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明、包大为等：21世纪语境中的当代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笔谈）

在2017国外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暑期高级研修班上，陈学明、王晓升、尹树广、乔瑞金、雷德鹏、韩秋红、张亮、王凤才等8位学者围绕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学科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批判、后马克思主义与激进政治哲学、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之哲学创新、哈贝马斯与后期胡塞尔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欧洲多元文化主义危机、当代哲学研究前沿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授。来自38所高校、科研院所的50余名青年学者，作为此次研修班的学员，不仅全程参与了研修班的所有课程，更在课后展开了持续、深入的讨论。为期五天的研修班最终促成了中青年学者之间颇具针对性的理论互动和探讨，并且就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达成了学术共识。

关键词：21世纪语境；当代哲学；西方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

人物简介：陈学明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暨国家创新基地副主任；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等；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由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办、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2017国外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暑期高级研修班”于2017年7月17日—21日在南宁举行。陈学明、王晓升、尹树广、乔瑞金、雷德鹏、韩秋红、张亮、王凤才等8位教授先后做了不同主题的演讲；研修班学员是来自全国38所高校的50余位中青年教师。本次研修班通过“每天授课6小时、课后研讨2小时”的节奏，以“全员、全程参与研讨”的安排，组织中青年学者针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前沿问题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科界定及其中国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降，国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断取得重大理论成果，并且不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宝贵的理论资源。但是，在“主义”和“哲学”、“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争悬而未决的语境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定位、基本概念和历史线索仍需进一步澄清和界定。因此，陈学明教授通过7月17日和7月18日的六小时的课程，以“三个追问”为主线，与学员交流了他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心得。

第一个追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为一种哲学的。陈学明教授认为，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关系的问题上，以卢卡奇尤其是柯尔施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了非常值得借鉴的解释路径，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废除的是资产阶级哲学和近代哲学，并没有消灭哲学本身。柯尔施所说的“废除哲学”诚然是一个“最终目标”，但是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哲学不仅存在着，而且可能被强化。因此，通过把握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历史的、辩证的关系，才能够保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如果轻视、抹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那么在出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的同时，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必然出现危机。

第二个追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西方近代哲学还是西方现代哲学的。陈学明教授指出，现当代哲学一改西方哲学的“体系哲学”，不再纠缠于思辨形而上学而以各种形式回归现实世界，不再坚持二元分立的认识论基础而是回归心物、主客的统一。因此，力求批判、突破和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现当代哲学思维方式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现当代西方哲学都呈现了反形而上学、反哲学之体系化，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主客与心物统一等特征。这一追问引发了学员们的激烈讨论，例如福建师范大学的李逢铃讲师认为，柯尔施主要是根据恩格斯对“消灭哲学”的理解而展开阐述的，他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基础上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它是德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先导。又如天津师范大学的薛晋锡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哲学之间的方法论交融十分凸出，除了柯尔施等学者的“实践本体论”，还包括马尔库塞在改造海德格尔存在论基础上形成的生存论路径。

第三个追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属于一般的西方现代哲学流派的。陈学明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比所有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具有远为彻底的立场和坚定的态度，批判和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并且在这一超越和批判中脱颖而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之间的差异和对立。第一，现当代西方哲学所转向的社会生活并不是人的社会实践，而马克思主义在历史性中将实践、感性和人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第二，现当代西方哲学否定了一切形而上学，将意义主观主义化、相对主义化。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了新的本体论、形而上学和世界观。第三，现当代西方哲学反对理性独断却走向了非理性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是将理性与唯物史观结合起来，给予理性以恰当的位置。第四，现当代西方哲学注重发挥人的能动性却滑向了主观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强调社会实践的作用来真正统一主客心物。

最后，基于以上三个追问，陈学明教授引导学员们总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大家一致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将为开辟中国道路提供大量宝贵的思想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助于说明，一条既能够充分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又能使现代化过程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的道路在中国是可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人的理论也将为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批判

虽然在过去二十多年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后现代批判的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但是在读者和学者当中，三者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是明晰的。因此，在7月17日下午的三个小时课程中，王晓升教授以鲍德里亚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为侧面做了相关阐述。

