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敏：西班牙社会的叠加危机及其政治思潮新动向
美国作家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FrancisScott Key Fitzgerald）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开篇就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世界是不公平的，世界也是不平等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不公现象，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和资本主义政府采取的“各类新政”有所改变，每当社会上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必然会进一步激化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深层次社会矛盾，加剧社会不公等现象。
一、“高失业、新贫困”社会危机叠加的主要特征
近年来西班牙面临多重危机。首先是政治危机。国内左右翼政党分歧日益尖锐化，造成四年内举行四次全国大选，政党的民意基础受到削弱，政治局势不稳直接影响执政党的治理水平。2019年国家预算被搁置，社会基本保障等政策工具严重缺失，民众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其次是抗疫危机。2020年1月西班牙民主化以来的首届左翼联合政府刚刚完成组阁，执政联盟尚在磨合期，对突然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未能充分重视，社会各界未能迅速达成抗疫共识，加之极右翼政党消极防疫，导致西班牙成为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先后经历三波疫情的严重冲击，抗疫形势异常艰难。最后，社会经济多重危机叠加。在隔离、限流、停工停产等管控下，经济停摆造成新失业和新贫困危机的叠加。社会抗议来自多个层面：主要反对党高呼“自由万岁”，鼓噪美式新自由主义；新兴极右翼民粹主义党成为反政府的急先锋，煽动民众对政府反其道而行之；无政府主义者借机向西班牙君主立宪制发难，煽动地方分离主义情绪，等等。各种政治或社会思潮相互交锋碰撞。然而，不论抗议者持何种立场和态度，普遍贫困和高失业成为西班牙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性缺陷和社会经济发展结构性失衡的显著特征，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和引发社会抗议的主要诱因。
（一）新贫困阶层规模扩大，普遍贫困问题凸显
在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世界各国遭遇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之际，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口保护个人隐私、尊重人权、尊重西方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等，对佩戴口罩、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等防疫措施采取抵制态度，导致疫情旷日持久，持续蔓延。西班牙也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浸染，一些人追随美国高呼“自由”口号，对各种防疫措施置之不理和公开抵制。疫情持续蔓延危及生命，经济大幅下滑，造成社会新贫困和高失业的叠加危机。
西班牙虽然属于中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但普遍贫困是西班牙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之一。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的一项专项调查表明：2012年大约有22938个无家可归者在临时安置点留宿和乞食，以男性、青壮年为主，男性占80.3%，年龄不到45周岁者为57.7%,更有大量无家可归者流落街头，难以统计。2019年西班牙《国家报》的一组报道，揭示出西班牙社会的贫困程度远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大约66%的西班牙人属于世界人口中20%的最贫困的群体，61.7万户西班牙家庭全年没有任何收入，260万西班牙儿童处于极端贫困中。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社会贫困，对社会最贫困和最脆弱群体的影响最大，目前各个城市社区中心排队等候领取食物的人数明显增多。反映社会贫困状况的相对贫困率（即个人可支配收入不足平均数60%的占比），已经从疫情发生之前的21.5%上升到23.1%，对应的贫困人口从70万扩大到1080万。如果相对贫困率继续上扬至26%，未来贫困人口将高达1230万。具体来说，目前西班牙4700万人口中，濒于贫困和社会排斥的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5.3%；女性贫困率为26%，男性为24.6%，不满18周岁的人群贫困率为30.3%，65周岁以上者为15.7%，没有孩子家庭的贫困率为22.1%，有孩子家庭为28.6%。
西班牙有着欧盟最大的罗姆人（一般指吉卜赛人）社区，约有75万人，他们中80%以上的人长期面临贫困或社会排斥，46%的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人均月收入不足310欧元。社区儿童贫困率高达89%，其中仅有17%的儿童接受了16年以上的中等教育。作为社会最脆弱的群体，他们基本生活在垃圾堆里，被彻底边缘化。
