受的苦难。这本书，是对失忆的抗拒。

独立不是最高的要求，而是基本的要求；但在一段时间里也有可能是最高的要求——如果这种独立性的条件被从外部几乎剥夺殆尽。界定和划分“知识分子”大致有两种标准：一种是职业标准，一种是精神标准。对“知识分子”，人们可以从社会职业分类上下一个颇为宽广的定义，也可以从一种精神思想特征下一个相当狭窄的定义。不论政治观点偏左或偏右，知识分子中都有一些人主要或仅仅强调精神标准，而且是很高要求的精神标准的倾向，例如班达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圣者”，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代表“普遍正义”，而且永远“批判”。而我倾向于不像他们那样对知识分子提出这么高或严格的标准，或者说，我认为这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标准或自我要求。如果要对所有知识分子提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标准或者说“职业伦理”，那么，我想能够提出来的只能是“独立”，即尽可能地在人格、精神和观念上独立，包括经济上的自食其力、有自己内在和外在的尊严。也就是说，这种特殊要求不必是“圣者”，不必是要去充当时代和社会的“良知”，也不必是一定都要从事“批判”或走向“公共”，而只是说他们比别的职业的人应当更加关注和热爱他们工作的对象，关注某些具有真理性的观念和知识的探寻或守护，为此，他们就应当具有一种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思考，不为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或立场而扭曲这些观念和知识。正是基于上述兼顾职业和精神两方面的观点，我认为应当是“独立”而不是别的什么，应当是知识分子比较明显和普遍的辨识标志，这也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标准，从而也是知识分子的优先义，或者说“第一义”，即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先有比较独立的精神人格，然后才是其他。▲何怀宏

逻辑本来是一个现代人最基本的一项素养，是我们思考和说理的基础。如果逻辑有问题，无论掌握了多少事实，都会导出错误的结论。所以，是否有逻辑，逻辑性有多强，是衡量一个人心智水平的重要标准。但我们现在社会上有太多缺乏逻辑的“杠精”。逻辑是讲道理的基础，遇到不讲逻辑的人，再多的道理都说不清。这其中，有些人是故意的不讲理，有些人则是出于纯粹的无知。“诉诸群众”、“诉诸权威”、“人身攻击”……这些都是不讲道理者常犯的错误。殷海光在《逻辑新引·怎样判别是非》中，用一章的内容，告诉我们谬误有哪些。或者说，造成谬误的原因以及方式有哪几种。殷海光归类为七种。▌第一种，叫“诉诸群众”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多数乃真理的标准”，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太多了。好比伽利略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当时教廷的人就说，我们所有人以及我们以前的所有人都相信太阳绕地球转，所以伽利略的学说肯定是错的。当时一万个农民的科学知识也比不上一个伽利略。如果大多数人就一定是对的话，那就很容易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往小了说，特别容易形成网络暴力，往大了说，就很容易发生诸如德国人屠杀以色列人，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那样的历史惨剧。▲亚美尼亚大屠杀▌第二种，叫“诉诸权威”在一个没有被启蒙的社会，权威特别奏效。权威当然不能没有，但是如果整个社会只有一个权威，那可就糟糕了。只有一个权威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低效而不讲理的社会。事事诉诸权威，凡事都以某个权威的言论为标准，就会变成权威的思想奴隶，变成他相信的那个权威的传声筒。这样的人没有自己的思想，因此对他盲目崇拜的那个权威，他也不能真正理解。今天已经是“多元权威”的年代，所以千万别相信外行的“权威”说的话，听说一个人是权威，要问问是什么权威。面对权威，也要有自己的思考，这样才称得上是一个独立的人。▌第三种，叫“诉诸暴力”中国人有句古话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诉诸暴力这招太厉害了。如果没道理，有人可以用暴力建构出一个道理。古代的土匪流寇，最喜欢打一个旗号叫“替天行道”，有了这个护身符，杀人就可以理直气壮了。借助暴力巩固真理，在一定的时空内是管用的。二战的时候丘吉尔向斯大林提议一起去说服教皇参战，斯大林很鄙视地问：“教皇有多少军队？”习惯于诉诸暴力的人，已经无法理解文明的力量了。▌第四种，叫“诉诸怜悯”就是说，哎呀，某人虽然没有什么道理吧，但是他的心是好的呀。现实社会中，有太多人通过“卖惨”博得同情，同时又做着完全与自己“人设”相反的事情。这样的人，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什么道理，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诉诸怜悯”不是通过理性思辨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情绪渲染，甚至道德绑架把问题复杂化，这样的行为表面上“弘扬”了道德，事实上却对道德伤害最深。▌第五种，叫“人身攻击”“人身攻击”就是在道理上说不过对方，但还是有办法打倒对方，就是给对方泼脏水，说他私生活不检点等等。受过逻辑训练的人会知道，一个人的言论和他的道德没有关系。反过来也一样的，不是说一个人在道德上多高尚，他说的话就对。其实古人也有这种智慧，叫“不以人废言，不以言举人”。▌第六种，叫“以自我为中心”不要和我辩论，反正我的就是对的，别人的就是错的。这个“我”可以扩大，比如只要是“我的民族”的就是对的，“我的国家”的就是对的。法西斯主义盛行时的德国和军国主义盛行时的日本，就是这样。▌第七种，叫“过分简单”世界是很复杂的，但人是很不耐烦的，你要是跟他讲复杂的道理，他不要听。所以，人天生倾向取信简单的道理。其实心智成熟的人都知道，真理是不易得的，很辛苦的。获得真理很困难，但失去真理却很容易。而且除了辛苦以外，还要用正确的方法才能获得真理。▲逻辑学家殷海光一个人的最大危险，就是拒绝思考，从而对身边的恶失去警惕；一个人的最大错误，就是在犯错的路上狂奔，却失去了刹车的能力。而逻辑，让一个人拥有“批判性思维”，在思想上变得清晰，在感觉上变得敏锐，在行动上找到方向。当诸多不讲道理的力量试图把人们“变傻”时，唯有真正的逻辑和批判性思维，才能让人们保持最基本的清醒，也摆脱日益被权威、愚昧与偏见支配的碎片化生活，走向真正的高层次思维。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一份精挑细选的、关于批判性思维的系统书单（含独家好书）。这套书由殷海光，理查德•帕克、徐贲等中外权威作者凝结多年研究心血而写。

