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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2021年国际关系研究发展报告
2021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局部地区动荡不定，大国力量深刻调整，全球性挑战持续增多。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不断深化对中国自身对外交往理论及实践总结，围绕统筹发展与安全等进行积极探索，取得了重要进展。
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对外交往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构建积淀了深厚的学理底蕴，这无疑成为2021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首要关注。
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的演进过程，有助于找到构建新理论的坐标。李滨、孙玉琦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对外交往置于世界秩序的百年变迁中，从秩序结构角度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突破“结构束缚”的成长史。这在百年来弱国的成长史中是罕见的，也是西方新古典现实主义、结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无法给予解释的现象。与观察外部国际环境不同，李开盛基于内部民族复兴的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思想与实践的演进过程及其逻辑进行归纳，认为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与对外交往实践在不同时期的演进，既反映了民族复兴使命驱动中国外交演变的历史逻辑，又反映了民族复兴的安全保障、富强发展、文明重构三个层次内涵的逐步递进。
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是走向理论创新的关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正确看待党对外交往历史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于站在新的历史方位，进一步开拓党对外工作取得新成就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刘世强认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外事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罗建波在总结党对外交往工作启示时提出，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是党外交外事工作的根本宗旨。余科杰、安姿瑜立足党对外工作与时俱进的精神内核，提出党对外工作的百年宝贵经验体现在如何处理五大关系上，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确处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相互关系，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正确处理与他国执政党和在野党交往的关系。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跨越世纪奋斗征程中的突出贡献，郭树勇认为，中国共产党以不同的方式维护了世界和平，包括抵制美苏冷战、推动世界多极化、持续化解世界政治转型伴生的结构冲突和话语对抗等。柴尚金从理论创新的角度，关注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对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认为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相继提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新型党际关系四项原则，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发展同各国政党的交流合作，推动构建新型政党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党际交往理论。徐坚认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创新，可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驾驭国际事务过程中形成的经典理论范式中汲取营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等论断是国际关系学说中的经典中国范式，新时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传承和发扬新中国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是集大成者，这些均是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成就，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
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外交领域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外交思想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道义制高点，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吴志成、李佳轩聚焦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正确义利观，提出了中国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的道德取向及价值追求，把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中国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中国人民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统筹起来，指引新时代中国外交以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为重点，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手段，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此外，习近平外交思想中还包含着鲜明的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为路径的国际秩序观。石斌提出，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人类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思想底色与精神气质，突出强调国家独立自主、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互不干涉内政等一贯原则，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特色与历史经验，以及本土关怀与世界眼光、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的有机结合。