新物质匮乏是指现阶段资本主义制度中普遍存在的新贫困现象。2019年，西班牙4.7%的人买不起汽车，拖欠抵押贷款或逾期不交租金者的比例为8.1%，33.5%的个人或家庭无法负担每年度假一周的开支。而西班牙的首富在2016年全球富豪排行榜中曾荣登第一，富裕与贫困就这样在西班牙这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存着。
（二）社会不平等愈益加剧
收入基尼系数是衡量社会不平等的一项指标（可用百分比表示），范围从0到100，0对应完全平等，100对应完全不平等，较低的基尼系数反映了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体系。2019年，欧盟成员国基尼系数的平均值为30.2%。收入差距最大的欧盟国家是保加利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基尼系数高于35.0%）。收入差距第二阶梯成员国的基尼系数高于欧盟平均值，介于30.5%至34.8%之间，包括罗马尼亚、西班牙、意大利、卢森堡、葡萄牙、塞浦路斯、希腊和爱沙尼亚。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西班牙的基尼系数从之前的32.5%提高至34.2%，增长了1.7%。而即使欧洲债务危机最为严重时期，西班牙的基尼指数涨幅也仅为1%，这意味着新冠肺炎疫情给居民生活带来的影响远超欧洲债务危机时期。显而易见，当前的社会不公问题更为严重。
贫富差距水平反映了经济发展过程中财富分配情况。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19世纪以来国外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体系，通常采用五等分比值、十等分比值等指标。基于居民收入五等分的S80/S20比值，等于最富有的20%人群和最贫穷的20%的平均收入之比。从2004年起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可支配收入的S80/S20比值，被广泛用于欧洲国家的贫富差距研究。2014年，西班牙S80/S20比值为6.81，即最富有的收入前20%的人群的平均收入是最贫穷20%人群的6.81倍。有学者认为，西班牙是仅次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的欧洲第四大社会不平等国家，贫富差距悬殊。
近年来西班牙社会的财富差异不仅未能缩小，而且呈扩大趋势。2014年，西班牙10%的富人拥有本国财富的52.8%。2007~2017年，国内前1%的富人收入增长了24%，处于社会底部的90%的人均收入增长不到2%。2010~2017年间，西班牙最贫困40%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17.5%，最富有的10%占26.2%，最富有的1%占9.8%，收入基尼系数为36.2%。这高于其他南欧国家，比如意大利为35.4%，法国为32.7%，希腊为36%，葡萄牙为35.5%，马耳他为29.4%，从而进一步说明了西班牙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更为严重。
（三）失业率长期高位徘徊
高失业问题长期困扰西班牙社会，成为社会主要不稳定因素之一。相比欧洲其他国家，西班牙高失业率问题长期存在，南部地区和青年人的失业问题尤为严重。20世纪90年代欧洲经济出现滞胀，西班牙1994年失业率曾高达24%，创下欧洲国家最高纪录。受欧洲债务危机的严重影响，2014年西班牙600万人失业，青年人和外国人的失业率更高，约是欧洲债务危机之前的3倍，外来人口中大约1/3处于无业状态。相比欧盟其他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对西班牙经济冲击更大。疫情期间采取的隔离措施、停工停产、减少航空运输等措施，对旅游业、酒店餐饮业、商业贸易、文化产业等造成巨大冲击，西班牙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额降幅高达11.1%。截至2020年第四季度，西班牙失业人数达371.9万。即使复工复产后，疫情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在短期内仍难以消除。预计西班牙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下滑14%，失业率将推高至25%，预计2022年失业率仍将高位徘徊在20%左右，青年失业率在40%左右。
2021年第一季度，西班牙失业总人数为365.39万，年龄在20~59周岁的青壮年失业人数为29885万。25~55周岁失业人群中，女性失业人数为195.37万。在各产业中，服务业失业人数最多，高达135.07万，农业失业人数为18.76万，工业为19.47万，建筑业为15.45万，失业1年以上者为143.99万人。在各自治区中，失业率较高自治区（市）主要有：安达卢西亚失业率为22.54%，埃斯特雷曼杜拉失业率为22.22%，加纳利群岛失业率为25.42%，休达市失业率为28.52%。
二、社会危机叠加的根源：制度性缺陷和社会经济结构性失衡
社会贫困、不平等和高失业率等社会问题，已经发展为西班牙社会中的痼疾，迄今为止，无论右翼西班牙人民党（以下简称人民党）或左翼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以下简称工人社会党）均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显而易见，一个国家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其根源在于制度性缺陷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失衡。
