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
杨天石：“竭泽而渔”的秘档追踪者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的研究室是一道“迷宫景观”——不足20平方米的屋子，竖立着十几个书架，上面堆放的书籍大约有六七千册，除了门口到办公桌的狭窄过道，来访者站在任何一个位置，都看不见房间主人的身影。
这里只是杨天石庞大阅读量的冰山一角。
杨天石的足迹踏遍了国内外许多家档案馆与图书馆，夸张地说，广袤的世界都是他的书房。为了找到百年前的一页纸，杨天石可以花费几年、几十年，去查访、追寻、解读、破译。
杨天石将自己的学术风格称为“竭泽而渔”，哪里有未刊的近代中国人的日记、信函、文稿，哪里可能就有杨天石。
跨界，学文研哲终治史
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杨天石最初的志向和大部分同学一致——或是当作家，或是研究文学。1958年，杨天石正上大三，同学们倡议自己编写《中国文学史》，痴迷唐诗的杨天石参加了隋唐五代组，后来，又被临时“抓壮丁”，补写了近代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部分。
北大毕业后，杨天石被分配到北京八一农业机械学校，那实际上是郊区拖拉机手的一个短期训练班，杨天石的任务是教语文。一年半后，调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当教员，一干就是18年。
从职能上看，两段经历都和学术研究毫无关联，但私底下，杨天石从来没有远离过求知与探索。他沿着当年研究“南社”的路子，先是把全部精力放在研究中国近代文学方面，继而感到，要分析作家的思想，必须要懂得当时的社会思潮，于是，开始把目光转向哲学。
杨天石告诉笔者，他在农机学校，平时上课，每到周末，就从南苑跑到城里，借住在同学单位的传达室里。第二天往图书馆一扎就是一天，到晚上8点，才开始返程。一旦错过了从永定门出发的郊区车，就只能步行几十里回去。
天道酬勤。这位研究机构之外的“野生学者”逐渐引起学术圈的重视。1974年，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南社”资料，辗转找到杨天石，问他愿不愿意参加“协作”。
“当时所谓‘协作’，相当于现在的‘义工’，白干活儿，没有一分钱报酬。我一听，特别高兴——近代史所里有不少图书和民国时期的老报刊，外面都没有。我跟着编书，不就可以读到这些稀见资料了嘛！”杨天石不假思索，满口答应。
在师大附中，杨天石的教学任务并不轻松，既要教两个班的语文，又要当班主任。于是，只要有工夫，上午上完前两节课，10点不到，他就会蹬着自行车，来到研究所，扑进资料室，一页页地翻阅发脆泛黄的旧报纸。
1974年至1977年，杨天石参与并完成了“南社”资料的初稿，他的勤学精神得到了研究所不少学者的认可。接着，研究所开始编写《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编写组想起了这位经常到所里来看书看报的“义工”，邀请他继续“协作”，负责撰写《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这一章。
“南社是文学团体，我熟悉，算是我的老本行；而《中华民国史》是一代通史。我不是历史系出身，领导会放心让我写吗？”杨天石承认，接到邀请，他很高兴，但也有顾虑。
当时，《中华民国史》的总负责人是近代史研究所的副所长李新。对于邀请杨天石参加写作一事，他没有半丝犹豫，立即当面表示欢迎。
李新点了头，杨天石得到了和正式研究人员相同的待遇，不管是开出差介绍信，还是支取差旅费，都一路畅通。
近代史研究所经常请高校教师参加“协作”，但是，请一位中学教员，“外行人编专业书”，这一举动可能是第一回。
事实证明，李新颇有识人之明。杨天石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但接手的章节，资料翔实、立论严谨、文字流畅，与专业人员相比，毫不逊色。
民国史研究室正值发展期，领导决定调进杨天石。1978年4月，杨天石终于正式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一学术殿堂。此时，他已年过不惑。
偶遇，遍览日记解谜题
实际上，和蒋介石日记的第一次相遇，完全不在杨天石本人的预想之中。
1982年，杨天石着手开始《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的撰写，这一卷涉及的主要历史事件是北伐战争，蒋介石是北伐军总司令，自然是主角。于是，杨天石大量收集和蒋介石相关的文献。
一天，杨天石正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阅览，工作人员送来了一堆档案，杨天石从中发现了一份资料，没有题目。“这不在我调阅的目录之中呀！”但是，他粗读之后，却发现误打误撞，捡到宝了。
