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自己的孩子被疾病折磨20年,直到行为怪异,被当成疯子,甚至失控杀人,自己仍一无所知吗?有个男人在7岁时被人恐吓,出现应激反应,患上了儿童PTSD。很多人下意识觉得“小孩记不住那些不愉快的小事”,在PTSD的所有类型里,儿童PTSD最容易被忽视,连医院都很难检查出来。但它又特别常见,因为小孩子更容易感到害怕无助,哪怕被小狗咬一下,或者亲眼目睹爸妈吵架,都有可能让他们发病。这个男人的病因更简单——仅仅是有个大人故意吓唬他,说在他脑子里放了条虫。为了治好自己的病,他做了件让林红桶都恐惧的事。看到那个案发现场,两个法医差点吐了出来。
在东北,当法医得会点人情世故,遇到迷信的情况,不能太计较。理由是人死了不能穿着鲜艳的衣服拍照,否则投不了胎,“就会被困在这里出不去。” 她指着尸检中心的大院,满脸认真。还有个家属,直接把我挡在尸检中心门口。她叉着腰喊,“就是不行”。原因是“我儿子是处男,不能让女人碰身子。”僵持了好一会,她服了软,端来一碗浑浊的香灰水,“你得先喝了这碗水,才能看我儿子。”来尸检中心的次数越多,我就越反感“大仙”这个职业。那天,我从现场回来,本就不宽敞的走廊里摆了两排花圈。侧身小心穿过十几米长的走廊,我并不知道家属是怎么躲过保安的视线,偷偷把它们运进来的。保安大爷养了只布偶猫,它的工龄比我还要长。它似乎也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布置,自在地躺在纸灰里打滚。我上前摸了摸小猫,和师父抱怨,“大仙说什么就是什么呗,大仙怎么没算出她孩子活不长。”所谓的大仙有着极高的权威,左右着村民们的言行。真遇上解决不了的事了,也能给他们一个出口。
发生命案的地方叫台子村。
死者是个老太太,七十多岁,死在了家里。
她干了四十多年“大仙”,平时靠算命换口饭吃,年轻的时候死了丈夫儿子,被婆婆赶走,骂她:“克夫克子”。她被赶走后,有人看她去了山顶的庙里,每天躲着人,过了段时间“成仙”了。她本来人挺好的,“成仙”以后就变了,脾气暴躁,爱骂人。据说得罪过不少人。这次可能是被报复了。我心想管他什么仙啊神啊,只想专心把活干好。
可进了屋还是没淡定的了。
她家的布置我现在还记得清楚。小屋的墙上挂着红布帐,正中间是个大木桌。桌上也蒙着红布,上面摆放着神龛。
神龛也用红布蒙着,隐约透出里面的神像。
前面摆了香炉和蜡烛,蜡烛倒在桌面上,将红布烫出了小洞。
房间里没有其他摆设,死者靠坐在墙角,爬在她身体上的苍蝇觉察到有人走近,轰的散开,差点迷了我的眼睛。
“真讨厌夏天”,我想,抹了把脸,看向尸体。
她的脖子上有一道横贯伤口。
割喉致死,可能是仇杀。同事细细勘察现场,我也打开相机。
桌上的红布并不平整,有被扯动的痕迹,我掀开神龛上蒙着的红布,里面有一座粘接过的佛像。
尸体离桌子挺远的,可神龛上面溅了血。凶手可能是把人控制在桌前,杀害后再推到角落里,死者挣扎时手抓乱了红布。
我这样想着,耳边传来声干呕。“这心理素质不行啊”,我笑话同事。
他没接话,示意我来看尸体,我也差点把刚吃的饭吐出来——
死者的头从眼眶处上下离断,几块颅骨碎片丢在地上。远看我以为是她的白色短发,凑近一打量,才发现那是她颅底骨面的反光。
她的脑子不见了。
“遇到大活了。”我赶紧戴了手套,和同事一起勘查现场。
这么变态的凶手,却没什么反侦察意识,现场满是指纹和脚印。
染了血的刀直接就丢在地上,刀旁边还躺着一把勺子,勺子上沾着黄白色的不明凝固物。
我有了一个不好的猜想。