（一）推崇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后果
20世纪80年代，随着撒切尔和里根这两位新自由主义旗手相继上台，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一背景下，1979年工人社会党修改了党纲，将其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调整为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社会党虽以实现社会公平和增加社会福祉为目标，但为刺激经济增长，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方或富裕阶层的税收和投资政策。
1996年3月，人民党取代连续执政14年的工人社会党成为执政党。执政期间，以刺激经济增长、追求社会财富为目标，推崇美式新自由主义政策，打造精英阶层，社会弱势群体被进一步边缘化。2004年人民党在大选中失利，成为最大在野党。2011年11月人民党再次赢得大选后，仍然更多地考虑精英阶层的经济利益，忽视广大民众的民生福祉。为了摆脱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政府采取了极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大力改革银行体系、创造“灵活就业”（实质上是临时雇佣）等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措施，迅速稳定了金融市场，西班牙经济恢复增长，2015年12月的大选之前，西班牙成为欧盟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经济增长率保持在3.2%。但经济增长是以大众福利的损失为代价的。政府大幅削减公共社会性开支，尤其是扶持最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拨款都被大幅削减，如削减失业金4%，医疗费17%、其他社会保障补贴23%，教育资金34%以及就业促进资金61%等。压缩社会保障开支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发展滞后和民生保障不力，这些政策最终将经济增长成本转嫁到弱势群体身上，造成新贫困阶层逐年扩大。在受2008年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年份，即2008~2014年期间，西班牙单个家庭财富平均缩水37%，从19.04万欧元减至11.9万欧元。家庭中年龄小于35周岁者的财富缩水幅度更大，从人均8.17万欧元减至4900欧元RTVE。2015年12月大选之后，失业者队伍庞大，失业人数高达37898万人。失业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加剧社会排斥和阶级分裂。
2020年1月，工人社会党和“我们能”党（Podemos）组成左翼联合政府以来，在施政纲领中明确提出了公平、平等和提高就业率、消除贫困等目标。然而，这些政策措施只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些许改良，每遇重大突发事件或外部冲击，其社会问题都会进一步凸显或加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联合国贫困和人权事务特别专员菲利普·阿尔斯通（Philip Alston）到访马德里，针对西班牙的贫困问题，提出过严厉批评：“西班牙应该认真加以审视，现状并非广大民众所愿。这些年来，受欧债危机影响和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传统上以家庭为基础、根植于共同价值观和社会团结的社会，出现了严重撕裂。”他认为，欧洲债务危机后的政府政策或措施都有利于大企业和富裕阶层，忽视了广大民众的利益。西班牙的贫困程度反映了政府过去十年错误的“政治选择”，即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惠及富人，几乎不增加最低工资或社会保障费用CIARáN GILES。
（二）二元严重分割的劳动市场制造“虚假”繁荣
在欧盟国家中，西班牙是公认的高失业国家。为了提高市场“灵活性”、增加供需弹性，在过去的40年间，历届政府推行了50多次劳动力市场改革，创下世界纪录。为了尽快加入欧共体，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促进区内劳动力自由流动，1984年工人社会党政府开始引入临时合同工制，建立了包括长期合同工与短期合同工在内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到1997年，1/3的雇员持临时合同，几乎是欧盟国家平均数的三倍。临时合同工就业最为“灵活”，可随时被雇佣或解雇，因此是最易受经济危机冲击的群体，2008~2018年间，建筑业裁员130万人，其中多数人持有短期合同。为了实现企业利润更大化，雇主将短期合同协议无限期延长，严重侵犯劳工权益。一般情况下，西班牙每四个员工中就有一个临时合同工，甚至超过30%的员工持有短期合同。2021年第一季度就业人口1920万，其中非全日制工269.6万，其中以女性临时工居多，达到200.42万。
2012年2月，人民党执政期间推行了新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法案。与以往历次改革相比，此次改革堪称是西班牙民主化以来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的最为严厉的改革。它以提高就业率为主，但未能有效解决劳动力市场中长期与短期就业之间二元分隔的痼疾，改革措施明显倾向雇主利益，雇主在裁员、雇佣等方面具有决定权，不顾雇员利益，临时合同或短期合同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因此，这次改革招致工会组织的强烈不满和不断抗议。在失业率持续攀升的情况下，政府还要求雇主与雇员共同承担社会保障费用，进一步激化了政府与工会、雇员与雇主之间的矛盾。2012年3月29日，西班牙两大工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大罢工，公开指责和抗议政府通过的劳工改革法案。