杨天石的两位同事，曾经到上海、宁波等地收集资料。他们在查访中得知，蒋介石有一位老师兼秘书，名叫毛思诚，家藏一批蒋介石的早年资料，辗转被转到第二历史档案馆。
杨天石手中的这份资料，就是其中的《蒋介石日记类抄》。
杨天石告诉笔者，蒋介石一生崇拜晚清名臣曾国藩，在很多地方模仿他。曾国藩有写日记的习惯，别人替他编了《曾文正公日记类抄》。上世纪20至30年代，蒋介石把日记交给毛思诚后，毛思诚按照《曾文正公日记类抄》的体例，分类编纂，成为《蒋介石日记类抄》。杨天石至今都不清楚，为什么这份资料会送到他的手中。他只能猜测，可能是工作人员忙乱之中，取错了。
无法解释的偶然，开启了杨天石最重要的学术主题。
或许我们可以相信，每一份尘封的文献，冥冥之中，都在选择最合适的学者，请他去解答自己的前世今生。一旦相遇，就会是一场高山流水的知音邂逅。
“日记类抄”起于1919年，止于1926年，时间跨度仅有8年。杨天石不满足，开始花费大量精力，去寻找更多的蒋介石日记。上世纪90年代，他在台湾“国史馆”发现了《困勉记》《省克记》《学记》《爱记》《游记》5种蒋介石日记的摘抄，时间向后推展到1942年。于是，杨天石几赴台湾，阅读誊抄。
利用蒋介石日记，加上长期奔走收集的多方史料，1988年，杨天石的《中山舰事件之谜》发表，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2002年，杨天石的第一本蒋介石研究专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出版。
杨天石的研究获得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他却陷入了困扰——二档和台湾所藏的蒋介石日记都是由他人摘录的，原本日记是否还在？如果有的话，它们在哪里？
杨天石推断，如果这些日记还在世间，十之八九是在蒋氏后人手中。他请台湾学者给蒋家人带话，“日记在你们那里的话，请务必好好保存，这些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杨天石不知道，蒋介石日记原件已经漂洋过海。
200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正式对外开放，大部分由蒋介石本人亲笔书写。作为公认的蒋介石研究专家，杨天石接到邀请，与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先生同行，赴美查阅。
“喜悦，还有些忐忑。”杨天石的两只手在空中摆动着。十几年后，谈起那次受邀经历，这位耄耋老人依旧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我之前看到的都是摘抄本，以为有生之年看不到日记原本了。现在原本开放，会不会颠覆我此前的某些结论？”
为了避免拥挤，杨天石和张海鹏商量，开放日当天提前去排队。
第二天清晨，两人起了个大早，到了胡佛研究院的档案馆，却发现这里冷冷清清，他们是仅有的到访者。
原来，蒋介石日记开放的消息，除了杨、张二人，胡佛研究院没有告知其他人。
因为保存状况不好，日记已经出现了损毁与霉烂。胡佛研究院提供的，只是拍摄下来的缩微胶卷的还原件，查阅者不能复印，不能用电脑录入，只能用笔抄写。
两个多月里，杨天石就像“长”在了档案馆中，每天8点15分开馆，门刚开，他就跑进去；下午4点45分闭馆时分到了，他才恋恋不舍拿着纸笔离开。除了用带来的便当草草解决午饭外，杨天石不喝水，不上厕所，一坐下，常常一天不起来。
蒋介石日记共分4年、4批次开放，杨天石也就4次前往美国，一共花了10个半月，带回了数千页笔记。
“日记有重要价值，有时就是两三句话，往往能为解决某一历史事件提供线索。”查阅完所有日记，杨天石放心了——以往自己做出的学术判断都可以站得住。
功底，破译暗语访遗篇
在同行的眼中，杨天石显得有点“不太合群”。不管是出国开会，还是外地讲学，正事一结束，杨天石常常一个人跑得没了影儿。
日子久了，大家也摸到了规律，有资料的地方，老杨准在。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去的是图书馆还是档案馆，杨天石的目标都很一致——找寻近现代未刊资料。
1990年，杨天石访问波士顿的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告诉他，这里有一批胡汉民的电稿，从未对外公布，它们和天书差不多，很难看懂。
杨天石来了兴致，“我就看这个！”
取出电稿后，杨天石一翻，才明白所谓的“天书”是什么含义——里面提到的人名，全是暗语。什么“门神”，什么“不孤”，什么“史姑娘”等，乍一看，不知所指，自然，也就不知所云。
历史学家杨天石干起了破译密码的活计。
