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莫德罗：历史与当代视野下的世界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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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1928年1月27日生于德国波美拉尼亚省波利采（现属波兰西波美拉尼亚省），是东德最后一位共产党总理。莫德罗亲历了“两德统一”的全过程，成为“两德统一”的见证人、“直接当事人”。1990年3月18日，原德国统一社会党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成为在野党，莫德罗离任总理。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此后，莫德罗长期出任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名誉主席。从1994年起，莫德罗在德国联邦议院和欧洲议会担任议员，如今仍担任德国左翼党元老委员会主席。著有《我眼中的改革》《铁砧或铁锤——有关古巴的谈话》等。莫德罗多次访华，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论坛，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进行了深入思考，本文的一些观点代表了西方一些左翼人士对世界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看法，虽然其中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但值得我们关注。
一、“两德统一”30年与世界社会主义的损失
我于1989年11月当选民主德国总理，此时，东德已处在风雨飘摇中，“灭亡之旅已经开启”。1990年10月，东德消失在世界历史中。对那些建设这个国家长达40年、对她的前途充满信任的德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东德的成立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取得卓著战果的反希特勒联盟的主导。在德黑兰会议（1943年）、雅尔塔会议（1945年）和波茨坦会议（1945年）的协议中，反希特勒联盟的主要国家决定了战后欧洲的秩序。此后，形成了以苏联为一方、西方各国为另一方的政治对峙，冷战开始。冷战在欧洲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联邦德国自认为是德意志帝国的唯一合法继承者，因此，从冷战一开始就订立目标，必须把东德人从所谓“共产党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该目标在1990年得以实现，这“得益”于时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他在推行改革中开启了这条道路。
苏联自1985年开始的改革，不仅放弃了华约联盟，而且遗弃了东欧及民主德国。我别无选择，只得在无法阻挡、无法改变的所谓“改革潮流”中提出“两德合一”前景的三步走计划，主要目的是尽量确保东德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财产。许多目标达成了，但是基本原则却无法满足。例如，不希望北约驻扎在民主德国的领土上，统一后的德国最好成为军事中立国家；民主德国退出华约，联邦德国也应当退出北约。但这些均未实现。
戈尔巴乔夫显然是不成熟的，相信了西方政治家的口头声明，即北约不会向东扩张。他没有要求西方把承诺落实为书面协议。如今，北约已经抵达俄罗斯边界。德国士兵再次抵达德意志帝国国防军1941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到达的地方。德国士兵“保卫着”波罗的海各国，防范所谓的“俄罗斯侵略者”。
回顾东欧剧变30年来的历史，可以看出，1989—1990年所谓“两德统一”，实际上是美国修正欧洲战后秩序这一战略进攻的副产品。美国与西德的统治阶级一起将俄罗斯人抛出了中欧地区，将他们逼回了自己的领土。德国的行为甚至违背了本国的经济利益，不仅参与了美国下令实施的制裁行动，而且在欧洲贯彻自己的大国野心。德国政府在战略上的选择有利于美国利益，却损害了德国的民族利益。俾斯麦在1871年希望建立的欧洲平衡，如今已经付诸东流。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冷战中创造的世界集体安全体系，如今已不复存在。德国政府唯美国马首是瞻，将军费支出提高至720亿欧元。欧洲大陆和德国的左翼力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在2018年最后一次欧洲大选中，欧洲左翼政党丢失了欧洲议会20%的议席；德国左翼政党只获得了本国选票的5.5%。
总结历史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其一，从世界社会主义的视阈看，30年前“东德社会主义消亡”“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源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思想指导下对东德的政策。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东德的前景至少不必只能接受一种“两德统一”的方式；其二，从世界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看，“两德统一”引起的一系列后果构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欧洲战后秩序进行修正这一战略进攻的一系列重要副产品。“两德统一”不仅是东德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德国和欧洲局势发生了重大改变，美国更获得了其建国以来最强大的主导世界的力量，世界格局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还有持续深远的影响在于，“两德统一”使德国成为北约成员国的一支重要力量，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势力明显增强。如果考虑到华约解散，与北约对峙力量的单方面消亡，美国的实力得到又一轮绝对上升。东欧剧变30年后，北约部队又抵达当年希特勒法西斯1941年到达俄罗斯的地方。俄罗斯只能独自面对北约的逼近。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
二、中国是世界上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我们谈论新时代之前，我想先说一件历史往事。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次交往是在很久之前。1959年11—12月间，我以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身份，率领一个五人代表团来华考察青年工作，并参加了北京市郊密云水库的建设劳动。当年我们带回柏林的经验十分丰富。我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在差不多30年之后，1988年5月。这时我看到的已是一个面貌一新的中国。此后，我又多次访华，走访不同的地区，全面考察了中国的崛起，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
