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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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政治学研究发展报告

2022年的政治学研究，建构中国自主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觉意识不断凸显，面向时代、面向实践的政治学研究持续深化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中国之制的特征与优势、中国之治的运作与机理、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政治关联、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与展开等议题成为研究重点。新时代政治学的发展应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主线，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学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从政治学的维度，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本年度政治学研究的最大热点。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相关研究在方法上注重比较历史分析，在内容上则普遍重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杨光斌认为，要真正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意义，必须在比较现代化研究中彰显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治的意义。在比较政治发展的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包括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取向、非战争掠夺的和平发展以及由此构建的旨在修补不平等世界秩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现代化模式的差异性源于不同的历史属性所演绎的制度变迁方式。徐勇、陈军亚则通过对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经验的揭示，指出中国特有的国家善治能力，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为其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基本的制度保障。郁建兴以东亚经济起飞时期的发展型国家和西方二战后形成的福利国家两种现代化模式作为认知对比镜像，论述了共同富裕治理体系的主要框架和特征。景跃进指出，建立在西方现代化经验基础之上的民主—威权的二分法根基正在被消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我们提供了民主理论创新及与西方学术对话的经验资源。唐皇凤认为，政党主导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核心特征，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内生结果。中国共产党主导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需要政党主导，党的自身建设以及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提高始终对现代国家建设全局具有决定性作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政治逻辑。

中国之制的特征与优势、中国之治的运作与机理在学理上得到进一步阐发。贺东航系统梳理了党的领导制度，指出党组制度、领导小组制度、党管干部制度、群众路线制度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党建制度等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王阳、熊万胜则将党政科层体系视为中国之制的最重要特征与中国之治的重要原因之一。党政科层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不断融入并优化国家治理的经验，推动了传统郡县制和关系伦理向现代科层制及党性意识形态的结构转变，并在引领民族复兴的治理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和社会整合能力，实现了从简约治理向精细治理的功能转型，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之制。郇雷总结了“中国之治”蕴含的政治逻辑，指出中国政治发展具有独特的演进逻辑和显著的制度优势，包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主性与开放性、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有效性以及先进政党的全面领导及其政治权威。

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聚焦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等方面，呈现出研究视角丰富化与研究对象精细化的特征。杨雪冬、陈晓彤从空间逻辑审视国家治理现代化，指出现代国家产生后，空间管辖的主权化与空间类型的多样化之间的矛盾成为国家治理要应对的基本矛盾之一。在全球风险社会，这种挑战突出表现为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体系普遍遇到治理超载问题。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各类空间秩序的调整和理顺，以维护和塑造空间的公共性。韩志明、李春生进一步将空间维度具体到治理界面的讨论，通过划定界面面积、调整治理跨度、甄选治理层级、增减治理密度来推动治理变革，提高治理的敏捷性。周光辉等通过对功能区划分、国家规划以及国家调查队等治理机制与治理工具的考察，呈现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丰富面向。

关于现代中国的形成和当代中国政治理念、制度及行为的由来，相关研究进展表现在：一是强调中国政治发展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复杂性、独特性。如贺东航主张以复线性理解中国的政治发展与现代国家构建，看到时空叠加、地区发展差异所带来的政治发展与现代国家成长的复杂性。二是注重从国家—社会关系的维度分析现代中国的独特性。如徐勇、王美娜从关系叠加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历史悠久的“族”与“群”构成了中国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底色，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陈军亚、王浦劬则揭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构建现代国家具有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双重属性，由此塑造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独特性。三是注重揭示当下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政治关联。如严庆、王跃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大一统”政治哲学及政治价值在当代多民族国家整合中的具体体现，也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党中心模式”凝聚人民的具体方式。汪仕凯认为，政治创造了大一统，政治大一统是大一统的根本内容。而发端于西周、极盛于清朝的政治大一统在近代中国遭遇了“世界历史时刻”，因此，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根本就在于找到一种新的能够同现代国家融合在一起的政治大一统。胡键则探讨了治理的历史起源，认为先秦时期和秦国统一中国以后其实包含了两种不同的治理形式和治理逻辑，前者是分封治理，而后者则是中央集权的治理。两种不同的治理逻辑所体现的治理伦理也不同，分封治理以正义为前提来构建秩序，而中央集权则以绝对君权的秩序为前提兼顾正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不断发展，不仅证明了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成功，也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质量和成色，中国的民主是观念上立得住、实践上也行得通的高质量民主。樊鹏提出，与西方民主制度相比较，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更加鲜明的人民性，是能够更有效维护人民广泛真实权利的民主，是具有显著制度优势的高质量民主。王炳权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在于这一民主新形态以强调民主的真实性与有效性为根本，注重民主活动主体、民主参与内容、民主覆盖范围、民主实施流程等方面的全面性、连续性和有序性，从而很好地实现了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人民意志与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孔繁斌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民主自我认同的一次调适和升级，是治理注意力、能量和资源按照合目的性原则重新配置的行动，本质是国家再构建的实践，预期目标则体现为国家治理的国家再构建行动。佟德志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要求在实践中做到全方位协调、全链条衔接、全覆盖拓展，形成主体合力、程序合力、客体合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合力的基础。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融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新时代政治学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成为新时代政治学人的自觉意识与共同追求。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首先在于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与价值取向。张树华、吴波指出，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建构绝不仅仅是挣脱西方政治学的束缚转向自身，同时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的转向。中国政治学的展开，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学之间关系的重新审视，意味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任务的出场，意味着深化对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实践之间关系的认识，意味着基于中国政治学的现状深入思考方法论层面的问题。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离不开理论阐释与话语创新。作为理论阐释与话语创新的重要生长点，具有强烈“中国性”的田野政治学、历史政治学不断深化；民族政治学、利益政治学、责任政治学研究在立足中国的基础上，展现出从普遍性政治要素中提炼理论命题的努力；财政政治学、发展政治学的理论构想得到初步表达。

