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之一）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战争的特点和根源
在我们即将庆贺每隔悠悠千年才能遇到的——又一个新年，又一个新的世纪，又一个新的千年的同时莅临的时刻，一个令人震惊、令人愤慨的事件深深地烙印在中国12亿人民的脑海里：1999年5月8日凌晨5点45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5枚导弹袭击了我驻南斯拉夫使馆，造成我3人惨死、20多人受伤、馆舍严重破坏。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把战争强加到南斯拉夫和中国人民头上，这是世纪之交的警示，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
152年前，全面论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凝结完整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宣言》诞生和问世。此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曾几度风雷激荡、蓬勃兴起，又几度荜路蓝缕、步履蹒跚。长期以来，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面临着强大资本主义制度政治上的扼杀、经济上的封锁，而且随时面临着它们军事上的严重挑衅，甚至是铁与血、火与剑的战争相加。
被推为百代论兵之祖、千古武学之圣的孙子在2500余年前曾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1]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关系到人类命运和文明的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同样是关系到人类社会中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制度的兴衰成败的大事，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战略、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乃至国家的安全、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一系列重大问题。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不可不察。
苏联解体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旗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一步步入低潮，我国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国际生存环境遇到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在迈入这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的今天，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有关论述，回顾战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剖析当代战争与和平的现状成因，展望未来战争与和平的趋势前景，对于我们抓住历史机遇，着眼于遏制战争、维护和平，立足于打赢战争、保卫和平，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加快发展，壮大自己，以迎接新的21世纪和新的千年的挑战，无疑有着至关重大的现实意义。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硕大的地球负载人类在渺渺太空旋转的有史以来的数千年里，世界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爆发过无数次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99年，世界上大约总共发生过14600次战争。战争，既是人类各个阶级社会诞生的助产士，又是各个阶级社会灭亡的掘墓者。
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成长与壮大，同样与战争结伴而行。从这种意义上讲，一部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社会主义政权和国家用武力对抗帝国主义国家的武力威胁和干涉的战争史。
1871年3月11日，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府——巴黎公社政权诞生后，国际反动派视巴黎公社为“洪水猛兽”，迫不及待地要求扑灭巴黎革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一再呈请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帮助法国梯也尔流亡政府镇压巴黎革命。俾斯麦不仅立即释放10万法军俘虏，扩充梯也尔军队，并从北部、东部加紧封锁，使公社军队处于两军夹攻之间，而且还允许梯也尔军队通过德军防线，从北面、东北面攻进巴黎。结果，使轰轰烈烈的巴黎公社政权仅存短短72天，就以失败而告终。
1917年11月7日，随着“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隆隆炮响，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社会主义是酷爱和平的。苏维埃政权诞生后的第二天就颁布了和平法令。但是协约国拒绝了苏维埃政府的和平建议。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列强“被‘布尔什维主义’吓坏了，把它恨到了极点。”就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即1917年11月10日，德国首相艾伯特即打电话给陆军总部，商谈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问题。同一天，兴登堡元帅专电要求军官和士兵采取一切措施，以“制止恐怖的布尔什维主义蔓延”[2]。1918年2月18日，德国帝国主义大规模进攻苏维埃。1918年11月底，俄罗斯的原盟国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协约国也纠集12个师约13万兵力与自卫军主力一起进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图谋遭到失败后，1919年春，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纠集一些仆从国家组成新的干涉军，连同国内的几股白匪军共130多万兵力，又一次联合进攻苏维埃政权。它们先后发动五次大规模联合进攻，其中1919年夏季的第四次进攻，使苏维埃几度处于极度的危急之中。这次进攻中，各帝国主义国家给予反动的自卫军邓尼金的军援名目繁多，其中，英国给予25万支枪、200门大炮和30辆坦克，美国给予10万支步枪、300多万发子弹、20万枚炮弹。在列宁为首的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坚决地击退了14个帝国主义列强联合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胜利地捍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
