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使资本主义在成为统治阶级不久便接到了死亡通知书。今天的历史已从工业资本主义进入更为腐朽的金融资本主义时期，重读《共产党宣言》，对于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的本质，重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话语权和组织权，仍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与列宁时代相同的是资本“从竞争到垄断”，垄断集中程度和规模没有大的变化，不同的只是，当代帝国主义已从“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1]进入金融资本取代工业资本并成为工业资本的主宰的过程，以前由工业资本为主导的世界经济现在已为金融资本所主导。与此相应，资本增值的G（资本）⇄W（商品Ware）⇄G＇（利润）的循环公式，已演变为G（资本）⇄W（战争War）⇄G＇（利润）的公式，有的更是直接简化为“G⇄G＇”公式，马克思说这是一种将货币“交换成更多货币”的公式[2]，其间战争成了资本循环增值的手段。石油美元的出现就是资本通过战争增值的公式的开始。自从美元与国内生产相脱离而与国际原材料尤其是石油相结合之后，支撑资本的“信物”便从原来的国内产品转为远在天边而全球经济生活必须依赖的石油；美元在国际石油贸易是广泛使用并由此增值，这样原来依赖于使用价值的产品美元便转为依赖远方石油贸易的交换价值的石油美元。 这个过程是从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放弃美元金本位、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政策开始的。这个政策使得原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产品——哪怕是军工产品——径直变成了脱离国民劳动且远离本土的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此后，美国外交的重点就不是保证国内经济的增长，而是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进行石油结算的国家，美国不惜用军事手段予以惩罚。就这样，石油美元使美国从一个依靠实体经济的国家异化为一个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国家，这时美国发展所依赖的不再是国民劳动而是对外战争，“美国制造”的不再是民生产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价证券。这时的美国已由华盛顿的美国蜕化为华尔街的美国。从劳动形态上说，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国民劳动而是国家对外战争；依附在美元之上的资产就不是美国国民劳动创造的价值而是华尔街金融资本家金融及其衍生产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 [3]是由于资本没有祖国[4]，“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5]。确切地说，工业资本是有祖国的，因为工业资本需要的工业矿产和劳动力是以国家和民族为依存的，只有金融资本没有祖国。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底特律倒闭说明，工业资本制造成南北世界，现在金融资本则通吃南北世界；工业资本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向南方国家转移，而金融资本则使工业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同步衰落；工业资本依靠金融资本与无产阶级对立，现在金融资本则成了全人类的对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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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走到今天也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金融资本是商业资本与近代工业资本融合而成长壮大的。它的先期形式是商业资本。商业资本不独是西方的现象——中国战国时期商业资本普遍泛滥并造成周王朝的分崩离析，但对世界发生较大影响的却是西方特有的现象。有持大量资金的商人们曾资助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打倒了欧洲教会的权威，解决了欧洲政教冲突问题。它随后又与欧洲资产阶级争夺国家政权并被后者打败并逐至美洲。欧洲资产阶级随后创造了世界工业高峰和工业革命的时代，此间的商业资本与工业结合转化为金融资本。此时留在欧洲的金融资本作为工业资本的附属物在工业革命中起着进步作用。
流亡至美洲的金融资本重新扶持这里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美国并依此与欧洲抗争，利用欧洲的分裂形势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击倒了欧洲的工业资本及其世界霸权，随后又利用美国的工业资本与世界无产阶级间的斗争双双击败了作为世界工业资本的中心美国和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组织的中心苏联。从1972年起金融资本逐渐在美国反客为主，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金融资本的世界霸权。世界从此“腾笼换鸟”和“转换升级”——实为堕落——为以所谓“新自由主义”为理论说项、以金融资本霸权为基础的金融帝国主义时代。
这是一个聚集在华尔街的一小撮金融家统治和剥削包括全球工业资本家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人的时代，其间金融资本迅速向“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 [6]返祖，其破坏性已大大超过它的创造性，负能量大于正能量，这是资本主义最腐朽，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确实是最不合乎自然的”[7]阶段。1965年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说：“希望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点：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8]