历史政治学产生了一系列初具规模和影响的研究议题及研究成果，并呈现出明显的反思—再出发特征，理论建构与历史阐释构成了两个相辅相成的发展面向。杨光斌等人强调历史政治学之于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起点意义，主张历史本体论—制度变迁—历史政治理论的发展图式。释启鹏提出，历史政治学应进一步思考如何在建构论视角下进行比较分析和如何通过历史叙述实现有效的因果推论。围绕如何对待历史，相关讨论也得到进一步深化。李里峰表达了对将历史工具化和抽象化的担心，提醒要避免政治学的历史转向走向去历史化，警惕历史政治学被固化和本质化。杨阳主张历史真实应当与世界视野、现代价值共同构成历史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刘伟则倡导“量化”历史与注重普通人政治史，主张推动因果分析从宏观—中观的结构路径向微观能动路径的拓展，进而发现长时段政治的变与不变。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党的民族工作取得重大成就，带动了民族政治学研究的活跃。周平指出，面对一系列前所未见的民族政治现象及其对现代国家体制和国际格局形成的挑战，民族政治学在形成关于民族政治现象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又开启了基于民族与政治关系底层逻辑的开掘，为提升知识品质并实现迭代发展而努力。《利益政治学原理》英文版的问世，则标志着利益政治学系列研究的成果首发。王浦劬以社会利益为逻辑起点，揭示出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引起的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相互作用，为利益政治学的拓展研究提供了基本范式和理论基础。责任政治学在廓清理论创新意蕴与现实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与中国政治的内在关联。张贤明指出，将责任政治逻辑注入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质量的必要路径之一。