1936年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次年11月6日，意大利也参加该协定。这一协定主要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苏联。面对希特勒称霸全球的野心，英法统治集团拒绝苏联的集体安全主张，推行纵容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英国首相张伯伦尤为甚至。1938年10月29日至30日，英、法、意、德四国在德国慕尼黑达成协定，并签署《英德宣言》，这实质上是“祸水东引”，鼓动德国进攻苏联。苏联作出了各种努力，但最终未能避免遭到德国法西斯的进攻。1941年6月22日清晨，希特勒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动用190个师的兵力，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妄图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在三个月内征服苏联。截至1941年11月，德军便深入苏联腹地350-1200公里，占领苏联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到同年12月1日，苏军损失700多万人，坦克2.4万辆，飞机1.6万架。斯大林和苏联政府领导全国军民无比英勇地抗击着德国法西斯。长达三年零一个月的列宁格勒保卫战，歼敌50余万的莫斯科保卫战，给德寇以致命打击，迫使其转入防御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粉碎德所谓1943年“夏季攻势”的库尔斯克会战和乘胜追击受伤野兽、最终攻克柏林的大捷，都记载着社会主义苏联的卫国战争的辉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的苏联进一步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制度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也纷纷建立。特别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敢对日益强大的苏联贸然行动，却把既惊恐又仇恨的目光盯向满目疮痍急待恢复的新中国。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便假借联合国之名，成立由美、英、澳大利亚、意大利、比利时、泰国等23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要全力干预朝鲜战争。与此同时，杜鲁门命令美国第7舰队，迅即开赴台湾海峡，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国。此后，美国军用飞机不断侵犯中国领空，扫射轰炸东北边境城镇与村庄，杀伤和平居民。美侵朝海军驱逐舰在公海炮击中国商船。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正式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10月19日正式赴朝参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美国投入陆军的1/3、海军的1/2、空军1/5的兵力，美飞机最多时达2400余架，在22万平方公里的朝鲜半岛的战场上，其兵力密度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水平，敌空军轰炸密度和某些战役的炮兵火力密度也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水平。而当时中国既无制空权，也无制海权，年钢产量仅有61万吨，而美国年钢产量多达8700万吨，是中国的1250多倍。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人民正气干云，与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一道，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历时两年零九个月，赢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
越南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反对社会主义的又一典型表现，也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大规模局部战争。整个战争耗时最长，从1961年美向南越派遣“特种使命部队”始直到1975年美扶植的南越傀儡政权垮台为止，先后持续近14年。整个战争期间，美国侵略逐渐升级，除使用大规模的陆军外，还采用大量航空兵进行大规模密集突击、炮兵射击和舰队封锁以及使用化学武器等手段，使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经济潜力遭到很大破坏。美国先后有250万人参战，1968年同时参战的美军官兵多达54万9千人。战争也使美国付出了死亡57000人、伤154000人、花费近3500亿美元的高昂代价。
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易旗更加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冷战也是一种战争，它不过是传统意义上热战的最低级状态。冷战与热战都是互相、相对而言。尽管各自的手段、特征、在时空中表现的形式各有所不同，但其性质和目的，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冷战同样可以甚至可以更好地达到热战的目的。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宣读了后来被称作“杜鲁门主义”的咨文。在咨文中，它宣布了世界必须在两种制度、两种生活方式之间选择的非此即彼的原则，宣布了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征讨式斗争的开始，美国政策进入了打着反苏反共旗帜进行全球扩张干涉的“冷战”阶段。从此，美苏之间的冷战、争霸持续四十余年。美国通过包括朝鲜和越南战争的冷战，企图遏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和影响，以确保“美国治下的和平”的世界新秩序的实现。苏联原是社会主义国家，但随着后来实力的增强和党的领导集团的一系列错误，大国大党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重新滋生膨胀，随着向资本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逐渐演进，在“支持世界革命”的旗帜下，走向在全球范围内与美争霸的道路。美苏之间长期的军备扩张、恶性的军备竞赛，并在全球的角逐，不仅给中小国家，而且给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损害。
帝国主义列强、资本主义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既有着一般战争的共性和规律，也有着特殊战争的个性和特点。其具体特征表现为：
