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逻辑指向

摘要：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及其逻辑指向，是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视角。

回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探索过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过程蕴含着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可能性与必然性、一般性与特殊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历史选择。

从现实向度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

理论基础、根本任务、领导力量、制度保障

等方面展现着社会主义性质。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构了与

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以资本为中心”“物质膨胀”“对外扩张掠夺”

形成鲜明对比的

“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协调”“共谋合作共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逻辑。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代性

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理论、历史与实践之中实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本质交融，不仅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中的逻辑窠臼，而且以实际行动破解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诸多难题。当以大历史观考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时可知，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及其基本逻辑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过程，而又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推进中塑造了新型社会主义现代化逻辑。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探索
回顾近代以来现代化发展历史，中国经历了从被动卷入现代化进程到主动探索现代化出路，再到主动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乃至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转变过程。

（一）“可能性”与“必然性”
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中是普遍的、世界的现象，也是深刻的社会革命。有关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存在着多种阐释。通常认为，马克思仅关注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即在发达（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实际上，马克思旗帜鲜明地反对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特殊的历史问题当作“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强调了历史的具体性与特殊性。更进一步，马克思在回答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途的询问时，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重要设想，为东方国家摆脱落后局面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从理论上证明了在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现代化的曙光，以历史行动证明了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性。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拯救民族和国家，仁人志士进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探索。这些现代化探索客观上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历程。这一阶段的现代化是由于外部入侵所开启的历史进程，突出表现为“被动的、依赖的、片面的”特征。在此时期，“所有在西方和日本流行的社会和哲学理论——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达尔文主义和唯物主义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然而，各种理论与探索“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没能寻得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在中华民族陷入道路选择的迷茫时期，“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十月革命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到现实的飞跃，印证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实可能性，而且还证明了在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行性与现实性，为羸弱的旧中国摆脱枷锁、走向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示范，以此彻底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
在此背景下，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与民族复兴，实现了从“可能性”到历史“必然性”的跨越。这种必然性体现在历史实验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中国选择其他现代化道路行不通，还凸显于中华民族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动性——在饱受内忧外患的落后中国，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才能真正摆脱落后状况，实现发展阶段的超越。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结论正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探索，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的统一。
（二）“一般性”与“特殊性”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历程所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从一般性到特殊性的转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时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历史转变过程。在此历史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社会主义一般与特殊时，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工业化道路”，制定了“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两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具体形式，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一般性与特殊性如何统一的问题，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
一方面，在一般性问题上，早期社会主义建设选择“以苏为师”，进行制度改造与工业化建设，实质上坚持了“工业化”对现代化先导作用的一般规律。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特别强调了建设工业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选择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式推动现代化建设、实现了苏联经济的独立自主，同时结合农业集体化、政治集中化等方式，形成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典范，苏联模式在社会主义由一国向多国发展的过程中，成为各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参照对象，几乎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性“样板”。毛泽东指出，“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由此可见，在最初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过程中，苏联模式的“一般性”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重工业和轻工比的比例失衡、工业与农业结构失衡等弊端日益暴露，逐渐引发了对苏联模式的质疑乃至变革苏联模式的要求。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它为各国党独立思考，探索本国改革之路，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引发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殊性”问题的思考。在把握历史一般与特殊时，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在特殊性问题上，苏共二十大之前，毛泽东在发现苏联部分经验不适合我国国情时“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强调了要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反对教条主义与生搬硬套，指出“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便已提出“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系列重要问题。在对党的历史回顾中，毛泽东深切提出“第二次结合”深刻结论。在此时期，党已经得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方针、制度设计、思想理念，开始明确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问题，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思想先导与实践基础。
（三）“世界性”和“民族性”
新中国实现了独立自主，但“在对全球化主体潮流的脱离和抵抗中，我们虽然坚持了政治上的独立，却也造成了自身的封闭和僵化，无法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发展动力，结果是在现代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落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直面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世界历史、民族历史的重要关系，推动了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历史转变。
一方面，强调现代化在世界发展演变中的历史必然，明确必须在对外开放、融入世界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伴随着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落后国家或前现代国家必然面临着在世界历史与世界市场内推进现代化的重任，即“现代化一旦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出现，其他国家或地区为了生存和自保，必然采用现代化之道”。这一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后尤为凸显，直接表现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两制共处”的现实复杂性，也就是在世界现代化发展图景之下两种制度的交互关系问题。在此背景下，邓小平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分析，认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之中，“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认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也就是强调通过“两个利用”——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国外的资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以此为契机，中国通过对外开放，深度参与了国际分工和合作，抓住了经济全球化重要机遇，利用世界市场等经济纽带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赶超，使得中国式的现代化乃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首次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
另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中国特点，必须从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出发。基于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这个重要看法，邓小平改造了中华文化中“小康”一词的概念内涵，创造性地使用小康社会描绘中国现代化发展图景，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走自己的道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依据本民族历史传统探索发展模式，逐渐成为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共识。要言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与“现代化”通常并不是在一起使用。这是由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并不处于同一时空序列，前者是西方后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形态，后者则是东方前工业社会实现现代转型的历史主题”。回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中可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推进和拓展蕴含着深刻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对重要关系的历史性解决，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与历史探索过程中成功开辟道路。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拓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发展