如今人们在问：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全世界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犯错误——自新中国成立70年来，它在革命的“长征”道路上像其他各国一样犯过错误。只要踏上新的疆域，就难免会有坎坷崎岖。毫无疑问，中国的巨大成就，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有可能取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能够从走过的弯路、以往的错误中学习改进。即使出现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党的领导层也能够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并一如既往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有效地观察、分析当代世界。此外，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有一位天才的战略家邓小平。正如西方所知，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之路，并且十分中肯地察觉到，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必须比以往更多地利用资本主义制度中潜在的能量。社会主义的意义在于保障人们的和平、尊严和福祉。换言之，正如邓小平所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就不能说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十多亿中国人民陆续脱贫致富。这一事实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亚洲另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起点与新中国成立之初基本类似，至今还有全世界最大的穷人居住区。如今，像在印度和许多其他国家存在的孟买那样的贫民区，在中国早就绝迹了。
回忆30年前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开始的改革，当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政策取得显而易见的成就时，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却成了灾难，无论他的初衷是不是改革政策。戈氏所谓的改革，实际上是摧毁当时的政治体制。而中国共产党却将现有体制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改革并不是排除政党，而是依靠政党、协同各民主政党，使国家获得发展。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与中国的改革有着天壤之别。
当我们今天谈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我的理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对中国现实的分析，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于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创造性发展。在当代中国，习近平不仅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继任者，而且也是这个14亿人口大国的真正领导者。他是全世界最大政党的领袖，这个政党正在对当前乃至未来的各种问题给出创造性的答案。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存在天才的战略家和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原本也可以引领人类前行——如果他们的思想能够打动广大群众的话。正如列宁曾经描述的那样，只有当一个纲领成为行动的指南，被广大群众认可为行为准则时，思想才能够结出果实。社会必须有组织，否则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为此需要一支政治力量，将思想加以贯彻，让思想成为现实。它应当能够集中精力地、灵活变通地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引导和指挥群众。不能指望一蹴而就，而是应当拥有毅力和耐心。这就是政党的作用。而中国共产党正是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在世界政治纷乱、国际关系缺失信任与可靠性的当今之世，北京始终是一个可以预测的因素。中国的榜样激励那些正在寻找自主前景的政党和国家，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伙伴。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卓越成就，证明西方1989—1990年声称社会主义思想已经终结的说法是错误的。社会主义没有死亡，失败的只是僵化的教条主义。资本主义意味着尔虞我诈的情感方式，突出的是自私自利和强权法则，而社会主义中国却更加重视集体的力量。个人的权利和需求固然应当得到重视，但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和需求应当高于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利益和需求。社会主义中国展示给世人的这些方面，代表着人类未来发展的趋势。
三、中国沉稳、审慎、理智的政策对世界政治发挥着积极作用
当代世界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对中国取得伟大成就的事实，许多仍秉持陈旧意识形态思维的西方政界及其他人士，并不打算轻易承认。但是，无论怎样，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的报告广为人知。人们不得不认可报告中列举的成绩，不得不认可习近平针对未来几十年提出的各项目标。中国2049年将要完成的各项目标任务，也在欧洲广为人知。这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要想卓有成效地达成这些目标，必须拥有和平的环境——包括国内和国际的和平环境，这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如果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方面同样作出巨大努力，就能够抵御侵略性和黩武主义的指责，就可以恰如其分地反驳其他国家的战争叫嚣。