金融资本的胜利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组织权的严重弱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抵御金融资本的跨国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并为全世界第一个工人阶级国际组织写下《共产党宣言》，告诉无产阶级：“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宣言开篇提醒欧洲无产阶级，为了对付工人阶级，“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资本没有“祖国”，所以“工人没有祖国”。为了自身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要求“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9]。可见，工人阶级的国际组织形式是由它的对立面资本家阶级的组织形式决定的。既然资本是国际性的，那么工人阶级的组织也不能不是国际性的。列宁理解这一点，第二国际变质后，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第三国际的建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它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或初级形式——高潮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与资本主义同盟国建立统一战线以赢得反法西战争的胜利，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5月25日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共产国际的解散与斯大林对战后形势的判断及苏联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承诺的义务的看法变化有关。1943年12月1日，在美英苏三国首脑第四次会议上，斯大林提出芬兰应当用实物补偿它因与德国结盟在战争中给苏联造成的损失的要求，在回答丘吉尔如何理解苏维埃早期政权提出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口号的问题时，斯大林半开玩笑地回敬丘吉尔：“我对您说过，现在我成了一名保守分子了。”[10]1944年10月14日，丘吉尔来到莫斯科，在谈判中向斯大林提出自己的担忧说，他还记得在1919~1920年间全世界都在世界革命面前吓得发抖，斯大林知道丘吉尔在试探他对接近夺取全国胜利的希腊共产党的态度，便明确告诉他：“现在世界不会吓得发抖了。苏联不准备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11]1944年夏天希腊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解放了2/3的希腊领土。10月12日希腊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第一集团军解放了雅典，10月底解放了萨洛尼卡，希腊的政权实际上已经在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手中了。此时红军进驻南斯拉夫，离希腊边境只有咫尺之遥。诱惑是巨大的。但是据丘吉尔事后回忆，“斯大林并没有失信” [12]。1947年12月24日，希腊共产党已宣布成立希腊临时民主政府，衰落的英帝国已无力控制希腊的局势，于是不得不请求美国的帮助。在此紧急关头，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于1948年2月10日拜见斯大林并请求苏联支持，斯大林的回答反映了他对苏联地缘战略能力极限以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承担的义务有新的理解。在回答保加利亚工人党书记、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科斯托夫·特拉乔伊提出“希腊的游击运动的失败将会给其他巴尔干国家造成非常困难的局面”的问题时，斯大林说：自然，对游击队应该予以支持。但如果游击运动的前景无望的话，最好将斗争推移至最佳时间。即使在力量对比上有什么差距，那也不能喊叫。必须理智地计算力量。如果计算表明，当时工作不可能有进展，那也无须羞于承认这一点。如果局势不利的话，可以收缩游击运动。即使今天不可能，明天也会是可能的。你们害怕提出尖锐问题。你们总是处于“道义责任”的影响下。如果你们对所承担的责任力不胜任的话，那就应该承认这一点。你们不应该担心在“道义责任”方面的绝对命令。我们这里没有这种绝对命令。整个问题在于力量的权衡。如果你们能够打的话就打，如果不能够打的话，就别去战斗。我们不能在敌人想战斗的时候去战斗，而是当我们的利益需要战斗时再去战斗。[13]斯大林的话说白了，就是让希腊共产党自生自灭！这时的斯大林已不再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绝对命令”遑论“道义责任”，而是一个“必须理智地计算力量”。不仅如此，当时苏联也利用共产国际解散在西方人面前撇清与“共产主义”、尤其是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关系并由此获得西方的支持。1944年3~4月间，中国战场发生了与同期希腊战场的类似形势，蒋介石在几个月内丢掉了豫、鄂、湘、粤等广大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壮大到47万，民兵227万，根据地人口达到8000万。面对中国国共对垒的形势，6月，罗斯福派哈里曼返回莫斯科“同苏联领袖讨论中国问题”。6月10日，哈里曼拜见斯大林。此前4天，英美军队在法国登陆成功，斯大林心情特别好，他对哈里曼说：“战争史上从未见过如此辉煌的一次战役。拿破仑本人从未试一下。希特勒想到了，但他是个笨蛋，也从未真正试过。”[14]关于中国问题，哈里曼的译员爱德华·佩奇记录道：哈里曼大使开始回顾了罗斯福曾在德黑兰说过的，即蒋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国合在一起的人。斯大林同意说，是这样。哈里曼接着说，总统认为，应该首先鼓励蒋介石同华北的共产党寻求一种解决办法，以便团结起来抗日；其次应该鼓励蒋介石把他的对内政策搞得开明一些。斯大林评论道：“说比做要容易。”接着，斯大林进行了看来比通常更自由的谈话，他重申他的看法，即在目前情况下，蒋介石是最恰当的人，因而必须给予支持。但是，这个最恰当的人也是差劲的。他认为，在蒋领导下的中国，仗打得不好，并举出了一些或许公正或许不公正的例子。他有这个印象，即蒋介石周围不少人是骗子，甚至是汉奸，因为日本人似乎对重庆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清楚。他抱怨蒋介石没有使用中国共产党人抗日，相反，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跟他们发生争吵。他认为这是愚蠢的。因为，他说——记录说他笑着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人。尽管如此，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要跟日本作战”。他重申，苏联对中国的立场，仍然是以1924年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15]为基础的。[16]在斯大林看来，在中共党内，只有像王明这样的忠实于莫斯科路线的人才不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人”。在斯大林那里，似乎中国共产党是不应当有自己的“祖国”的，从他对法共、希共、南共的态度看，似乎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祖国”只能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安危才是他们“祖国”的安危。1944年8月18日，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与陆军部长史汀生推荐赫尔利以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赫尔利来华之前，先与美国战争物资生产局长纳尔逊于8月31日抵莫斯科，同莫洛托夫讨论“中国情况”。莫洛托夫尽力撇开苏联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据纳尔逊给美国务院的报告说：虽然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曾被不公正地认为对于近年在中国发生的种种事件应负责任，他却强调说，苏联政府对于中国内部的事件和发展，不负任何责任。