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资本论》在俄国的传播与列宁资本主义观的形成
【内容提要】列宁的资本主义观是在俄国思想史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双重视阈下形成的。一方面,《资本论》在俄国的传播与解读，尤其是俄国知识分子19世纪70年代关于《资本论》的辩论，以及19世纪八九十年代围绕俄国资本主义命运问题的论战，使列宁亟须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问题作出回答。另一方面，列宁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批判俄国自由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和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根据《资本论》的理论，批判俄国自由民粹派对资本主义的拒斥和合法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美化，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
【关键词】《资本论》；列宁俄国资本主义观；俄国自由民粹派；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俄国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对《资本论》进行了多种解读并围绕俄国资本主义问题展开了论战。基于这种状况，亟须有人对俄国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作出回答。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列宁根据唯物史观和《资本论》的经济理论，批判俄国自由民粹派和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
一、俄国关于《资本论》的辩论
自1867年《资本论》第1卷第1版出版以后，俄国知识分子不仅在世界上最早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的外文译本，而且围绕《资本论》的辩论和解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873年1月，马克思在新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特别强调了俄国学者季别尔关于《资本论》经济理论的研究，以及考夫曼关于《资本论》方法论的研究。1877年至1879年，俄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自由主义思想家围绕《资本论》发生了一场辩论，这使俄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热烈讨论《资本论》的国家。这场辩论由俄国经济学家茹科夫斯基的文章引起，之后俄国自由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俄国经济学家季别尔、俄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契切林加入论战，他们的辩论极大地促进了《资本论》在俄国的传播和解读。
1877年9月，茹科夫斯基在《欧洲通报》1877年第9期上发表文章《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文》，在文章中批评马克思是形式主义者，否认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关系，批判《资本论》的剩余价值理论。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俄国思想界的关注。1877年10月至11月，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第10期上发表《卡尔·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季别尔在《祖国纪事》第11期上发表《对于尤·茹科夫斯基先生〈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文的若干意见》，这两篇文章都是在批评茹科夫斯基对《资本论》错误理解的基础上，为《资本论》辩护的。1878年，契切林也加入了这场辩论。他在《国务知识汇编》1878年第6卷上发表了《德国的社会主义者》，这篇文章分为两部分：《Ⅰ拉萨尔》和《Ⅱ马克思》。虽然他与茹科夫斯基一样，对《资本论》持批评态度，但是他承认《资本论》的价值：“他的著作——《资本论》是德国社会主义学说的最高表现。虽然到目前为止仅仅出版了第一卷，但是理论体系完全展开了。”1879年2月，季别尔在《言论》上发表批评契切林的文章《波·契切林反对卡尔·马克思》，再次为《资本论》辩护，认为马克思以最准确的官方资料为基础来说明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机器的运用以及人的解放，并且预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的俄国朋友柯瓦列夫斯基、拉甫罗夫不仅写信告诉他们《资本论》在俄国引起的激烈论战，而且给他们寄去了俄国评论《资本论》的文章。拉甫罗夫在1878年8月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您有没有注意去年俄国报刊上围绕他的名字而进行的激烈的论战？茹科夫斯基（叛徒）和契切林反对马克思，季别尔和米海洛夫斯基支持马克思。而且这些都是长篇大论的文章。我看其他任何地方评论马克思著作的文章都没有这么多。”实际上，马克思早在1877年11月就对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的文章作出了回应，这就是著名的《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但是这封信在马克思生前一直没有寄出也没有发表，甚至恩格斯也是在马克思逝世后才发现这封信的。马克思最感兴趣的是米海洛夫斯基提出的关于《资本论》适用范围的问题，并在信中明确表示反对把《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也反对把西欧道路看成一切民族都要走的道路。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这封信以法文手抄本的形式在俄国流传很久，之后在丹尼尔逊的努力下第一次公开发表在《民意导报》1886年第5期上。
19世纪70年代的这场辩论在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这封信同所有出自马克思手笔的东西一样，在俄国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注意，并被作了极不相同的解释。”19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各派知识分子在研究《资本论》和俄国资本主义的著作中都会提到70年代的这场辩论，并且由于对这场辩论的不同理解而发生了激烈的论战。
二、关于俄国资本主义问题的论战
