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胜：进入21世纪法国左翼学者对共产主义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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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以来，法国左翼学界通过创新研究范式，多视角阐释共产主义，形成了一些对西方社会复兴共产主义观念具有启发性的研究路径和观点。然而，法国左翼学者在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命题上，特别是关于过渡阶段、国家消亡、政党引领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这成为当前法国左翼促进共产主义现实复兴的困点。整体看，法国左翼学者的共产主义探索，在回应法国民众经济社会问题、促进共产主义思想传播、推动法国共产党理论再反思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部分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对共产主义的探索具有抽象化、乌托邦化以及“去政党化”等错误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法国人民的斗争精神和社会运动转化为真正的革命力量，客观上也为当前某些极右政党的发展提供了助力。
【关键词】法国左翼 共产主义复兴 社会主义过渡 法国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张忠胜（1981-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100081）。
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在其思想发源地之一的法国，除了少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法国共产党及其他部分左翼激进政党的学者外，几乎从整个左翼学界的讨论中消失了。进入21世纪，情况开始出现变化。特别是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越来越多的世界人民视为经济危机、生态灾难和残酷剥削的根源。与此同时，法国国内社会矛盾和斗争进一步加剧，促使越来越多的法国左翼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共产主义，并尝试推动共产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现实可行的替代选择。
一、法国左翼学者推动共产主义复兴的路径和观点
进入21世纪以来，法国左翼学者通过创新研究范式，多视角阐释共产主义，推动共产主义观念复兴。同时，法国左翼学者十分重视对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剖析，强调了共产主义思想的运动观、实践性及其实现条件，由此尝试推动共产主义的现实复兴。
1.创新研究范式，多视角阐释共产主义
以艾蒂安·巴里巴尔、雅克·比岱、阿兰·巴迪欧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左翼学者，尝试通过创新研究范式或理论术语，引导学界重新关注共产主义，推动共产主义观念复兴。艾蒂安·巴里巴尔在《共产主义散论》一文中，提出以一种“谱系学”的方式对共产主义进行统筹研究，以界定真正辩论的条件。巴里巴尔指出，特定政治形势下“谁是共产主义者”，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框架内，一定优先于“什么是共产主义”。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要追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多重（西方）背景，就必须尝试一种谱系学。由此而展开的评论将为马克思理论上的疑难提供一个诊断，这是将马克思的理论批判性地纳入新的解放事业中的条件。雅克·比岱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出发，将现代社会视为由“统治阶级”和“基础阶级”两大基本阶级构成，进一步通过市场和组织两个要素以及“世界—国家”的新解释，建立了“元结构社会视角”。基于其“元结构社会视角”分析，比岱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建构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不同经验之间确实存在着实质性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可以视为“工人阶级”与社会“行家”领域之间的联合,所以共产主义是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的。比岱还通过其“元结构社会视角”对相关共产主义研究作了重新审视。近年来，阿兰·巴迪欧不断通过撰写著作、组织召开研讨会等形式在西方左翼学界倡导复兴共产主义。巴迪欧一方面坚称自己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但他又试图将自己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区别。由此，巴迪欧试图提出一种与马克思不同的历史理论，特别强调“事件”的作用，同时也强调事件“语境化”，但是他又主张事件也与语境“完全脱离”，并从这种充满矛盾的“事件”哲学出发，引导读者以一些新的方式来认识并接受共产主义。巴迪欧等人的共产主义探索存在根本缺陷，但是，在当前社会革命转型压力强大的西方国家内部，他们的探索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吸引了世界范围内诸多左翼学者甚至西方主流媒体的关注。
2.重视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生态灾难和现代剥削的剖析，为共产主义变革提供现实学理依据
