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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社运、国际共运、西马外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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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与影响，是"改革开放"成功消化吸收外来文化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关于"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的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正确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积极意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念指引。2018年中国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所开展的研究，就是遵循着这个专门指示的精神，去追踪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动向，阐发出国外马克思主义面对21世纪的人类"大问题"所给出的"新启示"。2019年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将会持续推进对21世纪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和大趋势的探讨，深入关注国外社会主义运动和左翼政党的理论和实践动态，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与研究方法的科学反思促使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健康成长，推动21世纪中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携手并进。
关键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程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国门一打开,外面的东西必然要涌进来。进入中国的不仅有国外的资本与技术,还有国外特别是西方的思想文化。面对这些外来的思想文化,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者与引路人没有简单地加以封、堵,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对待它们,即一方面用自己开放的胸襟和恢宏的气魄,吸收和借鉴这些外来文化中一切优秀的成分,用它们来发展和完善自己;另一方面绝不盲目地全盘接受外来的思想文化,拒绝外来文化中的“糟粕”,在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的过程中决不失去自我。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在消化和吸收外来文化方面是成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最早传播到中国来,也是传播规模最大的一种外来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与影响,是“改革开放”成功消化吸收外来文化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产生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从21世纪初至现在。由于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优秀的东西从善如流,兼收并蓄,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对我国均产生了积极的意义,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胜利推进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正如习近平所指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锲而不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1
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开辟新的历史时期,关键在于要破除原有的思想障碍,实现思想解放。在各种思想障碍中,无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僵化的错误理解是最大的思想障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第一阶段的意义就是促使人们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僵化的理解中摆脱出来,为中国人民实现思想解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突变,这主要表现在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易帜和苏联的解体。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大意义就是为增强马克思主义信念带来推动力,为正确地总结东欧剧变的教训提供借鉴。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说明这一道路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即如何说明我们走这一道路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可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正是能为这一道路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做出理论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必须破解的难题和矛盾。进入新世纪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今中国的重大意义就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破解这些难题和矛盾提供理论启示。
毫无疑问,尽管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股20世纪在西方世界广为流行的思潮,包含着一系列的符合时代要求的真知灼见,正是这些真知灼见在当代中国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这种理论缺陷表现在各个方面,而最主要的理论缺陷是背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它的要害是回避从生产关系和资本逻辑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将马克思主义引向唯心主义的错误倾向,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始终保持警惕和批判的态度。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伟大成功,众所周知,这一成功离不开以社会矛盾运动理论为基本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指引。这就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我国流传越来越广泛,但它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认识论倾向没有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造成严重的干扰。这是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持既“吸收其优点”又“扬弃其缺点”的正确态度的结果。
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就“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进行集体学习时,还专门针对学习和研究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学习研究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积极作用。”1习近平的这一讲话,其中包含着对中外马克思主义在不同背景下从事着共同初心、不同侧重的批判旧社会、探索新社会进程的科学评价和真诚期许,对于我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工作而言,尤其为我们正确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积极意义、敏锐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追踪方向、牢固树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念指引。习近平在这个讲话当中,明确地向我们肯定了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对资本主义的诸多具体矛盾进行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样态走势进行深入分析的相关理论工作,特别是归纳出其中有两大特点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一个特点是“新”,是针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做出新的批判,而不是抽象地把握既往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理论和做法,将它们简单重复、搬动、套用到今天。第二个特点是“大”,是把握资本主义的趋势和命运这类宏大叙事,而不是纯粹学究式地沉浸在一些哲学思辨或文本考据功夫当中,或者说这种细节功夫最终也一定是要落实到为宏大主旨服务中去。可以说,2018年我们国内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所开展的研究,就是遵循着习近平这个专门指示的精神,着重从“新”和“大”的角度去追踪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动向,阐发出国外马克思主义面对21世纪的人类“大问题”所给出的“新启示”,既包括关注他们直接的学说概念创新,也包括考察经典理论在新时代语境下的新意义呈现,特别是考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意义呈现。第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这种新意义呈现,尤其是要凝聚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概念的旗帜上,特别是2018年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之后,更是如此。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几年间,习近平提出并多次强调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并进而将之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提法联系在了一起,包括上文中我们所引述的习近平关于学习研究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讲话当中,习近平也是强调这项理论工作对我们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积极作用。我们党进而明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就更加为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全体同仁提出了在理论上的明确建构性目标。对于究竟什么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怎样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之下,怎样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做出更大贡献等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工作尤其可以提供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我国的外马学界是在习近平所提出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指引下,结合自己的研究提出了“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提法——“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共同构成了“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版图。