《资本论》在备受俄国知识分子关注的同时，俄国的土地所有制以及农村公社等问题也进入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视野。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序言中所说：“马克思为了写地租这一篇，在70年代曾进行了全新的专门研究。他对于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必然出现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统计资料及其他出版物，——这是他的俄国友人以十分完整的形式提供给他的，——曾经根据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作了摘录，打算在重新整理这一篇时使用。由于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此在地租这一篇中，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册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计划。
这位向马克思提供俄国研究资料的俄国友人正是《资本论》的俄国译者丹尼尔逊，他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与马克思的通信中深入探讨了俄国农村公社问题、俄国资本主义问题。在马克思的鼓励下，1880年10月，丹尼尔逊以笔名尼古拉·—逊在《言论》杂志第10期上发表文章《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况》。1881年2月，马克思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丹尼尔逊的文章，称赞“这篇文章的确是极富于‘独创性的’”，并对丹尼尔逊的工作提出了建议：“您下一步首先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上层阶级在农业中的代表，地主们的债务的惊人增长，并且要指出，他们是怎样在‘新的社会支柱’的监督下在社会蒸馏器里面‘结晶’的。”与此同时，俄国自由民粹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沃龙佐夫在1882年以笔名瓦·沃·出版论文集《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1883年，俄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出版《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他在批判俄国自由民粹派的基础上初步阐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本主义观。俄国资本主义问题正式成为19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思想界探讨的重要问题。
19世纪90年代，以丹尼尔逊为代表的俄国自由民粹派、以自由主义思想家司徒卢威为代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等俄国各派知识分子关于俄国资本主义问题进行了持久而深入的论战，不仅体现在他们的著作中，而且也体现在他们与恩格斯的书信中。1893年，丹尼尔逊对1880年发表的文章进行了补充和丰富，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专著《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况》，试图向读者表明俄国的一切经济祸害都是新的生产形式造成的，这种生产形式的发展使俄国的痛苦更为剧烈。1893年10月，司徒卢威在《社会政治中央导报》第1—2期上发表《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批评丹尼尔逊的观点，之后在1894年出版《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一书，一方面批判俄国自由民粹派对资本主义的拒斥，另一方面阐述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本主义观”。1894年至1895年，丹尼尔逊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对司徒卢威的批评作出了回应，认为司徒卢威的观点同事实和理论相矛盾，且不了解一切工业部门彼此都密切联系的这一事实。1894年5月至1895年3月，普列汉诺夫也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多次批评丹尼尔逊的资本主义观。普列汉诺夫在1894年7月致恩格斯的信中批评丹尼尔逊：“尼·—逊这样来提出资本主义问题，似乎资本主义在俄国还不存在。事实上，我们已经尝到了资本主义的苦头，此外，还在尝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苦头。”1895年2月，普列汉诺夫再次批评丹尼尔逊对沙皇政府抱有幻想的危险思想，认为这将给俄国革命运动带来巨大的危害，并请求恩格斯批驳丹尼尔逊对《资本论》的曲解。恩格斯在回信中说：“至于说到丹尼尔逊，恐怕对他无可奈何……同他所属的这一代俄国人是无法进行辩论的，他们至今还相信那种自发的共产主义使命，似乎这种使命把俄罗斯、真正神圣的罗斯同其他世俗民族区别开来。”
俄国各派知识分子在这场论战中形成了三种资本主义观：以丹尼尔逊和沃龙佐夫为代表的俄国自由民粹派害怕资本主义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力图使俄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司徒卢威为代表的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但避而不提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影响；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在批判俄国自由民粹派的基础上提出俄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但是既没有对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出回应，也没有在俄国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
三、列宁资本主义观的形成
19世纪90年代，列宁从俄国各派知识分子对《资本论》的解读以及围绕俄国资本主义问题的论战中，认识到必须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列宁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观的形成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1893年至1897年，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评经济浪漫主义》《我们拒绝什么遗产？》等著作中对俄国自由民粹派的批判；二是1894年至1895年，列宁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中与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的短暂联合；三是1895年至1899年，列宁在《市场理论问题述评》《再论实现论问题》《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等文章中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观社会学是俄国自由民粹派的哲学基础，也是列宁批判的主要对象。正如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所说：“显而易见，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思想，从根本上摧毁了这种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说教。”这种形而上学的社会学没有研究过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甚至没有明确社会形态这个概念，没有对任何一种社会关系进行实际的研究和客观的分析，总是先验地臆造一些永远没有结果的理论。如前所述，米海洛夫斯基曾在1877年为《资本论》的经济理论辩护，并提出《资本论》的适用范围问题，但是他改变了之前的看法。1894年，米海洛夫斯基在《文学与生活》中指出：“《资本论》中有一些有历史内容的光辉篇页，但是……这些篇页也是按照此书的主旨，仅限于一个一定的历史时期，它们并不是确立经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过是涉及某类历史现象的经济方面。”列宁反对米海洛夫斯基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称为经济唯物主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的形式。