莫洛托夫说到中国某些地区人民很贫困的情况，这些人民中，有人自称共产党人，但与共产主义不发生任何关系。只是对于他们的经济情况不满意的一种表示，一旦他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他们就会忘记这种政治倾向。[17]不应把苏联政府与这些“共产分子”联系起来，也不能因这种情况，而对苏联政府作任何谴责。全部情况的解决，是使中国政府为共同利益而努力完成当前的种种工作，并使中国的生活更趋于正常。莫洛托夫总结说，假若美国帮助中国人统一他们的国家，改进他们军事和经济的情况，并为这种工作选择最优秀的人物，苏联方面将至感高兴……莫洛托夫也阐明下列一点，即在蒋介石改变政策，设法增进中苏关系前，苏联政府对于中国政府事件不打算有任何的关心。[18]莫洛托夫实际是在告诉美国人，苏联与中共没有什么实质关系，不对他们的行为负责[19]。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时回忆说：“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20]苏联曾要求各国共产党为保卫苏联作出最大的牺牲，这一绝对要求极大的限制了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独立自主的发展；同时苏联又不能为为保卫苏联做出最大牺牲的各国共产主义运动提供坚实的保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初期，斯大林甚至还放弃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这又难免造成其他国家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意见冲突。通过半个世纪的实践来看，共产国际的解散有利于各国共产主义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与此同时，也大大弱化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强有力的合作，二战后苏联滋生的大国沙文主义还造成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分裂。从长远看，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正面作用只是权宜性的，它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体发展却是极为不利的。在强大的国际资本面前，世界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被一一击破，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金融资本击败工业资本，形成主控世界经济的绝对优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此后，资本主义尤其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国际组织在庞大的资金支持下日益强大，它们攻城略地，不仅夺得组织优势，而且还夺得话语优势；与此相反，失去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组织权从而话语权的世界工人阶级连同他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日益消解，最终导致世界社会主义中心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瓦解。在这样的时刻，陷入低谷的各国共产党人才会更深刻地领会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那句名言：“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21]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工业资产阶级完成击倒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后，它便被金融资本所打倒。美国底特律的衰落发生在奥巴马启动的“再工业化”时期，这说明：今天的工业资本已成为金融资本的附庸，在金融资本面前已无还手之力。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金融帝国主义使世界资本主义又回到最野蛮和最黑暗的“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与此同时，世界社会主义也进入低谷。此间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中流砥柱的中国在向国际资本主义不得不作出“布列斯特”式[22]的妥协并由此赢得了为时三十多年的战略间歇间期。在与国际资本艰难周旋和国内既反右又防“左”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中，中国终于冲出了资本主义包围，等迎到了已露端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高潮的桅杆。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在金融帝国主义的超额剥削下，无产阶级的队伍以马克思时代想象不到的规模迅速扩大并由此造成世界人民尤其是美国人民的空前觉醒，世界关于公平和正义的话语权正在向社会主义倾斜。美国前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年，总统任期1953～1957年；1957～1961年）在卸任的最后时刻“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23]，他说：“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只有一个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体，才能迫使巨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务机器去紧密配合我们的和平方法和目标，这样，安全和自由才可能共存共荣。”[24]20多年后，已入暮年的“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再次提醒说：“军工已经成了使我国经济极其不稳定的那些预算赤字的根源。在军需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与华盛顿购买者之间已经建立起复杂而极其有害的联系。换一句话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25]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西方朝野陶醉在“不战而胜”（尼克松）[26]的喜悦中。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之争，以西方的自由民主“成为普世性的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而告终。面对今天的历史，福山的理论显然已失去了解释力。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后，世界的目光开始注意到马克思和列宁。人们从“占领”运动中体悟到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27]和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28]判断。