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改变世界”的世界历史观及其当代发展
摘要：马克思批判了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解释世界"的世界历史观，创立了旨在"改变世界"的世界历史观。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和解，使人类通往自由和解放的过程。马克思确立了"现实趋向于思想"的改变世界历史的方法；超越了黑格尔的"事后思索"，为世界历史提供了实证科学基础；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提供了人类创造世界历史的哲学动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在当代开拓的"改变世界"的新道路，在继续坚持扬弃资本逻辑主导的立场基础上，确立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求同存异"的历史辩证法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改变世界；世界历史观；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大成就的取得不仅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更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因此，进一步回顾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关于“改变世界”的世界历史观，对于当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进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世界历史观是关于“世界历史”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世界历史观是人们“理解”和“解释”世界历史的根本立场，有什么样的世界历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世界历史理论。因此，准确客观地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时代任务、客观规律，需要首先确立正确的世界历史观。马克思实现了对以往哲学家世界历史观的革命性变革，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观。(一)在历史内“观”历史：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立场颠倒”人类应该站在世界历史之外来观察世界历史，还是应该站在世界历史之内来观察世界历史?这是关于世界历史观的根本立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以往的哲学家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家有着根本的区别。德国古典哲学是唯心论哲学，在世界观上坚持唯心论立场，即世界的“本体”是“绝对精神”或上帝。而马克思则相反，明确批判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唯心论世界观，提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这一论断可以看做是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本体论基础。这意味着人类不是站在人类以外的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的立场来审视世界历史，而是站在世界历史之内审视世界历史。在这一立场下，世界历史是人类的“实践的对象化”产物。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正式确立了基于实践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人的实践活动就是人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到客观世界的过程。因此，“世界历史观”不是人站在世界历史之外“观”世界历史的认识产物，相反，是在“实践”中观世界历史的产物，因而人与世界保持内在同一性，世界即人，人即世界。在马克思这里，“世界”不是在人以外客观存在的世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因此，世界历史不是人们站在世界历史之外“观察”世界历史而产生的认识结果，而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创造了世界历史。进一步，如果世界历史是人类创造的，那么世界历史的主体就必然是人类。这与德国古典哲学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以黑格尔为例来说明马克思在世界历史观上完成的对唯心论立场的颠倒。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外化的产物。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体，因此，包括整个自然界和人类在内，全部存在者都是绝对精神实现其自身、返回其自身的外化环节。马克思称黑格尔哲学是“神秘主义”的，并对这一唯心论观点做出了深刻的批判。比如，对于辩证法而言，黑格尔认为辩证法是绝对精神自我生成、自我运动、自我实现的过程。因此，辩证法是和绝对精神这一世界本体相关联的，表现为以概念和范畴为载体的思辨逻辑学体系。然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做出了双重评价。一方面，马克思高度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即“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另一方面，马克思深刻揭露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在“形式”上是正确的，但在“内容”上却是“颠倒”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那么，马克思是如何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论立场的?其中重要的环节就是通过对世界历史观的颠倒完成的。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和主宰者，这是站在世界历史之内来审视世界历史才能得出的结论，它不同于黑格尔站在“绝对精神”来审视世界历史的唯心论立场。正是通过对黑格尔唯心论立场的颠倒，马克思创立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世界历史观。审视世界历史的立场颠倒之后，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目的的理解随之发生了根本转变。世界历史是否是有目的的?这一问题本质上是世界历史的“价值论”问题。在世界历史是否是有目的这一问题上，几乎所有哲学家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但丁、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都认为世界历史是有目的的。因此，问题不在于世界历史是否有目的，而在于世界历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一点，不同的哲学家所理解的世界历史的目的是不同的。但丁认为，“如果承认某种文明有一目的，另一种文明又有另一目的，而不承认一切文明有同一目的，那就未免愚蠢可笑。”康德同样认为，如果世界历史是无目的的，人类的活动就有大自然“在进行一场儿戏的嫌疑”。黑格尔也认为，“我们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观察‘精神’——‘精神’在这个舞台上表现了它自身最具体的现实。”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实现其自身的一个最高环节(区别于大自然)。大自然也是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环节，但是，绝对精神在大自然那里还没有回到自己本身，只有借助于人类的世界历史，绝对精神才最终回到了它本身。因为，人类是有理性存在者，因此人类是在自觉的理性支配下完成世界历史活动的。