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时代之问”与江学长的“三大历史贡献”​

缅怀江学长

编者按：2022年12月1日，我国著名政治学者，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胡伟，在“上海公共政策研究会” 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篇题为《缅怀江学长》的文章。该文言简意赅，观点鲜明，收获诸多共鸣与好评，截至本次发文前，已获微信公众平台6.6万多阅读。

该文结合个人经历，概括出“江学长”深刻把握、科学回答了当时党和国家紧迫面临、亟待解决的中美关系处理、党的自身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三个时代之问”所取得的“三大历史贡献”。

以下是文章全文：

2000年我从复旦大学调往上海交通大学任教，交大人把江泽民同志尊称为“老学长”、“江学长”。后来老学长从总书记岗位卸任后曾来母校视察，我也有幸参加了相关活动。从加盟交大开始，我便也称之为“江学长”。

我在11月30日下午得知噩耗，虽不意外，但依然希望像以往那样是一个“谣言”。讣告发布后，网上掀起了一波波的怀念和追忆，前所未有。一个人能被如此缅怀，足以证明他的极不寻常、极不平凡。

近年来网上有逐渐增多的文章称颂江学长，个中原因值得分析。其中得到越来越多公认的，是他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做出了一系列事关中华民族兴衰成败的正确决策。下面结合我个人的经历，略谈二、三事，以表达对江学长逝世的哀思。

一、让中美关系重回健康发展的轨道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改革开放后最严重的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临危受命，担任了总书记。面对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打压，邓小平及时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对外方针。江泽民根据邓小平的一系列谈话，把这一政治大韬略完整、准确、深刻地概括为28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有所作为，绝不当头。这28个字，字字珠玑，主要蕴含了三层意思：第一，面对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应当采取什么姿态？是沉着冷静还是头脑发热，这是处理问题的大前提；第二，沉着冷静之下，应当遵循什么原则？这一政治大韬略深刻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和神髓，把道家“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思想运用到极致，大智若愚，以柔克刚；第三，韬光养晦，善于守拙，最后的落脚点是什么？邓小平明确告诫：中国不当头、不扛旗。

这28字的战略方针的提出和概括，不仅体现了邓小平的政治韬略，也反映出江泽民的政治智慧。邓小平说过很多话，如何加以概括总结至关重要。江泽民不仅完整、准确、深刻地把握了邓小平的战略思想，而且身体力行，认真贯彻。“韬光养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化解中美冲突，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中国不出头扛旗，才能避免与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走向全面对抗，才能在中美关系面临危机时转危为安。但要让中美关系重回健康发展的轨道，还要有所作为，付出艰辛的努力。为此，江泽民通过中美之间的“元首外交”，积极推动中美两国达成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延伸阅读：中国元首外交的兴起：一种国内政治的考察）

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江泽民1997年访美。这次访问是12年来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正式访美，也是自1979年邓小平访美以来中国领导人对美国进行的一次最重要访问。但在当时，“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甚嚣尘上，中国被描绘成冷战后“新的魔鬼帝国”；香港回归前，也有人称中国民主进程“夭折”；在1997年的头7个月里，美参众两院议员先后提出了66项反华提案，破了历史纪录。在此背景下，如何扭转乾坤的确需要领导人的魄力和魅力。

江学长充分发挥了其长袖善舞、多才多艺的优势，一些个性的瞬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在檀香山，他用夏威夷吉他弹奏了《向夏威夷问候》这首歌，并邀请州长夫人即兴为大家演唱；在南加州接受华人华侨欢迎时，江泽民清唱了京剧“一轮明月照窗下”；在白宫，克林顿总统陪同参观林肯的起居室，主人向客人展示了林肯亲笔书写的葛底斯堡演讲稿，江学长随即用英文朗诵了演讲的开头……

11月1日，江泽民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我当时正在哈佛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有幸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老学长一口英语，再次展现其独特的魅力，受到听众的极大欢迎。在谈到哈佛大学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时，江泽民说得知校长陆登庭（Neil Rudenstine）即将访华，“我期待与你在北京，或上海，再次会见”（原话是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again in Beijing, or Shanghai），这句话引起了现场一片会心的笑声和掌声，成为演讲的一个亮点。我的老师王沪宁随行访问，演讲结束后王老师告诉我，演讲原稿并无or Shanghai，这是江主席临场发挥的，起到了极好的效果。会场内掌声阵阵，但与此同时会场外也传来阵阵“噪音”——“台独”、“藏独”等分子在会场外用高音喇叭呼喊反华口号。有位美国记者现场向江主席提问是否听到外面的“噪音”。老学长非但没有回避这一“刁钻”的问题，反而诙谐地答道：我虽然已经71了，但耳朵还是很尖锐的，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我的声音要比它还高！会场再次报以长时间的掌声和笑声。