在擘画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蓝图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尝试对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进行制度化构建。任晓、金天栋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有着合理的制度化缘由，并尝试论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借“一带一路”倡议和联合国改革推进制度化构建的可行性路径，包括对接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改革联合国组织制度和法律体制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一项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作为外交能力建设的一部分，新时代外交话语体系重构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愈发明晰。通过对比西方话语体系，叶淑兰梳理了中国外交话语权的生成逻辑，提出在结构上以阴阳共生与多元结构思维跨越中西“话语鸿沟”，在类型上以提升战略性外交话语权与制度性话语权为关键。杨明星、赵玉倩以国际关系学、叙事学和传播学等跨学科研究为视角，分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叙事内容逐步体系化的过程，认为“大国外交”的宏大主题，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转型。李博一则提出，与西方霸权型、非黑即白型的二元对立话语不同，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话语，均以积极融入和自觉塑造为主要特征，体现出中国的仁智理念。
加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形势研判
2021年，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经历着深刻变化。基于此，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大国关系、地区秩序、全球治理等“大势”继续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点，相关研究在历史和理论层面更加丰富、视域也更加开阔。
关于国际格局的研究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一项紧迫任务。杨洁勉强调，国际格局正由多极化趋势转入多极格局，将在与全球事务、全球治理更加紧密的互动汇总中形成新发展。庞珣、何晴倩通过考察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变动，将国际格局总体式样和变化概括为“中心—边缘”的高度等级分化和“东升西降”的整体走势。秦亚青也指出，世界霸权时代已告终结，两极对抗取而代之的可能性甚微，发展趋势将呈现多极多元化。时殷弘认为，全球或将分裂为以中美为首的两个“紧密阵营”和一个巨大的“中间区”，后者将逐渐形成共同意识形态特征，伴以相应的国际政治实践，并代表未来世界政治主潮。
伴随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建立什么样的新秩序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达巍指出，当前国际秩序出现自由主义色彩消退、民族国家作用强化的趋势。中国必将在国际秩序构建与改革中拥有更大权力。中国须在规范性和操作性层面做好设计，回答好什么是“好的国际秩序”。徐进认为，相互依赖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最突出特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凸显国家间相互依赖，是对国际秩序前景的全新想象，更是对国际秩序相关理论的全新发展，必将重塑当代国际秩序规范。
除了全球层面，学者还从领导力、经济、社会、安全、科技等多个视角讨论了大国关系。凌胜利基于议题领导力视角，毛维准从安全与发展议题出发，董柞壮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陈拯分析了美国经常性成为多边国际合作机制修正者的战略动机；刘露馨则阐释了美国以构建排外性科技联盟为目的作出的科技战略重大调整。
针对当下的中美关系，学者提供了诸多有益思考。就中美是否存在“新冷战”，陶文钊指出当前中美关系与美苏冷战有着根本区别，王帆认为中美关系的相互依存性没有改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发布的报告不赞成以“竞争”界定中美关系，指出中美关系的基本现实和最大特点是“复杂性”，主张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来定位中美关系，并提出“三条基线、三大原则、三层合作”的路线图，即不热战、不冷战、不脱钩，一个中国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聚同化异原则，以及双边层面、区域层面和全球层面的合作。此外，就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王竞超认为其目的是遏制中国，从长远看中国维护海洋权益、保障海洋安全等核心关切均将面临严峻挑战。但刘雪莲、郭鸿炜也指出，中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实力基础和外交经验，使中国有能力在“印太”区域发挥大国影响力，积极塑造有利于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新格局。
基于当前全球治理举步维艰的现实，2021年该领域研究重点落在气候治理和全球卫生治理两方面。张锐、相均泳指出“碳中和”目标及其行动正在重构既有地缘政治形态，中、美、欧的合作是成败关键。赵磊等学者梳理了全球卫生外交的实践，指出中国需高度重视全球卫生治理，加强前沿问题的跟踪研究，加强全球卫生外交战略、人才、话语权、制度创新、企业创新等多层面能力建设，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夯实基础，在全球健康治理新场域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
完善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
当前，中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大安全格局意义深远。随着“国家安全学”被列为一级学科，其理论及学科建设议题成为2021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点。
统筹发展和安全突出了国家安全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袁鹏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一方面由安全威胁多元化的国际安全新形势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新的历史方位、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髓和要义正是“总体”，即系统性、全面性、辩证性和统领性。李建伟也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国家安全事业的领导核心、地位作用、总体性质、立场宗旨、道路方向、布局体系、防范化解、科技支撑、法治轨道和共同安全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新时代国家安全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化和重大理论创新。
国家安全学作为新兴一级学科，其学科理论、学科体系建设等亟待完善。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张宇燕、冯维江厘定了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核心概念，借助这些概念提出并初步论证了七个理论命题。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李文良提出，国家安全问题及与之相关联的国家安全现象和规律构成了国家安全学的研究对象，在学科体系中的定位集交叉和综合属性于一体，未来发展应探索国家安全学学科门类建构的可能性。李峰等选取美国开设国土安全专业的部分高校，定量分析其课程设置情况、总结其相应特点，以期为我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提供借鉴。