据报道，2011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德国的销量比2005年增加两倍，是1990年的100倍。马克思塑像又重新回到了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校园[29]。在英国，2010年，英国政府将大学学费上限调整到每年九千英镑后，英国学生每年都会组织街头游行抗议高昂的学费。2014年，学费上涨加上政府削减教育公共资金，英国爆发了近几年来最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活动，约10000人走上街头称要“占领伦敦”，引发骚乱。2015年11月4日，数千学生走上伦敦街头抗议，要求政府清偿学生债务并实行免费教育。随后，英国工党财政部发言人约翰·麦克唐纳到达现场并对示威者发表演说。对于学生的诉求，他回应说“政府辜负了你们这一代”。事态随之升级，街头示威演变为抗议者与警察的暴力冲突。11月5日，与2014年一样，在英国首都伦敦成千上万抗议者们再度戴上“V字仇杀队”面具，走上街头。[30]英国“影子内阁”财相麦克唐纳尔是工党激进左翼议员，一向抨击银行业和媒体业，主张国有化，被路透社称成为“资本主义之敌”，而麦克唐纳尔在其个人博客上也表示，志向是“酝酿推翻资本主义”。2015年9月13日，在一次工会年度大会上，麦克唐纳尔宣称：许多年来，他“一直在推动把银行收归国有”。对于银行家，他蔑视地说：“他们是小丑，不是银行家。”他还指责英国政府如盗贼，多年来，一直在“偷盗”人民的财产。麦克唐纳尔在2015年9月28日接受BBC电台采访时表示，几年前，他推动税收正义的运动，讨论如何对付企业在英国逃税及避税。有一些年轻人，他们采取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作者注：指在民主机制失灵时，人民采取直接行动，以阻止社会上的不公和不平，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英国的“占领伦敦”运动，他们在街头示威，占领那些不交税企业的办公楼。麦克唐纳尔认为是可能的，他在9月28日英国工党年度大会上再次呼吁：“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让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吧！”[31]在这些新闻后就有跟贴说：“看来真的是东风起了，欧洲要不要爆发，英国自然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欧洲怕是要出事，而且是近期。”“世界需要慢慢开始找回正义。”“西方政府与媒体都犯有战争罪与协助战争罪，大规模侵犯人权罪。”[32]2015年加入美国总统大选行列的74岁的伯尼·桑德斯的竞选主张是“把华尔街的高管送入监牢”。桑德斯认为，美国如今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金钱在政治体系中的角色和影响力——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公司和银行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能确定议程，决定辩论，书写立法、恐吓政治家，甚至阻止这个政治体系采取行动反对它们。报道认为，桑德斯发出质问：我们要寡头还是民主？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但对于今日来说切中肯綮。[33]2003年，英国时任首相托尼·布莱尔与美国总统小布什，携手发动伊拉克战争，但布莱尔一直不断为自己辩解，坚称当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没有错”。2015年10月24日（当地时间），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审判式”访问时，首次为伊拉克战争表示道歉，不断重复歉意，甚至提到有人称伊拉克战争相当“战争罪”的说法，并间接承认对IS的崛起负有责任。他对镜头说：“我感到抱歉”，同时间接承认战争令IS坐大，造成中东乱局。布莱尔称，当时眼看着数以十万计的人在叙利亚死去，西方有责任去处理，自己也早已准备承担历史的评价。[34]山雨欲来风满楼。1930年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对“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作了这样的解释：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35]用毛泽东这段论述观察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也同样适用并有指导意义。在金融帝国主义历史条件下，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需要用组织权争取话语权，有组织地全面推进无产阶级的斗争，建立可以涵盖工业资本的国际统一战线，为社会主义新高潮的来临提前做好准备。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成为阶级，从而组织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36]目前看，处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潮来临前夜的各国无产阶级需要重新组织和团结起来的要求日显迫切，形势日渐到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37]。迎接新的社会主义高潮不能不汲取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因放弃组织权和话语权而招致巨大挫折的教训。《共产党宣言》诞生就是一次次汲取工人阶级运动因无组织而失败教训催生的结果，其阐发的基本原则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后愈显其真理的光芒，在新的社会主义高潮即将到来的前夕则愈显其指导意义。为此，笔者建议：1. 加强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用组织起来的力量争回话语权优势。美国资深传媒人李普曼说：“制造同意并非一种新技巧。它已经十分古老了。据说它已经随着民主政治的出现而消亡了。事实上，它是在技术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改善”[38]。列宁明白这一点，面对西方强大的舆论宣传力量，1918年10月，他在一封绝密信中告诉苏维埃俄国驻瑞士使团的同志：“在法国人、英国人中做宣传工作时，不要吝惜几百万资金。”[39]今天，在“制造同意”的能力上，西方金融资本拥有社会主义国家无法比拟的高效传播手段、巨大的资金储备、丰富的运作经验、严密的网络体系和组织机构及由此形成的更广泛的国际受众。庞大的金融资本使无产阶级话语权处于极弱态势，国际工人阶级没有资金优势就必须有组织优势，今天的工人阶级必须结合新的形势恢复曾经放弃了的组织权，加强国际无产阶级团结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协作并由此形成可与国际金融资本主义抗衡的话语权。话语权优势是依靠组织优势推动的。鉴于资产阶级文化占据强势地位，列宁曾主张直接用“灌输”方式。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批判在社会主义理论传播途径上崇拜“自发运动，沿着阻力最少的路线进行的运动”倾向时说：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他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越是年轻，也就必须越加积极地反对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也就必须越加坚决地警告工人，叫他们不要听信那些大喊大叫反对“夸大自觉成分”等等的恶劣的劝告者的话。