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奇：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共产主义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共产主义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内容提要：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过程一样，科学社会主义也有一个错综复杂的形成过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哲学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的起源。《神圣家族》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是“群众的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共产主义思想，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初步形成。
关键词：哲学共产主义；群众的共产主义；唯物史观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神圣家族》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文本中，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先后经历了哲学共产主义、群众的共产主义和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三个比较明显的发展阶段。

一、“哲学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的起源

“共产主义”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关键概念之一，但这里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在“哲学共产主义”基础之上阐发出来的一种“现实的”、“行动的”共产主义。考虑到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概念并没有进行明确的区分，这里对这两个概念暂时也不进行区分。

所谓“哲学共产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具有德国特色的理论的共产主义。恩格斯在1891年写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中说到，德国的社会主义起初有两个独立的派别：一派是纯粹的工人运动，产生了魏特林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派是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运动，在这一派中马克思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占统治地位。事实上，青年黑格尔派理论运动所产生的共产主义，一开始占统治地位的名字并不是马克思，而是赫斯。这种观点同样出自恩格斯的说法，不过在时间上要早很多年。

1843年10—11月，在为《新道德世界》周报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即《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中，恩格斯详细说明了大陆上不同国家正在展开的社会运动。在介绍德国的社会改革进展时，恩格斯指出，德国有两个捍卫共产主义的党派，一个纯粹是“民众的党派”，另一个是“哲学的党派”。①前者与法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有着十分密切的接触，魏特林被看作是这个党派的领导人。后者和英法共产主义者没有什么渊源，而是从近五十年来德国引以自豪的哲学中产生的党派。（公众号：思想政治理论动态）这个党派就是青年黑格尔派，该派的政治性刊物是《莱茵报》，赫斯博士“实际上是该派第一个成为共产主义者”②的人。除了赫斯以外，这一时期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还有一大批人，如卢格博士、马克思博士、格奥尔格·海尔维格等人。当然，也包括恩格斯本人。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哲学共产主义”③，作为对这一时期这一批共产主义者所持共产主义思想的特定称呼。不难看出，赫斯是德国“哲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是德国第一个“哲学共产主义者”，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马克思只是德国第一批“哲学共产主义者”中的一员。

早在1837年，赫斯就匿名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人类的圣史》。虽然这本书中并没有“共产主义”一词，但是，该书却十分明显地包含着阶级分化和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的思想，因此这本书被麦克莱伦称为“德国本民族共产主义的第一本书”④。在《莱茵报》担任编辑期间，赫斯在该报纸上发表了《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原则的统治形式》、《柏林的家庭住宅》等文章，向德国民众介绍共产主义思想。1842年9月29日，《莱茵报》第272 号上刊载了赫斯撰写的一篇题为《共产主义原则的统治形式》的短文，该文介绍了《德意志电讯》⑤八月号在上述标题下发表的《年轻一代》⑥上转载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使它的读者认识共产主义本身的性质，它批判了从君主政体到共和政体的各种不同的统治形式并认为它们对“大同社会”来说都是不充分的，然后，它阐明了共产主义原则的统治形式不是民众统治而是科学统治。这篇短文是截止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赫斯最早提到“共产主义”一词的地方，这里不妨把它看作是德国“哲学共产主义”的开始。当然，赫斯成为“哲学共产主义者”的时间，也应该就在这一时期。

相比于赫斯，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思想保持了比较慎重的质疑态度，这在马克思写于1842年10月15日、载于1842年10月16日《莱茵报》第289号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表现得十分清楚。马克思指出：“《莱茵报》甚至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根本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将对这种思想进行认真的批判。”⑦当然，马克思同时也认为：“构成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实验，而是它的理论阐述。”⑧（公众号：思想政治理论动态）很显然，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反对“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同时指出构成真正危险的是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阐述”而非“实际实验”。从马克思对待共产主义思想的这种看似互相矛盾的态度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实际上处于“一个人的主观愿望起来反对他自己的理智的客观见解”的“良心的痛苦”之中。事实上，马克思的这种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矛盾态度在1844年以前一直存在，这一点从马克思在1842年11月30日和1843年9月写给卢格的两封信⑨中可以看出来。客观而言，这体现了马克思对当时正在德国流传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信条的一种不大满意、很不认同的态度。