1. 阶级性。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战争所要达成的战略目的，不仅有着赤裸裸的经济利益，而且有着鲜明的政治利益，特别是明确的阶级目标。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一是为了争权，二是为了夺利，争权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夺利。但这种争权夺利，勿需触动它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则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制度。1918年2月18日，德国帝国主义进攻苏维埃共和国。2月21日，列宁即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公开揭露：“德国军国主义履行各国资本家的委托，要扼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要把土地归还地主，工厂归还银行家，政权归还沙皇。”[3]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列宁坚定地强调：“苏维埃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的支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守卫，直到其他国家的革命酝酿成熟，其他部队前来支援。”[4] 这也充分体现了抗击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在世界范围内所需要的明确的阶级目标和坚强统一的阶级意志。英帝国之所以参加14个帝国主义联合武装干涉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行列，当时任英国大臣的丘吉尔也道出了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心声，即他自己很希望能活到在俄国推翻苏维埃政权并建立“文明政府”的那一天。[5] 希特勒在其政治遗嘱里也直言不讳地说，他毕生的目的意义就在于消灭布尔什维主义。[6] 希特勒发动对苏战争，不仅是为了侵占苏联的国土，掠夺苏联的资源，而且是为了消灭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法西斯德国对苏战争同对资本主义国家战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正因如此，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几乎全部贯穿于德国进攻苏联计划的战略战役文件中。德军最高统帅部在1941年5月19日的特别命令即“巴巴罗萨”方案的附件中写道：“布尔什维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人民的死敌，这是一种破坏性的世界观，德国必须与其代表者进行斗争。”[7] 社会主义新中国诞生，打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阵线，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这引起西方极大恐慌。在新中国成立后仅两个多月的1949年12月30日，美总统杜鲁门便批准一项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防止共产党在亚洲进一步扩张”的政策建议。此后，美国又决定，除实行经济制裁和封锁之外，尽快建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包围。在美国对外政策史上，赋予一场地区性冲突以世界意义，据此显示美国的反应的，只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美发动这两场战争，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进而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打掉远东这座“共产主义的桥头堡”。战争的抗击也有着十分明确的阶级目标和十分坚强的阶级意志。
2. 残酷性。既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权和国家对社会主义政权和国家的战争有着鲜明阶级性的坚定目标，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必需具备毫不妥协的坚强意志，有着不怕任何牺牲的革命精神，这就决定了这样的战争具有空前的残酷性。巴黎公社革命胜利后，革命政权对逃亡凡尔赛的梯也尔和潜伏在巴黎的反动分子以“仁慈”相待，没有实行坚决地镇压。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梯也尔政府却下令“要迅速地、无情地、残酷地镇压……毫不留情、决不饶恕。”屠杀革命者延续了整整一个月。巴黎街头，鲜血成河。审判也持续了好几年。共三万多公社人惨遭涂毒，加上监禁、流放、驱逐的共达十万人之多。德国陆军参谋长的日记证实，在1941年3月30日德军领导成员的会议上，法西斯国家头目总结说：“我们说的消灭……在东方，残酷就是对未来的仁慈。”[8] 纳粹集团要求无情地加以消灭的不仅是苏军官兵，而且还有一般的苏联公民。希德勒法西斯分子认为，对苏战争是一场特殊的战争，他们指望通过这场战争从肉体上消灭大多数苏联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传播者。1941年6月6日，他们还发布了《对待政治委员的命令》，要求枪决苏军所有的政治工作人员。[9] 德国法西斯给予苏联的破坏也是极其惨重的。德国侵略军占领破坏了苏联1710座城镇，7万个村庄，毁坏了苏联31853家工矿企业，9.8万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2890个机器拖拉机站，6.5万公里铁路和4100个火车站，使苏联2000万人死于战争，直接经济损失达25690亿卢布，占国民财富的近半。朝鲜战争中，美军严重违反人道主义和早在1925年就签订生效的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国际条约，以火炮发射、飞机投掷等多种手段，通过各种生物或食品、杂物等媒介物，不仅对朝鲜北部七个道、四十四个郡，而且对中国东北投掷细菌弹，广泛展开了细菌战，使中国军民沾染鼠疫和霍乱等烈性传染病。朝鲜战争的第一年，由于美军的节节失利，杜鲁门政府不仅多次在口头上发出使用核武器的威胁，而且在实际上，杀气腾腾四次采取了使用核武器的行动，一连四次造成颇为惊险的核危机。越南战争中，美国又不顾两次遭到联大决议谴责，投掷凝固汽油弹和“闭锁轰炸”(指从空中对驻有或仅被怀疑驻有解放武装力量的村民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美国还首次进行大规模化学战，消灭解放武装力量所需的粮食来源和帮助其隐蔽及发动伏击的植被。1962年间，被化学药物摧毁的植被为5681英亩，1963年激增为24947英亩，1964年增至为93860英亩。这场战争中，美军抛下了750万吨炸弹（比二战时落到所有国家炸弹总和的两倍还多），使1/3越南人逃离了他们的家园，90万孩子成为孤儿，50万人变为残疾，300万人丧生。[10] 从而给越南人民造成十分严重的灾难。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依仗绝对优势的高新科技和军事技术，以“零死亡”的代价，酿成二战后欧洲最大的人道主义的灾难，造成南联盟2000多名无辜平民丧生，6000多名军民留下终身残疾，近一百万人流离失所，二百多万人失去生活来源，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不仅如此，美国还使用了集束炸弹、贫铀炸弹等国际法明文禁止使用的武器，对南人民及其邻国人民造成长期性的放射疾病。[11] 北约还大量轰炸其各项民用设施包括公路、桥梁、炼油厂、汽车厂、药厂、铁路线、民用机场、医院、电视发射塔和数百公顷的森林，使南联盟经济一下子倒退了几十年，使欧洲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