书画琴棋半懂,吃喝嫖赌粗通。花拳绣腿打西东,躲进被窝喊痛。自嘲其二同调未习吹牛拍马,也曾惹蝶招蜂。半生功业醉颜红,不匪不官不共。

这个“羊主团”，他们养着这一大批羊，到处放牧，他们做的这个羊毛利润非常高，高到一个程度，乃至于成为整个西班牙帝国财政三分之一的来源。国王跟他们是什么关系呢？就是给他们这伙人一种特许经营权。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分层现象越来越明显，财富和资源不断向少数人集中，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拼爹游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成为一种定势，进一步强化了代际传递的固化机制——这就是现在人们经常说的“阶层固化”。阶层固化的本质是什么？或者说造成阶层固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市面上的大部分解析，都只是简单地将社会分成若干阶层，仿佛这就是社会的真相。但事实上，这些都只是表象，把社会分成10层、20层或者30层，本身没有什么意义。社会分层只是一个结果，是背后的那个机制导致了这个结果。而导致这个结果的那个机制到底是什么，却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很少有哪本著作能够触及。不过有一本书做到了，它就是《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这本书第一版出版于8年前，后来断货至今，二手书长期溢价。它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社会学文库”的重磅之作，编委会阵容非常强大，每一位都是中国社会学界响当当的人物：例如李培林、孙Li平、郭yu华等人，其专业度和影响力无需赘述......丛书主编郑杭生先生是中国社会学名誉会长，他说，这套书的重点在于：要对转型中的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对符合国情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世界社会学的新发展和走向有所把握。遗憾的是，《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出版当年，郑先生就因病去世。本书主要执笔人是社会学博士，含金量最高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路路，他深耕中国社会学40年，特别擅长社会结构分析。硬核的编委和作者团队，造就了硬核的著作。这本书，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了社会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新涂尔干主义、新李嘉图主义等范式，提出了适合当代社会的新视角——权力/权威阶层框架。本书认为，阶级不是简单的等级秩序，而是一种关系型的存在，把一个社会简单地分为若干阶层没有多少意义；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是基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根植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制度之中......“结构性不平等”正是阶层固化表象下的本质。由此出发，读者可以跟随作者的思路，从宏观和微观两大视角，一步步深入当代社会问题的更深层次，看清中间社会阶层的政治功能、转型期的分配不公与冲突、国际视角下的公平观念等重大议题。书中以大规模社会调查所提供的真实数据为基础，一步步得出可靠的结论，方法严谨，逻辑清晰，理论扎实、内容丰富，非常有助于认知社会的复杂、残酷以及我们社会的独特性，为理解当代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理论，极具参考价值。如果说8年前，本书的价值主要还体现在学术界，那么，在阶层固化现象严重，人口生育问题、城市化问题、教育问题，以及经济社会剧变的今天，本书无疑超越了学术的价值，成了普通读者透视当代社会真问题的必备之书。读完这本书，可以极大提升透视阶层结构的能力；掌握书中的理论工具，犹如炼就一双“火眼金睛”，大多复杂社会现象将会变得一目了然，可谓一通百通。无论专业学者、社会精英，还是大众读者，都可将《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作为深层理解我们社会的案头书。现少量复活，数量有限，感兴趣的书友不要错过。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阅读：

苏联的崛起与崩溃，堪称整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有无数的经验教训有待反思。但尽管读者的需求很大，现实却是这一题材，无论新、老书的出版和讨论，都越来越少。

每个现代人，为什么必须要关心政治？一位法学教授给出的答案是：“关心政治的终极目的不在权力，而在自由”。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则说：“为了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自由地研究数学与哲学，我必须研究政治与战争”。可见，政治虽然是少数人的职业，却应该成为每个现代人的副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关心政治很容易陷入两种极端状态：不是被信息茧房推送的各种情绪化、意识形态化的信息俘获，就是陷入各种抽象的概念、理论，从而距离真实的世界越来越远。因此，在梳理人类政治演化过程的基础上，提炼出政治领域最核心的问题，并提供一套最简约的分析框架，就成了关心政治、掌握政治学思维重要而又可靠的路径。事实上，人类一切的政治困境，其实都可以聚焦于四个连贯的重大问题，恰好对应了四位大思想家的追问和解答。▌一、人类为什么需要国家——霍布斯问题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是约束权力，但约束权力的前提，是先要有权力。▲霍布斯在国家诞生之前，以及一些仍处于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地方，因为缺少权威，处于所谓的“自然状态”中：人人各自为利，贪婪无耻，相互攻击。现代政治哲学奠基人霍布斯称其为“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

提起“封建社会”四个字，很多人第一反应几乎将其等同于“吃人的旧社会”，封建一词更派生了诸如“封建专制”“封建迷信”“封建落后”“封建反动”“封建顽固”等一系列人人喊打的专有名词。总之，现在一切古老又落伍的陋习，似乎都是从“封建”的土壤中长出来的。然而，这是对“封建社会”的严重误解。事实上，“封建”从词义上，是反压迫、反专制的，与大一统的秦制相比，真正的封建社会，是一个“权力相对分散，且竞争常态化，并蕴含着现代共和因子的社会”。不过，这一误解之所以存在，还不是我们对“封建”的批判出了问题，而是阴差阳错的搞错了对象，错把秦朝以来的专制社会当成了封建社会。然而，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正如学术大家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一书所阐释的，对应的是先秦——它兴起于殷末，完成于周朝，而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彻底瓦解。遗憾的是，却长时间被当作“奴隶社会”而被大众广泛接受。教科书影响太大了，这才有了这口“史识之井”，导致知道历史常识的人，和只会备教科书的人没法沟通。通过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一书，我们可以得知“封建社会”与“秦制社会”有以下三大区别：1.