法国左翼学界十分重视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生态灾难和现代剥削作深入分析，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解释力，为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性转型提供现实学理依据。比如，米歇尔·于松批评了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等同于利润率下降以及将危机仅归结于金融体系内部问题等观点，并进一步基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规律视角，考察了30多年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持续追求过高剩余价值率的过程，从而将危机的原因归结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为未来社会的变革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基础分析。让-克洛德·德劳内从金融全球化视角，指出发达国家的相对去工业化的资本主义金融全球化也会引致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产生重大危机，特别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全球层面上没有国家结构使其能够尽可能平衡和控制其过度或不足。因此，随着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矛盾日益加剧，而另一方面，在全球层面却没有安全网和纠正措施”。托尼·安德里亚尼基于对资本主义导致严重生态危机的分析，指出人类进入了“工业和城市发展不受控制的时代，这几乎污染了整个地球”，其对气候变化有直接影响，这是资本主义追求以资本的增殖为中心的无休止积累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只有复兴共产主义的视角，才能平衡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热拉尔·杜梅尼尔和多米尼克·莱维提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一种三元的阶级结构：资本家、管理者和大众阶级。管理资本主义正通过向社会中的管理阶层支付高工资的方式榨取民众阶层的剩余劳动，拉大了社会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甚至让资本主义重回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模式。
3.反对本本主义阐释和教条化宣传，强调共产主义的运动观和实践性
自苏联解体后，作为一种理论思想和行动方案的共产主义，在西方社会遭遇普遍危机，这与西方左翼推动共产主义进程中存在的本本主义阐释和教条化宣传不无关系。进入21世纪，伴随着法国境内持续大量的失业和不稳定工作的扩张以及整个世界范围内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各种新的社会运动不断在法国爆发，法国许多左翼学者提醒要警惕共产主义探索中可能存在的不利情况，特别反对对“共产主义”进行一种狭义的概念式界定，提出不应当将共产主义仅仅视为一种理想，要防止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推入程式化和教条化的深渊。比如，帕特里克·多莱明确反对那些“只是在字面意义上完全忠实于原文的探索”，认为这样的探索往往与教条主义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形式极端主义，也表现为理想主义，甚至是一种对思想和符号的拜物教，绝不是对原则的真正且严格的忠诚。多莱主张，要将马克思的思想置于现实中，在现实中使共产主义思想充分展现，进而在改变现实中更好理解共产主义。
一些法国左翼学者重新阐释了共产主义的运动观和实践性。为了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也不应是乌托邦，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丹尼尔·本萨伊德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际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运动观作了进一步强调和解释：“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纯粹的理念，也不是一种教条主义的社会模式。它又不是一种国家制度的名称，也不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名称。它是一种不断超越和取消既定秩序的运动。”弗兰克·菲斯巴赫提出，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行动将被用来建立一种符合这一理想的秩序，这是一种社会进程，“只能通过一个政治上消除与社会分离的实体国家等主要障碍的时刻，并创造与社会和政治不可分割的新的组织形式来实现”，由此允许人们进入一种“更高级别的生活方式”。
4.共产主义的客观条件正在进一步形成，国际主义仍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
法国左翼学者指陈实现共产主义的客观条件正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进一步形成。随着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问题再次出现，也在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客观条件正在形成中。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其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持续增加，同时表现为生产的相对过剩，另一方面人口的相对过剩也被不断生产出来，成为资本主义体系自身的掘墓人。可以说，资本的内在矛盾一直在建构其超越自身的条件。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施加影响，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超越的先决条件进一步形成。特别是，近年来全球经济衰退及其造成的日益增加的大量结构性失业以及诸多可能瞬间破灭的经济泡沫等，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客观前提，在全世界不断增多。伊莎贝尔·加罗对该趋势进行分析指出，当前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专制的新自由主义阶段，它不再仅仅是恶行的累赘，而是灾难的倍增：不平等的爆发、剥削的加剧、统治和压迫的结合、帝国主义的冲突、肆无忌惮的金融化、普遍的军事化、对自然的掠夺、意识形态统治等，这一空前规模的破坏性序列日益引发民众愤怒和反抗以及社会斗争和多重抗议。
国际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不可或缺的现实条件。雅克·比岱强调，共产主义与世界息息相关，并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本质上是全球性的。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没有国家”的思想来源，无产阶级的国家就是世界。阿兰·巴迪欧专门对共产主义与世界的联系作出解释，他认为，“共产主义的假设必须通过当地的民众运动来验证。但就其总体愿景而言，就其试验空间而言，就其失败或成功而言，它必然拥抱并触及整个世界”。巴迪欧还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事实上是在各个层面上对处于世界不同角落的工人进行孤立和奴役，而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应是大众全球化（工人阶级全球化）的一种形式，并非资本家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及其决定的“自由”秩序。萨米尔·阿明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维度在当代不断发展的批判性考察，指出，“建设一种劳动者和人民的反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作为一种挑战，仍然存在”。