列宁从市场理论入手批判俄国自由民粹派的经济理论，在早期文章《论所谓市场问题》的开头中写道：“在人民大众很穷而且愈来愈穷的时候，资本主义能否在我们俄国发展并充分发展起来呢？”俄国民粹派对此的回答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广大的国内市场，农民的破产破坏了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建立；由于群众的贫困化，俄国资本主义软弱无力，没有根基，不能成为俄国社会经济的基础。列宁以《资本论》为理论根据批评俄国自由民粹派代表丹尼尔逊等人对《资本论》的错误理解，他们“没有本领说明我国的资本主义，而把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的论断建筑在纯粹的虚构上面”。之后，俄国自由民粹派的代表卡雷舍夫等人提出了自由民粹派的经济纲领，主要有三点：一是改组农民银行，整顿官地租佃，发展人民经济；二是扫除目前束缚村社的一切障碍，过渡到共耕制（农业社会化），发展村社加工业；三是发放低利贷款，组织劳动组合式的经营，发明更便宜的发动机和实行其他技术改良。列宁指出了这个纲领的虚幻性和不切实际性，“他们要的是没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要的是没有剥夺也没有剥削，只有在仁慈的地主和自由派的行政官庇护下勉强维持生活的小市民的资本主义”，他们不承认一切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性质，不愿看见在这个制度下的阶级斗争的必然性。
在批判俄国自由民粹派的过程中，列宁与合法马克思主义曾有过短暂的联合。1894年底至1895年初，列宁通过写作《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对合法马克思主义予以声援。列宁赞同司徒卢威对丹尼尔逊的批评：“司徒卢威先生批评尼古·—逊先生时，重点是批评‘这位俄国政治经济学家完全不懂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国家的学说’，这是十分正确的……尼古·—逊先生由于不懂阶级斗争而成了空想主义者，因为忽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从而就会忽视这个社会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部实际内容，就会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可避免地沉溺在天真的幻想之中。”但是，列宁并不赞同司徒卢威把民粹主义的实质归结为俄国经济独特发展理论或者是对这种发展的信仰。在列宁看来，“民粹主义的实质在更深的地方：不在独特发展的学说，也不在斯拉夫主义，而在代表俄国小生产者的利益和思想”。因此，司徒卢威在批判民粹主义的主观主义的同时陷入了客观主义，正如列宁所说：“这是客观主义者的语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的语言。这两种概念（观点体系）是有差别的，我们应当加以说明，因为司徒卢威先生这本书的主要缺点就是没有完全弄清这一差别，这表现在他的大部分论断中。”
列宁仍然是从市场理论入手分析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但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的市场问题存在着较大分歧，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批评布尔加柯夫毫无创见，布尔加柯夫批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没有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的学说，司徒卢威则批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布尔加柯夫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实现论。1899年8月，列宁在《科学评论》杂志第8期上发表《再论实现论问题》对这场分歧作了总结：“在我看来，司徒卢威同上述作者进行论战，与其说是由于实质性的意见分歧，不如说是由于司徒卢威错误地理解了他们所捍卫的理论的内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市场理论同马克思的实现论有根本的区别，前者认为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因此生产和消费应当适应，后者则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如何进行的，产品是如何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生产与消费无法协调，而且表现出来的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司徒卢威错误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幻想马克思的理论成为复活资本主义的理论和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理论。相反，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去反对这种辩护论，马克思的理论既阐明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也指出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因此不仅要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同时也要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历史短暂性。
总的来说，列宁一方面根据唯物史观批判俄国自由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另一方面，根据《资本论》批判俄国自由民粹派拒斥资本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美化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想。最后，在正确运用唯物史观和《资本论》的基础上形成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
四、列宁与“俄国的《资本论》”