回到单位,物证检验结果出来,勺子内容物果然是人脑,DNA鉴定与死者相符。勺子里不仅有人脑,同事一字一顿地念出来,“检材内混有唾液,经DNA检验与死者不符。”我之前办过一个案子,凶手被绿之后,煮食了女友的心脏。我这心理阴影还没过去,别又来个吃人的。和其他死者不同,可能是凶手撕裂她头皮时影响了肌肉走向,她的脖子向后过伸,扭曲的颈椎使得伤口完全暴露在外。我们勉强拼合她满是刀痕的上眼睑,可她的眼眶已经变了形,双眼无法闭合。浑浊的瞳孔,外露的眼球。这视觉冲击力实在太强,我没忍住干呕了两下。解剖发现,除了颈部和颅骨之外,她身上没有其他损伤,也没有经历过打斗的皮下出血。颈部的伤口处有多条肌肉离断,动静脉破裂气管也被切开。继续向下剪开气管,她的主支气管中有积血。这种情况常见于被割喉的活人,挣扎时气管里呛进了血。她的脾脏像皱缩的拳头般大,其他器官也是缺血的表现。但我们还需要确定一件事情,这位大仙的脑子是怎么没的。她头颅的伤口没怎么肿胀和流血,周围肌肉也很松弛,皮瓣就那么搭在颅骨上,松松垮垮的。没有生活反应,在法医学上有更浅显的解释,“死后伤”。头颅的断端并不整齐,眶骨周围有很多细小的划痕和碎骨片——看起来不像是将头颅从中间砍断,反倒像是用刀尖插入眼眶,沿着骨缝一次次戳下去,撬开了个缝隙。掀开残破的硬脑膜,死者颅底的一些细小结构已经模糊不清,骨面上还留着不规则的线形印记。再联想到那把带有脑组织和口水的勺子,我有了大致的判断。凶手在割喉之后,等待大仙彻底死亡。而后用尖刀像开罐头一样,打开了她的颅腔,用勺子吃掉了脑组织。刀和勺子都是“大仙”自己家的。凶手离开时也没收拾了丢掉。这个作案过程,听起来有些像是电影里的食脑杀人犯,可别是什么“模仿犯罪”。
现场留下的痕迹不少,我们很快通过指纹锁定了凶手的身份。嫌疑人王有福是个不到三十岁的男人。他没有完成义务教育,这在台子村还挺常见。资料上也没显示他的工作信息,就诊记录反倒有不少条。我粗略扫了一眼。大约二十年前,七岁的王有福曾多次出入于医院。他的主诉症状是头痛,诊断结果却是没有器质性病变。每个医生都说他没有病。我跟当地派出所的同事打听过,台子村比较穷,大部分居民靠种地为生,年轻点的就出去打工。最近的镇子离这要坐两小时小巴车,外出打工的居民们基本逢年过节才回来一次。这样省时间又省钱。留守在村里的居民,基本与外面的世界隔离。他们不去上学和赶集,老人带着小孩,“放养在村里”。屋里并没有什么垃圾,却有股子难闻的臭气,水泥地面被油污抹得有些打滑。偏房的门虚掩着,我正想着嫌疑人会不会躲在里面,我们怎么进去最合适。一位老人扶着墙走出来问我们是谁,另一位老人躺在炕上向外张望着。他们是王有福的爷爷奶奶。进屋看了一圈,没有其他人,我们没告诉他们前来的目的,谎称是人口普查,给两人采了血样之后出了门。路边的大姨跟着我们半天,听说我们是人口普查,要找王有福,手指着身后喊了一声,“石墩子那边呢!”大姨嗓门不小,笑着给我们指,“狗蛋在那边看人打扑克呢!”大姨挠了挠头笑了,她说有福名字太重,不好养活,村里大仙说起个贱名能好一点。我听着心里疑惑,这死者似乎和他们家很熟,嫌疑人又怎么会对老邻居下手。大姨继续说,这狗蛋小时候是个好孩子,聪明活泼还嘴甜,特别讨人喜欢。得了头疼病以后,狗蛋总喜欢自己蹲在村里的垃圾堆边上,谁也见不着他。偶尔碰见了,他就捂着头步子迈得很快,见到人就躲着走。可就是前天,狗蛋的头疼好像突然好了。大姨看到他在外面溜达,找人打牌,聊天一聊就是小半天。大家让他去找工作,让他成家,孝顺老人,他都一一应允。只是问他前些年怎么了的时候,他会愣住,摇摇头嘿嘿地笑,说记不住了。“狗蛋好了,”大姨看着挺高兴。她让我们赶紧去找狗蛋,别耽误事。我们来到她说的地方,王有福果然站在那里,看几个混混打扮的人玩牌。他完全没有刚杀了人的样子,在人群里叼着烟,搂着其他人的肩膀说笑。也不像是大姨口中,那个长期头痛,把自己封闭了几十年的傻子。“这小子怎么还笑得出来,哥几个比他还紧张。”我们很怕王有福逃跑,更怕他再次发起疯伤人。结果他看见我们之后,很淡定地跟牌友说了句话,转身就走。没跑出几步就被按住了。后来牌友告诉我们,王有福当时说,“警察来抓赌了。”