从研究动态看，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由“发展”议题所汇聚的发展政治学研究受到关注。陈周旺认为，基于西方经验建构的“国家建设”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因此主张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出发，以“国家发展”理论替代、超越“国家建设”理论。燕继荣则将中国政治学的创新概括为“发展导向的知识贡献”，认为新政治经济理论、新政府理论、新政治发展理论，为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国全面改革实践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也为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全面展开扩展了空间。马啸则从学科意义上论证了发展政治学对现实政治的介入，提出应进一步重视发展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与议题所蕴含的规范性元素。二是财政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构想。刘守刚对财政政治学的渊源、理论基础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廓清，并对财政国家、税收国家等概念进行了辨析。张长东则从类型学意义上对税收国家进行了划分，并分析了不同时期所面临的治理任务的差异性。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概念研究是重要着力点。概念研究的新近特征与趋势表现在：一是概念建构的理论自觉日渐突显。随着学术积累的丰厚与自主意识的成长，概念研究正在经历从侧重概念史的研究路径，发展为面向概念建构的学术共识与学理分析。郭忠华从“概念之树”的视角，梳理了类政治概念建构、政治概念更新与种属政治概念供给三种构建本土政治概念的可能路径。吴春宝等将田野政治学的概念供给概括为“错位式生产”，以此避免概念建构的趋同性与同质化，并在经历基于个人研究偏好到基于团队意识，再到基于学科使命的概念建构历程中不断获得学术自主性与自为性。二是进一步强调概念建构的体系化。无论是徐勇所谓“为‘概念孤儿’寻家”，还是刘伟主张对概念间关系的重置，都是在强调要超越单个概念之间零散、孤立的状态，倡导以概念体系统摄概念建构，以知识体系观照概念及概念体系的发展方向。三是注重概念建构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这在徐勇的论述中表现为探讨本土知识体系与一般性知识体系的关系，在刘伟的讨论中体现为思考概念重构的基本原则，在郭台辉的论述中则具化为考察“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概念建构的双重前置条件。这些思考与主张，对于中国政治学概念建构的努力方向，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方法论自觉与创新是重要支撑。刘金海对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进行反思，主张不能单纯追求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应深入政治学知识生产的机制，在方法论运用与创新、新一轮学科融合等方面推动政治学的发展。张树平认为，如何更为有效地“理解中国”“解释中国”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反思的主要内容。经验、历史与逻辑的关系决定了历史政治学作为批判实证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和学术定位，同时也决定了其可能的成就与可能的风险。高进系统比较了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应用，认为共存分析作为政治科学组合因果链的研究新范式，可以富有成效地应用于比较政治学论域中的因果发现，有力地解释了多重并发的复杂因果链条和原因结构。游宇关注到国家比较案例研究对于比较政治学的重要性，认为研究者需要重视根据解释变量的条件组合来选择案例，兼顾国家（间）的政治制度、市场条件与社会环境等因素，并根据解释变量对不同次国家单元的影响权重来进行理论建构与因果分析。黄振华指出，田野政治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研究取向，不仅在于政治学者对于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更重要的是基于田野调查的理论自觉的萌生。因此，田野调查与理论建构具有内在一致性和高度关联性，这也是田野政治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面向新时代的政治学

大家普遍感到，新时代的政治学研究应当更清晰地界定核心问题，挖掘理论资源，开阔研究视野，掌握议题设置与话语创新的主动性，在学科交融交叉中确证自身存在的独特价值。

一是在学科调整背景下，确证政治学的学科属性与价值，推进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现实需求，对学科专业设置进行了调整。这轮调整中，中共党史党建由政治学二级学科独立为一级学科，增设纪检监察学为一级学科，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为一级交叉学科。这些调整将在学科建制、研究队伍以及资源配置上对政治学产生长远的影响。一方面，这些一级学科与政治学在问题意识、理论资源、概念话语乃至研究方法上的共通性将为“大”政治学的扩容创造条件，共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贡献智慧；另一方面，新的建制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挤压政治学一级学科的边界，带来研究队伍、研究重心的调整，对“小”政治学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

学术生态的变化，使重新审视学科与学术的关系变得尤为重要和必要。从2022年初学术界关于问题性学术与学科性学术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在多学科范围还是在政治学内部，分歧都是显见的。一种路向主张问题导向，“强调跨学科合作”，甚至“以去学科的方式进行中国政治问题研究”（王向民）；一种路向则重视学科价值，强调通过“对本学科知识传统的深入开掘”，而不是跨学科来培养问题性学术，认为“仅停留在问题性学术层面而非学科化方法论的政治学不能担当与国家地位相匹配的责任”（杨光斌）。在学科调整的背景下，这种张力或许会进一步凸显。因此，如何确立政治学学科在分析政治现象、探寻政治规律时的独特价值，为问题导向的学术研究提供厚实的理论资源与独特的方法论支持，并形成持续性累积的、具有合力效应的研究成果就显得至关重要。

二是在理论阐释的热潮中，不断明晰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与比较优势。从田野政治学、历史政治学的持续发展，到利益政治学、责任政治学、发展政治学的初步阐发，政治学人表现出进行理论建构、概念建构的强烈冲动。这既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此前关于“政治学研究公共管理化”的批评。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这些理论进路虽然为国家权力的既定建构提供了论证，但“基本不涉及现代国家基本价值与基本结构”（任剑涛）。这一批评未必适用于政治学研究的整体状况，但其中蕴含的理论空间值得重视。面对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政治学理应在阐明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与结构特征、开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独特价值与制度机制等方面发挥其“国家学说”的根本属性，发挥学术研究的想象力与建构力。

