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及其启示
摘要：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从1516年《乌托邦》一书出版至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为空想社会主义时期；从1848年至今为科学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五百年的历史中，社会主义表现为理论、运动、制度三种形态，社会主义的发展既有高歌猛进又有艰难曲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回望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对于进一步高扬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不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有着重要的思想启示作用。
关键词：世界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了理论学习的要求，强调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1］（P540）。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将“四史”教育写入“十四五”规划建议。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诞辰之际，在全党开展“四史”教育，特别是开展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其中蕴意深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任何别的主义，只有全面认识世界社会主义跌宕起伏的历史，从五百年发展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更加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进而才能更加自觉地担当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不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社会主义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代表着人类社会形态的进步方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欧萌芽和确立时期，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批判就已经产生了。1516年英国大法官托马斯·莫尔撰写的《乌托邦》一书问世，标志着空想社会主义的诞生。空想社会主义诞生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其形态变化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初期的16至17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主要有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意大利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等。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采用游记的形式，以文学的语言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表达对未来新社会的畅想。随着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有法国摩莱里的《自然法典》、法国马布利的《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等。第二阶段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带有浓厚的启蒙主义色彩，他们普遍以天赋人权原则、法律条文的形式来批驳资本主义的不合法性，用理性尺度来规定未来新社会的秩序。在机器大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空想社会主义在19世纪初进入了发展阶段，也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以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英国的欧文为代表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影响尤为深远，他们擅长从思想上分析资本主义的弊端，提出了许多有积极意义的理论观点，甚至直接采用局部试验的方式改造旧世界，建设理想的新社会。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和实践，把空想社会主义推向了历史巅峰。空想社会主义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历史，它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剥削人的罪恶，表达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的向往，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思想材料，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也透射出了一丝历史唯物主义的曙光，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直接的思想素材。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即使在发展到顶峰时，也没有走出空想的泥淖。一是它对资本主义弊端进行了辛辣的批判，但这些批判多来自对社会现象的观察，来自道德情感的发泄，并没有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二是它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畅想，但这些畅想多是细枝末节的具体描述，并未从社会规律的高度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三是它对劳动阶级持以同情和怜悯，但并没有认识到劳动者是变革旧社会、改变自身命运的力量。相反，他们总是把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力量寄托在“有教养的”有产者身上。四是它的世界观中包含大量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因素，但是其历史观终究没有逃出唯心主义的理性范畴。因此，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社会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2］（P431）。当然，不成熟的理论是与不成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一致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些局限性，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尚未充分暴露，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不充分的阶级斗争发展状况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曾经作出客观中肯的评价，他们充分肯定“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3］。同时，他们又指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2］（P432-433）随着历史的发展，当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充分暴露、无产阶级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工人运动开始轰轰烈烈发展起来的时候，空想社会主义就沦为了一种反动的力量，科学社会主义也就走向了历史的舞台。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问世，《共产党宣言》以鲜明生动的语言描述了一个新的世界观，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深远视野揭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2］（P413）的演变趋势，指明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422）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提出共产党人除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外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表明“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P421）的鲜明态度，论证了无产阶级是埋葬资本主义旧世界、建设共产主义新世界的主体力量。《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社会主义走出了300多年的空想隧道，进入了科学发展的崭新境界。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实现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最根本的原因是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基础之上，即现实的经济生产基础、现实的阶级斗争状况、科学的理论基础。从经济生产来看，资本主义进入19世纪中叶后，随着蒸汽机在生产中的运用，机器大生产在西欧主要国家得以普及，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也稳定下来。新航路的开辟、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世界贸易的扩展，一方面使西欧国家内部偏僻的农村卷入到了城市化进程中，另一方面也使遥远的落后民族国家卷入到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体系中。资产阶级在其统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产阶级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其固有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明显地暴露出来，西欧社会每隔10年左右就会爆发一次因生产过剩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明，资产阶级的关系太狭窄，已不能容纳自身的财富，炸毁资产阶级外壳的客观条件已经出现。从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展状况来看，在与封建旧势力的斗争中，无产阶级一直是资产阶级的从属力量，在反对自己敌人的敌人，与资产阶级并肩作战。但在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确立后，无产阶级开始觉醒，逐步意识到自己受压迫、受剥削的真正原因在于资本的压榨，开始与资产阶级斗争。起初，这种斗争以自发的形式表现出来，斗争的范围还主要局限于个别企业或行业中，斗争的目标主要围绕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生活条件等经济方面。这种斗争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无产阶级斗争经验的增长，斗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不断提高。19世纪30至40年代，法国、英国、德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第一次走上了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的工人斗争表明，无产阶级再也不只是一个值得同情、可怜的阶级，而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变革力量。但同时工人运动的失败也表明，工人阶级还只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还认识不到政治斗争的必要性，承担不起解放自身和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他们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从理论基础来看，科学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创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批判性地吸收和继承了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的古典哲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的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两大转变，揭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揭开了繁芜历史现象的神秘面纱，摆脱了对历史领域纯粹理性的认识，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发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也只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并非是永恒的存在。剩余价值学说揭开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证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后，旋即进入社会实践领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指南，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其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四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这期间发生的国际工人运动事件主要有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欧洲各国工人政党的建党活动；重要的工人组织主要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第二国际、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工人运动，另一方面也在斗争的实践中进一步阐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运动相结合。第二个阶段是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运动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阶段，时间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显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列宁敏锐地发现了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胜利”理论。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并取得胜利，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开始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于俄国建设的实践中，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实施新经济政策，在实践中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列宁主义。列宁去世后，新经济政策的实践被斯大林中止。随后，苏联在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第三个阶段的重点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各国实践相结合，时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兴起。二战期间和结束后，许多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在本国共产党领导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纷纷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从苏联一国发展至多国。社会主义制度在多国的建立，使社会主义发展进入高歌猛进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影响力。这一时期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由于没有经验可循，基本上都是照搬苏联模式，在建设初期经济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苏联模式的弊端很快就暴露了出来，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严重阻碍了社会活力的发挥，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势所趋。20世纪70年代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改革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成为了一股潮流。第四个阶段重点围绕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展开，时间从20世纪70年代起至今。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在改革中探索适合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改革是革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改革存在方向问题，但不是根本性的社会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改变。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各国的改革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渐行渐远，改革变成了改制，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制度在苏东国家全部沦陷。