首先，王晓升教授详细论述了生产的终结及其影响。他认为，根据鲍德里亚的理论，以及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脉络，“后现代社会”可以界定为1929—1933年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后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通过自发的需求以及刺激的需求，即虚假需求或鲍德里亚所说的仿真需求，找到了转危为机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在“后现代社会”，生产的目的从为了满足需求，转变为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系统的再生产；同时，生产不再居于中心地位，而是成为再生产（仿真生产）的附庸。作为结果，劳动也成为被生产出来、供人消费的产品。劳动成为一种符号，人们为劳动而劳动，劳动开始具有审美意义（无目的的目的性）和表演意义。这一关于生产终结的论述启发了学员们的思考，例如天津师范大学的杨彩利副教授认为，马克思不能直接回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因为其理论主要针对的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而鲍德里亚的哲学则是西方学者发展马克思思想的诸多努力之一。

其次，王晓升教授又阐述了另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论题，即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判。在后现代社会由于生产成为再生产的附庸，传统的罢工也就失去了意义。真正出场的资本并不从事对工人的剥削，而只是控制工人。人们为罢工而罢工，一如为生产而生产。鲍德里亚确信无产阶级开始堕落，而没有受到新教伦理的毒害的边缘群体将成为反抗的希望。因此，鲍德里亚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已故秩序的视野。但是鲍德里亚是从经济分析开始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因而他实际上也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

最后，王晓升教授阐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政治的终结和后现代政治哲学的崛起。在鲍德里亚的分析中，阶级即使仍存在于后现代社会也不过是“仿真意义上的阶级”。相比宏观和宏大的传统政治符号，微观政治现象、微观权力和微观意识形态更值得人们的注意。因此，对政治的批判性分析不能只依赖于马克思本人所提供的政治经济模式，而应该注重对个人日常之语言、语用的分析，在语言、话语当中寻求其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脉络。王晓升教授充满激情的授课激发了学员们的热烈讨论，例如山东大学的王效良讲师认为，后现代社会中人的“孤独”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鲍德里亚认为孤独的出现是因为国家代替了家庭，承担了满足人们亲情需要的职能，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提出更具实践性的解释路径。

三、后马克思主义与激进政治哲学

随着巴迪欧、阿甘本、齐泽克和朗西埃在当代西方左翼思潮中不断发起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激进政治哲学也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对象。因此，尹树广教授通过7月19日下午的三小时课程带领学员们集中分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的政治概念。

尹树广教授认为，左翼政治哲学的直观阅读感觉有着很深的哲学背景，但是其最终着眼点则始终是政治。这一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向，其实有着非常深远的哲学史根源。其较早的背景可以追溯到黑格尔、蒲鲁东和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的批判。而较近的背景则可以体现在德里达、弗雷泽的共同体、德勒兹的游牧战争、墨菲的多元民主和对抗、巴迪欧的事件、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和即将来临的共同体、奈格里的诸众及其实践构造、朗西埃的穷富斗争和巴特勒的社会话语的性别构造等一系列理论当中。在这其中，激进民主是最近、最为显著的概念。

尹树广教授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激进民主概念的突出特点是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试图寻求对主体、革命时机的解释。而其一般特征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反对有限民主或局限于形式民主；二是在事实领域（即社会和个人）推进民主，并且坚信应该展望另外的一种政治，例如墨菲以存在论的方法论所重塑的政治概念；三是对待政治本体论的分歧，例如朗西埃反对政治哲学本身，而巴迪欧则反对政治本体论；四是永远存在着冲突和力量的对抗。关于政治本体论的内容引起了部分学员的讨论，例如山东科技大学的吴华眉讲师认为，激进左翼思想家的政治的、社会性的本体论与斯代芬·怀特所区分的弱本体论十分近似，他们都承认不可能完全清除本体论而应保留一种模糊性。