车子在回派出所的路上掉了个头,开向市里的精神心理疾病中心。王有福的心理素质实在够强。他戴着手铐,后面站着三个警察,还能翘着二郎腿直抖,回答时油嘴滑舌的。我站在他身后,听着他的回答,再想起他做的事情。更希望他有难以自控的精神疾病。如果只是变态,故意杀人的话,第一次作案极有可能不判死刑,几十年后放出来就是个“定时炸弹”。王有福的爷爷奶奶在门外等了很久,听邻居说孙子出事了,他们就一路打听着过来,想要一起进去“陪大孙子”。新装修好的审讯室在负一层,阳光进不来。我之前进去围观过装修,密闭的环境加刺眼的灯光,没一会都觉得压抑。王有福很瘦,他驼着背向前伸着脖子,头脸洗得挺干净,但发黑的汗泥从耳后糊到衣领里。面部肌肉呈向下的走向,仿佛挂着积攒了几十年的阴郁,下撇的嘴角从大屏幕上看有些吓人。“啥时候能回家啊,等兄弟打完牌,我们还喝酒去呢。”他对着侦查员嘿嘿笑着,看着是一点都不怕。“想回家喝酒呀,”侦查员也笑着,摆出照片,给他看勺子的特写,“好吃不?”他语速很快,记笔录的速度有点赶不上他。他要了几次烟,讲到激动处,就让侦查员喂他抽一口。审讯异常顺利,嫌疑人完全没有隐瞒的意图。我们准备好的很多套路和关键证据,甚至都没有派上用场。
“我把她杀了。”说完他嘿嘿地笑,神色中有一丝得意。那时村里人就告诉他,大仙是村里最惹不得的神仙,得罪了可是要遭报应的。小时候王有福顽皮爱惹事,今天打破窗户,明天藏起邻居家的小鸡仔,自然就对邻居们口中的神仙产生了兴趣。那天中午,他找了几个玩伴一起溜进大仙儿家里,找了找没什么特别的玩具,却舍不得出去。他们开始在供桌的红布下捉迷藏。玩闹过程中,他把红布扯到地上,一声脆响后,玩伴们都跑出去了。只有他没来得及,藏无可藏地躲到了桌子底下。被一双手拎出来时,他想,“完了,回家又要挨打了。”她是个卷发的胖阿姨。王有福想到,自己小时候还朝她要过供果吃,便没那么害怕,他作势想跑,却被一把拽了回来。“我在你脑子里放了虫子,”她还告诉王有福,“你要是敢告诉别人,现在我就让虫子出来咬死你。”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想着大仙儿的一双眼睛,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同事把她描述得很神秘,仿佛有神医般的能力,无论是半夜睡不着觉啼哭的小婴儿,还是低烧不退去医院也不管用的患者。只要找到她都能治好。她神奇的地方在于,可以和村民们描述出“魂儿被脏东西给冲了”的时间和位置,叫人去那边烧纸赔罪,自己也赚点香火钱。“不过她说的很笼统,”同事讲,比如桥,比如出门的第几道弯、第几棵树。我打心底不信这一套,只觉得是心理作用。包括王有福的说法,这不就是吓唬小孩儿的招数吗。村里人都说,大仙曾经见过神仙,还有人在附近山顶的小庙里见过她。从孩子到村长,每个人都对她毕恭毕敬、深信不疑。王有福也不得不信,他的脑子里长了一条能杀人的虫子。