而中国共产党顶住了苏东剧变的压力，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处于低俗时，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了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高潮时期，社会主义国家有13个之多，人口数量占世界的1/3，国土总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紧密，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共同的声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仅剩中国、越南、朝鲜、古巴、老挝，“社会主义大家庭”破裂后社会主义变得势单力孤。一些发达国家的共产党纷纷更名，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失去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一些敌对共产主义的人曾预言，20世纪初在世界上诞生的社会主义，也将会在20世纪末从地球上消失。一些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结成同盟，对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展开政治、经济、价值观上的扼制与围剿，企图通过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陷入了极度低潮，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马克思主义还行不行？社会主义还能不能？这些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同样是重大的考验。面对严峻考验，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坚定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进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5］（P382-383）他提醒全党“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5］（P370）。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为任何风浪所惧，不为任何困难所扰，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积极探索实践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6］。20世纪90年代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十分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世界社会主义的严峻考验面前，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完善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力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小康社会总体上已经实现，但还存在着低水平、不平衡、不全面的问题。我国发展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国际局势也在发生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速度加快，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积极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成功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展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之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以科技创新和综合国力竞争为主要特征的大国之间的角逐更为激烈，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此时，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一个必须回答好的重大时代课题。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全面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并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它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指出：“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1］（P70）回望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之路，对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深刻地理论启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社会主义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基本原则和终极价值在于追求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是人本质的社会体现。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在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个价值目标上，两者是高度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天性，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要克服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物化状态，达到“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概括起来就是，为人类求解放。我们也可以这样讲，社会主义博大精深，概括起来就是，消灭那些使人受奴役、被蔑视、被遗弃、被侮辱、不被当人看的一切关系，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坚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坚持党的宗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价值取向在不同时代的具体表达，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生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P76）党的十九大也指出，在统筹推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7］。党的十九届五中会在规划2035年远景目标时也庄严宣布，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要使“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8］，这些都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实践中的具体坚持。坚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带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直到阶级、政党、国家消亡之前，在向共产主义奋进的整个过程中，党始终起着积极领导作用。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是与削弱、丢掉苏共领导分不开的，而苏共丧失政权也是与背弃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肩负起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使命，一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势，就是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P413），能够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善于从实际出发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始终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二是因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P413）。他们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动员、组织、带领亿万人民群众，形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磅礴力量。三是中国共产党人富有自我革命的精神，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兴盛，敢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在推动历史发展中实现自身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170余年的运动史也充分证明，什么时间坚持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什么时间社会主义运动就蓬勃发展，什么时间丢掉了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为本设计的一套制度，根本目的是保证资本的自由，相对于封建制度而言有积极的作用，它把人的解放从“人的依赖”提升到“物的依赖”阶段，具有进步的意义。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的结果，带来了社会的无序、混乱与贫困的普遍化。社会主义本意就是反抗资本对社会的统治，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把人、人民放在最高的位置，为了人、尊重人、发展人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意义。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民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共产党人的历史观。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的事业，离开了对人民幸福的追求，社会主义也就丧失了其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了公平正义的社会建设原则，并且在实践中自觉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作为执政的根本目标。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共产党人打江山、守江山，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价值所在就是为了人民。坚持把社会主义置于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空想社会主义是与匮乏的物质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财富极端匮乏的条件下，要保持社会成员财富的平等，只会使贫困普遍化，产生的只能是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那些企图将社会拉回到小生产状态下的“封建社会主义”“僧侣社会主义”斥责为“反动的社会主义”，指出正是资本主义大生产才孕育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把社会主义奠定在了坚实的基础之上。邓小平同志曾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5］（P64）。当前中国正处于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体系，积极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补齐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短板，以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国发展的新阶段在本质上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也没有改变。因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有忧患意识，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要始终谨记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丰裕的社会财富是社会主义绝对的、不可动摇的前提，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有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一旦停滞下来，则只会产生更多的问题，最终窒息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坚持把社会主义置于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启蒙思想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对资本主义弊端进行理性反思、道德谴责，对社会主义进行美好设计和伦理颂扬，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以历史的、唯物的眼光剖析资本主义，预测未来新社会，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正是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才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共产党人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行动指南，它提供的是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僵化的教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各国实践情况的变化，同样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所讲，我们阐述的原理即使是完全正确的，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也“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P37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启新征程的今天，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坚持和发展。坚持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科学社会主义是普遍真理，只有把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才会有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于19世纪中后期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指明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大趋势。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社会制度，在各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十月革命后，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结束了“根据书本来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9］，探索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斯大林时期，苏联逐步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但这个模式后来僵化了，在苏联建设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制推行也产生了许多弊端。20世纪70年代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大潮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端，探索适合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中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P2-3）。正是开辟和坚持了这条道路，4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世所罕见的成就，这也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展现了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用实践证明了现代化道路不只一条，社会主义也没有统一的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适合中国国情、符合时代潮流、反映人民意愿，是引领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8.［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1.［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0.［7］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9.［8］ 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46.［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9.
作者介绍：牛先锋，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文章来源：《宁夏党校学报》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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