1843年，赫斯执笔的《行动的哲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和《唯一而完全的自由》三篇论文发表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文集上。这三篇文章体现出浓重的费尔巴哈人本学话语。在前两篇文章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文中，赫斯把德国的哲学和法国的共产主义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性分析：“如果对所谓德国哲学和法国社会哲学进行大尺度的类比，却简直有着惊人的一致。也就是说，德国哲学到了黑格尔那里不过是秘教的学问，如今作为思辨的无神论其影响开始波及现实生活，另外法国的社会哲学也是同样，自圣西门和傅立叶之后，终于从现在的学派摆脱出来，开始作为科学的共产主义渗透到群众当中。这两种现象之间的相似性，不是诗的东西，而是哲学的明确的东西。换句话说，在巴贝夫的共产主义和费希特的唯心论失去其固有的基于虚无主义力量之后，我们看到在德国出现了黑格尔和谢林，在法国出现了圣西门和傅立叶。”⑩（公众号：思想政治理论动态）后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这样总结道：“赫斯把法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德国哲学的发展综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把圣西门和谢林、傅立叶和黑格尔、蒲鲁东和费尔巴哈综合在一起。”⑪综观赫斯这一时期的三篇文章，结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关分析，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赫斯看来，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就是法国的“科学的共产主义”，它和德国的费尔巴哈哲学之间存在着理论逻辑上的对应关系。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中，马克思指出：“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但是，德国人为了这门科学而撰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⑫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刚刚开始系统研究社会主义思想，魏特林、赫斯和恩格斯一并被马克思认定为重要的“德国社会主义者”。

或许是因为马克思在1844年对于共产主义更为积极的态度，恩格斯把关注的重点由赫斯转移到了马克思身上。在写于1844年11月9日左右的《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发展》的第一篇文章中，恩格斯把马克思排在“德国社会主义者当中最积极的作家”的第一位，而把赫斯排在第二位，之后分别是格律恩、恩格斯、奥·吕宁、海·皮特曼、亨利希·海涅等等。⑬不难看出，在共产主义在德国迅速传播的过程中，马克思的影响确实有一个逐渐超过赫斯，以致后来居上的客观事实存在。（公众号：思想政治理论动态）这也能够说明，在恩格斯的著作中，为什么会出现前后矛盾的说法。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赫斯共产主义思想哲学奠基人的费尔巴哈，甚至也在这股共产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在1845年发表的《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一文的末尾，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⑭费尔巴哈“深信共产主义不过是他所宣布的原则的必然结果，而且实质上不过是他很久以前在理论上所宣布的东西的实践”⑮。由此可见，在德国的共产主义思想尤其是赫斯所推动的“哲学共产主义”与费尔巴哈哲学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理论承继关系。

综上，无论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甚至费尔巴哈，在共产主义思想方面，相比于赫斯，都只能算是后来者。当然，这种“共产主义”，是“哲学共产主义”，是“理论的”共产主义。赫斯最终并没有走向“科学的社会主义”，其共产主义思想即“哲学共产主义”被其后来者格律恩等人发展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赫斯本人也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奠基人。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哲学共产主义”的影响上，先是通过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的批判，形成了“群众的共产主义”，后来又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系统阐发共产主义思想的开始。在青年黑格尔派异化理论的影响下，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克罗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政治异化”，经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的“经济（财产）异化”，推进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劳动异化”阶段。异化劳动理论的创立，为马克思分析和批判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和正面论证共产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的“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部分，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为理论基础，阐发了他的共产主义观点。