新时代、新征程、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当代转化，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深度结合，展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当代中国、在21世纪的具体形态。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马克思主义深刻觉察资本逻辑运动规律，充分认识资本文明所带来的进步与破坏，特别是就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所带来的资本逻辑、两极分化、对外扩张进行了最为深刻的批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的根本逻辑及其内在弊病的深刻洞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重要基础，不仅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三大规律”，而且自觉发挥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等方面的一般原则，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充分运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推动了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活动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交相辉映。一定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推进与拓展的过程，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也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判断，就新时代“为什么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样态与实践目标、怎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问题作出了系统回答与深刻揭示，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指引与理论指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于现代化理论的新的飞跃，在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历程中发挥着引领性作用，指引着中国式现代化迈入新的历史阶段。要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
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原则的核心在于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同时，社会主义运动高度的历史自觉，依托于共产党人在执政过程中对于历史规律的自觉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体现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设与实践推动等多重维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指导作用，构造了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理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而不是抽象的教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到物质力量的转化过程，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主动转化，以此推动中国人民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被动到主动的转化，得益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力量，根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转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发展规律的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时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开创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领导力量。习近平指出：“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在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把握历史主动，利用各类历史条件探寻现实可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始终发挥对现代化国家治理、重大布局及各项事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政治保障。实际上，现代化过程中的“非自然性”体现为“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现代化正是这种“非自然性”的生动体现，即在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高度的历史自觉。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坚决斗争，推动了的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化，以坚决的自我革命破解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党的全面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化，确保了社会主义历史自觉、历史自信、历史主动地发挥，以此充分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与发展方向。要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以党的全面领导的深化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任务
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因素，人类社会发展集中体现为先进生产力对于落后生产力的替代过程。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以此实现对所谓现代化国家的赶超。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生产力发展水平既是竞争内容，也是衡量竞争的尺度。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是体现了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根本要求。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建设历史，虽然毛泽东已经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重要任务，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未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遭遇了波折。改革开放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等重要观点，并在党和国家工作中正式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任务，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写入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由此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任务。正是由于党牢牢扭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才能创造出经济跃升的现代化发展奇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强调指出：“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也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新时代并没有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任务。但是，现代化发展的新变化对经济建设这个根本任务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即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任务。应当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充分把握社会主义尽快发展生产力、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根本要求，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任务不动摇，同时又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要求，不仅是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原则与主张贯彻在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客观上实现了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和高度发展，更重要的是排除了各类因素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干扰，牢牢抓住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逻辑主线，成功将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至新的历史高度。要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
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社会形态的演进突出地反映于制度更替，表现反映先进生产力要求、代表着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制度，对于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落后制度的扬弃。社会主义对于先进生产力的要求集中于对先进生产关系的探索，即建立与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相一致的社会制度。当今时代，随着现代化发展的加速与深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包括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等在内的各个方面的制度之间的较量。列宁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时便已强调，在完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后，“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创造社会结构必然包括新型社会制度的构造，而制度建设直接反映了现代化发展类型。
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等社会主义制度原则与实践要求、时代特征相结合，构建了厚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依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了鲜活的民族形态、中国形态、当代形态，创造了世界现代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基本发展格局。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从确立到逐渐完善，再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
其一，根本制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制度”。其二，基本制度包括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重大影响。基本经济制度是各类社会经济关系中最基础的制度规定。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了以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体制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不是纵向上依靠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组织生产的“指令性计划”，也不是横向上自发形成的 “指导性计划”，而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计划调节，即国家通过计划以市场为中介实现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的创新型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破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的窠臼，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突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又与我国现代化国家建设水平相适应。习近平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虽然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与苏式现代化制度的显著差异体现在了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制度创举，充分发挥了资本积极的历史作用，利用资本进行配置资源，成功实现了通过驾驭资本逻辑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其三，重要制度是一系列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来的主体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总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归根结底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方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又以实践为依据推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时代变革，创造了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现代化发展类型，并推动了“中国之制”向“中国之治”的充分转化。要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以社会主义制度的革新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由上可知，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属性及其基本逻辑全面地体现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全方位、多领域，集中地表现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理论基础、领导力量、根本任务、制度保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持与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通过充分运用现代化发展规律、发挥历史主体的能动性、抓住历史发展的重要机遇，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创造性地构建了社会主义性质与新型现代性结合的社会结构，以此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的显著优越性。