三是在话语体系建设中不仅要立足“中国性”，体现“中国性”，也要透过中国经验或中国关怀，在人类文明的对话交流中彰显中国政治的成就与贡献。悠久的历史文明、庞大的体量面积、广泛的影响辐射，意味着中国性本身蕴含着超越地方性、特殊性的宏大意义与普遍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所开辟的空间与前景极其丰富而广阔，通过发展理论、建构概念与创新话语，中国政治学应当也完全能够为世界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内容更新与版本升级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政治学还应更好地认识变化中的世界，积极参与人类向何处去的讨论。其中，关于科技与政治关系的讨论构成了重点，科技政治学、技术政治学、计算政治学等研究领域得到阐发，也为国家理论、治理理论的更新提供了契机。高奇琦主张政治学应回应新兴技术给政治结构带来的变迁，并在理论化和学理化上推进科技政治学。科技政治学的主要议题包括科技与政治制度、科技民主、科技革命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与科技企业的关系、全球科技治理等，在中国的语境下，科技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应是如何将科技的巨大潜能转化为社会的整体利益。吴冠军指出，在技术政治学视域中，技术已然构成塑造当代政治之形态的根本性力量，而不再是从属于科学和政治的次要元素。而中国技术政治学的演进，呈现出中国独特的文明性性格。严宇等认为，第四次科技革命驱动人类社会迈入数字时代，包括计算政治学在内的计算社会科学将从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层次为理解数字文明语境下新生社会经济现象构建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黄其松指出，数字时代使国家的实践形态呈现出新现象、新特征，诞生于工业文明时代的现代国家理论面临挑战，需要建构数字时代的国家理论，重新审视暴力、主权、政府以及国家能力等传统国家理论的核心概念。孟天广则聚焦政府的数字化转型，从数字治理生态的视角阐述了协同发展阶段数字政府建设的理论范式，强调治理体系的系统化、治理主体的包容性、治理资源的共享性，进而构建数字政府、数字经济与数字社会协同演进的生态系统。

在认识世界的政治学研究中，现实性与历史感在理论阐发中得以交汇。一方面，聚焦于西方政治现实的大量研究成果，身份政治、民粹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移民问题等相互交织的议题得到重点关注。周淑真等聚焦大变局中的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全面系统地呈现了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态势与基本特征，指出传统政党理论在解释政党组织方式的新变化上显得捉襟见肘。林红认为，西方右翼民粹主义对代议制民主的全面嵌入，实际上表明了传统政党的代表性失效；西方身份政治则日益陷入“部落主义”的罗网之中，造成了严重的文化撕裂和政治极化。包刚升认为，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国家趋于开放的移民政策与个人主义方法论、西方文明同化论和政治秩序制度论三个理论预设密切相关，但这些预设与实际情形存在偏差。因此，要全面认识移民的政治效应，需要对移民率、同化率、移民与主导族裔异质性程度、主导族裔出生率与移民群体出生率等关键参数进行考察，并以此作为政策选择的参考依据。另一方面，研究的纵深性与理论性呈现出相互强化的特点。谭安奎从“家”这一基础现象入手，反思西方政治理论传统中的家国关系，认为家庭作为人为产物，为理解国家作为建构性政治共同体提供了伦理范式。张凤阳将中世纪行会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共同体加以考察，以此理解在民族—国家诞生以前公共物品的供给与社会治理的机制。于京东则以地图与制度技术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主权分割领土的边界机制与科学再现空间的制图机制是如何结合，进而构成近代领土型国家成长的关键节点，并成为寄托民族想象与政治认同的一种象征。

政治学是探求共同事务解决之道、谋求良善秩序与公共利益的学问，既有着鲜明的实践性和时代性，也内蕴着规范性与超越性。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如何在变局中推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如何在变局中凝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与力量，是关系人类命运的共同课题。当今中国正处于新时代新征程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道远。如何在世界的动荡变革中走好中国道路，需要政治定力与政治智慧，在因应时代变化中形成共同价值、达成共同协作、维护和提升公共利益，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这需要政治学自觉自省、自立自强，不断加强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增强学科吸引力、推进人才储备更新，以学科调整为契机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政治学知识生产能力，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丰富的价值资源、方法手段与行动选择；不断推进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提升中国政治学的学术影响力和话语传播力，在世界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中确立中国政治学的地位与价值。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理论编辑部，执笔：刘浩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年国际关系研究发展报告