历届政府频繁地推行劳动力市场改革，将被社会排斥或边缘化人群推向了极端赤贫的深渊，尤其对女性失业群体、南部失业青年等影响最大。通常情况下，西班牙的失业率也不低于7%，远高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2013年欧洲债务危机时期，失业率一度飙升至26%。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失业率高达17%，2020年25周岁以下的青年失业率超过了40%。高失业率带来了社会大动荡，上街示威游行罢工等在西班牙司空见惯。
（三）宏观政策失调，社会经济长期结构性失衡
上述社会危机的叠加出现，除了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调以及社会经济长期结构性失衡有关。总的来看，西班牙经济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实体经济相对单薄，应对外部冲击能力较弱。长期以来，西班牙经济结构中农业产值偏低，工业门类较为单一，二者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低于20%，建筑业、服务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以上；2018年农林牧渔业产值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6%，工业和能源产值占16.1%，建筑业为5.8%，服务业高达66%，商品净税额为9.5%；2019年工业和能源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4%，同比略有下降，服务业比重仍在上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7.7%。由于工业结构单一，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长期偏低，相比欧盟发达国家，西班牙经济总量全球排位靠后，2019年西班牙是全球第14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为12.44万亿欧元。
西班牙经济发展存在先天不足。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国内社会和政治的剧烈动荡阻碍了经济发展，错过了工业革命浪潮。20世纪初期西班牙还是个农业国家，2/3的人口以农业为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房产、商业、金融投资等业务快速发展，虚拟经济增长过快、实体经济发展滞后，因此成为欧洲债务危机中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欧洲五个国家之一受欧债危机冲击最大的欧洲五个国家，被称为“欧猪五国”，均是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公共债务较高的国家，以南欧国家为主，包括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西班牙的社会经济，国内生产总值跌幅是欧盟国家中最高的，2020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降幅高达17.8%，工业下降19.4%，建筑业下降22.8%，服务业下降18.3%。
第二，创新研发投入较低，传统产业难以升级，新技术研发动能严重不足。在全球创新能力排行中，西班牙排名第30位。公共研发投入较低，2019年西班牙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5%，属于创新能力较弱国家，创新能力略高于中东欧国家，但落后于葡萄牙。相比英法德意，西班牙缺乏世界级大公司和大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换代速度缓慢，新技术产业成长缺乏强大的创新环境支撑，难以赶上新技术革命的进步和发展。
第三，民生保障水平较低，相比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处于弱势地位。最低工资、养老金额、失业补贴、家庭补贴等社会保障费用都处于较低水平。自欧债危机以来，西班牙公务员的工资多年冻结或持续下调。新一届左翼联合政府执政以来，才将西班牙的最低工资标准从每月736欧元提高至950欧元，这一标准在生活费用高涨的今天，仍然显得不足。
三、危机叠加下政治思潮与社会运动的交织与交锋
高失业、新贫困、社会排斥等社会危机的多重叠加，催生出各种新的社会运动。回溯西班牙历史进程，在出现重大社会变迁或社会动荡的局势下，各种政治思潮或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在20世纪初期尝试建立西班牙共和制时，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正面交锋，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等异常活跃，左右翼政党斗争激烈，最终右翼占了上风。佛朗哥独裁统治下，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被迫转入地下秘密活动。最近的数十年，两大外部因素促使西班牙社会进入重大变革期，各种社会思潮活跃交织。