此外，针对安全战略，唐永胜强调，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跃升，中国的国际角色发生了重要改变，国家安全面临着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局面。筹划国家安全布局，越来越需要大战略思维。宋德星也指出，当前的大国战略竞争以网络、太空、深海、极地、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战略竞逐为牵引，包括高科技竞赛在内的新一轮战略能力较量，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际政治的基本面貌，对于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至关紧要，因此应一体统筹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一体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一体统筹陆地和海洋两个战略方向。
以学科建设促动区域国别研究的中国式发展
相较于2020年，2021年的区域国别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在概念辨析、研究方法、学科建设、学术刊物及学术会议等方面更是可圈可点。
第一，进一步探讨了区域国别研究的概念内涵及边界。一直以来区域国别研究在概念界定上并没有形成科学化的学理表达。赵可金将名称确定为国别区域研究，具体指对某一域外特定国家/联邦区域、地理区域和文化区域进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多学科研究的知识体系。也有学者将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国别属性剔除，专门对区域研究作出学理阐述。王向远提出，区域研究的宗旨是建构区域的“共同历史”“共同文化”乃至“区域共同体”，尤其是文化共同体和审美共同体。
第二，突出了跨学科与多元方法的运用。严安林指出，区域国别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跨学科”，需要考虑使用多元的研究方法。对此，郑春荣强调应秉持从下至上和从上至下相结合的方法。还有一些学者将研究思路聚焦于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方法，李晨阳提出，开展区域国别研究要提高研究者的对象国语言水平、立足丰富的田野调查经历、具备突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区域国别研究中也不能无视甚至放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提出的具有通用解释力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论，余南平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判断区域国别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行为，有着高屋建瓴的诠释效用和研判指示作用。
第三，凝聚了学科建设的力量。2021年学界对于建立区域国别研究一级学科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高校和刊物编辑部多次组织学术会议探讨学科建设情况。2021年5月，《俄罗斯研究》《国际展望》《国际观察》《国际关系研究》以及《德国研究》编辑部共同举办了“新发展格局下区域与国别研究方法与范式创新”学术研讨会。同年8月，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召开国别区域学科建设会议。除了相关学术会议，一些高校先后组建区域国别研究的专业机构，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成立了国别和区域高等研究院。此外，《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根据以往访谈汇编而成的《区域国别研究：历史、理论与方法》，从历史和理论角度对区域国别研究进行了思考。《俄罗斯研究》和《国际观察》两本期刊也开设了相关专题。以上这些都凝聚了区域国别学科的建设力量。
第四，深化了区域国别研究水平。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区域国别研究的阵地也在不断扩展，在地区研究上出现了欧亚转向。黄达远和郭润田提出区域国别研究的欧亚转向，强调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兼顾区域内部视角。就中亚研究，学界也开始关注地区治理机制及其变迁的理论阐述。曾向红提出，空间重塑、治理实践、互动规则、象征政治是中亚地区治理及其变迁研究中需要特别予以注意的四个维度。就太平洋岛国研究，学界正由关注宏观性的传统权力结构转向关注域内国家的本体性研究。梁甲瑞考察了太平洋岛民“海洋即家园”的海洋治理观念。陈晓晨则以太平洋岛国为例，证明了联合起来的小国在一定外部条件下可以在提供地区公共产品上有所作为。
计算社会科学拓展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
2021年国内学界对于计算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接纳进程正在加快，技术创新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转型。
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受关注程度显著上升。蔡翠红和戴丽婷认为，技术变革是促使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因素，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促进了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推动着外交的变革。高奇琦和陈志豪指出，量子信息技术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新技术，不仅是推动智能革命的引擎，还是促进人类认知变革的重要力量。
就如何理解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学者们从恐怖主义、国际移民等角度作出了回答。谢磊认为，人工智能的使用，增强了恐怖分子与国家政府进行不对称冲突的能力。陈程和吴瑞君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移民各个阶段和领域的应用，如移民流动的预测管理、自动化决策、身份识别、机器学习与匹配、情绪分析、边境监测及机器人技术等场景。
虽然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支撑，却无法替代研究者所要承担的核心研究工作。针对此类问题，庞珣强调，有必要让未来的研究者受到“数据革命”鼓舞的同时，也知晓 “识别革命”审慎的要义，较早开始建立两者之间的平衡。卢凌宇和张传基根据大数据预测的工作流程，归纳并分析了国际政治事件预测实践中各个环节所面临的约束条件，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因果关系在大数据预测中的作用。
国际关系的大数据实验室作为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数据科学创新项目，已经通过综合运用各类算法和超级计算为决策者提供服务。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先后利用数据算法分析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的走向。此外，一些学术会议的举办也进一步加强了学界关于数据科学的对话与互动。2021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举办“数据科学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应用：机遇与挑战”学术会议，涉及数据科学在比较政治学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和历史政治学研究中的应用。该中心还与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等机构，共同建立并维护了中国政治史系列数据库、中国外交史系列数据库、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追踪数据库、世界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比较数据库和美国对华印象和态度追踪数据库五个大型数据库。