2022年，国际力量对比和全球格局持续发生深刻演变，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稳中求变，不断从中国自身的发展中探求理论的突破点和生长点。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2022年，学界对于习近平外交思想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相关研究持续发力，力图从理论化、系统化、多元化的角度阐释其学理基础及知识体系。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化探索集中显现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我国新时代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自其指导地位确立以来，学界不乏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时代价值、实践意义、科学内涵、目标指向等议题展开论证。2022年，除延续上述研究路径外，有关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化探索进一步加强。

武心波以比较研究的视角，从价值论、人性论、本体论三个方面探讨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与西方外交思想的根本差异。面对未来世界的重构，习近平外交思想以中国的逻辑对缺失的世界进行再定义，用不同于西方而又与西方高度互补的视角弥补和完善了西方单一视角下认识世界的先天不足和偏差，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普适性与人类的普遍性。毛维准提出，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传承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展现出实践依据、唯物主义基石、辩证思维和人类聚焦等特征，充分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时展现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这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性的最明显特征。郭树勇、张笑吟基于国际关系理论史的视角，系统性地总结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学派发展的影响，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破解单纯权力政治背后的二元对立和文化霸权逻辑，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合作和文明关系研究；以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改造国际共同体等核心理论，打破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中心论，以非西方的智慧和方案引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

此外，部分学者开始注重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本身进行分析和展望，以期在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及研究范式上为学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卫灵、牛子谦提出，加强中国外交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增强“问题意识”，重视历史与现实、文献研究与实证研究、国际政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相结合，应成为继续深化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努力方向。蒋天婵通过对文献的计量分析，认为在现有基础上，相关研究可以从加强均衡性、整体性、创新性等角度进行拓展。

走向系统化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及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了开创性、历史性成就。在继续深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路径的基础上，学界开始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过程展开系统性探索，试图在基本概念、分析框架等方面找到外交能力建设的知识创新方向。

关于对“外交能力”概念和内涵的理解，凌胜利提出外交能力应被理解为主权国家有效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的能力，也即关于“大外交”方面的能力。具体包括外交理论创新能力、外交谋划能力、外交机制建设能力、外交协调能力和外交执行能力等五个方面。罗建波认为，外交能力是国家综合运用各种外交资源和外交手段以维护国家利益并妥善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能力。它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以外交资源为条件，以外交手段和方式为保障，以外交艺术为表征，包括统筹协调能力、理论创新能力、战略谋划能力、战略实施能力四种核心能力。白云真、张旗则提出，从认识论与实践论相统一的视角来看，国家外交能力是认知能力、决策能力、治理能力、财政能力、话语能力五个维度的有机统一，反映着外交维度上想法、方法、做法、办法以及说法的知行统一观，需要从主客观相统一的角度将其置于外交事件以及历史脉络中才能加以理解。

除了对基本概念的辨析，王帆提出了在多目标决策框架下，中国外交的战略排序问题。根据多目标决策理论，他认为基于重要性、迫切性、可行性与合理性加以综合判断，中国外交的战略排序需要明确战略总目标，并使分目标服务于总目标而不是偏离总目标。在协调国家利益问题时，要分清轻重缓急，处理好重要性与迫切性的关系问题，突出重点、兼顾平衡、以点带面。温尧通过厘清国家外交能力创新的不同路径，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置于另辟蹊径型外交能力创新视域下，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发挥能动性的过程及效应，进而提取了另辟蹊径型外交能力创新的发展过程框架，即在转化阶段，国家调动已有资源，将其转化为稳定的、可以用于外交目的的资源；在专门化阶段，国家强化这一外交资源的外交工具属性，将其发展为常规外交工具。

多元化研究向度的拓展

外交实践的开展往往涉及经济、法律、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共同参与。随着习近平外交思想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的全面推进，与之相关的跨学科研究不断涌现，从更多元的角度延伸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

多位学者从对外传播的角度关注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的理论、方法与重点。刘宏松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国际传播主要有三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理论传播与实践传播相结合，二是媒体传播与学术传播相结合，三是话语实践与交流实践相结合。就前两项工作而言，中国需要借助有扎实根据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基于实践成效的传播内容回应外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质疑。