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是针对私有财产提出来的，是私有财产的扬弃。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⑯“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⑰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作了极具历史性的阐发：第一，粗陋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这种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最初的形式，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是想把自己设定为积极的共同体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第二，政治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有两种形式：其一，还具有政治性质的，是民主的或专制的共产主义；其二，是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还未完成的，总是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的共产主义。（公众号：思想政治理论动态）马克思认为，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认识到自己是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因为它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是还不理解它的本质。第三，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或“完成的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及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⑱不难看出，这里的第三种共产主义就是建立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显而易见的是，它只是一种“理论的”共产主义，尚没有上升到实践的层面。

当然，马克思最终还是把共产主义看成一种“历史运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的“增补”部分，马克思把这种“历史运动”理解为“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马克思指出，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二、“群众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之后的费尔巴哈，在共产主义思想上永远定格在了“哲学共产主义”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完全超越了费尔巴哈。

事实上，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政治立场上已经完成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当然，这种“共产主义者”，是“哲学共产主义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阐发属于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从“哲学共产主义”向“群众的共产主义”转变。

转变的起因是1844年6月4—6日发生的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1844年7月27日，卢格在《前进报》上发表了署名为“一个普鲁士人”的文章《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他在文章中批评了路·勃朗领导的《改革报》，该报主张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寻找织工起义的原因，从而得出必须对社会进行改革的结论。而卢格认为织工起义只是地方性事件，不具有普遍意义，强调资产阶级是推动反封建斗争的力量，工人阶级的行动离不开资产阶级的领导等等。为此，马克思专门写了《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这篇评论，维护《改革报》的观点，批驳卢格的攻击。（公众号：思想政治理论动态）在这篇评论中，马克思高度评价了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他指出：“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那种褊狭卑俗的平庸气同德国工人的这部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同德国资产阶级极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的体型。”⑲马克思进而指出：“一个哲学的民族只有在社会主义中才能找到与它相适应的实践，因而也只有在无产阶级身上才能找到它的解放的积极因素。”⑳由此可见，马克思已经完全摆脱了“哲学共产主义”的桎梏，逐步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在《神圣家族》中，针对“批判”对“群众”批判，马克思指出，“一切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家都从这样的观察出发：一方面，甚至最顺利的辉煌行动看来都没有取得辉煌的结果，并且还蜕化为平庸的行动；另一方面，精神的一切进步到现在为止都是损害人类群众的进步，群众陷入了日益严重的非人境遇。因此，那些著作家宣称（见傅立叶的著作）‘进步’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抽象的空洞字句；他们已经推测出（见欧文及其他人的著作）文明世界的基本缺陷；因此，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现实基础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实践中，一开始就和这种共产主义批判相适应的，是广大群众的运动，而过去的历史发展是与这个运动相对立的。人们只有了解英法两国工人的钻研精神、求知欲望、道德毅力和对自己发展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才能想象这个运动的合乎人道的崇高境界。”㉑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和共产主义的著作家比较而言，“绝对批判”仅仅停留在抽象的空洞字句上。

马克思认为，按照布鲁诺·鲍威尔的理论逻辑，就会产生和“群众的世俗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或“世俗社会主义”）相对立的“绝对的社会主义”（或“纯粹精神的社会主义”）㉒。而这种“世俗社会主义的首要原理把单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作为一种幻想加以摒弃，为了现实的自由，它除了要求有理想主义的‘意志’以外，还要求有很具体的、很物质的条件。（公众号：思想政治理论动态）‘群众’认为，甚至为了争得一些仅仅为从事‘理论’研究所需要的时间和资金，也必须进行物质的、实际的变革；这样的‘群众’在神圣的批判面前显得多么低下啊！”㉓

事实上，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方面，费尔巴哈和布鲁诺·布鲁诺其实存在着某种共性，都是抽象的。费尔巴哈的共产主义，是“人”的共产主义。布鲁诺·鲍威尔的社会主义，是“精神”的社会主义。而这一时期，马克思，也包括马克思的合作者——恩格斯已经转变到“群众的世俗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或“世俗社会主义”）。