通过对激进民主概念的综述，尹树广教授认为，激进政治哲学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存在论转向”。对于是否有政治存在论，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奈格里、哈特、卡斯滕·施特拉特豪森等人认为左翼的政治理论求助于存在论，在后形而上学的基础上阐述政治的本质和政治行动的主体等问题；二是巴迪欧、布鲁诺·博施特尔斯、苏珊·莫尔斯等人反对存在论是政治的。无论是否承认政治与存在论有内在联系，左翼的政治哲学都论及存在论，或是从存在论出发阐释政治伦理实践。关于这一论题，一些学员在课上和课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例如集美大学的王玉珏讲师认为，哲学与激进左翼思潮的内在关联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一如朱迪斯·巴特勒的哲学就是一个从性别政治进入生命政治学、进而走向一种激进民主政治斗争的思想历程。

四、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创新及其意义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探索，以其对英国工业革命史、工人阶级斗争史和英国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等为研究的主要内容，有着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学术特色，对于中国的研究者而言是一笔宝贵的哲学财富。因此，在7月19日上午的三小时课程中，乔瑞金教授向学员们细致地分析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意义。

乔瑞金教授指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为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同解决英国的现实问题相结合，在现实中探寻实现社会主义方略，其哲学创新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审视。

首先，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在历史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之道。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重视英国民族自身的思维习惯、文化传统、历史发展过程、阶级意识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他们重视通过历史的事实来发展理论，使历史和理论相一致，使理论和现实相一致，使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相协调，把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实践的场所”。

其次，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要在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中实现哲学的政治目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文化是一个内含着对立同一斗争的体系。这种斗争使文化表现为一个不断运动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稳定的结构和静态体系。而阶级关系则是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综合关系，在文化与道德上得到呈现。因此，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试图建立道德经济学，从而调节民众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

最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倡导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认同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他们也认同只有通过扬弃私有财产，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但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英国语境下，他们又更强调人道主义价值观的意义和作用。在他们看来，只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才能发挥出工人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自觉地做出贡献。关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在课后持续升温，例如黑龙江大学的张笑夷副教授补充提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都经历过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相决裂的历程，其理论追求和精神气质有一定的相似性，可以展开关于两个学派的比较研究，包括汤普森的新历史主义与沙夫的相关思想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有助于发现其思想深处共同的理论诉求。

五、哈贝马斯与后期胡塞尔现象学

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衔接前期法兰克福学派、现象学和当代政治哲学的关键学者。尤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的研究中，哈贝马斯和后期胡塞尔现象学的理论关系既是有待研究，也是意义深远的问题。因此，雷德鹏教授通过7月19日下午三个小时的课程详细地阐述了这一主题的研究心得。

雷德鹏教授指出，哈贝马斯将现象学列为20世纪的“四种哲学思潮”之一。哈贝马斯的《认识与兴趣》一书虽然通篇几乎只字未提胡塞尔现象学，但从这部著作的研究目的、方法、主导理念和主要内容上看，无处不让读者仿佛看到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子。

以这本著作为引子，雷德鹏教授进一步指出，哈贝马斯的研究旨趣在20世纪70年代后发生了转变，从返回认识批判转向了行动理论。而后期胡塞尔现象学中最著名的两个理论即“生活世界现象学”和“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为哈贝马斯的成功转向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哈贝马斯不仅有其独到的见解，而且还公开承认他吸收了胡塞尔研究的内核。一方面，哈贝马斯吸收了胡塞尔生活世界概念作为非主题性知识、作为理解和一切意义基础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他又舍弃了胡塞尔生活世界概念的模糊、歧义、隐晦、囿于意识哲学等局限性。实际上，哈贝马斯的这些思想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从精神气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最后，雷德鹏教授指出，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的实质就在于，交往行动中不同的参与者克服了自己最初仅仅是个人的见解而相互之间建立起了某种交互主体性。交往合理性有三个内在的要求———真实性、合法性和真诚性，它们构成了理解和承认关系的基础。而理解和承认关系的实质无疑正是交互主体性。因此，不难发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不仅吸收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同时也吸收了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的实质性部分。此外，哈贝马斯提出的社会科学的逻辑程序设计要求把握对社会现实来说具有“构成性特征”的“意义”———首先是一种“主观间意义”，也显现出胡塞尔现象学“意义理论”的影子。当然，后期胡塞尔现象学始终未能摆脱传统的意识哲学的范畴领域，这是哈贝马斯所无法苟同的。关于这一课程的内容促使学员们热切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的关系，例如广西大学的杨兴凤讲师指出，客观性与交互主体性在晚期胡塞尔哲学中实现交融，成为意见与行动合理性的重要保证，并使得胡塞尔涉及前科学的生活世界、生活实践行动、语言、社会历史和文化等。这一转向与西方思想史的进程“不约而同”地同步了，就如维特根斯坦走向了语言游戏、北美的实用主义运动，而哈贝马斯也属于“同步者”之一。