邓烈、张玲玉关注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他们提出，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安全、稳定、发展的全球视野，以“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深刻践行不干涉、求共赢、重公益的基本理念，努力搭建平等化、多极化、法治化的多边共治国际格局，是习近平外交思想赋予国际法理论创新的时代使命和战略议题。赵斌、谢淑敏梳理了海外中国学视野下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后发现，相关研究者无论身在何处，其立论基础首先反映的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立场取向。其中多数较为客观中立，但也不乏曲解甚至错误认知。总体上，海外中国学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利于抵御经济和生态危机，也能有效应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恐怖主义等挑战。关于新型全球治理观，海外中国学则呈现两种立场和态度。这一方面源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缺乏正确了解，导致对新型全球治理观的认知有失偏颇；另一方面源于各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利益诉求差异，导致偏向以零和博弈思维去看待问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际形势研判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未结束、乌克兰危机接踵而至的背景下，本就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更加复杂多变。基于此，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顺应大势变化，不断在相关理论和实践层面扩展研究路径和视野。

对国际秩序的研究不断深入

对国际秩序、体系、格局变化的探析仍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点。杨洁勉指出，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新旧交替和质变飞跃的过渡期，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在批判过时的国际关系理论，未来三十年世界将开启东西方力量相对平衡和世界多极化基本稳定的新时期。倪峰等学者也对俄乌冲突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作出概括，认为大国关系调整步伐加快，增强军备或加强联盟成为大国的重要选择，世界多极化趋势将加速。

针对现存国际秩序以及构建新的国际秩序问题，蔡拓指出，备受西方推崇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因干涉取向、等级思维不仅给国际社会带来破坏性影响，而且导致自身陷入危机。当前，需以世界主义为指导，将人类视作相互依存的整体，进行平等的对话、协商与合作才是摆脱诸多困境的关键。对于国际秩序转型的动力、过程和方向，学者也进行了有益探索。魏冰认为，当前，中国通过改革既有制度和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实现了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的提升，中美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持续互动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转型的进程。学者对于中国在国际秩序转型过程中的角色概念分析也更加深入。汪仕凯提出，中国在持续复兴和强势崛起中发展成为新中心国家，新中心国家是现代世界体系中产生的新国家类型，它改变了由国家实力界定的国际结构，是推动世界秩序转型和保障协商型世界秩序发展的根本力量所在。

面对大国关系的不确定性，田野通过报酬递增机制，分析了大国竞争的根源，即大国会将地缘、技术和国际制度作为获得初始优势的首选领域，进而谋求长期优势。漆海霞则指出，权力转移导致的国际关系风云跌宕、低政治议题被升级到高政治层面都将推动高政治议题成为未来国际关系学界研究的重点。张宇燕在对后疫情时代的大国博弈进行总结时强调，当今全球化的众多特征之一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回归。大国或国家集团间的博弈由单纯的“利益政治”转向“利益政治+原则政治”，这将加大达成全球共识的难度。针对未来的大国关系，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思考。夏立平指出，冷战后中美俄三边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俄乌冲突将在地缘政治与安全、国际秩序、经济与高技术等三个维度进一步对中美俄关系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技术变革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视角

学界对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新兴技术领域运用至国际关系研究的关注度持续上升。封帅指出，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主要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变迁对国际体系及国际行为体互动进程的影响。受技术发展周期性特征及研究本身泡沫化倾向的影响，中国的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在长期稳定发展方面面临着巨大压力。只有与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矩阵建立有效链接，对研究议题进行合理规划，积极构建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学术共同体，才能有效应对未来的风险与挑战。张涛、余丽提出，算法一旦被国家行为体使用，就成为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追求权力和利益的国际政治工具，也就具有了“非中性”作用。

关于数字时代的大国竞争和国家安全，学者们也作出了有益思考。叶成城认为，数据、硬件与算法已成为数字时代最核心的生产资料，构成了国家的数字资源。数字资源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开始冲击并革新过去的结构性权力。尽管数字技术革命在短期内加剧了中美科技竞争，但长期来看仍会强化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刘国柱强调，“数字威权主义”论是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失败”论在数字领域的反映，中国应在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框架内提出并倡导数字时代的共同发展观，并从全球治理的角度，主动提出数字治理的中国方案，破解“数字威权主义”论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在数字技术竞争与地区安全秩序的研究方面，孙学峰指出，在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东亚安全秩序虽面临新的冲击，但中国和绝大部分东亚国家的政策选择并未脱离既有的安全战略模式，东亚安全秩序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延续性。

全球治理研究注重新路径的探索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迁推动了学界对于全球治理领域的反思与重构。郭树勇、舒伟超提出，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是霸权政治的产物，参与者和问题领域均受到霸权政治的影响，因此，西方国家的全球治理不如说是西方治理全球。王亚琪引入后实证主义研究视角，阐释了理性行为体在碎片化的机制复合体中走向“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导致机制碎片化在全球治理中产生负面作用的必然性。徐秀军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为重塑全球治理路径提供了历史机遇，从价值、模式、制度、手段几个方面探讨了全球治理体系发展的路径选择。