自然界其他存在者在自然法则中和绝对精神保持直接的同一性，而人类则是在自由法则中和世界精神保持“中介”了的同一性，因此，人类才使绝对精神在自由理性的意义上返回到了它本身。世界历史的目的维系着人类生存的意义。总之，人类虽然是以个体的自我认识为基础的，但却必须承认在所有人构成的世界历史中必然有一个客观目的，这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高根据。德国古典哲学在世界历史目的问题上，有两点共识：其一，世界历史是有目的的。其二，世界历史的目的是人类以外的某种神秘力量或大自然。马克思批判了这一世界历史观，认为世界历史的目的是由人类自己为自己设定的。世界历史既然是人类创造的，因此世界历史的目的是由人类自己所设定的。这表明，世界历史的目的不在人之外，而就在人类本身。因此，人类的命运是由人类自己所掌控的。作为个体的人，虽然他们各自的具体目的不同，但最终的目的却是明确的，即人类的终极目的是和其它生物一致的——保持自身的可持续生存。任何一个物种的最高目的都是保持物种可持续生存，人类也是如此。但是，人类这一目的是被自己所“意识到了的”。这与动物不同，动物是在本能的意义上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而人类则是在自己的意识中确立自己的目的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这就表明，人类是在自己的意志和意识中创造世界的，因此，世界历史是人类有目的的活动。那么，这一目的究竟是什么?在马克思看来，在以往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总是处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一直受制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束缚，因此如何摆脱以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束缚，便构成了世界历史的目的，这一目的被马克思概括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实现了世界历史观的变革，即世界历史目的是人类自己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即人类应该在理性上预设人类自己生存的可持续性。而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便是达到这一生存可持续性条件。(三)生产方式的内部和解：世界历史的人类可持续生存预设如何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生存，首要的问题是在理论上承认一切国家和民族“共在共生”的抽象法权，“共在共生”是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可持续共存的普遍公设。各个国家和民族首先要承认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存在，这在哲学原理上就是对“共在共生”的无条件设定(普遍公设即无条件的设定)。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应该存在，这作为普遍公设的“权利”来说是逻辑上先在的，就如同在抽象法的意义上，每个人都有生存权利一样。但是，在实践中，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是以破坏其他国家和民族、威胁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为手段，则该国家或民族是违反人类“共在共生”这一普遍公设的。现在看资本逻辑是否是违背这一普遍公设的。资本的贪欲如果是无限的，就意味着是没有自我节制的。如果物质财富是有限的，就必然发生竞争。按照休谟的观点，“当人人都富足有余时划分财物有何意义呢?在决不可能有任何伤害的地方为什么产生所有权呢?……决不可能出现在德性的目录中。”竞争就是在资源稀缺、而资本的欲望又是没有止境这两个条件下发生的。资本为了获取最大利益，必然尽可能地榨取剩余价值。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构成了整个世界日益分裂的两大敌对阵营。与此相伴，就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前者把世界划分为两大人群，后者则试图使分裂的两大人群消除分歧而转变为同一个人群，即阶级的消亡。进一步，人类如何能够可持续生存?有两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其一，必须自己创造物质生活资料；其二，避免为争夺物质生活资料而战争。这两个条件构成了人类可持续生存不可缺少的基础，因而可以视为可持续生存原理。马克思看到，世界历史是由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的，因此历史就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具体的生存活动开始的。马克思批评“这样的历史在德国是写不出来的”。德国哲学把世界历史看做是“观念”的产物，从抽象的观念出发来为历史确立其概念的本质。而马克思则不同，实现世界历史的目的应该从人们的社会生产活动开始。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这在概念上就被称为“生产力”。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范畴表明，人类需要通过改造自然来创造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因此，世界历史是人类追求物质生活资料而不断提高生产力的历史。提高生产力就构成了世界历史的普遍目的。世界各个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追求生产力的提高，提高生产力是人类获取更多物质生活资料，从而保证人类可持续生存的生命活动。因此，世界历史的终极目的是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但其直接目的却是追求生产力。进一步，在生产活动中，人们总是围绕生产活动形成分工，以及由此形成占有、分配形式。历史唯物主义把这一现象称为“生产关系”。而为了稳定这种生产关系，就需要形成一个共同体的最高权利加以保障，这就是“国家”。马克思把这一共同体的权利及其理论形态称为“上层建筑”。作为生产关系来说，马克思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就是说，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追求生产力为目的的生产关系，就从来没有保证人类内部的和谐，总是以“阶级斗争”的形式组建着世界历史。这意味着，人类总是在追求一种更加合理的“生产关系”,从而避免在生产领域里发生冲突。因此，追求合理的生产关系，就构成了世界历史的目的。这样，作为世界历史的目的，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主要表现为追求生产力的提高和追求生产关系的和谐。而这两条分别对应物质生活资料和避免战争冲突。只有具有充分的物质生活资料，同时还置身于合理的生产关系之中，人类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生存。而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和谐状态，马克思便称其为“共产主义”,其内涵就是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到此为止，我们通过对创造世界历史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分析，推导出了如下结论：为保证人类能够可持续生存，马克思把“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这一世界历史目的落实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和解之中。二、人类创造世界历史的唯物史观原理