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逻辑指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历史阶段，以现实问题出发有助于从三个层面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性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逻辑展开。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逻辑
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性相对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根本逻辑。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中已经指出，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资本确立了在社会生活中“特殊的以太”的地位。资本逻辑天然具有扩张性、增殖性、运动性，不仅不断介入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各个环节，而且以“普照的光”形式影响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试图实现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等方面的扩张。就资本与现代化的关系而言，资本在追求剩余价值中创造了文明，具有创造文明与价值增殖的双重作用，即为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与现代化水平、开拓了世界市场，同时又无止境追求剩余价值。在此意义上，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的现代化，造成资本与劳动者分裂为两极，也就是马克思所分析指出的“与工人相对立的财富世界也作为与工人相异化的并统治着工人的世界以同样的程度扩大起来。与此相反，工人本身的贫穷、困苦和依附性也按同样的比例发展起来”。这一基本逻辑在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得到集中体现。皮凯蒂曾概括指出：“资本导致的不平等总比劳动导致的不平等更严重，资本所有权（及资本收入）的分配总比劳动收入的分配更为集中。”西方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必然导致物质财富等一系列不平等的产生。
与此相区别，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根本逻辑，实现了“人本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改善民生、共享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然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强调人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主体，又在现代化建设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目标。
第一，从现代化发展目标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推动人的现代化、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逻辑，实际表现以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导向，致力于推动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逻辑切实地表现为在高质量发展中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二，从现代化发展动力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发展依靠人民，激发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习近平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这一重要判断实际肯定了人的现代化在现代化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确认人的现代化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发展内在关联、互为前提，肯定了人的能力与素质的提升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第三，从现代化发展结果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推动人的关系的多维发展。从人与物关系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致力于在物质生产及其发展角度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客观的物质基础；从人与精神关系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推动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与升华，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目标；从人与社会关系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通过推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每个人提供自我提升、平等参与、共享发展的条件；从人与自然关系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实现马克思所言“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从人与劳动能力关系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致力于实现社会生产能力成为共同的社会财富，以此开辟每个人提升自我能力的广袤空间。习近平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逻辑代表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型现代化观。
（二）“全面协调”的现代化发展逻辑
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物质膨胀”的现代性相对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展现出“全面协调”的现代化发展逻辑。在资本主义早期形成和发展历程中，物质膨胀、商品堆积便已是其明显特征。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资本主义商品不仅构成了马克思进行资本主义批判的逻辑起点，也是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起点。商品大量堆积的背后实际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绝过过剩与需求的相对不足共存的局面。生产方面，科学技术的运用不断缩短着必要劳动时间，使得单位时间内生产了更多的商品，逐渐导致商品生产过剩。消费方面，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使得生产的商品愈加便宜，而商品的廉价化意味着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持续下降。工资水平直接限制了工人的消费能力，导致了实际上的消费相对不足。在此情况下，社会生产极大扩张与工人消费需求持续萎缩相并行。不仅如此，商品表现社会财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导致了“商品拜物教”的产生，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被人与物的关系所遮蔽，进而导致了人对物的崇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商品拜物教还衍生出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进一步引发了对物质、金钱的盲目追求，造就了被恩格斯所批判的“仅仅为了炫耀自己而占用了许多劳动力的、无益的、简直是荒唐的浪费现象”的“炫耀性消费”。要言之，对物的崇拜与追求，是形成物质膨胀的现代化的重要动因。