我在这几十年中，听到最多的劝告就是：“维迎，你说话注意点，小心点！”大家都对我很爱护。但是，我相信人类要进步，就得有一种超越现实、超越功利的想法。要有这样一批人，我们的社会才能进步。我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觉得我将按我的信仰，按我的理念去做。我不在乎别人对我怎么说，但我会思考自己说出来的是不是代表自己认知的逻辑，是不是符合人类的理性。如果达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可以了。我很喜欢这种生活。一我追求“四无”，于是有朋友说，你干脆就叫“四无居士”吧。哪“四无”？“上无领导，下无群众，目无组织，心无旁骛。”我的意思是，套用俗语讲，我不愿意接受任何人对我的指手画脚，也不愿意对任何别人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我想问题是因为我是人类的一份子、社会的一份子，而不是因为我是某个组织的人。二尽管我特别捍卫市场经济，坚守市场经济的理念，但坦率地讲，我认为人世间真正最宝贵的东西，是不能定价的，是无价的。凡是有价的，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东西，都不是最珍贵的东西。比如我去不去哪里讲课，完全看我是不是喜欢，与给不给报酬，给多少报酬，没有关系。我要保持我的自由，我不是任何人的雇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明白这一点。三衡量成功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当官发财是否就叫成功？我更喜欢亚里士多德的那种观念，人生就是追求卓越，若能将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这就叫成功。千万不要按一个标准衡量成功与否。四我不赞同那种所谓按最后的结果来判断一个人做事的正确与否。有的人赚钱了，我不认为他就是成功的，甚至当官，我也不认为那是成功的。关键是你走的路对不对？若搞阴谋诡计，勾心斗角，官当得再大，我一点都不羡慕。我之所以不认为那是成功，是因为他没有发挥人性本身的优点，总是生活在焦虑中。五我曾说过，一个人若在某个单位没被提拔，不要认为自己失败了。如果那个单位的领导本身是个小人，是个没有正义感、没有原则的人，而你却是一个正派的人，那很自然，你是不会被提拔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恰恰是你的成功。如果你堕落得跟他完全一样，我觉得这才是人生的失败。六亚当·斯密说，我们人类的很多痛苦来自对三种状态下的差距估计过高：贫穷与富有之间的区别；私人职位和公众职位之间的区别；寂寞无闻与道高望重之间的区别。理性地讲，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人是什么？人一定要有他的独立性和他的自由。七人生必须坚持自己的生活准则，真的不能按照太世俗的唯物主义的标准，认为只有当大官了，或者赚大钱了，或者出大名了，才是成功。过得踏实，这很重要。八我只是觉得应该按我的本性去生活，而没有贬低任何人的意思。无论是想当官的，想赚钱的，想出名的，只要正当，都是好的，至少是无可非议的。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感谢那些贪婪的人，他们因为贪婪忍受了许多痛苦，但给我们生产出了很好的产品。当然，如果不是按照正当的方式，无论赚了钱，还是当了官、出了名，都没什么可羡慕的。九我跟某一个人交往，坦率讲，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地位，喜欢交往，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让我感兴趣。我与朋友交往有一个原则，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从不从朋友那里获取个人好处。这是我做人的原则。你可以说我是我行我素。你官再大，钱再多，在我面前没有任何意义。我认为我做的事情，是更神圣的事情。这是我内心的想法。所以可能有的人觉得我比较不好接近。十亚里士多德说，人有三种生活，一种叫享受的生活，一种叫政治的生活，一种叫沉思的生活。享受的生活，是指我们人七情六欲的东西，要有钱、有房子、吃好穿好，等等。政治的生活是说人追求一种权力、一种荣誉的生活。现在很多企业界人士就是这样，在以一种好胜心做企业。政界人士也是这样，他们勾心斗角，不一定是因为对现在的位置不满，而是因为他不那样做，别人就可能把他弄下去。沉思的生活，是人的理性的最高追求，是我们在思考，在努力理解这个世界，有一种戏看人生的心态。在过去40年，中国从一个贫困潦倒的国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疑得益于“市场”的力量。在“市场”被污染、污名化，甚至遭遇前所未有危机的当下，是否真正理解“市场”的力量，既关乎我们的财富，更关乎我们未来的命运。在诸多经济学家投奔政治的道路上，张维迎老师仍然坚持做一个真正说实话的教育家，站在自由的经济思想之上，孜孜不倦地普及经济常识。他提出的“用市场逻辑战胜强盗逻辑”