如果说西方古典哲学世界历史观的落脚点是“解释世界”,而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落脚点是“改变世界”。马克思为人类创造世界历史提供了科学规律和哲学原理，从而为实现世界历史目的提供了现实道路。如果把世界历史的主体看做是“绝对精神”,这就意味着世界历史的运动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根本不归人类自己所主宰。设想：这样的世界历史观的后果会怎样?既然人类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那么，人类就成为相对于世界历史而言“无能为力”的存在，而“无能为力”就等于把人类自己的全部命运交付给了绝对精神或上帝，而此时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没有意义的。由此可知，上述世界历史观导致人类迷失在了世界历史的茫茫草原之中，变成了“无辜的小草”(黑格尔语)。这也意味着，人类所能够掌控的仅仅是自己的有限生命过程中的有限目的，而无法掌控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人类把世界历史的终极目的和终极价值交付给了绝对精神和上帝，所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在世界历史的车轮行进之后，去反思世界历史的绝对精神本质，这就是黑格尔最著名的比喻“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的深刻意蕴。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本质的理论方式，并不能为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提供任何先行帮助和指导，更不能预测未来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同样也不能解释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仅仅能够在“事后思索”中认识到绝对精神的伟大和人类自己的渺小。可见，黑格尔的这一世界历史观是宿命论的，他把世界历史的主体看做是绝对精神或上帝，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人类在世界历史中的主体地位。马克思对此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但人类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这意味着，人类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和实践活动，先行掌控自己的未来和命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鲜明地把自己的哲学和以往哲学家的哲学划分了界限：“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意味着，马克思的哲学不仅仅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而且是“改变世界”的哲学。但马克思把“解释世界”看做是在“观念”上的“改变世界”,即为世界提供理想，在这个意义上“解释世界”是先行于“改变世界”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这一命题构成了马克思改变世界的方法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创造世界历史不是随心所欲的盲目行为，而是在科学认识世界历史规律之后来创造世界历史的。这种对待世界的看法与黑格尔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而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世界历史观，归根结底在于，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主体是人类，而不是什么超自然的绝对精神。正是因为这一世界历史观的根本性变革，才为马克思提出“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提供了世界历史观基础。设想：如果世界历史不是人类所创造的和改变的，那么，谈何无产阶级革命?谈何实现共产主义、谈何自由王国呢?这一切在唯心主义世界历史观看来将是可笑的，甚至是“理性的狂妄”。可见，在世界历史主体问题上，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世界历史观，确立了以人类自身为主体的世界历史观。人类能够创造世界历史，首先因为人类能够自觉地认识到世界历史规律。世界历史是否是有规律的?世界历史的规律是否是可以认识的?这一问题构成了世界历史观的“认识论”问题。按照康德的观点，世界历史是否是有规律这一问题是不得而知的。众所周知，康德是二元论者，即他把世界分为“现象界”和“本体界”(“自在之物”),并指出，“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人类所能够认识的范围仅仅停留在“现象界”。因此，对于康德来说，他仅仅把世界历史规律看做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至于这一“隐蔽计划”究竟是什么，人类无法知晓。实际上，黑格尔也仅仅承认人类能够在哲学家的“事后思索”中认识到世界历史的本质，但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无法在实证科学中被把握到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也是不可知论者。黑格尔在思辩哲学意义上是可知论者，但在对世界历史的客观规律的实证科学方面，却是一个不可知论者。这与前文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看法是一致的。人类无法掌控世界历史，乃是因为人类无法认识到世界历史的客观规律，因为如果能够认识到世界历史的客观规律，就意味着人类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了。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显然不认为人类能够把握到世界历史的客观规律，人类只能把握到“反思的概念”,即绝对精神的辩证法，但无法把握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却坚定地宣称：“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世界历史是有客观规律的。这首先表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可知论”的，这不同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不可知论。在这一世界历史观问题上，马克思再一次实现了对德国哲学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反思维度，在“历史科学”的意义上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为人类改变世界历史、创造世界历史找到了客观依据。否则，人类如果无法认识世界历史的客观规律，就无法实现改变世界，更无法创造世界历史。那么，马克思眼中的世界历史规律是一种什么样的世界历史规律?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世界历史规律不同于自然界的自然规律。第二，世界历史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第三，世界历史规律是“合目的”的客观规律。世界历史规律不是按照某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世界历史是有一个“客观目的”的。因此世界历史规律是“合乎目的”的客观规律。恩格斯对此做了比喻性论证，即平行四边形理论。世界历史进程中，每个人都从各自的主观目的出发，但最终却形成了不以每个人的目的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这里体现了世界历史的运行过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有了上述实证科学基础，人类创造世界历史还需要动力，而这一动力来自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认为哲学是为历史服务的。“为历史服务”这一定位表明了哲学之于历史所具有的前瞻性。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事后思索”,因而不可能从前瞻性出发为历史服务。而在马克思看来，如何帮助世界历史实现其目的是哲学的重要功能。但是，黑格尔却留下了辩证法的革命性的思想遗产，这一点被马克思继承下来，并将其转变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动力。德国古典哲学是确立绝对真理的哲学。“反思”的意义在于发现现存世界是否符合绝对真理这一本质。