六、现代性视域下的西方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聚焦在现代性问题上。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方法，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带来一些启示。因此，研修班邀请韩秋红教授在7月20日上午就西方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关系进行专题讲课。

韩秋红教授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要达到观照思想的系统性、理论的深刻性、研究的综合性和现实参照性，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在史与论双重路径上———史之维度更多体现尊重其思想本身，以历史主义的立场将其放在与马克思主义同与异的角度加以审视：“同”是因其自称“马克思主义”，“异”是我们审视与研究的关键；后者的标准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二是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及其理论对这一需求满足的实现程度。

同时，韩秋红教授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维度上提出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进行史与论方面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对学科发展的推动上，更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当今的状况如何，只能代表其在西方社会的历史语境和思想语境之下的契合程度，其对于中国社会所应呈现的理论意义还需要我们去探究和发掘。与此同时，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理论研究的“靶子”———从中获取有益的资源，摒弃消极的影响，明确马克思主义的真义，这也是与时俱进地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要求。

最后，关于如何在“史与论”的研究语境下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韩秋红教授认为这并不是要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神化，或将其看作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自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但无论从其理论内容还是话语表达上，都能够看到其自身所呈现出来的多元主义的背景和倾向，也能离析出其中所蕴含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继承，特别是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注。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的语境下进行现代研究，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切关注，更是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道路与命运的深切关注。

七、欧洲多元文化主义危机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

在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社会矛盾的批判浪潮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从未缺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象几乎涵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所经历的每一次危机和每一个症候。在这其中，欧洲多元文化主义危机是近几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的重要研究主题。张亮教授在7月20日下午的课程就此主题进行了详细论述。

张亮教授认为，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是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并存状态不可逆的历史条件下，为促进多元文化和谐共处并维持基督教白人文化一元指导地位而提出的一整套理念及配套政策安排。它根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劳工移民潮。移民人口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会对欧洲原有的社会构成造成冲击，但“接受移民”既是欧洲各国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动出击之策，又是应对其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被迫之选。移民社群在社会垂直流动过程中与本土社群的交流、交融以及利益的竞争不断加深，由此所引发的种族冲突成为棘手的现实问题。但是由于当代欧洲移民具有明确的文化身份意识，使得种族冲突更多地表现为文化冲突。除此之外，部分身处欧洲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一方面凭借自身已取得的话语权猛烈抨击欧洲中心论，另一方面则积极投身多元文化主义运动，使民族平等对话、共存发展的观念得到广泛传播。

张亮教授指出，欧洲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簇拥并未持续太久，2010年前后，声讨之声四起。欧洲多元文化主义陷入危机的原因主要有四点：第一，欧洲经济竞争力的整体下降以及原本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优势消失，加上失业率居高不下，移民（难民）问题成为替罪羊。第二，围绕多元文化主义展开的国家性议题被扭曲为党派性议题，族群问题由于成为政党的政治筹码而不断被激化。第三，不堪重负的社会福利体系加剧了移民社群与本土社群之间的利益冲突。第四，穆斯林群体的“飞地”意识对欧洲的国家认同和基督教主体文明形成了巨大潜在挑战。

对于作为全球化2.0时代领导者的中国来说，此次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危机值得我们思考并引以为戒。张亮教授认为，我们首先应该审慎对待文化的差异性，严防文化“外来入侵物种”威胁本土文化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加强对多元文化共生的前提性反思。其次，我们必须辩证对待中心论观念，以强有力的主导性文化为中心建构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处，认识到多元文化共存需要主导性文化发挥有效的整合作用。再次，多民族（种族）国家必须旗帜鲜明地强化主流价值观教育，捍卫国家认同的优先地位。最后，归根到底还是要搞好经济建设。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多元文化主义的危机必须综合施策，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位置。

