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猝然死在家里了，那是1941年8月4日下午2点15分。暑假期间，爸爸总要到新界青山上的寺院里去住一段时间，安心写他的《道教史》。这次，他回来已几天了。回来的那晚，他冲了个冷水澡，睡觉又受了风，感冒发烧，躺了一天，已经退烧了，还在家里休养着。这天，妈妈出去给他买东西，袁妈、刘妈正管着我和哥哥吃午饭，爸爸出来到饭厅拿走一沓报纸。袁妈说：“您别看报，还是睡午觉吧。”爸爸说：“我不看，我把报纸放在枕头下面才睡得着。”他总是爱说笑话。之后他就回卧室去了。
我们饭还没吃完，妈妈就回来了，她拿着东西径直去了卧室，忽听到她大喊一声，叫着：“快来人！怎么啦！”我们一起奔到她那里，只见爸爸面色发紫，躺在床上没有反应。也不知谁说了句“快请大夫”，哥哥拔腿就跑下楼去，我在后面紧跟着。
跑到院子，哥哥忽然停步，转身对我说：“你去吧，我没穿裤子。”——他只穿条内裤，没穿短外裤。我向来就怕去医院，说：“你不去我也不去！”哥哥“嗨”了一声，转身撒腿就跑，我还跟着。到了胡惠德医院，哥哥就大喊：“我爸爸快死了，你们快去呀！”护士长原来都很熟悉的，看哥哥急得直跳，慌慌张张拿了药械跟我们跑到家里。那天中午院里没有医生，护士没有权力给人治病。她一手托着爸爸的上臂，一手拿着注射器，头颈转过来，对身旁的我妈妈连声说：“你负责啊！你负责啊！”妈妈攥手在胸前点着头，也连说：“我负责，我负责。”针打下去，爸爸长哼了一声，就像睡熟一样了。我和哥哥被领到房门外，过了一会儿，妈妈走了出来，哥哥一下扑上去大哭大喊：“爸爸死了呀！爸爸死了呀！”妈妈张开胳膊搂着他说：“不要紧，还有我哪！”事后，妈妈回忆说，爸爸晴天霹雳似的一死，她脑中一片空白，听见哥哥哭喊，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顿时清醒镇定。这一幕，我记得特别清晰，终生不忘。这时爸爸的朋友开汽车来看望，一见这情况，稍定惊魂，马上就去找人办丧。他的车还没出院子，就又来了一辆，两车相对数秒，后来的车掉转方向，两车一块儿疾驰走了。我再到爸爸房里，爸爸已被摆放好，盖上了白床单，一只手露在单子外，指甲都是紫的，我伸手去摁也还是紫的。妈妈躺在床旁的沙发上，连声哭着说：“怎样让你爸爸活过来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按着爸爸的手，木木地站在那里。不一会儿家里就来了好多人，我被领回自己房间，和哥哥并排坐在他的床沿上。婆婆站在旁边一边哭，一边唱着数落，样子挺滑稽的。我一点儿都笑不出来，心像被重东西坠着。也不知过了多久，袁妈、刘妈来给我们两个梳头、洗脸，穿戴整齐带到客厅，原来是记者要照相。妈妈还嘱咐我们放自然一点儿，我们都学妈妈那样挺直了背照了。晚饭后，我悄悄溜到妈妈房间，推开房门，见有好几位妇女陪着她，都在数硬币、包硬币，妈妈的眼哭得很红肿。我没敢进去，退回来，从客厅门外看见爸爸已被移到客厅里了。客厅的沙发搬到了我们房间，人很多，袁妈、刘妈忙得也顾不上管我们，我一夜也没睡着。客厅里的人们通宵在打牌，吵吵嚷嚷的，只有爸爸顶器重的学生金应熙一个人低着头坐在我们房间的沙发上。我想，他的心情和我是一样的。
第二天上午，灵堂已布置好了。宋庆龄昨天就送来的大花圈放在中间，两旁都是花圈。爸爸还盖着单子，他脚头一侧的地上放了两个垫子，让我和哥哥两人跪上，谁来鞠躬，就给谁磕头回礼。来的人很多，川流不息，有些我们见过、认识，更多的不认识。开始我们还规规矩矩地磕，后来就马马虎虎地磕，再后来我俩就坐在垫子上了，最后，我俩就打起架来。有一个来吊丧的女士看见我们打架，竟泣不成声，吓得我们又老老实实地坐着。下午，殡仪馆的人来，给爸爸抹身穿衣。我在阳台上隔着门玻璃看的。他们把爸爸拉坐起来，爸爸的背很黄，上面还有一片片的斑，我觉得奇怪，可一点儿都不害怕。第三天中午盛殓，是西式棺木，板子很薄。妈妈站在靠爸爸头处，哥哥在她旁边，我在哥哥下边。灵堂里站满了人，我扶着棺材沿，看爸爸穿了一身长袍马褂，他平时参加隆重集会也穿的，可现在戴了顶瓜皮帽，看起来怪怪的。爸爸手边放了一本厚厚的《圣经》，把棺材楦得挺满的，就像冬天被被子裹严实的感觉。我知道以后就再看不见爸爸了，专心致志，目不转睛地看着，直到他们盖上棺材板，拧上螺丝。随后，棺材就被抬出了家，我们也跟着去了香港大学的大礼堂。大礼堂里面、外面挂了许多挽联，一副挨着一副。我转着脖子四面一看，只看懂也只记住了两副，一副是“赤子之心”，一副是“若是有人喊救救孩子，就请去问问先生”。