不出一声的野夫文：王五四有些人你从未见过，但提笔写他时，形象能不能跃然纸上不清楚，但能跃然脑子里，就像我写野夫。严彬老师约我写野哥时，我本想告诉他，我从未见过野夫，如何写，但那时我突然想起我也只见过严彬老师两次，那时我们是凤凰网的同事，不熟悉但却又对他印象深刻。那年冬天我们在北京开年会，当大家开始散场时，微醺的他冲上舞台，对着麦克风嘶吼，“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这里边你争我抢！”还没离开的我被他震撼了，心里只想着两件事，一是这哥们是个真诗人，二是有些人就像牛排，五分熟的滋味好，十分熟就老了。所以，我从未见过却有无数共同朋友的野哥，在我眼里，就是那块五分熟的牛排，甚至是三分熟，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加缪在《鼠疫》里说，如果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永远向往而且有时还能得到，那就是人间的真情。前几天朋友圈里有个关于野夫的玩笑，“刚走出清迈机场，找了一个货拉拉，一看司机是国内著名作家土家野夫”，据说这条朋友圈发了没多久，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基本都知道作家野夫在泰国开货拉拉谋生了。德艺双馨的苍烟空老师在关于这件事的文章里说，“易老师中天困惑不已，野夫你这么困难怎么都不给老师说一声，说话间就要转钱给野夫，吓得野夫赶紧说，朋友恶搞的。”还有很多朋友表达了问候关心，愿意资助，还有些人一言不合就直接把钱打到了野夫账户，野哥只好一一退还解释。不是说野夫不能开货拉拉，也不是说他不愿意开，而是大家不允许心中的野夫开货拉拉，并不是开货拉拉这件事很丢人，而是他更应该去做那些自己喜欢自己擅长大家需要的事，比如说写字。曾经不止一个朋友说，你不应该创业，应该有人给你钱，应该继续写下去，其实没那么多应该和不应该，创业并不耽误什么，这样的过程也让我更加踏实，我也一直在写，从未停下，你们没看见看不见是因为别的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年我也看到过听到过野哥其实也在做一些赚钱的事，准确的说是在做一些想赚钱的事，但其实很难，这样的人，这样的环境，怎么能赚到钱呢。日子可能会越来越难，但再难，有些底线大家还是会坚守住的，所以，以后哪一天，你真的在泰国街头看到野哥在开货拉拉，也不必惊呼，这是他的选择和坚守。2006年的野哥还是个书商，那一年他决定结束自己的婚姻生活，于是房子给了前妻，公司送给了朋友，应收帐款一百多万也全部撕掉不要了，应付的账款全部结清。野哥说：“我的手机号，从1997年拥有第一部手机，到今天我依旧使用这个手机号，我不欠这个世界任何人一分钱。”我知道，他要的就是这种自由的感觉，不论是情感上还是财富上，但最终还是为了心灵自由的那一刻。我们古人说“落雪无风不为冷，人穷无债不为紧”，一紧，就不自由了。我跟野哥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是2015年，那时根据他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上映，他想让我在杭州帮他组织一场观影会，我非常开心，有一种被信任的感觉。但又稍微有一点心酸，感觉在商业上这个片子有点难成功，其实是种心疼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那次在杭州遇到张楚，楚哥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为了生活，不好意思，上综艺了，当时我还带着一位楚哥的女粉丝，她当时就落泪了。其实没什么，野夫开货拉拉，张楚上综艺节目，在我眼里他们都扛得起也放得下这个时代的腐朽没落，默默的扛，不出一声。但有时，又不得不出声，这两年大环境不好，作为创业者，也是因为应收款没有及时拿回来，有几次我不得不借钱过桥，借钱这事对我而言太难了，不是好朋友我是绝对不会开口，对方稍有犹豫我立刻中止，张嘴之前需要的勇气比向姑娘表白还难。好在，有那些好朋友在，让我没有太难堪的感觉，发自内心的感谢，虽然他们从不需要。我甚至还写了感谢词，但也从未发给他们过，在这与野哥共享，对外再困难我们也不发一声，但对朋友，或许我们可以诉衷肠。我对朋友说，“你这次借款的意义不亚于胡雪岩借钱给曾国藩，章士钊借钱给毛泽东，宋嘉树借钱和女儿给孙中山，张静江借款给蒋介石。”更像是鲁迅借钱给他被逮捕的学生交保释金，明知警察敲诈，拿了保证金也不会放人，鲁迅仍然借钱给他。鲁迅的朋友内山完造表示不解，鲁迅说：“她拿钱走的时候，应该心里充满了希望吧。”古人借钱都很文艺，都很含蓄，先铺垫气氛“梅传春意，雪兆丰年”，再夸人抬轿子“遥想仁兄诗酒豪情。兴复不浅。”，然后诉说惨状“猶知数百里外，故人穷愁，潦倒卒岁无资乎。”再就是鼓起勇气张口借钱“不揣冒昧，赧颊陈情。伏乞慨掷百金，以纡眉急。”最后庄严承诺，明年卖房子也会还钱“来春蜗居脱业，高情即报。”有些时候，对朋友可以出声。元代文人里有个倪瓒，他有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不可出声，一出声便俗”。说的是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有次派人拿了画绢请他作画，并送了很多金钱，倪瓒大怒，撕绢退钱。后来有一次在太湖泛舟，遇到张，被他痛打一顿，倪瓒当时噤口不出一声，事后有人问他为何？他答道：“不可出声，一出声便俗了！”“不出一声”是面对社会重锤时的坚守，是我对野哥硬汉形象的最直观感受。但私下他却又是放声痛哭的人，他在《江上的母亲》里说，“看到金斯堡纪念他母亲的长诗《祈祷》，他不断回旋的一个主题，就是他母亲最后的遗书——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孩子，结婚吧，不要吸毒，钥匙就在那阳光里……读到此时，我在北京紫竹院初春的月夜下大放悲声，仿佛沉积了一个世纪的泪水陡然奔泻，我似乎也看见了我母亲，在阳光下为我留下的那把钥匙……”这就是野哥的文字，他的文字何止是温暖人心，还能润开那颗板结的心，但我是不愿意读这样的文字的，面对这样的生活，好不容易坚硬的心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又怎么能让它柔软细腻起来。可心越来越硬，在人世间行走也就越来越无趣，好在有野哥这样的人，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在泰国坐上你的货拉拉，更希望你为众人发声时，也能为自己发声，从此不再一个人，在月夜下大放悲声。野哥侠肝义胆，充满豪情。他用一支孤笔，写尽大历史背景下一代普通人的历史变迁，向这个善于遗忘的社会作出决绝的反抗。他为人真诚坦荡，在他看来只有社会中大多数人都真实的活着时，社会才可能变好。他这种真诚，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缺乏、最需要的。为此我们诚挚推荐“野夫作品集”：《身边的江湖》《1980年代的爱情》，品味一代文侠的豪情与柔情。◎《身边的江湖》：这是一部散文集，收纳了作者停止网络更新后的全部叙事散文。在书稿中，他用特有的笔触，以动荡年代的小人物命运为切入点，记录社会发展过程中那些不能轻易被遗忘的伤痛。◎《1980年代的爱情》：这是一段发生在80年代末期的爱情故事。野夫回望自己的前半生，将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清纯时代的爱情，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娓娓道来，追忆废墟上生长出来的美好阳光。让人透视惨痛的历史之时，体会一代人心中隐秘的骄傲。他用鞭子鞭打这世界，也鞭打自己的内心，并以此指向社会本身，以及时代里还未泯灭的良知。最豪情万丈的人，也最柔情似水，野夫就是这样。读他的文字不仅提神醒脑，更会常常被其深情所感动。这两本书是野夫书稿中被删减最少，最能体现作者观点和情感的作品。文字凝练，具有极强的感染力。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一并选购野夫推荐作品“暗夜传灯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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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先生，生于1933年11月24日，恭贺先生92岁寿辰。▌珞珈山奇迹他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关键人物，是80年代教育改革的先驱，是当时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在他的带领下，众多优秀的学子脱颖而出，著名学者易中天、邓晓芒，企业家雷军、陈东升，作家野夫，主持人窦文涛，都是他的学生——这一教育奇迹被后来人称作“珞珈山奇迹”。他还曾在80年代初力邀“无人接收”的杨小凯入校任教，保护了当时“政治不合格”的赵林，并用5个本科生从新疆手里换回了易中天。他的敢作敢为，他的自由包容，成就了1949年后中国最好的一段大学记忆。他就是被誉为“当代蔡元培”、于1981-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著名教育改革家：刘道玉。▌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制度改革有人说，武大最耀眼的不是樱花，而是刘道玉和他的时代，中国最好的大学校长不只有民国的蔡元培，还有80年代的刘道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推动全国教育改革的先驱，却在1988年收到一纸罢令，不得不离开武汉大学。他走后不久，改革的风气骤然发生变化，不只是教育，整个80年代的浪潮都结束了。刘道玉1933年出生于湖北枣阳的一个小村庄，他先后学习于武汉大学化学系与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合物研究所。那时刘道玉的偶像是诺贝尔，并立志成为一名“诺贝尔式”的伟大化学家。然而，人生总是充满偶然，“文革”结束后不久，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任命为教育部高教司司长，从此踏上了一条更加波澜壮阔的全国教育“改革”之路。在高教司期间，刘道玉直接参与了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高考”工作，在他的授意下，1977年8月6日，时任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的查全性第一个在教育座谈会上提出“恢复高考”的议题，邓小平在会上直接拍板决定：今年就改！▲查全性恢复高考是改革中的一件大事，然而，刘道玉所做的更大贡献，是针对大学体制进行的一系列直接性的制度变革。1979年，刘道玉回到武汉大学主持改革工作，并于1981年正式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在任期间，他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性地实行了学分制、主副修制、自由转学制、插班生制、教授定编制等一系列新制度。此外，他还鼓励学生自由恋爱，支持学生如果老师的课讲得不好，可以不去听课。更重要的是，他所做的几乎所有改革措施，都不曾事先向上头打报告。他认为，校长有责任也有权力治理、改变自己的学校制度——他是“校长负责制”的践行者，也是“校长-老师-学生”共治校园的共建者。▌比起怨恨，更多是对教育的遗憾在他的开创下，武汉大学一系列新制度瞬间传递至全国，成为80年代大学改革的领航与标杆。然而，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1988年2月10日，正值春节前一周，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刘道玉突然收到“罢免他校长一职”的通知。一时间，全校哗然，一位教授对他说：“道玉同志，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而一位参与“扳倒”刘道玉的人却洋洋得意道：“我把刘道玉整倒了，真是痛快得很，我毫不手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对于自己被“毫无原由”的罢免，刘道玉当然怨恨，但他更多的应该是遗憾。在被罢免前夕，他还在着手制定“武汉大学第二个五年教育改革规划”，第一阶段的改革成效非常好，而第二阶段更加深化的改革还未开头，便已夭折。这是刘道玉个人的遗憾，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以及整个教育改革的遗憾？刘道玉一生心血为教育改革，为此还曾拒绝了教育部要职、武汉市市长等多个任命安排，最终却落了个孑身退场的结局。2013年3月，武汉大学新任党委书记韩进来看望已经80岁高龄的老校长，向他询问当年的第二个改革规划是什么，韩进听后直呼：“道玉校长，如果您的那些改革措施实现了，其影响不仅仅是在国内，而且是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内页然而，一切都已成为历史的遗声。为弥补这份遗憾与损失，2019年底，86岁高龄的刘道玉开始执笔撰写一部关于80年代教育改革的亲历回忆录，并将自己被罢职前夕设想的改革计划全盘托出，作为书的最后一章。在这部《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中，他从1979年辞去教育部职位、来到武汉大学主持改革工作开始写起，不仅完整记述了武汉大学改革的全部过程、举措，还将自己的种种教育理念、改革理念娓娓道来，这对于今天的大学教育仍是一座思想宝库。尤其是他那份未完的“第二个五年改革规划”，对于今天的教育变革仍是一剂“醍醐灌顶”的猛药。教育的重要性从来不需多言，它不仅关乎整个国家社会，更关乎每一个个体的灵魂与思想自由。在这个我们依旧需要教育变革的时代，因此，店长荐书诚荐“刘道玉作品2书”：《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是92岁高龄的刘道玉迄今最看重的一本书。刘道玉教育思想新书《珞珈子规啼》是一本先生亲自编选随笔集，全书共90篇文章，分为“子规啼血春不归”“瞻前顾后看教育”“人生修炼大境界”“丹青难写是精神”“病需爱心作良医”五部分。刘道玉在《珞珈子规啼》序言中说：“90篇文章，有的是学术性的论述，有的是有感而发，但都是我真实思想的记录。”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群居动物。人离不开政治，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因此对弥散在身边的政治，有一个清醒的认知，相当重要。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留下了无数政治教训。其中至少有六条，是我们认知政治的绝佳开始，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时时思考。-1-有效统治是必要的16世纪初，马基雅维利写出了《君主论》，为分崩离析的意大利指明出路：一定要建立强有力的国家，而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是强有力国家的前提。一个世纪以后，英国学者托马斯·霍布斯完成了《利维坦》，认为惟有依靠一个有效的国家，才能终结“人与人的战争状态”。又差不多过了一个世纪，美国人由于受制于邦联体制的软弱无力，决定制定新宪法，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所有这些思考，都在表示，凡人类群居的地方，就必有统治。所以说，历史留给政治的第一条教训是：有效统治是人类社会的必需。有效统治的前提是国家建构。国家建构，一是建立起能垄断暴力的军队、一体化的官僚体系与有效的税收系统；一是国民普遍对国家的认同。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以前已经完成了现代国家的建构，但对于索马里、阿富汗、南苏丹这样的落后国家，能否拥有一个有效的国家，仍然是它们今天面临的首要问题。-2-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国家固然是必需的，权力固然是必需的，但只要打开历史教科书，就能看到滥用权力带来的社会苦难。事实上，权力不受约束不仅带来社会问题，对掌权者本身也未必有利。权力争夺常变成殊死搏斗。▲凯撒遇刺