黑格尔认为，如果一个事物不符合其概念，该事物就是名存实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才在其最保守的方面里透露出了最具有革命性的和批判性的力量。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那些合乎绝对精神的存在，才是真实存在的，因而才是现实的。而如果不合乎理性，其存在也等于不存在。这就等于黑格尔为现实事物是否是存在的确立了真理性标准。言外之意，那些不符合其概念的事物，是注定要灭亡的。正是这一隐含的辩证法的批判本性给马克思带来了启示：那些理想主义的绝对真理应该在现存世界中被建立起来，因此必须使“现实趋向于思想”。可见，黑格尔的“解释世界”包含着保守性和革命性双重特征。保守性是指“事后思索”的消极性不能为历史服务；革命性是指黑格尔辩证法包含着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肯定。因此马克思在黑格尔的启发下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仅仅是对现存事物的合理性或合乎必然性做出的解释，是不利于改变世界的。因为，现存世界是在事后被思索到其必然性的。如果是这样，黑格尔的“解释世界”的哲学无疑具有保守性。但当黑格尔哲学指出现存事物必然要符合其概念的时候，却充满了巨大的革命性。就现实而言，如果一个国家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把掩护特殊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说成”是普遍的意识形态，这意识形态本身是符合真理的，但却是不符合现实的，而是充当掩护现实不合理性的工具。因此，形而上学被虚假地利用于保护特殊阶级的利益，这种原本具有真理性的意识形态，却因为与现实不相符而变成了虚假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要想彻底批判黑格尔，就必须回到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批判，而不是哲学本身的批判了。对黑格尔从观念出发解释现实，把人变成观念的做法，马克思宣称从“现实的人出发”以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些充分表现了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从而为人类创造世界历史提供了哲学动力。三、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当代发展
今天我们回顾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重要的意义在于从这些理论和思想中开展出应对当代世界历史新变化的思路，进一步沿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所开辟的道路，深化对当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研究，并在解决世界历史的当代发展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更好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一)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开拓“改变世界”的新道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告诉我们，人类应该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任。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观是对人类命运不负责任的。如果坚持历史虚无主义或历史宿命论，人类就不会积极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努力。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当代价值直接体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诞生。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人类主体性地位的肯定。他把人类视为世界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根本的世界历史观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得到了创新性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在“改变世界”的宣言中指明了谁来改、改什么、往何处改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当代仍然是不可回避的世界历史观的根本问题。马克思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实现改变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是世界历史的主体，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引领人类进步的方向。那么，改什么?就是要改变资本逻辑所奴役的现存世界，就是要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生产方式，就是要改变资本对人类的剥削和压迫。最后，往什么方向改?往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方向改。改变世界包含着“破”和“立”的辩证运动，即既是对旧世界的批判，同时也是对新世界的创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当代世界历史观的叙事主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改变世界”这一历史唯物主义人类主体性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人类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体，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强调人类创造世界历史的能动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改变世界”的理想目标。当代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世界秩序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叙事主题”。当代人类改变世界，就是要改变现存的单边主义的、逆全球化的、霸权主义的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新的世界秩序。因此，今天改变世界，重新确立新的世界秩序，仍然要发挥人类自身的主体性。世界各国人民都应该成为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共同把人类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扬弃资本逻辑仍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导立场当代人类仍然受制于资本逻辑的统治，资本逻辑推动着世界历史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并继续主导着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在后冷战时代越来越表现出新的困境，人从资本奴役中解放出来在当代表现得更加迫切。原有的世界秩序是以资本的扩张与掠夺为目的组建起来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着世界体系，世界体系是按照资本的逻辑被确立起来的。资本逻辑的直接后果就是贫富差距。随着帝国的资本垄断和集中，使世界各个国家之间陷入激烈的竞争，并且被资本逻辑的“零和博弈”所践踏。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一系列生存困境和矛盾冲突，根本上都是资本逻辑所导致的。贫富分化的矛盾、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以及价值观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渗透与反渗透问题、颜色革命问题、霸权主义问题、逆全球化思潮、民粹主义思潮等等，所有这些当代世界的冲突和矛盾，归根结底都是由资本逻辑导致的。