《资本论》是列宁最早深入研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从1888年至1894年，列宁对《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资本论》第1卷俄文第1版、《资本论》第2卷1885年德文版、《资本论》第2卷1886年俄文版、《资本论》第3卷1894年德文版作了大量的批注，非常重视《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中的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依次更迭的过渡形式的研究。列宁多次在著作中高度赞扬《资本论》的伟大成就：“《资本论》的成就之所以如此之大，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部书使读者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个活生生的形态，有它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实际社会表现，有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有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
俄国各派知识分子虽然承认《资本论》的伟大成就和理论贡献，但是不能正确地理解《资本论》的方法论，特别是不能正确运用《资本论》研究俄国资本主义问题，但是他们的争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他们不仅在著作中强调《资本论》在俄国的重要影响，而且说明运用《资本论》研究俄国问题的重要意义。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司徒卢威在《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一书中写道：“马克思的思想无论在哪里都没有像在俄国这样迅速地被接受，它不仅为政论界所接受，而且也为所谓的‘科学’界所接受。”“马克思的理论对认识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有着巨大的意义。”列宁在总结这场论争时强调：“新的方法论和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立，是社会科学的极大进步，是社会主义的巨大进展，所以《资本论》一出现，‘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就成了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理论问题，最热烈的争论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纲领性原理的解决都以这个问题为转移。”列宁对俄国自由民粹派和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正是对《资本论》的方法论和经济理论的运用，不仅回答了俄国资本主义命运的问题，而且解决了《资本论》如何运用于俄国的问题。
1895年至1899年，列宁在发表一系列批判文章的同时还完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这本著作不仅是《资本论》的直接继续，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俄国的《资本论》”，它的出版标志着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观的确立。正如第一版序言所说：“这部书（我们收到它时，本书大部分已经排好）是继《资本论》第3卷之后最新经济学著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杰作。”这本著作的目的是考察俄国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如何形成的问题，列宁强调“这个问题早就由民粹派观点的主要代表者（以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为首）提出”，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唯物史观和《资本论》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做出了回答：“承认这种作用的进步性，与完全承认资本主义的消极面和黑暗面，与完全承认资本主义所必然具有的那些揭示这一经济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的深刻的全面的社会矛盾，是完全一致的。”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作用的辩证分析，列宁在批判俄国自由民粹派对资本主义拒斥的基础上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批判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美化的基础上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俄国思想史的双重视阈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
正如南斯拉夫学者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所说，列宁“比所有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更深刻地看清俄国社会的真实动向和这个社会的结构，而这又是列宁能够如此正确地和清楚地估计当时俄国历史具体形势的一个前提”。列宁不仅正确地理解《资本论》的方法论和经济理论，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学说研究和解决俄国社会和经济问题，在批判俄国自由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的资本主义观的基础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并将之用于俄国革命的实践，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思想进程，而且使俄国马克思主义进入列宁主义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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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锦主编：《〈资本论〉版本及传播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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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龙闪：《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6]白刚：《回到〈资本论〉：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7]张雷声主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来 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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