3. 联盟性。战争同私有制基础并不矛盾，而是这些基础的直接的和必然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争夺当然是你死我活的，因此也经常是剑拔弩张、兵戎相见。这已为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实践所充分证明。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不同于它们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而是另一种社会性质，是在相同的私有制基础之上产生的争霸的矛盾，因而不是不可调和的。特别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之后，这种调和余地便愈来愈大。因此，当它们与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根本矛盾时，不管帝国主义列强内部矛盾的对立多么激烈，但它们都往往可以在维护共同的阶级利益和所有制基础上达成一定的谅解，并暂时缓和其内部的矛盾，并结成广泛的军事同盟，以集中精力和矛头，共同对付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4月4日，美、加、英、法、比、荷等12国外长在华盛顿举行“北大西洋公约”签字仪式。这一组织的建立，标志着战后在遏制共产主义的统一口号下，反对与对抗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集团的形成。因而，帝国主义列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往往以联合军的面目出现。武装扼杀巴黎公社，使俾斯麦和梯也尔化敌为友；武装干涉新生的苏维埃苏维埃政权，又使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力量纠集到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专门拨出财政，扶植德国军事力量很快复活以对付苏维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集团大搞绥清政策，妄图“ 祸水东引”，挑动苏德战争；以后美英联军拖延两年之久为抢夺反法西斯胜利果实后才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朝鲜战争中，为对付社会主义的中国又使23个帝国主义国家及其仆从国走到一起。世纪之交，以美国为首的13个国家携手对南联盟这样一个弱小国家狂轰滥炸长达78天之久，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正如它们所宣称的，南斯拉夫是“欧洲最后一座红色堡垒”，“米洛舍维奇政权仍然是共产主义政权”。当然，帝国主义列强同样是实利主义和投机主义者。为了眼前的生死攸关的切身利益，它们有时也会牺牲伙伴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一定的妥协。如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声明支持苏联抗德时说，他并不放弃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信念，但是反对德国法西斯更为重要。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尔斯当时发表声明：“对美来说，共产主义独裁制度……同纳粹独裁制度的原则和主义一样，也是不能容忍的”，“但是美国人民目前的问题是，希特勒正在拼死努力征服世界。因而凡是有利于加速法西斯德国失败的力量，不论来自何方，都有利于美国的国防与安全”。[12] 但是这种妥协是暂时的，局部的，而它们的联合则是带有长久的全局性。
4.必然性。当帝国主义列强在考虑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时，总是把赤裸裸的武装干涉和侵略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列强总是信奉实力和枪炮，践踏正义和真理。一部资产阶级的发迹史便是一部火与剑的掠夺史。垄断资本家寇道夫1927年在德国工业大资本家中间散发的希特勒秘密备忘录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决定最后胜负的是“放在天平上衡量其轻重的剑的力量”。[13] 为了搞垮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列强实行外交孤立和打击政策；在经济关系中设置歧视性障碍，实行经济、科技封锁，把国际贸易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等各种渠道，进行恫吓，思想渗透；在社会主义内部培植敌对势力，妄图取而代之；在社会主义国家周边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制造紧张局势，挑起军事冲突，甚至不惜以战争和核武器相威胁。特别是在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失败之前，它们往往把武装干涉和侵略放在其它各种手段之首。它们对巴黎公社的扼杀，对新生社会主义苏维埃的武装干涉和对新生社会主义中国的武装挑衅，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它们的信条是：悬殊的暴力，可以攫取任何财富，占领任何土地，摧毁任何政权。通过一刀一枪的较量，只有当帝国主义承认无法用武力推翻社会主义国家后，才不得不与社会主义进入相对的和平共处，从而也就把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计划放在突出甚至首要的位置。但是，它们从来也没有也从来没有打算放弃战争这一阶级斗争和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最高形式，丝毫也没有放弃武装干涉和侵略这一手段。在两种社会制度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其它手段不足以显示足够的效用时，它们必然用战争相加。就是它们在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包括“和平演变”等各种手段企图搞垮的同时，也总有武装暴力威胁相伴随。1996年3月19日，在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帮助台湾”法案的同时，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恫吓中国：“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厉害的海军，谁也不要忘了这一点”。 [14]
为什么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总是把或是想把战争强加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
首先它因为社会主义是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标志着这些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的地位，标志着国际资产阶级对这些国家的民族和人民的压迫、剥削、奴役的结束。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资本的统治逐渐变成国际性的力量。少数资本主义强国的大树是靠吮吸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养分”而茁壮成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奋力进行经济建设，加强和完善政治制度，发展文化事业，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且还斩断了少数资本主义强国通过掠夺式的不平等贸易、资本输出等手段伸向本国掠夺的根系，建立与世界各国正常的经济交往和平等的贸易及技术合作，有力地打击着国际垄断资本统治的旧秩序。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国际资产阶级的掠夺在社会主义国家遇到最强有力的障碍。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于是它们便要用战争暴力搬掉社会主义制度，为其继续掠夺开辟道路。