二、法国左翼学者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理论分歧及评析
进入21世纪以来，法国左翼学者在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的相关基本理论命题上，特别是关于过渡阶段、国家消亡、政党引领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甚至尖锐对立，这成为当前法国左翼促进共产主义现实复兴的困点。
1.关于实现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过渡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随着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苏联在世界上成功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一般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是通往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以吕西安·塞夫、弗兰克·菲斯巴赫为代表的法国左翼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塞夫认为，马克思所说的革命转变时期是指“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并不是指两者之间要通过社会主义过渡，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称他们的宣言为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绝非偶然。菲斯巴赫通过强调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术语的互换使用和共产主义的内生性反对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他认为，无论是从术语的交互使用看，还是从共产主义的内生性逻辑看，“在马克思那里都找不到通过国家社会主义的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一论点”。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并不表明他们反对社会主义过渡。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曾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可互换术语使用，但是，我们需要明确，马克思恩格斯是出于何种缘由明确区别两者，这将帮助我们真正理解他们互换使用二者的初衷。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曾做出解释，指出选择的初衷在于区别二者的真正运动者。选择是根据现实的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工人运动思想的传播作出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出于表达其思想理念和运动的本质内涵的要求，他们选用共产主义，通过区别出二者的运动者，来区分开那些有别于甚至根本对立于他们的理念的各种反动的和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潮。换句话说，当他们选用社会主义时，出于一种历史文献和思想传播的延续性；当他们选用共产主义时，正是为了表达其社会主义理念层面上的科学之处，即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理念，即科学社会主义。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选用共产主义而不选用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他们否定或反对一个通往其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
21世纪对于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解需要西方社会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即逐渐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阶段，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结合十月革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提出的理论。然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失利是否意味着我们不能用“社会主义”来描述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政治转型和过渡时期呢？或者说，其失利能够证明社会主义过渡就是歪曲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吗？显然不能。塞夫等人将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并以其“破产”来佐证作为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必然走向失败，进而以此否定社会主义过渡阶段，事实上坠入了宿命论和机会主义漩涡。另外，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表述，特别是从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的补充阐释来看，否定社会主义过渡这一结论也显然站不住脚。而且，恩格斯的解释倒是一种提示，即在对社会主义的鉴别认识中，焦点应该放在革命的现实运动和发展上。帕特里克·多莱对吕西安·塞夫观点的一个批评值得注意。多莱提出，我们必须停止使用带有20世纪（苏联和社会民主主义）经验的回顾性研究来分析马克思时代的工人和革命词汇，现实的社会主义作为否定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无法忽略和不可逾越的一步”。托尼·安德里亚尼也曾直接指陈，后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明确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就当前来说，“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在于重新思考社会主义，从历史上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并逐步推动（有时向后退步以更好地向前迈进）走向尽可能好的未来”。