追悼会上有好些人讲了话，我似懂非懂，最后哥哥讲了几句答词。人们又把棺材抬出了礼堂，放进一辆黑色的大汽车里，开始出殡。学生们走在灵车两边，我和哥哥、妈妈在后面坐一辆小汽车，也一步步地慢慢开。那天天很热，我穿了一件现做的黑布长袍，更热，在车里还加上闷，我也一声不吭。好不容易到了坟场，将爸爸放进了挖好的穴里。我们朝上撒了土，听见砸到棺材上的咚咚声，很沉重。爸爸死了，自始至终我没有号哭，也没有掉眼泪。妈妈说我是没有感情，属无情无义之类！其实，我记得爸爸爱我，从我记事到他去世，六年的时间，桩桩件件我记得很多，记得很清。
有人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那如果时代不是落了一粒灰，而是刮了一场沙尘暴呢？著名作家、学者许地山的女儿许燕吉，在回忆录《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中讲述的自己的人生经历，就真实体现了那样的时代究竟有多么残酷。
1933年1月13日，许燕吉出生在北平，当时父亲许地山在燕京大学任教授。两岁时，全家搬去香港。8岁时，父亲因组织抗日救国事业等工作，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去世；同一年，日军占领香港，她与哥哥跟随母亲逃往内地，从此颠沛流离，四处漂泊。就这样一直到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一家人最终落户南京，总算安顿了下来。转眼到了1955年，22岁的她与大学同学吴富融结婚，度过了不到3年的幸福时光，不料命运的齿轮却再次突然逆转，一场时代的“沙尘暴”骤然袭来......1958年1月，一场运动在全国展开，许燕吉被开除公职。此时，她已有孕在身，无奈返回南京，不料胎死腹中。同年7月她被逮捕，5个月后，丈夫提出离婚，她不同意，判决书下来后，却不得不接受。她被判入狱6年。在狱中，她表现优良，获得了减刑1年的机会，最终却把这个“立功名额”转让给了另外一名刑期更长的牢友。1964年刑满释放，却仍戴着“帽子”的她不愿连累母亲，选择在女子监狱“就业”，如此又是5年。
1969年，中苏反目，核战危机备战备荒，许燕吉被“疏散”到河北省一个极其偏僻、贫困的小山村里。在这里，她拼命辛劳一年，还不如一头猪的工分多，根本无法生存，只好去寻找17年未见远在陕西农村的哥哥。好在哥哥被她找到了，她想留在哥哥身边，也想再婚，她早已没有什么奢求，只求对方人品好就行。就这样，经哥哥牵线，她最终嫁给了一个大自己10岁、离异带娃、目不识丁的老农民魏兆庆。此时的她再也承受不住命运的摧残，她哭了.....可最终，她还是把一切都承受了下来。
许燕吉与丈夫魏兆庆
1979年，在与农民丈夫生活了8年后，许燕吉终于获得平反。拿到通知书那一刻，她禁不住再一次嚎啕大哭，“这算什么啊？”她想不明白，命运为什么如此捉弄她。两年后，她带着丈夫一起返回南京，仍然对这个老农民不离不弃。在她看来，婚姻“即使没有爱情，也是一种契约。”这个老头过去没有伤害她、抛弃她，如今她也不想伤他的心。2006年，农民丈夫去世后，许燕吉回顾自己坎坷一生，用6年时间写成了一本书，80岁那年出版，这本书就《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次年，本书入选新浪中国十大好书榜，颁奖词是：“一部令人唏嘘不已的个人口述史，大时代中小人物的飘零，为一个民族的百年史提供了无可替代、丰富真实的注脚。”本书出版3个月后，2014年1月13日，许燕吉走完了她坎坷曲折的一生，那一天，恰好是她的81岁生日。很难想象，一个人要有多勇敢，才能坦然面对像她一样坎坷、悲惨的人生？一个人要有多坚强，才能像她一样在历尽苦难后仍旧一生善良？答案都在这本书中，《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一本值得一口气读完的好书，也是一本值得慢慢品味的好书。从作者一个人近百年的人生体验中，你能看到一个真实得近乎残酷的20世纪中国史。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这本独家好书：
文章来源：许燕吉《我是落花生的女儿》(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