如果问，当今社会，哪一个群体的贡献最大，却承受了最多的恶意与谩骂，一定非企业家莫属。当他们成功时，人们揣测其“第一桶金的原罪”；当他们遭受侵害时，人们隔岸观火，甚至落井下石。但事实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说：企业家是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没有企业家的社会，就像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一样荒谬。所以说，企业家的处境，不仅是财富和文明的风向标，也是普通人命运的预演。我们从张维迎、德鲁克、鲍莫尔等东西方学者的著作中，总结了“仇视企业家的四大原因”。在财富清零、前景迷茫的当下，厘清这四个原因，越发显得迫在眉睫。-1-传统文化的延续在几十年前流行的“斗争哲学”中，企业家是“剥削”、“买办”、“投机倒把”的代名词，是一种违法的、低贱的职业。时至今日，尽管“市场经济”“私有产权”已经写进国家法律，但很多人的思维仍然停留在从前，动不动就对企业家上纲上线、喊打喊杀，叫嚣着要把他们“挂路灯”。回望更长的历史，其实可以发现，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是全人类的“文化传统”。经济学者张维迎在《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一书中发现：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都鄙视商业活动；古罗马的商人不能参政，不能获得贵族头衔；擅长经商的犹太人饱受政治迫害，被莎士比亚嘲讽。▲莎士比亚同名戏剧《威尼斯商人》剧照传统中国对商人的敌视，最为公开和彻底：孔孟把商人视为见利忘义、败坏亲情的首恶；“士农工商”中商人最低贱，接近乞丐和妓女；商人不许骑马，不能穿丝绸，子弟不许考科举。现代影视剧中的企业家形象，几乎都是纸醉金迷、冷血无耻的；媒体在谈及金融、环境危机时，也是常把企业家列为罪魁祸首……可见，“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传统观念，使得人们对企业家的仇恨，成为了一种“文化本能”。-2-嫉妒心的放大相比其他职业，企业家的财富规模和消费水平，都显得非常透明、扎眼。而普通人每日为生计挣扎奔波，看见那些腰缠万贯、消费奢靡的企业家，难免会生出嫉妒，仇视企业家。嫉妒是人性中固有的、无法消灭的恶。但是好的规则，可以抑制嫉妒带来的破坏力。比如，在一个产权稳固、公平竞争的社会，企业家会更愿意创造就业、捐助慈善，普通人也可以有自己的优势和机会。而坏的规则，会促使嫉妒的人们采取“