习近平宣布的路线能够得到遵行，中国人民对此几乎毫不怀疑。这也将给世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带来光明前景。充满吸引力的、人民至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激励世界各国人民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将对中国的发展给予越来越多的支持和期待，并伴随着对本国帝国主义的坚定斗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就与世界的变化存在着辩证的关系。量变不会在短时间内达成一种新的质变。我记得，邓小平1989年在回答欧洲记者提问时给出的一个答案。当时记者问邓小平如何评价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邓小平的回答是，对此作出最终定论还为时过早。这一回答出乎意料，因为200年毕竟是一个很长的时段，然而答案却是符合真理性认识的。这说明，任何事物必须经过长期的历史过程，才能持续地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社会意识。事物的发展变化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当前，世界社会主义从低潮中复兴，未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将经历怎样的发展，对此的回答还需假以时日。
看当今世界局势，现实的国际秩序正处于一个变革阶段，地球的生活遭受着显而易见的威胁，资本主义社会正在陷入一片混乱。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是导致当代世界诸多冲突的根本原因。战争一如既往是政治延伸的另一种手段。资本很可能也将以这种方式走向失败。因此，存在着一个拥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军事大国中国，对限制嗜血的帝国主义强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外交政策寻求平衡、谋求互信，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介入世界冲突，沉稳、审慎、理智的政策对世界政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四、在寻找社会主义前景中“中国正在提供一种有益的激励”
马克思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将在全世界展开，而不是局限于个别国家。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创造性地开始了在苏俄一个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机遇，一些国家在苏联的保护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苏联给予高度重视，希望东欧国家以“人类进步的先锋”为榜样跟随苏联。出于各种原因，苏联模式失败了。社会主义者至少要记取这一教训，“一国模式”无法适用于所有国家。列宁在汲取欧洲思想财富的基础上，基于自身的革命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列宁主义。列宁的接班人继承了他的理论，却又背离他与本国实际结合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方法，向其他国家“逆向移植”苏联发展模式，结果十分不幸。
如果能够从欧洲社会主义的沦亡中吸取教训，那就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条件，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必须时刻顾及本国特点。若想实现革命性的变革，若要建设一个新社会，不存在现成的图纸，不可能存在一种万能的社会主义模式。各国应该互相学习、交流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是否已经从30年前的低潮中走出来？在我看来，尽管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一些国家也把社会主义写在他们的大旗上，但总体上看，社会主义还处在低谷阶段的艰难奋进中。资本主义制度如今正在把人类引向自我毁灭的深渊，但是取而代之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看当代世界，对资源的疯狂掠夺，对空气的毒化，海洋垃圾的堆积，为数众多的战争与冲突，各国人民的贫困化，凡此种种，仍然在继续蔓延；更有甚者，为数不少身居高位的政治家们，正在以其自我毁灭的愚蠢行为加速这一颓势。世界政治发生决定性转折的时机已成熟，但并不意味着转折很快就会发生。只要目前这样成功地操纵公共舆论的做法得逞，理智就无法得到贯彻。希望是一码事，现实是另一码事。欧洲社会主义的颓势没变，社会主义后继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已经式微。就连那些常常被视为“资本主义病人”身旁的“护理员”角色的各国社会民主党，也处于消退阶段：人们已经不再需要它们。
1998年，我与智利共产党总书记博洛迪亚·泰特尔博伊姆交流时，谈到了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前景的问题。我们取得的自然共识是：在寻找社会主义前景的努力中，中国正在提供一种有益的激励。中国共产党，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从苏联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也从本党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不断探索应对今天与未来面临之各种挑战的崭新答案。我常常以古巴为例坚定自己的信念。古巴将中国经验视为本国革命进程的脉冲动力，其做法产生了巨大益处。古巴人把来自北京的思想视为激励，而不是模式。世界社会主义不能指望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然而，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是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楷模。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声明：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原则性问题上不允许犯颠覆性的错误。的确，中国人不需要监护人，不需要别人为中国的未来指手画脚。凡是还没有完美完善之处，本国人要比外国人更加清楚。列宁在他的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有一段论述十分贴切，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一个十分郑重的政党，它正在把中国引向一个安全的港湾。
尽管欧洲社会主义失败了，但中国依然显著地证明，已经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功选项。行之有效、成绩卓越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存在，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具有很大助益，具有很大的激励作用。苏联于1987年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70周年时，在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中，其末日之光已经显现在地平线上。但是，今日中国已经如此之强盛，超过了苏联的任何时期。我坚信，中国在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能够实现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描绘的场景。即使欧洲社会主义仍在颓势中，中国的存在就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希望所在。