解读暗语，关键在于摸清原作者遵循的规律。通读了电稿后，杨天石发现，有个代称反复出现，每次都有新变化，例如，第一次是“门”，第二次是“门神”，第三次是“蒋门神”。
结合上下文来看，杨天石断定，这位“蒋门神”就是他的老相识——蒋介石。
《水浒传》里有个小角色，绰号为蒋门神，通信双方为了保密，把与其同姓的蒋介石称为“门神”，或者干脆一个字：门。
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披上了古代典籍的隐身衣。
拎起这根宝贵的线头，杨天石顺藤摸瓜，弄清了电稿背后的指认——“不孤”指的是李宗仁，因为《论语》中有“以德为邻，则不孤”，李宗仁的字为德邻；“容甫”，代指汪精卫，因为清初学者汪中字容甫；“水云”，也是代指汪精卫，因为南宋词人汪元量的词集名为《水云词》；“史姑娘”代指军阀何键，因为《红楼梦》中的史姑娘名叫史湘云，何键为湖南人，字云樵……
破解完毕，一桩被隐藏了多年的旧事浮现在杨天石面前——1931年后，胡汉民曾经联络各方势力，密谋用军事手段推翻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
散乱的沙砾，被有心人淘漉出了真金。
诵读典籍的幼年所学，中文系五年的训练，对于民国史信手拈来的熟稔，这些都为杨天石打磨了深厚的功底，使他能擎着知识的火把，深入学术的幽暗密林，穿越迷雾，踏出一条通途。
杨天石看过的每份未刊资料，大都不曾被辜负。
杨天石说，与在图书馆中翻文献相比，获取私人手中的资料更难，他为笔者讲述了一个“四访笔谈手稿”的故事。
杨天石长期研究黄遵宪，从日本国会图书馆的职员口中，他得知黄遵宪有一批和明治时期的文人宫岛诚一郎的笔谈，现在还保存在其后人手中。于是，他马上打通电话，希望能看看这批笔谈。
电话那边是礼貌的回复：“我马上要去英国，等我回来后再看吧。”
杨天石在东京的行程即将结束，他只能遗憾地离开。
两三年后，杨天石又到了日本，这次他得到的回答是：“我明天要去住院，不方便接待。”
时光又拨过几个寒暑，第三次赴日的杨天石再次联系，对方仍然婉拒，“这几天下雨，潮湿的天气恐怕会有损资料。”
第四次，杨天石的诚意终于得到了回应，宫岛后人请他来家里做客，不仅拿出了笔谈的全部，还慷慨地表示“都可以拍照”。
锲而不舍的努力与信念，终得报偿。
杨天石说：“找资料，我是要‘竭泽而渔’的。只要让我知道这个东西在哪里，不管花多少时间，不管它有多么难读，我都要追寻到底，绝不放弃。”
不辍，斟酌文字理旧稿
从下一代历史学者身上，杨天石欣慰地看到，当年自己的缺失得到了填补，但他同时也有一点隐忧。
“这辈子搞研究，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的外文基础，很多外文资料看不了，现在这些年轻人都能熟练掌握一两门外语，接触到的资料在广度上大大提高了，英语、日语，俄语，拿来就用。”杨天石说，“也有不足——带了这么多学生，我发现，他们的文字表达大半不过关，给博士生看论文，我在修改文字上花的时间最多。”
杨天石认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文章要符合八字要求——准确、流畅、精炼、生动，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准确。
杨天石刚刚调入近代史研究所时，“伯乐”李新副所长就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写历史，不得已时，可以讲5%的套话，也可以讲5%的废话，唯独假话，一句都不能讲。”杨天石用“不讲假话”这句话要求自己的研究，也用这句话要求学生。
他最得意的弟子王奇生目前在导师的母校北京大学任教，谦和的杨天石从来不吝惜夸奖这位门生。他认为，王奇生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路子，语言是过关的。
杨天石本人，也一直在路上。
即使在85岁的高龄（本文写于2021年），无论晴雨寒暑，杨天石的生活轨迹还保持着家和研究室的两点一线。早晨8点至12点30分、下午2点30分至6点30分、晚上8点至10点30分，是他雷打不动的工作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外，他的生活被简化为两个内容：读资料、写文章。
杨天石的女儿回忆过这样一桩家庭趣事：有一次，一家人去外婆家过年，大家都在聊天、看电视、吃零食，悠然自得，唯独杨天石坐立不安，丝毫没有被节日的气氛感染。回到家里，他就和妻子女儿抱怨：“没有书看的日子无聊至极！”并连声念叨，“太浪费时间了！”
在采访中，杨天石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我不知道上帝还会给我留下多少时间。跨入耄耋之年的他并不讳谈死亡。
杨天石更关注剩下的时间，够不够完成自己未竟的工作。
,
选择留言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