可以说,这一提法既遵循了习近平所给出的科学概念的内核精神,又采取了一种较为稳妥的研究方法和策略,这一理论叙事获得了外马学界的较好反响和较大共识。第二,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在2018年的工作当中保持着自己的优良传统,并积极遵循着习近平的评价精神,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继续进行跟踪探讨。从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诞生开始,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和理论内容就同对人的存在方式研究密切相关。这种研究突出了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异化批判和《资本论》中的拜物教批判,整合了20世纪的存在主义思潮,发展了左翼黑格尔主义辩证的社会理论。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存在方式的探索的现实意义会不断地显现出来。我国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展开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论的研究。与此同时,我国外马学界尤其关注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数字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新异化”的现象分析,特别是剖析了资本主义“新异化”现象。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在2018年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也成绩斐然。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行理论创新、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论域。我们考察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重大理论创见和重大缺陷不足,以及看待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界产生的重大影响,都回避不开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工作也向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特别是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提出了全面深化的要求,特别是要求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下功夫,在关键处、要害处下功夫,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因而在2018年,我国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也保持着重点关注,特别是注重从中解读出对正确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对中国开展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启示意义。第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的综合国力与文化软实力不断发展,今天“中国”本身已经越来越成为国外理论界关注和阐发的一个重大的、世界历史性的“现象”,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要素,其特色理论成果、特色制度优势等,尤其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分析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的研究成果因其理论立场、话语特色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因而,今天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除了作为一个外在的观察者去追踪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自身生活于其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分析、对人类所面临的普遍问题的思考探索,还尤其需要关注他们对中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意见建议,以此来关照我们自身,以此来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不断深入发展,更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更好带动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进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研究也是国外中国研究的普遍热潮中的一分子,因而他们的研究首先带有国外中国研究的一些共性,顺应着国外中国研究的一些共同发展趋势。有学者指出,在国外关于当代中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纷繁复杂的研究论述成果中,虽然立场、视角、观点乃至方法十分多元、莫衷一是,但仍然可以从中探寻出一些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特征,主要包括:(1)批判性,对中国当前发展现状有建设型和歪曲型两种批评论调;(2)矛盾性,对中国发展前景预测存在多样化与模糊化倾向;(3)共识性,对中国已有发展成就给予一致认可。同时,三种特性之间还存在着演变和传递的动态趋向,伴随着中国转型和发展,国外研究话语呈现出一种从批判到矛盾、再到共识的动态传递过程,体现出国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从“看不惯”到“看不懂”、再到“看惯看懂”并予以肯定的认知变迁。
三、展望:2019年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趋势
第一,对21世纪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和大趋势研究将持续推进。从总体上看,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发展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神话的破灭紧密相关。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们纷纷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消极影响展开了全方位批判。在此批判论域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再度“复活”,成为不可忽视的思想资源。如何利用《资本论》中的思想资源揭示金融危机的本质以及资本主义当代发展中隐秘的剥削内核,将是摆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首要任务和使命。已有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围绕价值运动各阶段所出现的不平等、不稳定和不可持续问题展开了详细研究,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和发展等问题的不同看法。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考证版全集(MEGA2)有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大量手稿陆续问世,也为推动我国理论界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为可信的材料,相关的研究也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体系中亮丽的风景线。虽然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的理论,却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问题,体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第二,国外社会主义运动和左翼政党的实践动态研究会深入关注。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说,欧洲与拉美左翼政党发展的困境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澄清危机与机遇的辩证关系。危机与机遇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并非直接就会导致左翼革命的到来,它也有可能会直接再次推动右翼的崛起。反资本主义运动在何种条件下会向右转,左翼如何阻止这种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丰富的执政经验是否对左翼摆脱困难有所启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能在新时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助于推动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第三,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与研究方法的科学反思将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健康成长。如果说我们需要扩大对马克思主义“核心内容的共识”、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那么实际上习近平已经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的理解与界定,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当以之作为我们的准绳: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习近平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门指示和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一般概括这两个方面的精辟概括,可被归结为两个层次上的要求:(1)论者本身是否坚持为人类求解放;(2)理论是否如实反映人类现实的解放诉求。这可以帮助我们辨别国外马克思主义中的流派与思潮是否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对这两项要求,国外马克思主义本身如法兰克福学派亦有重要的理论论述和贡献)。因此,只要我们抱着这种科学的立场和态度,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将稳步前进,帮助我们通达人类解放的光辉彼岸。
第四,21世纪中外马克思主义将作为一个整体携手并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在研究中不能偏颇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或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研究不能失去对中国的关怀,对于国外学者也要进行甄别,不可一概奉行现学现用;中国问题是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可绕过的问题,21世纪世界性人类问题的解决,需要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前提;同样,中国问题的解决也必须建立在世界性问题解决的基础之上。因此,无论是国外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研究,还是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必须将中国问题作为重要的因素纳入其中。如果东欧剧变代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破产,“五月风暴”则代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相比之下,只有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走上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某一发展形式的失败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破产,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必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复兴。
注释
1[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第65页。
作者单位：陈学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姜国敏，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