[40]为此，列宁同意卡•考茨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41]的观点，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42]。今天国际社会主义事业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历史比较还很年轻，没有多少经验，更没有“多得不能相比”和“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的“传播工具”。因此我们在夺取社会主义话语权的斗争中还不能放弃看似生硬但在实践上却是非常有效的正面宣传甚至“灌输”的方式。亚里士多德说：“学习必须努力，而且免不了疲劳，实在不是娱乐。”[43]娱乐是人类接受教育中最具“自发”性的方式，但可以设问，我们今天学习的知识有多少是娱乐而不是一层层考试即“灌输”得来的；尽管我们不喜欢这种“灌输”方式，甚至到处嘲讽这种方式的生硬性，但它确实很有效：它使我们以比“娱乐”方式快得多的速度掌握了那么多的文理知识，难道我们不能用同样的不好看但实用的方式攻下意识形态主阵地、夺取话语权吗？当然可以。因此，要辩证地看待“灌输”式宣传与娱乐式宣传问题，不能单纯的把娱乐当成意识形态宣传的主要方式，更不能娱乐至上。对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成就及其意义，主要还是要靠效果显现周期较长的正面教育。灌输教育的有效性需要组织保障。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有力的组织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已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国家，不能放弃学校这个主阵地和体现灌输式教育的考试方法，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意识中去。对于社会主义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2.与世界包括工业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界建立更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金融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剥削和压迫的范围已从无产阶级扩大到工业资本家阶级，其打击对手已从社会主义扩大到民族资本主义，这从反面扩大了社会主义同盟军的范围。因此，今天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对手已不主要是美利坚民族及其民族资本，而是打着“美国”标识却没有祖国的华尔街金融资本。这样，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的策略就应当调整为：团结美国人民，联合美利坚民族资本，中立进而孤立美国买办集团，针对华尔街资本，组织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在消灭资本的历史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与全世界人民一道，用人民的权力将资本的“权力关在笼子里”并使之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因素。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尚未释放殆尽之前，无产阶级要消灭资本必先学会驾驭资本，尤其是驾驭金融资本。在当今世界，没有成熟的金融知识和经验的民族，是不能走向世界的。列宁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44]在这方面，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方法及由此形成的“三个世界”的思想，仍有鲜活的时代价值和指导意义。3.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完整内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在与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危险的敌人——民主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即“伯恩斯坦—戈尔巴乔夫”式的“社会主义”。其危险性在于它的隐蔽性，他们阉割马克思主义核心部分，只坚持其中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比如阶级斗争、同情穷人、改善劳动条件及建立其上的社会公平、正义、和平等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把马克思主义修正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按他们的理解是“双赢”）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对此他们讳莫如深且集体静默。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45]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诱导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搏斗前放下武器，这实质是在为资产阶级拉偏架，是资本主义的帮凶。巴黎公社是被这些拉偏架的帮凶们打倒的，接近成功的德国社会主义是被诸如伯恩斯坦等民主社会主义用拉偏架的方式瓦解的，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苏联，更是被伯恩斯坦的信徒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自废武功”后主动向西方缴械的。国际金融资本的掮客人物基辛格将问题看得明白，他说：“他（赫鲁晓夫）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46]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47]，同样，今天的中国也更有可能遭遇功败垂成的危险。而制造这种危险的既有来自外敌的枪炮，更有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那些真诚或不真诚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忽悠”，这种思潮通过以淡化甚至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和“四项基本原则”，抽掉列宁主义这一连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关键环节，最终将“专政”与“民主”对立起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偷换为我们的敌人可以接受的一般民主原则，在敌人发起进攻之前，他们会说“暴力是不好的，敌人用暴力打你不对，你若用暴力还击就更不对了”，其结果是使无产阶级在敌人的大规模进攻面前先进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改革中一步步缴械，最终使敌人不战而胜。