数字治理研究成果亦可圈可点。薛晓源提出，若要立于数字全球化的前沿，筹谋好全球数字治理战略和政策，就必须树立全球数字治理研究的问题意识，包括全球意识、时间意识、总体意识、创新意识和前瞻意识。刘海莺认为，全球数字治理面临的多元挑战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不断扩大，领先国家在数字领域的规范和标准之争加剧，数字霸权主义抬头和破坏性技术的社会影响加深等。张茉楠强调，数据、算力、算法正在重新定义数字时代的关键生产力。数字技术、数字规则、数字主权正在成为大国博弈的新焦点，全球数字治理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新赛道”。

此外，学者们还从更广阔的视角探索了全球治理的新路径。卢静提出，中国应着力完善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知识话语体系，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多边主义制度化建设，打造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董柞壮认为，对数字货币的治理需要平衡创新与风险，实现技术创新与有效治理的良性互动。徐秀军、林凯文则从国际经济议程政治化趋势加剧的角度对国际贸易治理机制的运行与发展带来的挑战进行了深刻思考。任琳指出，应对复边主义浪潮带来的系统性危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一个包容而非排他、多元而非割裂的全球治理秩序，是当下中国以及国际社会面临的紧迫而艰巨的重大命题。

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推进

2022年，国际关系学界集中涌现了一批观照中国国际关系前途与发展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与区域国别学、国家安全学相互促进、砥砺前行的良好势头，并最终共同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构建。

区域国别升为一级学科

2022年9月13日，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独立一级学科。有学者从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的构成角度做了分析，秦亚青指出，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应包含三种类型的知识，即描述性知识、学理性知识和应用性知识。这三种类型的知识既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侧重点，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从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角度来看，这三种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既可以较好地发挥不同学科的优势，也具有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学科发展的现实意义。也有学者从问题导向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身份建构角度来分析自主知识体系。王展鹏认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探索将是区域国别学学科身份发展的重要路径，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构与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将互为因果，共同发展。朱锋进而表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将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和传统意义上的欧美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鲜明地区分开来，既能形成中国自主的区域国别学科体系，又能为国家的重大现实需要资政建言。

针对如何在区域国别研究较为繁荣的背景下，有效地推动区域国别学科建设，是学界当前需要积极回应的问题。周方银指出，区域国别研究需尽快形成自身的基础理论群、主要研究范式和相关中层理论，增强研究人员的学科归属感。要通过区域国别的学科建设，推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在知识探索、社会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进步。学科建设的要件之一就是教科书。迄今为止，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用于区域国别学教学的教科书可谓寥寥无几。江时学建议，教育部应该做好顶层设计，多组织几个区域国别学教材编写组，尽快推出一本或数本高质量的教科书。学术会议也是学科建设的关键，2022年10月23日，“中国区域国别学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隆重召开。同年12月，首届“中国区域国别学50人论坛”在云端成功举行。

国家安全学建设取得进展

2022年，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扎实推进，国家安全学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得到扩展，尤其是中国国家安全学建设取得新的进展。肖晞指出，我们必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以交叉融合为学科范式的探索路径，以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治理、国家安全技术为学科理论体系和人才培养方向，运用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和创新思维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国家安全学是一个全新的一级学科，拥有天然的学科优势。董春岭指出，国家安全学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拥有巨大的自主创新空间，在形成国家安全领域独特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方法论上拥有足够的发展动能，大变局催生大思想，新时代呼唤新理论，随着新时代中国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伟大实践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的构建正逢其时、前景广阔。

当前，国家安全学学科发展方向还存在一些争议点。对此，唐士其、于铁军、祁昊天提出我国国家安全学学科的复合型发展方向，国家安全学虽然在学科设置上属于交叉学科门类，但其内涵不应缺失综合学科的属性，即不是机械的交叉，而是超越交叉的有机融合，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在传统基础学科的接合部“填补真空”这一政治和学术要求。针对国家安全学的基础理论问题，李文良认为，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遵循“问题→过程→结果”框架构建其理论范式。把握“两端”即“问题”和“结果”是深刻理解这一理论框架的关键。余潇枫、章雅荻从“大语境”“总理念”“广交叉”三个维度探讨国家安全学的价值取向、学科性质与人才培养，为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提供新的视角。在学术刊物上，《国家安全研究》正式创刊，成为国家安全理论前沿和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学术窗口。