闻道君转自

马勇

搞研究的人都知道，一本书的完成进度与所耗精力往往并不是按比例分配的。前期的80%的由于是长期思考的结果，可能会下笔如有神，而剩下20%的完善工作往往更耗时耗力，甚至比前期还要费功夫。关于《秦汉史讲义》成书过程，秦晖在自序中已经讲明，是在大家的催促、鞭策下和帮助完成的。为什么要让大家催促？因为熟悉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首先是为了自己搞明白一个问题，一旦他把思路捋清楚又找到各种相应史料后，兴奋度和干劲就会递减，或者“移情别恋”到其他问题上去了。所以秦老爹的一个特点是写稿很快，改稿很慢，完稿更难。他常常在修订过程中拐弯到其他岔路上去，留下一堆“烂尾工程”和“半截书稿”。他以前在家里的改稿过程往往就是这样，核实某个问题时，在床上摊开一本书，由此又发现另一个问题，再找来其他资料查证，就这样，床上的书一本叠一本，摆的就像一条游龙一样，开始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引出来的头绪越来越多，但是他又不愿把书合拢起来归位，以至于晚上睡觉的时候，只好把书往里推一推，自己睡在窄窄的床边不敢翻身。就这样有时候被套在一堆问题之中，走得太远已经脱离了初衷回不到原路上了。另外，他认为这些文字没有什么时效性，沉淀一下不要紧，先紧着急茬的活处理，反正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当初回南宁和秦晖的同学们聚会的时候，就听他的小学同学讲，别看秦晖是清华大学的博导、教授，可是在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最不喜欢他，因为他很少按时交作业，尤其是不交作文。我起初很奇怪，一个从小的爱读书的孩子，后来又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怎么会有在小学期间不按时交作业的坏习惯呢？按理说，秦晖的父母都是广西教育厅的元老，我婆婆不但审核教科书，也曾编写过教材。因为父母的工作关系，他从小就阅读过各种各样的教材，这样的人天生不是学习委员就应该是语文课代表啊。秦晖承认说，每一次作业都写了，只是想法太多，作文越写越长收不了尾，感觉写作文不是为了交差，而是要弄懂一些知识，就索性不交了。这下我明白了，电脑里“结不了尾”的“没有终结的书稿”大概都类似于“不能按时交的作业”，流风所及，以至于现在每一位催他交稿的编辑都会心力憔悴。▲