通过这次访问，江主席同克林顿总统商定，两国致力于建设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成为1989年后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的一个历史转折点。翌年，克林顿总统访华，在人民大会堂国宴之后江学长即兴邀请克林顿现场各自指挥军乐团演奏两国歌曲，把气氛推向了高潮。两国元首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奠定了重要基础。彼时，我身在美国，撰写了《努力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江泽民克林顿互访与两国开展元首外交的背景与前景》，于1998年6月26日分别刊登在《华盛顿新闻》、《波士顿新闻》、《美南新闻》等报纸。上海《文汇报》1998年6月24日也发表了本人文章《建立战略对话机制元首外交特别重要》（《文摘报》1998年6月28日转载）。“元首外交”成为当时中美关系改善的一个关键因素，为1999年中美入世谈判的成功铺平了道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为中国的崛起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条件。

二、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

江学长的另一大贡献，是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遵循了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顺应了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从今天的眼光看，“三个代表”是极具内涵、极富创意的思想，为世纪之交的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提供了新的历史方位。为此，江泽民委托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建立一个研究班子，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那是千禧年年中的事情，我及时发表了《“三个代表”：党的建设面向新世纪的坐标》一文（载《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10期），是当时较早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阐释的论文之一，其中的一个核心论点就是中国共产党要以“三个代表”为指引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观点，可以说是课题组当时的一个基本共识，这一共识得到了黄菊同志的肯定，并向总书记做了汇报。

记得有一次黄菊同志找我谈话，提到党内有一些老同志不同意这一观点，说“难道执政党就不革命了吗”。但是总书记还是采纳了这个观点。不过，为了照顾党内一些老同志的情绪，在中央的正式报告中没有直接使用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概念，而是做出如下表述：“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这一表述最早出现在2001年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后被广泛引用。但我注意到，在后来出版的《江泽民文选》中，的确出现过“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明确论断。这说明，江学长本人是认可这一重大判断的。（延伸阅读：张志明：为什么“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说法是错误的？）

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判断，理论内涵极为丰富，我认为实际上构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时至今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而与这一重要思想相伴而生的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重大判断，不应当被忽视。中国共产党究竟向何处去，需要认真加以思考和审视。

作为这一论断的最后结论，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郑重宣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从革命走向执政，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代表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史新时期中国社会进步的基本方向。只有沿着这个方向不发生逆转，中国才能走向光明的未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

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是改革开放后绕不过去的一个坎。

如果说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于建立了新中国，解决了政治学语境下的“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问题，那么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则在于推动改革开放，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对于之后的领导人来说，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解决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问题，是奠定其历史地位的要件。这个历史任务邓小平已经提出了，但未能完成。对于第三代领导集体来说，如何完成这一未竟的事业，是一个重大课题。

作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对此是有考虑的。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命题，把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两个文明”建设拓展为“三大文明”架构，实际就是旨在为破解这一问题提供空间。只是这一问题甚为敏感、甚为艰巨，要找到可行的突破口的确不易。

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一直关注的正是这个问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即开始针对以党内民主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研究，有关成果引起了一定的关注。著名学者萧功秦《从政治发展角度看“党内民主化”论》一文对此有详细评论，海外也有专文予以分析。发表于《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的《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开发中国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是本人关于这一论题的代表性成果，2008年被著名学者俞可平和Arif Dirlik 编入《中国学者论民主和法治》，该书作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论丛”的一种，收录10年来16位政治学和法学权威学者的代表性论文。但在1999年，我的这篇论文引起了争议，《复旦学报》被追责，当时我本人遭受很大的压力。

2000年我加入了黄菊同志组织的研究班子，并参加了中央组织的一个高端研究班，当时包括黄菊在内的上海一些领导同志也在这个班中，尤其是胡锦涛同志亲自莅临研究班听取汇报并讲话。在这一过程中，我与黄菊同志深入交谈，按照他的要求当年11月完成了内部研究报告《党内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由他提交给总书记并得到肯定。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明确提出“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的重要论断，由此本人关于“党内民主”的观点自然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了，以致有领导说我是“早叫的公鸡”。因此，我对老学长一直怀有谢意。如果不是他率先倡导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我的“冤案”恐怕就难有平反昭雪的一天。当然，能够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尽一份责任，个人受点委屈也不算什么。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鲜明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继续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应当说，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至今仍然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推进的。

但无论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越来越感念他的睿智和英明，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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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胡伟，著名政治学者，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

文章来源： 上海公共政策研究会 秘书处 2022-12-01 14:24 发表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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