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与“中国特色”的关联性研究
中华文明与“中国特色”的关联性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41考察词源，“中国”并不单是一个地理空间的称谓，本义即具有文明的含义。《战国策·卷十九·赵策二》曰：“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2]552《唐律疏议》则云：“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3]161也就是说，中国之称为“中国”，主要是对中华文明地位的表达，是为“文明中心”之意，四方较为落后，中华文明不断向周边族群辐射影响，以文化之，形成了中华世界，也即中华文化圈。所以，中国就是“文明”之国，文明是“中国”的核心要义。了解中华文明及其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把握中国国情、读懂中国现象、诠释中国道路不容忽视的重要杠杆。[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正是从这个视角，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文化、文明层面对宣传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作出系列重要论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5]155-1562021年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他提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6]2022年在福建考察时，他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7]2022年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他又提出：“中国走上这条道路，跟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内在的基因密码就在这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因。”[8]这些论述内涵丰富、意蕴深刻，为我们立足中华文明根脉，着重从文化、文明融通结合层面来宣传阐释中国道路，讲清楚、讲明白“中国特色”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中华文明是“中国特色”最深刻的内在规定性
人创造文明，文明反过来形塑人。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智慧与劳动的结晶，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显著的精神标识和最深刻的集体记忆。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绵绵不绝的文明发展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其中那些优秀文化传统又在历史的传承发展中内化成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发展道路。只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牢牢扎根。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交流融通的历程。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生成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色彩、风格，其生成并内在规定于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中华文明生成并限定了我们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9]585这里的条件首先包括人们累代创造的物质文明财富，当然也包括“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9]696，主要是历史文化传统，它们构成后人道路选择的历史前设。
历史上，在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的过程中，无数先贤巨哲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10]，提出并发展了富有特色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而随着岁月的流淌，在历史长河中，诸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协和万邦、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革故鼎新[10]等独特的价值理念早已内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基因，构成我们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内在规定性和独特标识，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决定了我们是谁，同时也生成并限定了我们只能走自己的中国特色发展之路。
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归根结底就是在传统基础上适应现代发展趋势的文化转换与文明创新。在“世界历史”和资本现代性的“绝对权力”下，现代化已然成为了每一个国家、民族普遍的历史性命运，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但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一样,其现代化道路必然相异，这也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习近平因此一再强调：“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使命，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0]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发于“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的中华文明特性之自然展开
历史上，中华民族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中，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它使得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培育锻造了中国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5]171这种独特的文化精神影响决定了：顺境中，中华民族从容淡定；逆境中，中华民族总能在奋进中崛起。每当重大历史关头，其总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11]。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境地。“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12]19“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13]41-42，这声声疾呼，唤醒激励起一批批中华有志儿女“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在不断学习、借鉴的反复试验中，“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10]在历史发展中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新中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创造性地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课题进行艰苦的探索，但有成功也有失误，甚至发生过严重曲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党和国家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的文化精神又一次唱响主旋律，“真理标准大讨论”拉开了新的社会变革的序曲，党和人民在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实践中，成功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中华文明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而不照搬、综合创新而成的中华新文明
在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不断吸纳、整合其他文明的有益成分，创造了博大精深、儒释道三位一体并行发展为主干的中华文化，这其中儒学和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化，而佛教则传自印度。三家当中，虽然儒家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它与佛道两家始终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保持了和而不同、共生共长的局面。陈寅恪曾对此总结道：“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14]284-285习近平则强调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15]