从内务府看大清：“不亡就没天理了”。为什么这么说？历代王朝灭亡，有一个原因，就是腐败。因为贪腐，国库被掏空，官僚结党营私，百姓被拼命盘剥，司法失去应有公正……最终就是民心尽失。历代开国皇帝为避免重蹈覆辙，大都能反腐倡廉。然而，结果总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大清内务府，就是一个腐败典型。在腐败花样百出的晚清，内务府腐败堪称“独领风骚”。可以说，大清内务府命运里，藏着清王朝从根子上开始溃败的每个细节。清朝皇帝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高峰。而内务府，就是皇帝为了巩固皇权设立的御用机构，肩负皇室内务，皇家财务，官员监察等多个任务。内务府为皇帝做事，谁有权力监督？虽然清朝御史有权弹劾内务府，但真敢弹劾的恐怕没几人。因此，内务府腐败机会非常多，也是一年赛一年突破尺度，甚至贪到皇帝眼皮底下。勤俭的道光帝有次想吃民间“片儿汤”，明明就是碗家常饭，内务府报价一万六千两。咸丰帝想修尚书房门枢，内务府张口就要五千两维修费，可咸丰帝不像他爹道光帝那么好糊弄，当场发飙，吓得内务府官员赶紧改口，五千两变成了五十两。▲以“抠门”著称的道光帝，很大程度上都是内务府逼出来的到了清末，内务府腐败愈演愈烈，不断侵蚀清朝统治结构。晚清几次痛下决心整肃。可由于内务府自身就依托皇权，形成盘根错节关系网，每次都不了了之。直到大清亡国，内务府还趁着最后能捞的机会，争分夺秒拼命捞。内务府的演变，映射了清朝的兴衰。可以说，读懂内务府的前世今生，就读懂了大清王朝土崩瓦解的深层原因。为此，特别推荐百家讲坛主讲人、新锐历史作家袁灿兴新作《大清内务府：从帝王的家奴到鹰犬》签名版。这是一本研究清朝内务府的专著：为什么内务府是皇权集中的必然产物？内务府是如何贪腐、权力寻租、榨取社会财富的？内务府在清前期不贪污、兢兢业业、给朝廷省钱，如何从开始清廉到后来成为腐败之源的？《大清内务府》一本书讲清皇权把国家公器变成私人利器的全过程，让读者看清大清的“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真面目，洞悉大清王朝崩溃的深层原因。先知书店有幸得到袁灿兴老师的亲笔签名本，签名本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吴敬琏，一个时代浪潮之中，最稀缺的求真者。他已94岁高寿，却依然对当下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保持关切。当下中国知识界有水平的人不少，但是身居高位、敢讲真话的人却太少了，吴老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他说过的下面这五句话，一句比一句真实——-1-关于民营经济他说：“关于民营经济所引起的争论，其实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问题上——什么是法治？如何建立法治？因为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只有所谓‘刀制’的传统，这是中国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而且中国一直以来使用的是大陆法系，但这并不太适合现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需要普通法系，也就是海洋法系。”-2-关于中国股市他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3-关于中产阶级他说：“中产阶级还很幼稚，对自己根本利益在哪里不清楚。以为我只要有一个房子，开豪华车，老婆孩子怎么怎么样，就行了。实际上如果社会不完善的话，个人前途是没有保证。另外就是因为穷怕了，他就奔自己，想自己那个小家了，公民意识不够。公民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好歹都跟你有关，都是你的责任！”-4-关于社会变革他说：“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想模式是政治观点分歧双方温和派的结合。只要一方出现极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极端派，社会就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要防止各种极端思潮撕裂社会。”-5-关于货币超发他说：“中国之所以出现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采取了靠资源投入和净出口拉动的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弄得不好，别人在‘去杠杆化’和消除泡沫，我们有可能‘再杠杆化’和掀起泡沫。”吴敬琏先生是一位保持独立思考，有独立立场，坚持为市场辩护、为底层发声的经济学巨匠，他仍然在苦苦思索中国改革发展之命运、中国社会发展演进之趋势。在比照中西方市场之特征及规律之后，他明白哪些西方的经验和规律，真正适合中国。为此，特别推荐吴敬琏先生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本书既写出了改革开放的深度与厚度，又让读者有如临现场般的真切体验。我们有幸获得少量吴老签章版，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旷世巨著《世界文明史》（也译为《文明的故事》）的作者威尔·杜兰特曾说：如果文明传播的过程被打断一个世纪以上，文明就会死亡，我们又会重新变成野蛮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历史并不总是进步，它也经常倒车。历史上许多文明的崩溃也绝不是一夕之间完成，大厦将倾之时，必有种种征兆。征兆一集体性的自大与狂热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历史上太多的案例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一战前的沙皇俄国，还是向十一国开战的大清国，无论是二战前的希特勒，还是二战中的东条英机，自大与狂热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崩溃与灭亡也是他们共同的命运。这也是为什么在“七宗罪”中，傲慢之罪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罪行。因为，傲慢是人类堕落的开始。所以杜兰特认为，人类历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间，我们首先要学会的就是谦逊。征兆二竞争与选择逐渐消失杜兰特说，“生命即是竞争，生命即是选择”。我们受进化过程的支配，也受到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法则的考验。竞争与选择，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个进程，是确保文明推陈出新的一大动力之一。然而在某些地区，人们却用体制安排代替了竞争，规定某些人可以上学，某些人不能上学，某些人可以经商，某些人只配消费......这让人们失去了选择的自由，更让整个社会失去活力，文明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征兆三以斗争和封闭代替合作杜兰特说：“文明是合作的产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对此有所贡献。”区别只在于贡献多少而已。有的地区社会总是很开放，合作总是很普遍，他们社会进步就会比较快，对文明的贡献自然也更多。有的地区则相反，社会总是很封闭，彼此之间更缺乏合作，取而代之的是无所不在的斗争和倾轧，拒绝向外界学习，抵制所有外来的东西。这样“闭门造车”的地方，文明注定“水土不服”，如果“土壤”本身不改变，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发展。征兆四精神和道德水平集体衰退历史本身之所以能大体上不断重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的天性像地质改变那样缓慢，一代又一代人过去，国民的性格却并没有多大改变。无论怎样改朝换代，导致上一次社会崩溃的人性因素，往往也能导致下一次社会崩溃。杜兰特说：“社会的基础，不在于人的理想，而在于人性。人性的构成可以改写国家的构成。”如果一个国家国民整体的精神和道德水平持续处于衰退之中，那么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也必然会倒退。征兆五激进主义大行其道杜兰特说：“社会进化，是习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过程。那些抗拒改变的保守派，与提出改变的激进派具有同等价值——甚至可能更有价值，因为根须深厚比枝叶繁茂更加重要。”可惜的是，人类历史上却一次次陷入狂热的激进主义之中。“法国大革命”就是最鲜明的例子。为了追求所谓的“博爱、平等与自由”，法国人砸烂了一切传统，最终换来的却是长期的动乱不安。这种思潮还传遍了全世界，遗毒至今。征兆六用暴力手段平均财富杜兰特说：“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缓解。”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不同的财富再分配方式，会对文明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借助于法律的、和平的财富再分配方式，对文明的伤害有限。但采取暴力手段“杀富济贫”“平均财富”的行为，历史上并不罕见，在某些地区还会反复上演。当任何追求财富的行为都变成一种犯罪时，人们就会掉进集体贫穷的陷阱，实现奴役式的平等。征兆七强制推行乌托邦主义乌托邦主义通常向人们许诺最美好的未来：全能的政府、充分的福利、平等的社会……后世的人们常常相信，乌托邦主义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然而杜兰特却以雄辩的史实证明：乌托邦的冲动，一直深埋于古往今来的人性之中，因此它会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而那些为了实现“人间天国”的理想，强制推行“乌托邦”的行为，不过是把所有人当成社会实验的“小白鼠”，带来的也只有匮乏、混乱、腐败和大屠杀……如果失去文明，我们必定重返野蛮之中。以上文明倒退的七种征兆，总结自威尔·杜兰特所写的《世界文明史》。这部巨著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以警示，也是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在杜兰特的笔下，过去不再是一个恐怖陈列室，而是变成了一座英灵的城市，一个广阔的思想国度，那儿有无数的圣哲贤明、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哲学家......他们谈笑风生，有说有笑，有跳有唱，有雕有刻。《世界文明史》足足1500万字，从书中任何一页开始读起，都会遭遇文明的光辉。每一个读者都能从中感知人类文明的美妙和伟大，并以此反思自身。这不是一时能啃下的书，却是有任何世界史问题时，都可以去翻阅的经典巨著，堪称“读懂文明、传承文明的首选之书”。正如作者所说：“如果一个人很幸运，他便能在去世之前尽可能多地收集他的文明遗产，将其传给他的子女。到了弥留之际，他也会感激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因为他知道：这是养育我们的母亲，这是我们永恒的生命。”《世界文明史》在国内也被译为《文明的故事》，是荣获美国普利策奖的传世经典，更是全球2000万家庭的收藏首选。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先知书店独家好书）：

