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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成都大学党委书记毛洪涛自杀事件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和同情，虽然相关文章汗牛充栋，包括各种煽情的文章也着实令一些读者感动，但除了义愤或感动，舆论的旋风刮过后，教育存在的问题依然如故。那段时间如柳本来也打算写一篇关于教育的文章，无奈当时正有一些琐事烦扰，就放下了，这两天状态稍好一点，还是就毛洪涛之死这个由头谈谈教育问题吧。成都大学党委书记毛洪涛自杀事件，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就不需要再赘述了。堂堂一个本科院校的党委书记、正厅级干部，因为遭受校长挤压，不得不以自杀方式抗争、“以死明志”，令人唏嘘不已！。毛洪涛自杀事件引起舆论对当今官场之污浊及大学校园之沉沦的广泛共鸣。
毛洪涛自杀事件使许多人都联想到了近些年来大学校园层出不穷的各种不正常现象：比如并不鲜见的研究生自杀或博士自杀事件，或者女研究生或女博士被导师性侵、或者女大学生们参加援交、或者大学生陷入高消费网贷自杀、或者教师或研究生学术抄袭、或者学阀操纵学术腐败、或者教师骗取国家科研基金供自己享乐、或者教师各种违背师德的言行、或者大学官员贪污腐败案件……
总之，今天的大学校园幺蛾子层出不清，许多毕业不久的学生都深有体会地说，今天的大学校园早已乌烟瘴气。毛洪涛自杀事件撕开了大学腐败之一角，许多人都提出了彻查毛洪涛事件、严惩大学官场腐败的建议。当然，毛洪涛事件应该彻查、大学官场腐败应该严惩，这些都没有异议，但是，如柳（公众号“如柳说”）认为，仅仅这些还是不够的，仅仅这些解决不了当今中国大学教育中存在的普遍问题。1999年的大学扩招，堪称中国教育史上一件大事。但是，如柳查了一下背景资料，发觉这样一件影响国本的大事，从提出到变成正式执行政策的过程却极其神速轻率。1998年11月，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写信，提出《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他陈述5个理由支持大学扩招：其一，当时中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其二，1998年国企改革，大量下岗工人进入就业市场，如果大量年轻人参与竞争，就业将面临恶性局面；其三，国家提出保持经济增长8%目标，扩招前经济增长率为7.8%，急需扩大内需，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其四，当时高校有能力消化扩招，平均一个教师仅带7个学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振兴。
看到“亚洲开发银行代表”几个字，如柳心里立即咯噔了一下，果然又是来自美国培养的经济学家的建议。
说点题外话。中国今天有多少留下隐患的政策，是这些国际组织或国际机构们的专家的“好心”建议或者是美国培养的经济学家们或科学家们的建议。但是，当我们今天真正了解那些打着为全世界人民“谋福利”旗号的国际组织或国际机构的真实背景后，我们常常会脊背发凉。某些所谓的国际组织或国际或机构，实际都是西方国际资本集团在幕后发起、是他们的代理机构，他们提出的一些所谓谋求全世界人民“福祉”的政策或建议，哪一项不是为了实现国际资本集团统治世界的“百年布局”？他们对中国的“好心建议”哪一项不是饮鸩止渴、温水煮青蛙式地动摇中国的国本？比如计划XX、转XX、还有很多其它政策，具体大家去想吧。汤敏的建议很快被有关部门采纳，基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四大目标的高校扩招从此进入正轨，拉开了中国教育产业化的大幕。200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接受访问时说，大幅度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是1999年6月上旬朱镕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决定的，是在1999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朱镕基总理宣布的。即汤敏1998年11月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写了一封信，仅仅6个月后，1999年6月朱镕基总理就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宣布了大幅度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决定，当年高考就开始大规模实施扩大招生计划。