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组织权的核心部分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捍卫无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教会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国家本来就是阶级压迫的机器，不同的只是，“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48]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不仅做得果断，而且说得也肯定。1992年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指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49]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的话包含丰富的生死斗争经验，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潮再次到来的前夕，忘记这些经验，就会失去了共产党的基本担当，如此，苏联亡党亡国的前车之鉴就离我们不会太远。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0]但是，与至少要保证劳动力自身再生产得以维持的工业资本不同，金融资本剥削是无底线的，它“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应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51]如果说，在与工业资本结为同盟的时期，金融资本的生长还要受到工业资本的限制，那么，自从美元从美国的实体经济转为石油美元之后，金融资本也就与工业资本分道扬镳并将工业资本连同整个人类都纳入它的剥削范围。这时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已从无产阶级扩大至整个人类共同体，它的每一分“胜利”都是其对立面即无产阶级队伍的百分扩大，当代金融帝国主义以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无法比拟的惊人速度生产着它的掘墓人，并由此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造成社会主义阵线的空前壮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52] 历史将会最终证明：在这场波澜壮阔的阶级大博弈中，“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53]
文章来源：本文刊发于《中国投资》2016年3月刊，转自“观察者网”
【参考文献】
1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页。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7页。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4 “资本是不知道爱国的。”[美]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5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页。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1页。7 亚里士多德说：“至于‘钱贷’则更加可憎，人们都厌恶放债是有理由的，这种行业不再从交易过程中牟利，而是从作为交易的中介的钱币身上取得私利。……所谓‘利息’正是‘钱币所生的钱币’。我们可以由此认识到，在致富的各种方法中，钱贷确实是最不合乎自然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2～33页。8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1、412页。9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270、286页。10 “美英苏三国首脑德黑兰第四次会议记录”（1943年12月1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页。11 [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编，王仲宣、齐仲、高春兴译：《斯大林和丘吉尔（1941~1945）》，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522~523页。12 [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编，王仲宣、齐仲、高春兴译：《斯大林和丘吉尔（1941～1945）》，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498页。13“科拉罗夫关于苏、保、南领导人会谈的笔记”（1948年2月10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231页。14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77~378页。15 1924年5月31日，苏联与中华民国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是日，双方制订并签署了中东铁路临时管理协定，苏中两国互换照会，建立外交关系。16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4~355页。17 这是莫洛托夫的一贯观点。1976年，莫洛托夫谈到毛泽东于1949年底访苏期间，斯大林曾让他去看一下毛泽东“是个什么人”，莫洛托夫在与毛泽东谈完话后告诉斯大林：“值得接见他。他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当然，离马克思主义还很远，他向我承认，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页。18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8~359页。19 赫尔利在谈话后两天（1944年4月17日）向美国务院提交的报告证实了这样的判断。赫尔利写道：“我的分析简约如下：“前次会谈中，莫洛托夫说，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并非共产党。他们的目标在获得他们视为中国所必需而且适当改革。苏联并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苏联不愿中国内部意见分歧或发生内战。苏联政府愿意对中国有更密切和更和睦的关系……”莫洛托夫对于这个分析，表示同意。然后我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简约地叙述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间现时存在的关系。我坦白地叙述，我曾经有助于促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间的会议与谈判。我表明美国坚决主张中国置备它自己的领袖人才，决定它自己的事并对它自己的政策负责。根据这点。