既包容、借鉴他者又坚持自身主体性的文化特性使得中华文明变化日新而又有本有源，葆有了长久而旺盛的生命力，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立足现实、不断学习借鉴他者文明之长，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的优秀品格发扬光大，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精髓与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结合，跳出了要么封闭僵化、要么全盘西化的极性思维，在中华文明之根柢上融汇“马中西”，综合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走我们自身历史文化传统范导的路，也是在走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发展逻辑必然的大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质、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体系，也是具有世界社会主义普遍性和人类文明发展历史逻辑性、科学性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既有中国特色，同时又吸纳了人类文明中具有普遍性的制度文明的先进制度[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具有中华民族传统元素、社会主义科学元素的文化，也是面向时代、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一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又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世界文明发展普遍规律的辩证统一，既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是社会主义化、现代化的中华文明，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汇融合一，同时继承、丰富并发展了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和中华民族严峻的民族危机，“中国特色”问题自始就与中国道路的探索密切相联。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百余年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始终都是有关中国道路最本质的规定性。正是在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创新、实现中华文明新发展的历史逻辑。而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立于昨天、今天和明天链接而成的历史大坐标系，由“中国特色”确立起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前提条件和走中国道路的真正起点。近代特殊的世情、国情决定了，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不能不寻求富强民主的现代化，而对富强民主现代化的追求又不能不以标示中国人身份的中华文化、文明的生存发展为基本前提，任何失去了民族性的现代化都是中国人所不能接受、也接受不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开辟形成的中国道路实现了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中国人的价值需求和身份认同，因此才真正担起了完成近代以来历史所赋予的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之使命任务。
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提供了基本的价值与思想遵循，也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中华传统文化，本质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以伦理道德为特征的农业社会文明形态的反映，其内容体系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和社会制度相适应，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只是，其中的“糟粕”与“精华”共同生长并服务于自然经济基础这个“核”，并非一目了然、可以直接分割的两个面，而是交融共生于一种思想体系内，彼此呼应、相互补充的两种特质，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否定、排斥，无法实现自我的扬弃。最终，在人类社会走向工业文明的进程中，中华文明因没能成功实现自我转型而逐渐落后于时代，中华民族最后是在西方资本的殖民扩张中被裹挟进了现代性的世界大潮。面对新兴资本工业文明的碾压，尊孔读经的王朝旧路无力抗御列强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梦幻惊醒之余，先进的中国仁人志士积极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诸种理论和学说，却也无力打破“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迷局，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种种方案都试过了，条条道路也都探寻了，但前行的出路却始终徘徊难进。历史走到这里，中国要想独立发展、赶上时代，不来一个社会文明形态的根本变革已是无路可进。古老的中华文明亟须先进强大文化血液的注入与引领来实现升华转型。而就在这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应运诞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冲突发展到特定阶段而予资本主义以批判扬弃所产生的无产阶级科学理论。中国社会变革因之有了先进的思想武器和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7]1516。
在千回百折的寻路求索中，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最终历史性地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了本质性关联。但起初，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理论学说一样，对中国人而言也只是一种具有“他者”身份的文明。其能够最关本质地参与并促成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根本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来实现的。在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初期，也曾简单抽象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经验，结果造成灾难性的失败。只是当在血的教训中，先进、不屈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意识到，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套路无法适应中国革命实际，开始自主自觉地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创新理论的时候，才真正开启了中国道路。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之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则都是延续和不断深化这一结合的进程。因此，对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而言，没有什么是能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更重要、更具决定性的。真正促成中华文明现代性转型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路，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18]，使中华文明更多地容纳汲取了现代性因素，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中华民族由此全面迈向现代化，中国也从传统农业国逐步发展为现代工业国，整体上实现了从“落后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跃迁。但“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19]534。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不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现实和历史的实际，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不是现成的、被固定下来的、已完成的东西，而是活生生的，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理论思想活力，需要继续挖掘、不断创造、持续发展的现实运动着的事物。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伟大旗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对于这两个“老祖宗”，我们都还是小学生，需要永续挖掘、不断学习。况且，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最好的途径。只有发展传统，才能更好延续传统，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中华民族的复兴在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还必须能够历史地重建它自己的伟大传统，而这样的传统并不现成地持存于辽远的过去，它只有在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开启中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复活与再生。”[20]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本上是中华文明的复兴，本质则在于创造当代中华新文明。
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本质地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地聚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持续奋斗中，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日益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确立起深入本质的联系。这种联系规约着我们创造中华新文明的性质与取向，即这种新文明只可能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而不会是其他什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特别需要进一步突出主体性，坚守中华文化立场，重视挖掘5000年中华文明中的精华，将它们同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贯通起来，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中国特色”的现实语境与表达范畴
（一）“中国特色”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现实语境