学科发展新趋势与新挑战
除了上述亮点，2021年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在理论探索上还显现出以下五个方面的新趋势和新挑战。
第一，国际关系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路径日渐凸显，但学科融合仍是掣肘因素。随着中国深度融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并成为国际体系演进的重要变量之一，国际政治经济学逐渐显现出其在国际关系研究上的优势。除了前文提到的庞珣、张宇燕等学者的研究，国际关系学界还涌现了肖河、潘蓉的《大国经济竞争策略的选择机制》，程恩富、李静的《“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等诸多运用国际政治经济方法的研究成果。
当然，国际政治经济学自身还面临着理论发展的挑战。正如李晓所言，在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格局主要矛盾的背景下，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拥有非常广阔的前景，但只有真正实现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的跨学科发展，并构建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第二，比较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探索前行，仍需打破西方经验的垄断。随着近年来比较政治学在国内快速发展和提升，比较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也得到更多探索。首先是比较区域研究。张紫昕、刘丰翻译的《比较区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文，系统介绍了比较方法在区域研究中的应用。其次是比较地区主义研究。耿协峰系统梳理了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对象、研究视野、理论路径，并强调与比较区域研究相比，比较地区主义研究往往关注地区的整体性和共性。魏玲则认为，比较地区主义研究进一步强化了多元世界秩序的图景，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和学术创新高地。
但是，学者们也注意到了比较方法的局限性。徐秀军指出，要彻底改变比较地区主义中的欧洲中心倾向，就必须依靠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非西方学者的共同努力，不仅要打破西方经验的垄断，还要打破西方学者的垄断。而这也是推动比较研究的题中之义。
第三，外交话语研究方阵初见规模，但广度与深度尚待拓展。2021年，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外交话语的研究持续升温，并沿着与语言学、传播学交叉的路径前行，着重对中国外交话语的转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权建构、话语阐释及对外传播进行了研究。除了前文提到的杨明星、叶淑兰、李博一的相关研究，李开盛、曹德军、欧亚等学者的研究共同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理论方阵。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还提出了外交话语学科建设问题。杨明星认为，在新形势下，外交话语学科创建是加快推进外语学科转型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但是，外交话语研究确实还处于尚待成熟的阶段。如尹悦、景莹所指出的，目前外交话语研究还存在话语分析与外交研究深度融合不够、对具体领域的外交话语和周边邻国外交话语研究不足，以及对外交话语传播方面的实证研究匮乏等问题。基于此，外交话语研究亟须拓展其深度和广度。
第四，具有原创性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正在形成，但面临尚待“走出去”的考验。2021年，潘忠岐主编的《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一书，从中华经典中发掘出一系列具有国际关系理论意涵的概念，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工具。此外，学术期刊还促发了一系列相关成果的发表。如谢桂娟对“华夷”国际观的重新审视；陈康令对“礼尚往来”的重新思考；赵滕对纵横家的利益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挖掘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形成的逻辑和历史起点。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要产生超越中国地域文化的影响力和在世界范围的实际应用，必须经历“走出去”的理论考验。2021年10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和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中华文化视野下的全球治理与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提出，只有“走出去”，才能使理论在内涵上产生意义、在思想上激活辩论、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并因此逐步上升为一般性理论。
第五，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迎来新阶段，但整体研究尚难成气候。2021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探索呈现多元多样的姿态，其中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发展引人注目。由杨美姣翻译的《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中文版正式刊行，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整体走出“三大理论”误区，更好地认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性有着积极的意义。此外，范若兰的《东南亚女政治领袖研究》与李英桃主编的“妇女、和平与安全”研究丛书第一批成果的出版，也为沉寂多年的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总体上看，2021年国际关系研究继续朝着主题多样、路径多元的方向发展，理论探索更加注重立足中国价值、中国立场，但整体研究能力提升的最大掣肘仍然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基础理论的建构，理论创新能力直接影响到整体研究水平的提升；二是学科自身的交流与融合，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条块分割，制约着学科内部的资源整合和利用，影响了理论的通融与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能否行将致远仍取决于理论突破和学科融合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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