2.关于实现共产主义与国家消亡
与否定社会主义过渡相联系的观点是否定国家在实现共产主义进程中的角色和功能。吕西安·塞夫认为，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都受国家权力的强烈影响，这与其各自的失败并非没有关联，“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完全相反，与国家的消亡有着根本的联系”。弗兰克·菲斯巴赫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或通过国家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而是谈到了国家作为社会之外的一种工具的毁灭和否定。
将马克思关于国家终将消亡的观点直接等同于共产主义的实现进程，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事实上存在明显出入，是与否定社会主义过渡观点直接勾连的一种片面解读。首先，文本证据可以表明马克思恩格斯不反对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而且专门强调要争取权力。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后革命时期国家的角色或作用。他们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进一步指出：“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里更加明确表达的是，我们不应该只是掌握国家机器那么简单，但绝不是说不应该掌握国家机器。其次，关于《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国家的批判，我们应该首先明确的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评的是那些相信可以通过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来为工人建立一个新社会的看法，并不是否定无产阶级通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来控制国家，进而开始革命性的社会转型。相反，他明确地在国家的范畴上界定了无产阶级取得革命成功而转变为统治阶级时所领导的政权。不过，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再“凌驾于社会之上”，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主导社会层面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或政治体制。其中，代表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制定法律和依法裁决的政治机制。
3.关于实现共产主义与政党引领
进入21世纪以来，法国民众对资本主义体制及其体制下的政党日益不满，出现了反政党主义的潮流。频繁爆发的社会运动越来越倾向于以非政党组织的形式出现。法国部分左翼学者对于共产主义的探索注意到这种倾向。其中，有的学者宣传一种“去政党化”的共产主义思想和运动。他们认为，应当取消政党在实现共产主义进程中的角色，预言或寄希望社会运动将会带来一种崭新的政治。
而一些可称之为积极左派的左翼学者坚决捍卫政党在实现共产主义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政党的领导，社会运动自身的作用将微乎其微，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迈克尔·洛维指出：“马克思的革命政党不是资产阶级和乌托邦‘最高救世主’的继承者；它是为解放自己而斗争的被统治阶级的先锋队；它是群众意识觉醒和革命行动的工具。它的作用不是代替工人阶级或‘高于’工人阶级，而是引导工人阶级走向自我解放的道路，走向社会革命。”乔治·加斯托德将多年来某些学者对政党的抨击视为一场诋毁运动，并指出了这样一种运动的危害。帕特里克·多莱指陈“超越政党形式”的研究和观点已然成为西欧共产主义左翼的一个时髦主题，并且在许多国家导致了一种新的政治形态，这种政治形态在思想上更加模糊，在组织上更加松散，使民众更倾向于加入社会党。实践证明，只有在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有效组织和引领下，民众的斗争精神和社会运动才能被有效转化为推动社会转型的革命力量。
三、法国左翼学者共产主义探索的积极意义与局限
法国左翼学者的共产主义探索在回应法国民众经济社会问题、促进共产主义思想传播、推动法国共产党理论再反思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部分颇具影响力的学者的探索也存在局限，在一定程度上阻滞法国人民的斗争精神的发展以及社会运动转化为真正的革命力量，客观上也为当前某些极右政党的发展提供了助力。
1.法国左翼学者共产主义探索的积极意义
第一，法国左翼学者的共产主义探索是对法国民众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的积极回应。进入21世纪以来，法国民众的经济状况受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影响而不断恶化。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估计，2018年法国人口的贫困率达到147%。这表明，近些年来，虽然法国经济具有一定程度的全产业链及历史积累的技术优势，从而在整个世界经济版图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但许多法国民众的生活并没有改善反而在变差。更多的民众开始质疑资本主义制度，并尝试寻找替代选择。近年法国爆发的系列社会运动，如2016年反对与就业有关的法律的运动和“黑夜站立”、2018—2019年影响更为深远的“黄背心”运动以及2019年的反对养老金改革运动，都显示了法国社会内部难以调和的矛盾。在此背景下，法国左翼学者关于共产主义的讨论无疑是对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推动西方社会重新思考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并鼓励越来越多的人批判和反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