三、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初步形成

在共产主义思想的了解和接受方面，相对于赫斯和恩格斯，马克思是后来者。但是，在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科学化问题上，马克思显然是后来居上。事实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科学化水平，是与马克思世界观的不断成熟密切相关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产主义”的使用是比较混乱的。在“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阐述最后结论落脚到共产主义革命和运动上，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密切相关的。与此同时，在对“唯物史观”的阐述中，马克思也曾经把“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等同㉔，同时也把“现实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同㉕。因此，如果从逻辑推理上来说，“现实人道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三者都和“共产主义”存在理论上的对应关系。（公众号：思想政治理论动态）显而易见的是，“现实人道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三者并不是同一种世界观，那么，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随着其世界观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惟一遗憾的是，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给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名称，以致于无法将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与早已流传的共产主义思想进行概念上的区分。为了阐发上的方面，这里不妨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共产主义表述为“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共产主义”。

如果仔细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这一文本中就已经非常成熟了。第一，唯物史观在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部分已经得到了十分明确的说明，虽然在个别用语上还不完善。第二，在第一卷的其他部分，尤其是“圣麦克斯”部分，唯物史观作为批判的武器被反复多次运用。第三，容易被忽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二卷，其学术意义也非常重要，因为该卷实际上是唯物史观在社会思潮批判上的具体运用。

1846年1月18日，马克思写了一个“声明”，并于1846年1月26日载于“特利尔日报”第26号，原文如下：“据1月18日（第18号）‘莱茵观察家’报道，‘特利尔日报’编辑部曾发表声明说，在为该报撰稿的各式各样的作家中也有‘马克思’。为了表面任何误会起见，特声明如下：我从来没有为该报写过片纸只字，因为该报那种资产阶级的慈悲的、十足非共产主义的倾向是同我毫不相容的。”㉖由于这个“声明”写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期间而且正式发表，所以可以看出，正是伴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开始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的探索历程。

可是，需要注意的是，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的一开始并没有达到马克思所理解的高度，其中所体现的费尔巴哈、赫斯甚至“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人性论的色彩还相当浓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47年10月份发表的《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两篇文章中。在这两篇文章中，恩格斯才最终赶上马克思的理解水平，而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反复多次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同时受到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影响才得以完成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恩格斯在1846年底—1847年初写了《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批判了卡尔·倍克的《穷人之歌》和卡尔·格律恩的《从人的观点论歌德》。1847年初，恩格斯又写了一部著作《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在总流派范围内发展出来的各个派别（威斯特伐里亚派、萨克森派、柏林派）。很显然，这些著作都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的直接继续。从这些篇幅都不算短的著作还看不到唯物史观。（公众号：思想政治理论动态）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除第五章外）相比，这些著作更多的是做一般的争辩。事实上，恩格斯后来也曾经反复多次强调，唯物史观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伟大发现，自己只能说参加了很少一部分的工作。这并不是恩格斯的谦虚之词，而是客观的实际情况。虽然恩格斯也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但是对其中的唯物史观并没有深刻的理解和全面的把握，以至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写的文章在世界观方面并没有达到唯物史观的认识高度。因此，与其说恩格斯的理论水平发生倒退，不如说是恩格斯本来如此，毕竟唯物史观并非他的发现，他当然不可能在理论上一下子深刻起来。

《德意志意识形态》并没有出版。1847年7月初，《贫困的哲学》一书出版，马克思第一次对唯物史观作了科学概述。正是在这本著作的影响下，恩格斯终于领悟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1847年10月，恩格斯发表了《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其中就奉劝民主派政论家海因岑先生“仔细钻研一下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㉗。从《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所包含的两篇文章的具体内容来看，恩格斯终于在世界观达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做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公众号：思想政治理论动态）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控制的竞争；具有日趋严重的破坏性和普遍性的商业危机，这种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世界市场的危机；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累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㉘至此，通过艰难的理论探索，恩格斯在世界观上主动地接受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政治立场上接近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初步厘清了其共产主义思想和其它共产主义思想的差异，也就是建立在刚刚诞生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起草了《共产党宣言》，其中，通过批判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推动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科学化进程。再后来，随着唯物史观的不断完善和剩余价值学说的最后问世，最终形成了成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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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中奇，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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