这样一项影响深远的教育变革，从建议到正式变成全国性政策出台，可谓神速，没有经过严密调查与论证，更没有征询全国人民意见。
还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只要是打着什么国际或世界组织或机构的名头，只要有国外留学背景，一封信就能成为国策、改变千千万万人的命运、改变民族的走向！有美国培养的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的建议，有总理拍板，1999年以高校扩招为标志的教育产业化正式拉开大幕。从1999年开始，中国高等教育开始了大跃进式发展。1998年，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为108万人，1999年全国高校招生160万人，增加了52万人，扩招比例高达47%，其后三年分别以25%、17%、10%的速度增长，到了2005年，高校招生人数已达到530万人，仅仅七年，高校招生人数是扩招前的五倍。
如果是一个长期关注教育或者是在大学里经历过扩招前后阶段的人，应该对教育产业化和大学扩招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有深刻体会。自从教育产业化作名正言顺被推出后，伴随大学扩招，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鼓吹要象办工商企业一样办教育，学校要象办企业一样讲投资讲利润回报，因此为了追求盈利，学校千方百计发展产业或搞创收，甚至可以象国有企业改制一样实行股份制或上市融资，总之，企业可以做的事，学校也可以做，因为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要讲盈利创收。但是，教育毕竟天然有社会公益属性和公共属性，与纯粹的商品服务或企业还是有区别，这就导致了整个教育领域的各种扭曲现象频出。比如高校为了创收，实行高收费、乱收费，大扩大建，当今的大学一个比一个建得高大气派、高档楼堂馆所比比皆是，但大学生质量一年比一年下滑，学术风气却越来越浮躁。导师被称作老板，许多导师在外面开工厂办公司或入股工商企业，因此把所带研究生、博士当做科研免费苦力，有些研究生、博士不堪忍受导师长期剥削压榨，跳楼自杀事件屡见不鲜，学术泡沫、学术腐败层出不穷。正因为在教育产业化大旗的庇护下，大学变成了追求创收的产业，曾经纯净的大学校园变成了争权夺利的名利场，当今商场或官场的各种陋习在曾经的象牙塔上演。
比如毛洪涛所在的成都大学，原本是一所市属专科院校，在大学扩招的背景下，2003年升为本科院校。王清远当校长后，提出了“十年跨越三步走”的战略规划：
2014-2019年，通过优化结构，重点突破，初步实现城市融合发展的特色大学；
2019-2021年，通过整体推进、跨越发展，力争跻身高水平城市型特色大学；
2022-2024年，继续推进，稳步前行。争取成为与成都相匹配的城市型综合大学，进入全国大学100强。
王清远还计划引进100位特聘研究员、特聘副研究员，100位学科、专业带头人，100位高端教授特聘（海内外），100位创新创业导师特聘（校内外），100位优秀青年教师名师名校访学，引进100位海内外优秀青年博士、100位公共课和艺体师范类青年教师等。
对于一所由专科院校（成都学院）、中专类幼师学校、卫生学校等合并而来的成都学院，底子薄弱、科研基础并不雄厚，这样的规划目标显然不是求真务实、而是为了追求所谓“政绩”的学术大跃进。结果必然是为达标的各种大扩大建及各种学术浮夸、学术泡沫、或者学术腐败或者官场腐败。据网上报道，王清远任上任一年后，成都学院一本招生从0升到1020人，一级学科硕士点从1增加到5个……可以说，王清远上任后，真的是把大学教育当做工商企业在经营，追求跨越式发展、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2014年王清远上任校长后，跟其他地方官员追求政绩一样，成都大学常年“大拆大建”、不停施工，面积几乎扩大了一倍，外在“政绩”确实很光鲜。
同时，成都大学的产业经营开始提速。天眼查显示，成都大学实际控制企业23家，其中有10家成立于2014年王清远上任后，2020年成都大学的招投标信息达到490余条。 2018年，成都学院更名成都大学获批准，2019年，第31届世界大运会落户成都，大运村落户成都大学，成都市政府投资25。07亿元用于大运村建设，成都大学迎来超级发展红利。庞大的工程建设项目和众多的招投标项目，必然带来巨大的权利寻租空间和腐败利益链。在大运会成都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毛洪涛与校长王清远均位列“总指挥长”。毛洪涛在“绝笔信”中痛斥王清远“拉帮结派、营私舞弊、独断专行，中饱私囊、短期行为、无视群众利益……”，至于这些违规行为是否成立，只能等政府调查结果。
