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决胜小康，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上树立起一座划时代的丰碑，中国农民生活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十大飞跃。脱贫攻坚的核心目标就是“两不愁三保障”，“两不愁”即衣食不愁。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由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209公斤增加到2020年的474公斤，远高于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而中国人均年消费粮食不足150公斤，中国人民基本端牢了自己的饭碗。在服装上，今天已经很难分出一个人是农民还是市民。绝大多数农民由“一衣多季”转变为“一季多衣”。“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妇孺能诵，“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是昔日农民的传统劳作方式。在技术落后、工具笨拙、方法简单的漫长农耕时代，不论是耕种收割，还是开沟挖河；不论是抗旱防洪，还是舂米磨面，都需要付出繁重的体力劳动。随着近年来的机械化普及和社会化服务，“机器换人”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从生产到生活，那种需要出尽牛力、累坏筋骨的苦役正寿终正寝。即便需要扛挑抬搬的简单体力劳作，也被家家普及的电动车取代。通过多年危房改造项目的实施和脱贫攻坚中1000万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完成，农村居民全面实现了居有所安。过去那种泥墙草顶，一到雨天，外面大下屋里小下的居住环境已经罕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对农民的理解。“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他们常常是“日未出即作，日虽落不息”，归来后还要延长劳动时间，“昼出耘田夜绩麻”。一年四季，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田家少闲月”；阴晴雨雪，田间农事家中生计，见缝插针。白天举家忙种田，晚上男人需要担水劈柴、推磨打碾，女人需要穿针引线、缝制衣衫。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农民有了“一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八个月空闲”的时间自由。自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以来，历朝历代均以收取农业税治政养国，故使农民“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农业税征收甚至到了“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到2006年，在中国实行长达2600年的农业税终于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农业进入“无税时代”。农民务农不仅不需要交税，还能享受到种粮等各项补贴。万里长城是多个朝代民工一砖一瓦垒起来的，据史料称秦代修筑长城征用的民夫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多。京杭大运河是数百万民工一镐一锹刨出来的。劳役兵役是历朝历代压在农民头上继税赋之后的第二座大山。今天，随着机械的发达，农民再也不需为出苦役发愁。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多因不堪忍受繁重的徭役而发生，这一困扰社会发展的历史痼疾从此再也不会重演。中国有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优良传统，但养老育幼的责任和义务历来是以家庭为单元，社会只是扮演着道德引领、精神提倡的角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里，城市养老育幼的部分职能逐渐被社会分担，养老院、幼儿园遍布城区。但乡村一直处于盲区，村民不知幼儿园为何物，一些开办养老院的乡镇也是惨淡经营。最近三五年里，乡村幼儿园已经全面覆盖，学前教育已经成为国家的制度性安排。乡村老人不仅可以领到政府发放的养老金补贴，还有不同档次的养老保险。各类养老机构也在乡村逐步发展。家庭的养老育幼职能向社会分流，为年轻的家庭成员减轻负担、安心工作拓宽了空间。神农尝百草，然后演绎出中华民族的国宝中医药。在西医传入中国的近现代以前，中国人看病靠中医。中医的理论基础是哲学思辨，临床知识靠实践经验，学习、传授比西医更难。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古代，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困扰中国人寿命的主因。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均寿命仅35岁。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小病理赔，大病统筹，实行农民医疗互助共济，人均寿命大幅提升，至2019年年底已达77.3岁。虽然乡村医疗卫生仍存在诸多尚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但前所未有的人均寿命大幅提升说明我们走对了路子。拥有中医、西医两套医疗体系的中国人理应更健康、寿命更长。2020年中国网民9.8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已达70.4%。在互联网条件下，世界很小，地球是一个村庄；世界也很大，村庄是一个地球。一个村庄的人到达地球上任何地方，互联网就把这个村庄的虚拟空间扩展到那个地方，村里人与他可以远隔万水千山通过视频随时面对面聊天闲谈，交流情感。比起靠鸿雁传书、靠邮件传文、靠电话传情的旧式交流，这是一种以往做梦都想不到的神话。“千里江陵一日还”是古代诗人的夸张。在交通工具高度发达的今天，“千里一日还”才是现实。上世纪80年代，民谣称乡村道路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坐车有“三跳”，即“车在路上跳，人在车里跳，心在肚里跳”。目前，全国农村标准公路已达4万多公里，通硬化路的乡镇和建制村已达99.64%和99.47%，建制村通客车率已达98%。摩托车、电动车在乡村全面普及，小汽车也随处可见。村、乡、县、省一直连接国道的路网体系全面通达，农民出行只靠两条腿的时代彻底结束。在私有制国家移民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想当市民卖掉土地拔根就走。我们是公有制国家，且是安土重迁的民族，农民在乡村的根扎得很深，且根系发达。农民想当市民，首先需要放弃农村户口，退还承包地，而退地村集体就要给予补偿，集体经济发达的村有能力补偿，但农民不愿退出，他们还想从集体中不断获取更多的利益。集体经济落后的村农民愿意退出，但村里无力补偿。再加上熟人社会的人情红利、宗族力量的护佑、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中国农民很难拔除扎在乡村里的深根，将长期保持一脚城里一脚乡下的城乡两栖状态，农忙在乡务农，农闲进城务工，戴着“农民”与“市民”两顶帽子生活，将成为古今中外城市化进程中一道独特风景。有关调查显示，2.8亿农民工有落户城市意愿的只占21%。曾几何时，农民描述他们的生活状态是：“耕地靠牛、温饱靠救（助）、交通靠走、通讯靠吼、治安靠狗、娱乐靠酒。”今天农民生活正在发生的十大飞跃，不仅是史无前例，更是加速到来；不仅是全方位提升，更是颠覆性改变。
本文作者：刘奇为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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