他拒绝去学校,和爷爷奶奶哭闹。他虽然淘气,却一向听话,那天却砸了奶奶的小香炉喊着头痛。爷爷要带他去看大仙儿,他把着门框不肯出门。越提大仙,他就哭的越厉害。难受的时候,他就蜷缩起来,在地上打滚,用头使劲撞柜子。可就算这样,他也不敢告诉其他人,万一说出来,虫子真的跑出来吃人了呢。“吃了我,还有我爷我奶。”审讯室里,王有福收起轻松的表情,沉默了一会,手握住拳头又松开,叹了口气继续讲。发现不对的爷爷奶奶,给王有福外地打工的父母打了电话,两人赶回来带他去了医院。从卫生院到市区的大医院,每个医生都指着检查结果说,“孩子没问题。”他们建议王有福的父母带孩子回家,问问有什么不开心的事。他的父母在工地做苦力,每次请假带他看病都扣着工时,算下来已经浪费了十几张红票子。王有福再哭喊着头疼,他的爸爸就会抽他一嘴巴,“疼你麻痹疼。”“我爸把我一路拖到学校,再塞进去。”说完他又乐了,有点瘆人。可学校也不想要他。头疼害他听不进课,还得了个“晃头傻子”的外号。初中的班主任说,别影响其他同学。这条虫子就这么长在他的脑子里,王有福的性格越来越木讷胆小。台子村里都是平房,家家户户都在房后修一条排水渠防积水,大家也经常把生活垃圾倒过去。这些排水渠的尽头就形成了一座“小垃圾山”。王有福每天蹲在排水渠上的石头上,把自己藏在垃圾堆里,盯着来来往往的人。只有躲在这里才不会有人打他。时间长了他也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二十多年来,王有福不再上学,也不与谁来往。父母在外打工,他就在爷爷奶奶家这样过来。邻居们对他的评价也不好,“快三十的人了,不成家也不找活干,靠爹妈寄钱养活。”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十几岁的时候,曾偷过家里的钱,买了十多瓶杀虫药,一股脑倒进桶里,把脑袋埋进去,想杀死脑子里的虫子。结果虫没杀死,差点把自己搞死。得亏家里人发现得早。出事那天,他终于受不了了,捂着头跌跌撞撞地,一路去了大仙家。他直接跪下,磕了三个头,“求求神仙把虫子取出来吧。”他没等到回复,却听到了笑声。大仙已经成了个瘦小的老太太,看着他却只有笑。大仙告诉王有福,当初是他太淘气打破了佛像毁了神堂,自己才想了个办法吓唬他。谁想到他还记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又把神堂砸了一次,然后用红布蒙上了佛像。准备出门离开时,他的头又突然痛起来。王有福疼得打滚,在地上磕头,大仙儿早躲在了一边。“杀了她头就不疼了。”审讯室里,王有福说,脑子里的声音这么告诉他。于是他把大仙拖到供桌前按着,顺手拿起偏桌上的刀,抓起大仙的头发,毫不犹豫地划开了她的喉咙。她尖细的嗓子喊出了最后一句话,“你会遭报应的。”便没了声息。说来也奇怪,“我的头立马就不疼了。”王有福说完,打了个哈欠,示意要烟。就像王有福一样。他们之中超过七成的人,童年时会有严重的心理阴影。有清除臆想中会对自己造成伤害的人,才会获得安宁。后来我查了资料发现,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ptsd,指人在经历创伤后的应激反应。幼年遭受过躯体、心理创伤及性虐待的人,10~55%会患ptsd,其中一半的人,症状会一直延续到成年。我猜想,当王有福被大仙恐吓的时候,不断说头疼的时候,甚至把脑袋泡到杀虫剂里的时候。如果有人能拉他一把,告诉他事情不是这样的,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那条虫子,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父母、老师、朋友,都缺了席。村里人对大仙的恐惧和崇拜却一直在。
大仙的血慢慢流干了。