特色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它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主体自觉的产物。在古代中国是不存在所谓“中国特色”问题的，只是到了近代，当中华文明遇到西方文明强势挑战，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机，“中国向何处去”成为社会中心问题，并在思想文化领域演化出“古今中西”争论的时候，“中国特色”才随之成为了时代的中心话题。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特色”一开始就是与近代以来的中国道路选择、社会发展方向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资本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古老的中国被裹挟进了现代性的世界大潮。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和文明危机，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世界，慢慢意识到自己与西方之间的时代性落差，也开始自觉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来考量和重新认识自我。“师夷长技”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进程。随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方案，虽因主要是要维护落后的封建旧制度这个体，从而使得西学难以真正为用，救亡图存的目的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某种程度上却也可以说是已经隐含着对“中国特色”的最初探索与追求。之后的维新变法、共和革命等也无不在对西方文明的选择学习中内蕴明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这里，“中国特色”主要凸显的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和中华文明的自觉、自信、自主。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更是沿循着这一价值方向和理念逻辑而不懈努力，在不断推进“两个结合”、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中，成功探索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历史上看，近代以来，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尽管也曾有过对自身文明的失望、焦虑、怀疑甚至是否定，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中国特色”一直都是中华民族在这波“古今中西”文明碰撞融合中探索、实践、前行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中经过精神流浪后返回自己的精神家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21]的结晶，是中国人自己掌握发展主动权，自觉吸取、消化各文明之长处而达致最优化的整合。所以，理解“中国特色”，首先要置身于近现代中西文明交流融合的历史实境。中华文明是“中国特色”最深刻的内在规定性，但传统文化与当代存在之间并不是一种直接的“因为—所以”关系，它所要说明的只是我们现在做的一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上息息相通、一脉相承而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由中华传统文化自然生发而成，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相结合而综合创新的结果。没有“世界历史”背景下文明的互动融通，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无所谓“中国特色”。今天，我们在讲“中国特色”时，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语境。离开文明交流融合的实境，离开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实践，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语境，来谈论“中国特色”是不成立的。这一点必须要注意！
（二）“中国特色”表达正向、积极的内容
作为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特色代表的一定是此事物优质的规定性，也就是它能够存在的特质和价值依据。一个没有特色的文明，是很难长久立于世界文明百花园的。历史上，中华民族曾以极富特色的文化创造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的历史关节点，作为复兴的中国和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一方面需要坚持民族精神独立性以顶住西方敌对势力各种的极限施压和意识形态渗透，增强自己在诸如道路、制度、理论之争的波浪冲击中的定力；另一方面也需要能够以自身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智慧方法去积极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为人类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唯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够更好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唯有如此，才可以称得上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道路，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民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活生生的历史性实践创造。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当然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和方法论。如果一切以他人的思想、理论、方案为圭臬、准绳，那就没有我们的民族独立性可言了，严重点甚至也可以说就没有我们立足世界的地位和价值存在依据了。“中国特色”根本在体现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和中国立场。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国也乐于走向世界。一直以来，我们都非常重视与世界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文明的交流互鉴和对话合作，愿意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我们新的贡献，但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前行发展中，我们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1]18，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24。
当然，我们强调和突出“中国特色”，绝不是要离开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逻辑和大方向而孤芳自赏。“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1]19“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我们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坚持好、运用好的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之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所以，“中国特色”是建立在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强大包容性基础上的“特色”，其追求的是在多元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致力于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良性互动和美美与共。中国古人很早就懂得“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道理。今天，“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理念，也已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所理解和认同。我们讲的“中国特色”，不仅不违背世界文明发展的共识，而且恰恰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可以更好拥抱世界，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特长，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方略的根本所在。
综上，我们讲“中国特色”，主要着眼于世界历史、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保持和中国发展道路自主自觉的选择，着重于增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着力于体现中华文明能够予世界文明发展新贡献的特质。这当中内含深刻的价值预设，即只有那些优秀的、有价值的中华文化传统和当代中国发展成功的实践、宝贵的经验等，才可以称为“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与特长所在，是一种不卑不亢、淡定从容的成熟与自信，其意蕴表达一定是要传递释放正能量，有利于凝聚民族意志、振奋民族精神、展示民族风采和增强民族自信，能够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认同中国。所以，使用“中国特色”必须严肃、审慎，诸如等级特权、官本位、家长制等中国旧有传统中的消极内容和当前社会发展中的一些负面现象当然都不属于我们所讲的“中国特色”范畴。这一点也必须要注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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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张永伟，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金项目：2019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沂蒙精神的文艺化传播与传承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9CYMJ12）阶段成果
文章来源：思想教育研究. 2023(03)
终审：“中社学人”责编曹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