第二，法国左翼学者的共产主义探索，继承了法国进步传统，推动共产主义思想在法国的传播。法国在有史以来的多个历史性时刻向世界传播了进步思想。从反对宗教蒙昧主义、提倡进步、宽容的启蒙运动，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结束了君主制而在世界上促进自由、平等和博爱理想的传播，再到1848年始于法国的大规模工人运动以及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更是鼓舞了整个世界的无产阶级运动。所有这些运动和反抗以及它们留下的讨论、辩论和反抗传统，仍然深深扎根于今天的法国社会。今天的法国人民面对当前社会经济体系的多重问题，自发促成了“黑夜站立”和“黄背心”等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然而，苏联解体后，法国也日益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冲击。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重新解释和探讨共产主义，为今天法国民众理解现实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路径。
第三，法国左翼学者的共产主义探索有助于推动法国共产党理论再反思。建设共产主义是法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在法国推广和普及的口号和理想，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千百万法国人民选择支持法国共产党而使其成为当时国内第一大党的内在动力。直到今天，法国共产党从未停止思考建设共产主义的新途径。苏联解体后，法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共产主义”“新一代共产主义”。然而，这并没有让法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摆脱窘境，其在选举中的成绩反而进一步下滑。如同20世纪中期如路易·阿尔都塞、路易·阿拉贡和吕西安·塞夫等法国知识分子关于共产主义的学术讨论深刻影响并推动了法国共产党的探索一样，进入21世纪以来，法国左翼学者关于共产主义的再讨论也在切实影响着法共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并推动其进行理论再反思。当然，这种影响的程度与推动共产主义的法国左翼学者和法国共产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的程度有关。当他们有效团结从而将理论和实践联系在一起时，他们才更有能力围绕一项政治战略和方案团结法国民众。左翼学者和法共的互动，在帮助学者审视自己的主张是否可行的同时，将切实推动法共进行理论再反思，创造性采用新方法、新战略等推动实现共产主义。
2.法国左翼学者共产主义探索的局限及其消极影响
第一，法国部分左翼学者探索的抽象化、乌托邦化使共产主义思想难以触及普通民众并被真正接纳。部分法国学者特别是哲学家对共产主义的讨论往往是抽象的、复杂的，似乎与人们眼前的问题和需要相去甚远。这对法国民众理解和接纳共产主义造成一定的困难。与此同时，主流媒体和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或其他知识分子经常妖魔化社会主义经验、一切接近共产主义的思想以及宣扬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政治家，导致多数法国人对共产主义持有消极看法。另外，部分学者的观点呈现乌托邦化，他们没有解释实现共产主义的具体规划，也没有结合现实困境给出实现共产主义的阶段性目标。
第二，法国左翼学者关于共产主义的重大分歧，特别是某些学者的“去政党化”观点，一定程度上阻滞法国人民的斗争精神和社会运动转化为真正的革命力量。目前法国国内社会斗争和抗议活动不断高涨，人们对经济、社会、政治、生态等充满不满情绪。但是，当前法国左翼关于共产主义的实现难以达成必要共识，从而无法共同制定一个具体的共产主义革命规划。这使得很多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满的法国民众看不到生产方式在中短期内发生根本转变的任何可能性，也看不到任何左翼政党能够代表他们。法国左翼被分裂了，而且程度严重。如让·洛金所说：“21世纪社会运动和左派政党之间的分裂似乎仍然像19世纪末恩格斯和‘工人’政党创始人面临的分裂一样大，陷入资产阶级议会主义和政府政党联盟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法国左翼学者虽然有共产主义的理论、假设、思想等，但他们反对社会主义过渡，而对如何走向共产主义又缺乏务实建议。其他支持社会主义过渡的学者虽然有中长期的主张，但由于多种原因，他们的声音很难被听到。总之，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有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主张，但这些主张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这就使得人们很难围绕着一个摆脱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长期战略、道路和方法行动起来。某些学者的“去政党化”观点又关闭了社会运动被有效组织和引导的路径，因此，社会斗争支离破碎，很难转化为推动社会转型的真正革命力量。
第三，法国左翼学者关于共产主义探索的局限客观上为法国政坛某些极右政党的发展提供了助力。据法国内政部统计，在2017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4700多万选民中第一轮和第二轮的弃权率竟分别高达51.30%和57.36%。这表明，法国民众对法国政治制度和政党代议体制强烈不满。但共产主义却因当前探索的种种局限而并未成为法国民众的真实选择。不过某些极右势力却因为表现为一个反体制的政党，而被误认为是为民众辩护。由此，许多抗议社会经济制度的民众选择投票支持他们，其中包括一部分工人阶级，他们就以这样的方式走向了极右翼。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所造成的。但法国部分左翼学者的共产主义探索不是团结起来提出和制定明确的社会转型战略，反而是去迎合反政党的民众情绪。法国左翼学者的分裂以及部分学者的“去政党化”共产主义思想，加剧了民众对法国共产党的信任流失，客观上为极右政党的发展提供了助力。然而，没有一场社会运动是完全脱离政党影响的。在现实中，社会运动和政党相互需要。因此，左派政党，特别是法国共产党，要看到如何才能赢得那些参加社会运动的民众的信任，并将参加这些运动的民众同自身联系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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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忠胜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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