与此相区别，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全面协调”的现代化发展逻辑，追求的是全面发展、协调并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以物质财富积累作为现代化唯一标准，将物质生产发展视为现代化重要基础的同时，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突出了“一体”的重要性，指向了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的横向规划，侧重于解决“建设什么的现代化”问题，突出了现代化建设多领域的整体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眼于“全面”的重要性，指向了现代化建设任务的纵向展开，侧重于解决“怎样实现现代化”的问题，突出了现代化建设多层次的全面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密切联系，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提供指引与支撑，实际上克服了单纯以物为中心的现代化，强调了现代化建设多个领域和丰富层次的全面性。
另一方面，强调把现代化建设各要素视为有机系统。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有机体”理论，强调了在推动现代化必须坚持“人—社会—自然”的方法论，内在要求协调好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本质关系。习近平强调指出，我国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本质判断是对现代化建设的系统性概括，也是对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交互关系的澄明，由此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协调性”基本逻辑。这一基本逻辑现实地表现为，实施系列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不断提高现代化建设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
（三）“共谋合作共赢”的现代化对外逻辑
与西方现代化道路“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性相对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彰显了“共谋合作共赢”的现代化对外逻辑。“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实质为发达国家对不发达过国家的剥削与控制。马克思在对原始积累的分析中，就已充分展现了西方现代化发展中掠夺的本性，认为资本积累隐含着私有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潜在矛盾，特别是通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实际上，资本积累的动力驱使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扩张，内在要求通过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张阻止利润率下降。以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为反思的切入点，罗莎·卢森堡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通过非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剩余价值，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向非资本主义国家转嫁矛盾来缓解危机，揭示了非资本主义国家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必然逻辑，以此探讨了资本扩张的外在限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却并没有改变通过对外扩张与构建政治经济体系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方式。阿吉里·伊曼纽尔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生产价格理论出发，考察了国际社会下的生产和贸易问题，指出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不平等交换的现实，具体分析了不平等交换所带来的后果，即世界范围内资本的自由流动保证了利润在国际上的平均化，但“其特点在于工资和有机构成都不相等”导致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对不发达国家剩余价值的转移，也就是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在此意义上，以资本为核心驱动力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必然导致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形成“中心—外围”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并通过资本输出、债务盘剥、政治控制力等方式构建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上的“依附”。要言之，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维持与发展，必然以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掠夺为代价。
与此相区别，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共谋合作共赢”的现代化对外逻辑。第一，深刻把握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的现代化关系。从不变的方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必然”“两个决不会”的重要判断，承认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合作与斗争。从变化的方面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要求我们必须以历史主动在积极回应世界大变局中，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更多有利条件。第二，正确处理具有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这是因为，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在应对后现代化所带来的各类风险挑战时，必须同舟共济。任何单边主义、极端利己主义都是根本行不通的，没有国家能够完全置身事外。第三，为推动全球现代化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发展方案。当前世界经济领域的三大突出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通过积极改革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不断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在增强社会活力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在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永不称霸、不搞侵略扩张，不认同并以行动打破了“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展现大国担当，彰显大国风采，展现了超越西方国家崛起之路的崭新经济模式，为世界经济解决三大矛盾、平等收入与经济增长等关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发展方案。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现实、未来也是相通的，其中一以贯之的主线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创新发展及其基本逻辑的塑造。习近平强调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在没有“现成的教科书”的情况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牢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走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实践禁锢，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深刻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逻辑及其内在要求，以此实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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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毕照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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