何为正义？亚当·斯密认为，所谓正义，就是让一个人获得他应得的东西。让义人得到应得的尊严，让不义之人得到应得的惩罚。这就是最基本的正义。其中的关键词是“应得的”，如果惩罚过重，比如抓住小偷就砍手，那也就背离了正义的原则；如果让没有什么过错的人遭受惩罚，那就毫无正义可言了。公平、公正，是正义最基本的内涵。而法律则是保障正义得以实现的最有力武器——虽然它本身也永远无法尽善尽美。▌何为良善的法律？法律，归根到底是人的法律。它存在的目的，不是建立尽善尽美的人间天堂，而是让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有力的保障。真正的权利，是受到法律保障的权利；真正的自由，是受到法律保障的自由。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说：“人民的幸福是至高无上的法”。法律的首要目的，就是维护人们的权利和自由，维护社会的正义。良善的法律，让一切权力在规则下运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对应，人民应当遵守、维护法律。对一国、一民族来说，普遍的法律精神至关重要。通晓法律常识，理解法律精神，是现代公民的一堂必修课。▌法律重要，解释法律的方式更重要埃德蒙·柏克认为，法律的基础有两个，而且只有两个——公平和实用。要保障社会的正义，仅有死板的法律条文是远远不够的，很多时候，对法律条文的解释，比法律本身更重要。错误的法律解释，常常会违背立法的初衷。一个公正的法律条文，应当有明确的对象和范围，尽量避免在实际操作中产生过多的解释。正如托马斯·莫尔所说：“凡是解释越简单的法律，也就是越公正的法律。”如果一条罪名包含的范围过于宽泛和模糊，那么它就会成为“口袋罪”，任何事、任何人都可能被装进去——这时，法律已然失去了它的意义，回到了“人治”的老路上。▌对一个人的不公正，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法律与体制紧密关联。比如，专制的根本特征就是权力失去制约，既无法律又无规则，这是立法失败的结果。权力恣意妄为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法律和正义皆失的社会。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制度只有在它能确保个人的幸福和尊严时才有价值。”法律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导向，每一个案件都可能关乎所有人。对遭受不公正审判的案件进行关注，本身就是对法律和正义的支持，也是对自身权利的维护。▌为权利而斗争，权利才能永存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是一天就能完善的。孟德斯鸠认为，法律与自然地理环境、宗教、风俗习惯、人口、贸易等多种因素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实，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一：所有这些因素最终影响的是一国、一族的法律精神。从立法到执法，反映的都是一个民族法律精神的真实水平。人民敢于为权利而斗争，是完善法律的重要反馈过程。没有这样的反馈，法律就是自上而下的法律，是死的法律，是注定会酿成悲剧的法律。权利来自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此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你的权利从哪里来？》一书作者德肖维茨认为，权利来自于人类对过去经历的暴行磨难的反思，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人类创立和积累起权利体系来抵抗恶行的侵袭。而为了实现这一点，权利也需要人类倍加珍视和维护——为权利而斗争，权利才能永存！然而，法律精神、法律常识教育严重缺失的当下，愿意学习、了解和运用法律、法规的人并不多，真正懂得法律和法治、文明之间关系的人就更少了。多一个人了解法律的意义和内涵，多一个人敢于为权利而斗争，这个社会才能多一点公平和正义。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五部容易入门、还极具含金量的法律相关经典——《你的权利从哪里来？》《穷人能否获得公正审判》《信息、信任与法律》《刑法学讲义》《法律、立法与自由》。其中包含曾改变美国宪法史的经典案例，更涉及经济与社会、权利来源、法律通识，以及法律与自由的关系等重要议题，让读者可以通过多个角度理解法律的精神。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含独家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