八、当代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和研究指向

7月21日是本次研修班的最后一天，王凤才教授在上午为学员们做了总结性的授课，结合自身的科研经历和研究心得，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问题和发展趋向与学员们展开了讨论。王凤才教授指出，当代哲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应该在勤学文本知识、深究概念内涵的同时，努力具备引领时代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具体而言，就是必须要有三个维度的研究指向。

首先，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这不仅是生态哲学的主题，也是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和生态美学等学科的主题，当然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问题。相比古代的原始自然观，现当代哲学所提供的自然观主要包括有机论自然观、征服论自然观，以及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寻求人与自然之和谐的和谐论自然观。那么，马克思所提供的自然观属于哪一种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分歧是明显的。一些人认为马克思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者，也有人将马克思解读成一个生态主义者。王凤才教授提醒学员们，那些罔顾文本根据地在马克思那里寻找生态维度，甚至将“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是一致的”误读为生态维度，是不恰当的。对于今天的学者而言，当然可以从马克思那里寻找生态思想资源，但不要理所当然地把马克思当成一个生态主义者。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是科技进步主义者、文明乐观主义者，认为科技进步（不恰当使用）带来的消极后果，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克服。因此从文明论角度来讲，他们属于乐观主义文明论，而不属于悲观主义文明论。生态问题与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文明发展模式是紧密联系的。要解决好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已有的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自然观，更应该实事求是地根据政治经济状况和文明发展模式进行反思。

其次，人与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的维度，这是“实践哲学”的主题。王凤才教授指出，在西方思想史上，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是原创性的，但并非是主流。西方哲学关于“实践”的主流理解实际上源自于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实践”。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包括了政治学、伦理学与家政学。发展至今的实践哲学则主要包括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这一哲学领域实际上始终居于学术前沿。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三期发展中，霍耐特承认理论及其多元正义构想最终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实际上，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与整个西方哲学的“实践哲学转向”是对应的。从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到现代哲学主体主义转向，以康德为顶点，哲学宣称“人为自然立法”“理性为世界立法”。但是，我们今天有必要重新反思康德———他应该对人类中心主义负责。因此，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值得追求的；但也应该看到，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按照马斯洛的说法，人有多个维度的需求，如果人能够将他的潜能从各个维度发挥出来，这就达到了人生的最高目标，人的价值就得到了最终的体现。

最后，人与人自身关系的维度，这是身体哲学的核心主题，也是生活哲学、生命哲学、灵魂哲学和人工智能哲学等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王凤才教授指出，这个维度的问题还涉及人应该如何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应该如何处理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现代早期的西方哲学主张身心二元论和主客二分。但是在今天，相对于肉体而言，灵魂不再受到哲学的重视。例如，居于理论前沿的是身体美学和身体伦理，宏观政治学也转向了微观政治学、生命政治学。除了这种身心二元论到生命政治的转向，还有一种身心平衡论到身心统一论。他认为，我们在处理人与人自身的关系问题上，也许应该采取外儒内道原则，就是对外要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形象，对内要淡然一切；就是对过程我们要认真，对结果我们可以不在意，就像魏晋玄学所说的“身在庙堂之上，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凤才教授在熟稔马中西的基础上，尤其是在三十年潜心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一种旨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关系）、人与人自身关系的原创性的“妥协”理论，即“批判的妥协理论”。

在7月21日下午，四个学员小组也分别选派了代表（西安交通大学的杨栋讲师、黑龙江大学的张笑夷副教授、西北大学的陈中奇副教授、中山大学的林钊副教授）做了总结发言，概述了每个小组在研修期间学习、讨论乃至争论的成果，对下一届研修班提出了完善意见。最后，由雷德鹏教授主持，王凤才教授做了总结致辞，总结了此次研修班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并为学员们颁发了结业证书，再一次对学员们予以勉励。20世纪至今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以哲学的形式对资本主义及其症候持续展开了揭露和批判。国外马克思主义虽然流派纷繁复杂，但是却始终在批判的道路上理解历史并展望其可能性———这是“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类“万能钥匙”永远达不到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2.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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