其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示范效应。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社会主义理想变成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苏联的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从1917年的十月革命到德国法西斯入侵前夕的1940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长7.15倍，而同期的美国仅增长34%，英国增长69%，法国增长31%。资本主义世界还危机迭起。历史证明，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不仅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且为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阔的现实道路。社会主义的苏联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极大地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且使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吸引力空前增强，这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建立。特别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开辟了一条不同于欧洲以城市为中心的，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不仅进一步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同时对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也极大地促进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100多个殖民地国家赢得了民族的独立。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覆倾，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进一步步入低潮。但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却重新焕发着无比蓬勃的生命力和无限昂扬的生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新鲜经验为世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瞩目，对如何全面复兴社会主义运动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社会主义的示范效应最终将严重地威胁着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生存。
再次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是帝国主义称霸和主宰世界的重要障碍。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各项权益，并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持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尽力竭力，使帝国主义为所欲为的霸权行径处处得到制约，这就必然成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者的眼中钉、肉中刺。
最后，也是从根本上说，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仇视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人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而私有制是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命根子。社会主义国家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产物。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结束了人类历史上持续几千年之久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一统天下的局面，从活生生的实践上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非永恒性，而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成了社会的主人，其劳动的积极性、创造性空前高涨。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都面临着许多初生的困难，但她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和载体，以历史已有的其它社会制度所不可比拟的本质上巨大的优越性，显现出极其旺盛的活力和生机，预示着整个世界的发展和未来，对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生存从根本上造成威胁。
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彻底埋葬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一项异常艰辛、曲折而又十分漫长的伟大事业，但是资本主义的挽歌毕竟开始低徊，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钟毕竟已被撞响。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对此当然惊恐万状，它们也必然处心积虑企图采用各种手段包括战争以把历史的车轮倒拖。
（谢谢关注，未完待续）
[1] 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第11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
[2]《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第131页，1978年， 上海译文出版社。
[3]《列宁军事文集》，第426页，战士出版社，1981。
[4]《列宁全集》第31卷第439页。
[5] 1962年6月21日，英国《泰晤士报》。
[6]《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3卷，第38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7]《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3卷，第52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8] 哈尔德《战争日记》第2卷，第430-431页。
[9]《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3卷，第38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10]《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12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11]《1999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00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12] 黄正柏：《美苏冷战争霸史》引言，第5-6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3]《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第11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14] 陈锋主编：《中美较量》扉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