五、欧洲反共意识形态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偏见的根源
西方媒体包括德国媒体在报道中国时一直抱有偏见。原因很明显：第一，媒体的立场是反共的。第二，媒体总是以欧洲为中心。也就是说，无论世界发生何种事件——包括中国发生的变化，西方媒体包括德国媒体统统用欧洲标准来衡量。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上的不同现象，是他们的常态。如果其他国家的组织机构与所谓的欧洲民主不相同，不仅得不到尊重，反而会横遭批判。
1989年以来的30多年中，德国出生了许多人。经历过社会主义的东德人，只要对当年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抱有正面印象，对中国就有着绝对正面的印象。还有一半的德国人没有经历过两德分治时代，或者已经没有栩栩如生的记忆了。因此，一些德国人仍然带有反共的眼光，只不过被经济实用主义所掩盖而已。中国的经济实力是受到尊重和认可的最重要因素。至于中国政策的其他要素——裁减军队，科学成就，积极走进国际舞台等——更多地被视为中国所作的宣传。与此同时，他们一如既往地还在高调抨击所谓的侵犯人权、压迫少数民族、监视公众生活或监控媒体等问题。大多数德国人的视野受到了德国国家宣传机器给出画面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德国包括欧洲反共主义的渊源。德国号称是一个保护言论自由的国家，在它的基本法——德国宪法第5款写道：每个人都有权利以语言、文字和图片形式自由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意见；可以不受阻碍地、从通常可及的各种来源获取信息。媒体以书刊报纸、广播、影像等方式进行报道的自由，可以得到保障，不得进行新闻审查。但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言论自由就是资本的自由。德国新闻周刊《明镜》早在1965年3月5日就写道：媒体言论自由是200个最富有的富人散布其言论的自由。只有富人才有自由，这一点迄今没有多少改变。
德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其纲领具有明显的反共特点。凡是有人提出涉及制度的问题，也就是质疑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受到公开的谴责。例如，德国左翼党前主席格西内·勒奇曾在2011年初的一篇报纸文章中写道：“左翼人士找到了多少条走不通的道路？100条还是1000条？肯定不是10000条！这正是问题所在！我们总是过多地在地图上纸上谈兵。要想找到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我们必须亲自上路，必须进行尝试，无论是在反对党的位置上还是在政府内。”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秘书长海尔曼·格雅指出，这段言论是“骇人听闻的共产主义渴望”，“是对这一蔑视人类的意识形态的所有牺牲者的直接打脸”。“谁在德国统一20年之后还在梦想着按照罗莎·卢森堡的计划‘夺取政权’，并且进行制度更替的宣传，说明他根本就没有从共产主义的血腥历史中吸取教训。”资产阶级大报《法兰克福汇报》于2011年1月5日刊登大字标题《格西内·勒奇在为共产主义辩护》，直接把格西内·勒奇置于反共需要的敌对地位。这种头条新闻就是要把赞同共产主义的左翼人士置于死地而后快。欧洲主流媒体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恐惧，没有因欧洲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减少。西方媒体包括德国媒体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负面评价，皆来自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
习近平主席在阿斯塔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国际秩序问题。这一倡议发出的不是威胁信号，与西方包括德国所渲染的威胁毫不相干。但西方宣传仍采取蛊惑人心的做法，宣扬“中国威胁论”，这从美国研究机构荣鼎集团（Rodium Group）2019年春季发布的分析报告中就可窥见一斑。
大约2017年，印度学者布拉玛·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公开谴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债务陷阱”外交，称中国有针对性地向那些没有资金的国家提供贷款，从而使得这些国家产生依赖性，进而实现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中国海军用这种方式确保了对外国港口通道的使用权，从而推进了军事扩张步伐。美国政府随即将“债务陷阱”概念提升为作战概念。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于2019年3月声称，北京利用“债务陷阱将一些国家置于债务境地，从而在这些国家赢得政治影响力，其做法已经不是商业行为，而是政治举措”。
这显然是虚伪的，因为几十年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采取的正是他们所说的政治举措，揭露其虚伪面目的恰恰是美国自己的研究机构。依然是美国荣鼎集团，其对中国国家银行作出的调查居然得出了另外的结论。《法兰克福汇报》2019年5月6日刊登的一篇评论认为：“在40宗案例的调查中，16宗的债务被免除了，11宗的债务偿还期限得到延长或者就中断偿债达成协议。此结果一方面证明，一旦欠债国存在偿债困难，北京完全愿意就此展开对话；另一方面后续谈判数量之高说明，被资助国往往经济能力薄弱，在偿债状况滞后情况下，中国并不握有杠杆的长端。例如，乌克兰拒绝提供曾经承诺过的粮食，委内瑞拉向中国输送石油的数量远远低于双方事先商定的额度。因此，无法证明北京能够获得地缘战略上的优势。”此结论对美国等国一向持有的偏见是一个很有力的纠正。但美国及西方惯常于罔顾事实的做法，却不会改变。
位于美国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一个中国—非洲研究团队，长期以来专门研究中国在全世界的金融流向。该团队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报告中指出，目前17个陷入债务危机的非洲国家中，只有3个是中国的债务国。这些调查毫不涉及西方的利益以及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他们的调查目的，就是想搞清社会主义中国对世界影响力的程度如何，并根据结论制定对华政策。西方宣传为达到妖魔化中国的目的竭尽能事。
（编译者：李瑞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王建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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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
编译者李瑞琴、王建政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7期。
本次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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