但是如柳认为，毛洪涛指责王清远“披着学者的外衣、满心追名夺利”应该不会有水分，从王清远上任以来提出的“十年三步跨越式发展”，我们可以看出，王清远更多地是把办教育当做办企业来做。如果是真心办教育的人，应该都明白，教育是育人的行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不能与办企业类比，教育有教育的规律，教育是“慢工出细活”、学术科研是要能沉得下心、坐得了冷板凳、耐得住寂寞，而不是浮躁的“十年跨越式发展”，如果跨越式发展，出炉的“人才”或“学术科研成果”，必然要么是“次品”，要么是“赝品”。深为学者的王清远应该不是不懂教育规律或学术规律，他之所以追求“跨越式”发展，还是跟地方官员追求GDP政绩观一样的套路，都是为了“政绩”，为了往更高的职位爬，说到底，只是为了个人争名夺利的“短期行为”、无视社会整体效益。王清远的“跨越式”办教育方式代表着1999年教育产业化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样板：在教育产业化的大旗下，教育从“育人”的神圣公共性事业变成了追求创收、追求效益、追求政绩、追求表面光鲜数据的“产业”。顺理成章，一套适应商品经济的考核指标模式被运用到教育体系中，所以不仅各大学追求建了多少高楼大厦、招收多少学生、招收多少硕士、博士（没有招收硕士博士条件也要硬性建设起来）、创造了多少经济效益这些硬性指标，也追求发了多少论文、完成多少课题或项目研究等学术软性数量指标，其结果整个大学校园处于浮躁的追求更多、更快、更大的“光鲜数据式”发展中。所以，学术泡沫、学术腐败出现了、教育腐败出现了，各种争名夺利、光怪陆离的现象在曾经纯洁的象牙塔上演，正如毛洪涛书记所说校园内各种利益勾连、学者变成追名逐利的市侩。
教育产业化导致教育功能异化扭曲不仅表现在大学校园，也连带影响中小学校园，比如各地政府为了经济效益鼓励办私立中小学，导致优质的公立学校教师资源流失；另一方面，公立学校教师为了创收，出现一些教师正常课堂上不讲重点、补课办班风气盛行的现象、或者各种择校费、培优费、托管费等名目繁多的乱收费，导致教育的公平原则不断被践踏、教育的公益性质被扭曲，穷人的孩子越来越被甩在起跑线外，富人的孩子可以拥有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而教师、教育价值观的扭曲直接影响孩子们的价值观和思想取向，直接影响民族的未来……可以说，正是教育产业化导致了今天中国教育界各种乱象丛生，因为教育产业化违背了教育的本来属性，教育本身不是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的产业，它应该是以追求社会效益为核心的公共性事业，正如1999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首次世界教育大会上一致达成的共识：市场规律和竞争法则不适用于教育，教育不是经济的一个分支，教育过程、教育目标、教育结果或“教育产品”都不能与经济相提并论。”
但是，中国的教育恰恰是在1999年提出“产业化”发展目标，把教育变成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以“教育产业化”作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教育是“立国之本”，当这个“立国之本”的性质和功能被异化扭曲了，结果必然是扭曲的，所以本应是“社会良知和思想的发动器、文明和进步的推动器、理想和智慧的集散地”的大学变成了当今乌烟瘴气、功利浮躁、争名夺利的场所。如柳（公众号“如柳说”）认为，毛洪涛之死虽然撕开了当今大学校园丑陋一角，但是，如果仅仅从调查惩处相关责任人入手，并不能告慰毛洪涛的在天之灵，毛洪涛之死不仅仅与王清远有关、与成都大学有关，而是与整个教育体制有关。