超越西方理论与探索中国路径相互砥砺

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一直以西方理论为主导，目前已经出现国际关系解释和预测明显不足、内部缺少发展动力、思想性理论匮乏等桎梏，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势在必行。为此，2022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有诸多探索。孙吉胜强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需要系统研究当前国际关系整体演变态势对理论创新的影响，更好地总结和凝练中国外交传统与实践，从本体层面、经验层面、规范层面入手，把中国外交实践上升为理论认识和知识体系，使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有学者从全球国际关系学、全球学、全球史等学科角度批判国际关系理论，以此打破中西方二元藩篱，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高鹏、朱翊民则认为，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全球国际关系学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认识论，还可以启迪中国学者更深层次地理解包含中国自身在内非西方的国际关系实践，使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更具全球关怀。蔡拓、汪家锐提出，全球学本身就是一门关于“全球”的学问，以全球本体和整体性世界为研究对象，核心和灵魂就是全球性，世界整体和人类中心的全球主义价值贯穿始终。王立新指出，全球史研究深刻改变了我们描述、想象和研究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的方式，有助于促使国际关系学变成一个更开放、更包容和更少西方中心色彩的学科，并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全球史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对话，将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推向深入，突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话语主导陷阱。2022年9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举办“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会议，率先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并得到学界积极响应。

在反思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秦亚青从量子科学观出发，对以传统科学观为理论基础的三大理论进行了根本性批判，并据此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观重建问题。而针对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对复杂性科学缺乏系统性认知，致使在面对复杂性问题时，无法实现从机械性思维到复杂性思维的转换问题。刘孟强提出三个复杂性内核，分别是归纳方法、国际关系系统状态的复杂性特征、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从而打破传统机械性世界观的禁锢。

反思与展望

除了上述学科进展和对重要议题的探索，2022年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总体上呈现出聚焦中国、关注地区、注重学科建设三个趋势，而年轻学者在人工智能、数字技术方面的群体性崛起，未来可期。

聚焦中国

2022年国际关系研究的议题更加注重立足中国、从中国出发。全球人类共同价值、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新型国际关系、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词在研究中得到了重点关注。挖掘和总结中国实践的理论内涵也成为学科理论探索的重要维度。郑宇即从中国的扶贫实践中挖掘总结了贫困治理的渐进平衡模式，并在非洲的实践中进行了检验。

关注地区

如前所述，因为全球范围内的新冠肺炎疫情叠加俄乌冲突造成的地区乃至国际局势动荡，有关“大势”的判断依然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但除了前文提到的对全球层面的关注之外，研究重点也越来越下沉至地区，地区化和地区主义研究受到重视。耿协峰对全球化进程中的逆地区化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应当正确理解地区化与全球化的关系，破除认识误区，正确辨识逆地区化的不同类型。王志则主张立足比较地区主义，通过对比“一带一路”倡议所秉承的理念与西方地区主义的差异，理论化中国的地区实践，以将中国的视角植入地区主义。

学科建设

有关学科未来的讨论持续深入。王义桅指出，讨论中国学派也好，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好，要告别冲动，走出理论的迷失，走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迷思和比较政治学、比较国际关系研究的陷阱。中国经验不针对任何一国之启示，启示的是整个天下；中国不是崛起，而是复兴；超越民族性的逻辑、崛起的思维。伟大复兴的中国自然要产生超越国家特色的、普遍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中华气派、中国风格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也有学者从国际关系学科专业化与自主学科体系的关系角度做出阐述，阎学通对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提出四点原则，一是强调学科发展的学术性，避免常识性意见主导学科建设；二是深化小专业学术知识，避免有名无实的学科建设；三是创造普适性知识，避免知识的不可靠性；四是明确个人的学科专业，避免都是全科学者。这四条原则为学术专业化在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形成中提供了新的思路。

青年学者

年轻学者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元宇宙等新兴技术与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探讨，努力与世界保持同步，在深度伪造技术、计算宣传、社交机器人等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可圈可点，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前进和发展积蓄了力量。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2022年的国际关系整体上仍处于“蓄势待发”状态，在研究议题、研究方法等方面更多的是2021年的延续，与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相比，还是略显平静和沉闷。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仍显薄弱，学科内部及跨学科的交流与融合仍有待推进，知识共享不足、学术批评匮乏仍是制约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任重道远。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际关系学编辑部，执笔：国思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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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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