第一个因素是2008年由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引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西班牙经济构成重创。为尽快刺激经济复苏，从2012年起人民党政府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大幅削减社会性保障开支，导致贫困率上升，社会上要求变革现行制度、建立公平、公正社会制度的呼声与呐喊不断，民粹主义、佛朗哥主义、分离主义、无政府主义、新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交织出现，带有明显的阶级利益或意识形态色彩，一些左翼或右翼新兴政党应运而生。在不同社会思潮的撞击下，两大传统党派的选民支持率大幅下降，在2015~2019年的4年内，遭遇了政府更迭的艰难时期，出现了政府悬浮、组阁僵局、重复大选和多次大选等非常事件，最终创建了21世纪以来的首个左翼联合政府，宣告传统两党轮流制的终结。此届政府执政初期，在实现社会平等和公平、社会福祉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政策。
第二个因素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和持续蔓延，严重干扰了政府的既定施政方针。防疫抗疫成为政府的优先工作。西班牙采取了隔离、停工停产等措施，并实行长达数月的国家紧急状态，然而抗疫成效不尽人意，这场社会经济危机造成大量失业，凸显了贫困、社会不公和不平等问题。抗疫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政府的威信和选民信任。反对党借机大肆发起攻击，把政府采取的警戒等措施斥为“桑切斯主义”，他们认为政府采取的是一种与新自由主义相对立的管控主义思想。
在上述两大外部因素作用下，在紧缩与宽松、防疫抗疫与发展经济等看法上，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动、交织变化并与政治动员紧密关联，引起政治格局的新变化和政党力量的快速此消彼长。
第一，民粹主义势力上升，新兴政党快速崛起，加剧西班牙政党碎片化和极端化趋势，极左翼或极右翼政党力量快速此消彼长。在新兴政党中，公民党、“我们能”党、呼声党的政治表现最为抢眼，但从这些政党中涌现出的政坛新秀却如同“星辰般”起落，政治生涯昙花一现。中右翼公民党创建于2006年，在2019年4月大选后成为议会第三大党，议席数从32个升至57个，然而在同年11月大选中遭到重创，仅获10个议席，原党领袖阿尔伯特·里维拉(AlbertRivera)就此辞职，离开政坛。“我们能”党创建于2014年1月，是在危机中兴起的欧洲激进左翼的典型代表，2016年6月的全国大选中，“我们能”党（不包括竞选联盟中的联合左翼）斩获43个议席，成为西班牙众议院第三大党，在2019年11月大选中获得35个议席，最终与工人社会党达成执政协议，在首届左翼联合政府中，该党领袖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成功出任第二副首相，他主张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反西方传统精英政治”以及追求社会公平、公正、平等和消除贫困等思想体现在政府的施政纲领中。然而，为在马德里自治区扩大左翼政党势力，伊格莱西亚斯辞去副首相职位，参与马德里地方选举，在136个地方议席中，“我们能”党仅获10席，遭到惨败，伊格莱西亚斯公开宣布退出政坛，极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掀起的激进主义运动遭遇了搁浅。
以圣地亚哥·阿巴斯卡尔（SantiagoAbascal）为首的呼声党（VOX）创建于2013年12月，代表了极右翼民粹政党势力。在2019年4月大选中异军突起，该党赢得10.3%的选票，斩获24个议席，在11月大选中高歌猛进，赢得52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三大党。阿巴斯卡尔多次提出剥夺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以下简称加泰自治区）的自治权等主张，提出中央政府应全面接管加泰地方事务、驱逐非法移民、废除性别暴力法、反对堕胎、反对同性婚姻等主张。抗疫期间，该党领袖成为反政府的“急先锋”，对政府延长国家紧急状态等政策措施屡屡反对，也对马德里等大区封城等提出质疑。
第二，分离主义势力盘踞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在传统大党选举根基受到侵蚀之时，加泰罗尼亚地方分离主义和亲独势力乘势壮大，逐渐盘踞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政治中心。2016年加泰地方选举中，多个主张分离主义或独立的地方党派组建了“一切为了加泰罗尼亚党”［JxSíJunts_pel_Sí，Togetherfor Yes (Catalonia)］，赢得地方选举，该党领袖卡莱斯·普伊格德蒙特（Carles Puigdemont）任加泰自治区主席后，将其独立主张付诸实践，在2017年10月1日，公然违宪举行加泰地区独立公投，中央政府果断依法全面接管地区事务，迅速平息独立风波。卡莱斯的继任者，前加泰主席若阿金·托拉（Joaquim Torra）任期内，继续提出独立诉求。
分离主义势力在地方政坛的影响力趋于上升，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举行的地方选举结果均不利于政局稳定。2020年7月12日，加利西亚和巴斯克两地举行地方选举，其结果尽管未能改变地方传统政治格局，然而地方民族主义政党力量和分离主义势力均有所上升，执政党在地方政治中的影响力持续弱化。巴斯克选民主要支持的仍是地方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党派。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团（EAJ/PNV）赢得31个议席，比上届增加了3席，但未能赢得议席多数，与巴斯克社会党组成地方执政联盟。极左翼分离主义政党——巴斯克地区联合党（EH Bildu）在本次选举中表现出色，选民支持率稳中有升，上升为第二大党，赢得22个席位，比上届增加3席。令人惊讶的是，极右翼政党呼声党赢得了一个议席，首次进入巴斯克议会。