因此，如柳认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当今的教育现状，不从根本上摒弃“教育产业化”这个错误的导向、正本清源、回归教育的本来功能和属性，目前中国教育界的乱象基本无解。另一方面，如柳认为，“大学教育”本来就应该是精英教育，只有回归精英教育模式，大学校园才能回归象牙塔本有的宁静。在“教育产业化”导向下的大学教育“大跃进”式发展，美其名曰实现大学教育的“大众化教育”，实际导致了泥沙俱下，有些并没有读书天赋的各色人等都混入大学校园。为了争夺资源，必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各种有辱斯文的污浊现象出现在象牙塔就并不奇怪，在浮躁风气影响下，真正想安心做学问做研究或正直追求理想正义的人很难独善其身，比如毛洪涛。同时，由于大学扩招，学历贬值，大学生就业竞争压力大，扩招后，大学生进校就考虑的是如何就业，大学生正在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正如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曾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而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正是教育产业化开出的美丽罂粟花，教育产业化使高等教育迅速滑向实用主义、实利主义、功利主义的泥潭。高等教育本应是培养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有悲悯、有担当的精英分子，但教育产业化使高等教育变成了“大众化教育”，“大众化教育”使几乎所有的学生上学就为了就业而焦虑，眼界只能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哪里还有闲情思考“社会担当、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些宏大叙事？
如柳（公众号“如柳说”）认为，“大众化教育”并不是不要提倡，而是要实行教育分层级，本科及以上教育应严格控制招收人数，实行“精英教育”模式，“大众化教育”留给相应的职业技术类学校完成。职业技术类学校应以专科类中专类学历层次为主，而不是目前这样不论是以前的大专还是中专都变成大学、都可以招收本科生，导致文凭含金量下降、学历贬值，而一些并无学习特长的人轻松获取大学文凭，不仅增加了大学生整体就业形势压力，而且导致年轻一代越来越浮躁。因为都是名义上的大学生，许多学无专长的年轻人眼高手低、不愿意干蓝领类工作、更不愿意做农民，要么想着赚快钱、赚大钱，要么宁愿啃老也不愿意就业。
中国四十年高速发展得益于毛时代及改开初始时期的的人口红利，那些60后、70、一部分80后，由于并无高学历装门面，可以沉下心来做低端工作。
而今天的90后、00后基本上为独生子女，又大多数有大学文凭装点门面，没有几个人愿意沉下心来做蓝领，如果我们去向那些民营中小企业或服务行业老板们打听，大多数人都会叹息今天基本很难招得到合适的员工，他们会吐槽今天的年轻人都不愿意踏实做事，特别是制造业、服务业等，所以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主要么靠自己强撑、要么关门了事。
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一方面是大量的制造业、服务业等中小企业主招不到合适的员工，这就是今天的现实。
大学教育变成“大众化教育”，使整个教育学术界变得功利浮躁，不仅破坏了”科技强国”的根基，破坏了民族思想文化的根基、影响国家的软实力，也影响了年轻人的思想面貌和就业观念、破坏了中国的劳动力结构、直接影响中国的实业经济基础，可以说隐患是深远的。网上一直流行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什么人都可以坏，但有三种人千万不能坏——他们是1.教师，2、医生，3、法官。教师坏了——误人子弟，医生坏了——草菅人命，法官坏了——失去公平与公正。这三种人坏了，社会基本就乱了。但我们今天的现实是怎样的，大家应该心知肚明，教育产业化改革和医疗产业化改革使师德和医德逐渐沦丧。
1998年11月汤敏向中央写信，建议大学扩招，其中理由之一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振兴”。今天大学扩招已经过去了二十年，高等教育已经普及。但是，从今天的现状看，大学扩招对民族的未来究竟是起正向还是负向作用，如柳（公众号“如柳说”）相信对教育有深刻体会的人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完）
《1999年高校扩招：大众教育代替精英教育》新华网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9月10日 作者介绍：如柳，资深调查记者，名校硕士。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家国情怀。个人公众号：如柳说，ID：ruliu3166，私人微信：ruliu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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