王有福把她扔到墙角,本想把屋子砸了,可还没动手就忘了自己要做什么。他在屋里走了几个来回,使劲摇着头,感觉脑子空落落的,什么也不记得。他想起家里看的电视广告,还有吃饭时奶奶总端上桌的鸡头。他捡起杀人用的尖刀,直插进死者的眼眶。但没想到这么费劲,他忘了自己撬了多久,才见到粉白色的大脑。新装修好的小屋电压不稳,我数着顶灯的光在王有福脸上闪了十几下。他又继续说。“撬开之后我想上手掏来着,”但他看到了大仙家的勺子,他拿起勺子,一口一口,舀起大脑生吞了下去。我提示侦查员询问尸检时,在死者颅底发现的细碎划痕。王有福说,头下面勺子够不到,可他害怕不吃光,影响效果,使了点劲儿。吃完脑子,王有福穿着带血的衣服回了家,一路上有村民盯着他看。但大家可能已经习惯了他的疯疯癫癫,没有人和他搭话。走出家门时已经是下午,王有福说,“我好像是头一次晒太阳。”那天的太阳特别大,他站在阳光下,感觉自己的脑子回来了。在村里逛累了,他回去睡觉,还收拾了自己堆在屋里的垃圾。他突然觉得,生活开始有意思了。他第二天醒来,出门逛了会,就去院子里看人打牌,直到被我们抓捕。“那你们还能来干嘛,”他摊了下手,语气里还是有种莫名的欢快。不像是杀了人,反而像是有了大喜事。
王有福和大仙仅有过二十年前的一次接触,那时他还是个孩子,这件事完全没人知情。要是王有福做了防备,破这案子就有点麻烦了。正想着,鉴定中心打来电话,结合王有福的其他情况,那张心理量表已经出了结果。在后续的检测中,他还患有“偏执性精神病,心因性精神障碍”,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没多久判决结果下来。王有福被判了缓刑,先由家属陪同,强制进行精神疾病的治疗。可能是儿子已经废了二十多年,如今再怎样也无所谓了。我想起审完收看守所时,我们曾给他的父母分别打去电话。他爸对他的情况毫不关心,只说,“老头老太太你们送回去,麻烦你们了。”他妈也是,“哎呀,我这上工了警察同志,啥事找他爸,我听不懂。”只有和他同住了二十多年的爷爷奶奶,还关心能否轻判,问我们怎么请律师,大孙子的未来可怎么办啊。老人们不懂太多东西。而有能力替他承担的父母,已经不再去想他的未来。那天,我回到家,接了一大杯水灌下去平复内心复杂的情绪,抬头看到做好饭的爸妈。因为我妈对“保家仙”深信不疑,所以听了只会教训我不敬畏神佛,还会逼着我说三次“我说错了,我没有恶意,请原谅。”那个大仙的屋子,和这次案发现场差不多,只是屋里摆着的不是神像,是很多座红纸牌。她突然就开始抽搐,喝了口白酒朝我身上喷,我洗了一晚上的澡,还是觉得去上学好。我妈总觉得那是保家仙灵验,她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女儿不去上学,不是因为被“上身”,而是因为班会课,老师组织大家讲未来的理想。我的回答和别人都不一样:我的理想是爸爸妈妈一起带我去公园。这些事情直到今天,妈妈都没有问过我真实原因,我也没机会告诉她自己的遭遇。只是我比王有福幸运,我是装病,他后来是真的病了。吃完饭,躺在床上,我在想那条钻进王有福脑子里的“虫子”。这痛苦怎么会折磨了他这么久,随着他长大,也没有其他人发现,帮他解决问题呢。要是那时,王有福父母除了带他去医院,能再多问他几句,而不是忽视到今天,结局是否会有变化呢?
虫子是妄想,话是恐吓,但痛苦是真实的。
直到杀人之前,同龄人都外出打工了,只有王有福还留在村里,无论晴天下雨见不到他,偶尔出现时就捂着头步子迈得很快,见到人就躲着走。
第一次看这个案子时,我感受到一种巨大的荒诞,一个极端恶性的案件,最初只源于一句话。
林红桶给我讲过一处特殊的细节,王有福在杀人后走到外面说,“我好像是头一次晒太阳。”
他站在阳光下,感觉自己的脑子回来了。
但这阳光本该是他拥有的。
就和他未曾拥有的那段人生一样。
插图:大五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