这些冲突矛盾意味着人类还远没有建立一个共生共在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内部依然充满着战争的危险。如何确保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仍然需要破除资本逻辑的消极影响。因此，当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主题仍然要继承马克思对资本逻辑扬弃这一根本的价值立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倡导的“合作共赢”是一种超越资本逻辑的世界历史交往新形态。合作共赢是建立在各个国家主体之间平等原则基础之上的。在多边主义的原则下，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有参与国际事物和建构国际秩序的权利。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道路。这种多边主义的世界秩序基本原则为合作共赢提供了政治保障。相反，霸权主义是资本逻辑的必然产物。资本逻辑坚持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剥削-被剥削”“支配-从属”的经济关系。资本逻辑的本性决定它不可能坚持合作共赢，而只能坚持零和博弈。因为，“资本”这一概念先天包含着剩余价值。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货币才是“资本”。而马克思早已分析并得出结论，剩余价值的实质就是剥削。由此可见，零和博弈是由资本逻辑这一概念的本性所决定的，这在逻辑上属于“分析判断”,即零和博弈是从资本的概念中分析出来的。也就是说，零和博弈是内包于“资本”这一概念之中的，而不是外在地加入到资本概念上的，如果是外在加入的，就是综合判断。正因为是分析判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资本逻辑天然包含着零和博弈。总之，霸权主义或单边主义构成了资本逻辑的政治原则，而零和博弈构成了资本逻辑的经济原则。在这种政治和经济双重原则主导下，世界秩序是没有正义可言的，更不会保证合作共赢。因此，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中关于资本逻辑的批判，在当代的重大价值就在于提醒我们：在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全球资本逻辑体系的情况下，如何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本性和初心，探索新的资本逻辑批判道路，构成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立场，因而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当代继承。在资本逻辑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的情况下，如何改造资本逻辑，使其为人类更高层次的目标发挥作用，就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创新和发展的核心问题。概言之，在无法消除资本逻辑的情况下，首先要建立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此消解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实现人类和平与发展。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超越资本逻辑给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造成的“壁垒”,摆脱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单纯“利益之争”的文明形态。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命运共同体?这在价值观上必须确立“人类共同价值”。因此，“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创新和发展。(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持“求同存异”的历史辩证法世界上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但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坚守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命运与共，主张尊重各个民族和国家的传统，保持“有差异的统一性”。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求同存异的，只有尊重民族的差异性才能消除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世界历史是民族消亡的过程，也是民族融合的过程。因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于资本主义用“形而上学的霸权”独断地支配世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命运共同体的基础。资本逻辑坚持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其实质是建立在民族和国家不平等的价值观基础上的。资本逻辑把世界引向“抽象的同一性”。比如，马克思指出，它把一切关系都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本来人与人的关系是多样性的，但是在资本逻辑中被抽象化地表达为单一的“金钱关系”。马克思因此批判在资本私有制下人类受资本的抽象统治的状况。当代世界仍然在资本的抽象统治之下，主要表现为霸权主义奉行的单边主义，表现为“普世价值”的独断。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中的民族消亡理论仍然是构建超越资本逻辑的世界秩序的理论基础，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命运与共的多样性统一的世界历史主张的理论依据。今天“民族消亡”仍然需要尊重民族文化差异性，同时寻求人类的“共同价值”,从而避免民族间的冲突，这是“民族消亡”在当代的世界意义之所在。世界历史通向永久和平在今天仍然要致力于消灭战争。资本逻辑是战争的根源。直到今天，资本扩张尽管采取了金融和技术手段，但武力威慑仍然为资本逻辑的运行保驾护航。这在根本上放弃了世界永久和平的承诺，必然不断制造阶级矛盾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是放弃永久和平的，“黑格尔认识到，没有一种理性的方式可以从世界上消除战争的可能性。”这种对人类和平的失望，在今天资本逻辑自我保护中仍然发挥着潜在的影响。
作者简介：吴宏政，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获评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兼任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副理事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政治教育。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先验思辨逻辑》《历史生存论的观念》《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考释》等专著，参加编写《马思哲学基本范畴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教材，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多项。杨盼悦，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坚持和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研究”（项目编号：20AZD008）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出自：《浙江学刊》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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