美国赞同中国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政府的抱负并支持一切为统一中国武装军队的努力……为促进上项计划，决定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政府。斯大林坦白表示，苏联政府支持这个政策。他又说，他愿与美国英国合作，完成中国军队的统一。他称许蒋介石，并说，中国国民政府某些官员中虽曾有贪污发生，他知道蒋介石却是“不自私”的，而且是“一个爱国志士”，在过去苏联也曾对他友好。总之，斯大林在这次会谈中，对曾向他简约叙述的美国对华政策，无条件表示同意。”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3~374页。20 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254页。2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22 1917年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保存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被迫采取的暂时妥协性行动，使苏俄尽早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巩固苏维埃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建立红军赢得了喘息时间，为后来消灭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武装和击退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进一步奠定了基础。23 [美]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著，樊迪、静海等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四），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页。24 [美]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著，樊迪、静海等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四），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480页。25 参阅[美]乔治•凯南著，葵阳、南木、李活译：《美国外交》（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137页。26 尼克松著，王观声等译：《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2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832页。28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29 《欧洲争论资本主义出路 马克思〈资本论〉再畅销》,http://news.sohu.com/20081121/n260772792.shtml。30 《英国上千学生街头示威要求免费教育 与警方发生冲突引骚乱》；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5_11_05_340161.shtml；《2015年英国伦敦反资本主义游行上演新节目：烧毁警车》，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5_11_06_340317.shtml。31 《酝酿推翻资本主义的英国影子财相英国》，http://www.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6287.html。32 《12年来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首次为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道歉》，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5_10_25_338821.shtml。33 《美国总统竞选带火“社会主义”争论》，http://www.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6769.html。34 《12年来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首次为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道歉》，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5_10_25_338821.shtml。35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36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0页。37 《诗经·大雅·荡》，袁愈荌译、唐莫尧注释：《诗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页。38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82页。39 转引自[俄]维克托·乌索夫著，赖铭传译：《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40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258 页。41 转引自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 页。42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页。4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16～417页。44 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9页。45 列宁：《国家与革命》，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页。46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页。47 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http://cpc.people.com.cn/n/2014/0703/c83083-25232910.html。48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8页。4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5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51 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注释250。5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6页。5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3页
本文作者张文木
本次转载于微信公众号“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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