2021年2月14日加泰提前大选结果表明，分离主义政党力量仍占上风。新一届（第十三届）加泰地方政府主席由“一起为了加泰罗尼亚党”领袖劳拉·博拉斯（Laura Borràs）担任，她主张分离主义，呼吁加泰地方独立。
第三，右翼阵营牢牢掌控国家政治中心。西班牙近年的几次全国大选，人民党的选民支持率一路下跌，政治影响力也日渐式微，2019年4月大选，人民党仅获66个议席，创下历史最低。然而，由于在执政期间人民党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有利于富裕阶层和精英阶层，因此人民党在富裕地区和精英阶层中的政治影响力不减反增。马德里和加利西亚是西班牙最富有的几大自治区，马德里地区排名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5913欧元，超出各区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值的9487欧元，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低的梅里利亚自治市（19211欧元）的近2倍左右。
加利西亚商业发达、旅游业繁荣，是人民党长期盘踞地。在2020年7月举行的地方选举中，传统的政党地方格局未有改变，未出现政党碎片化现象。
最近一次提前举行的马德里地方选举进一步扩大了右翼阵营的政治势力。在2021年5月4日马德里地方选举中，人民党候选人伊莎贝尔·迪亚斯·阿尤索（Isabel DíazAyuso）大获全胜，从2019年的30席提高至65席，工人社会党则从37席下跌至24席。阿尤索高呼“自由和首相”，宣告右翼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实属罕见的是，右翼政党已经连续26年执掌马德里政坛，此次选举还得到了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
四、内外困境下西班牙左翼政党努力寻求应对危机之策
西班牙疫情政治的突出特点是右翼或极右翼政党利用防疫抗疫形势大做政治文章，公开指责中左翼政府利用疫情建立准独裁政权，并给执政党贴上“桑切斯主义”的标签，抨击政府对国家社会经济的高度管控，煽动民众上街抗议。2020年5月10日，首次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发生在马德里萨拉曼卡富人区。还有大量的抗议活动是无政府组织的，一些极右翼分子、冠状病毒否认者甚至破坏公物者，时不时地上街示威，极右翼呼声党还专门组织各类游行，高喊“自由”口号，造成抗疫效果大打折扣，截至2021年8月底，西班牙因新冠感染死亡的病例超8万人。《新冠肺炎疫情民主》一书的作者，西班牙哲学家丹尼尔·因纳拉里蒂（Daniel Innerarity）一针见血地指出：“西班牙生活方式已经美国化，思想也变得美国化了。”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马奇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伊格纳西奥·桑切斯·昆卡（Ignacio SánchezCuenca）也认同：“传统上西班牙由国家决定许多事情，个人自由与共同利益相平衡，现在美国特朗普的极端主义种子开始在西班牙扎根并产生影响。
欧洲左翼政治力量包括温和左翼、激进左翼和极端左翼。西班牙当前左翼联合政府中，工人社会党属于温和左翼党派，“我们能”党则属于极端左翼党派。新自由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分离主义等势力上升，左翼执政党面临内外多重压力，在地方选举中得到的选民支持率下降，特别是在马德里地方选举中遭到严重失利，促使左翼政府开始积极反思。左翼政府在《西班牙经济复苏、转型和韧性增长》报告中明确提出：“需要依靠社会经济发展的四大支柱：即绿色西班牙、数字西班牙、性别平等的西班牙和聚合、包容的西班牙。”桑切斯首相在2021年4月21日第19届西班牙社会经济联合会的闭幕致辞上指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西班牙经济复苏战略的重要内容，复苏经济和发展社会，可以纠正政策失误。”他还强调，经济不能再用传统指标加以衡量，“国内生产总值本身并不能代表一切，如果我们破坏了生态环境，如果我们加剧了社会和区域差异，如果我们不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果我们的两性严重不平等，一个国家的社会财富也将消失殆尽。”
当前及未来时期，西班牙实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加快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和转型升级步伐，加大技术、研发等要素投入。只有增加社会福祉，减少贫困率，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执政党才能吸引更多选民和赢得公众信任。为实现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愿景，西班牙左翼政党应不遗余力地将实现社会公平公正、消除贫困和扩大就业等目标，作为政策指导和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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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班牙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