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马忠军

Original 所长堪培拉的金翅鸟 2023-12-15

2006年的一天，河北省某县城，马忠军从这里走入了我们的视线。

跟其它的中国县城一样，这里不乏贾樟柯最擅长讲述的普通小镇青年。

但我们的主人公不普通。他出过国。

25岁的年龄，马忠军就有了4年的日本劳务经历。在亲朋好友的闲谈中，他常被归为“见过世面”的一类。

现如今，虽然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爸爸，马忠军还是一心想着要往外走，挣钱。

如果不是这天在街上的偶遇，他下一站的劳务之旅也许会是东南亚，或者欧洲。

但是曾一起做过屠宰工的哥们儿那天在街边开口问的是：“想不想去澳大利亚？”

南半球的肉类加工场

距离马忠军的县城8000公里远的澳大利亚小镇科拉克（Colac）上有一家叫做CRF的屠宰场，彼时正经历着用工荒。

科拉克小镇只有1万人口，所以当CRF想要补充新的屠宰技术工人时，很自然地遇到了难题。像很多同类企业一样，CRF 把目光投向了海外。

澳大利亚雇主想要雇佣海外员工有三条途径，其中最便捷的是招募在澳洲境内持有临时签证的海外人士。这些人的签证必须附有工作权——学生签证、毕业生工作签证和打工度假签证都符合要求。但是这样的海外员工有时并不好用，比如学生签证每两周只允许打工40个小时，打工度假签证为某一个雇主工作的总长度受限。另外，这样的员工也不一定具备特定的技能，在专业性较强的领域无法直接上手，如果事先培训雇主又觉得不划算。

所以某些澳大利亚雇主就将选择集中在了两种“雇主担保”方式上。

所谓两种雇主担保，其实是雇主担保签证的两个分支。简单来说，一种是雇主和海外员工先达成一致——“我愿意为你工作”，“我愿意雇你”，然后二者都去向移民局申请；另一种是雇主和移民局先达成一致——“我需要海外员工”，“我允许你招募”，然后二者做一个劳动协议（Labour Agreement），用这个协议去招募海外员工。

上面说的这第二个分支其实就接近于我们印象中的“劳务输出”。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国劳务为中国的中青年人提供了上学、工作、待业之外的另一个选择。从最初“国外遍地是黄金”的朴素幻觉，到后来了解到海外务工的艰苦和风险，再到对黑中介的揭露和打击，中国人对出国务工的认识在逐渐完善。然而不管怎样，大家都更倾向于将这样的事情理解为“中国的工头纠集一群劳动力通过中介去海外赚钱”，最终是善果还是孽缘全看工头和中介的良心，很少有人从雇主的一方反向来看待这个问题。

其实，并非所有的澳大利亚企业都可以轻易从移民局手里拿到劳动协议。

移民局只跟某些特定行业中的澳大利亚企业签署劳动协议，而且前提是该企业必须成功说服移民局海外员工无法取代。也就是说，首先，这份工作得是澳洲本地劳动力无法胜任的，其次，雇主还需证明通过其它签证方式（比如普通技术移民）招募海外员工亦不可行。

所以这种雇佣方式的实现其实是建立在诸多限制条件基础之上的。

迄今为止最著名的一个劳动协议大概出自墨尔本一个名为Fronditha Care的希腊社区养老院。

二战之后陆续移民澳洲的希腊人为数众多，其中半数居住在墨尔本。现在这批移民都已经逐渐步入耄耋之年。

人在年老时不论语言还是文化都渐渐与儿时趋同，所以Fronditha Care迫切需要来自希腊的护理工。

2011年，一位希腊裔CEO新官上任，马上发现了护理工招聘上的问题——在澳洲完成Certificate III相关学历就可以从事老年护理工作，但是这个学历要办普通技术移民不仅没有任何加分，连最基本的职业评估条件都不符合。几经游说，在这位CEO的主导下，Fronditha Care于2013年与移民局签订了劳动协议，找到了第一批总共13名希腊护理工，很好地解决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劳动协议并非永久有效，5年期满可以再续。在澳大利亚移民局的官网上我们可以轻易找到现在生效的所有劳动协议。这个页面显示Fronditha Care已经在今年续签，有效期延至2023年。而“Meat Industry”一类中现在并没有CRF工厂的字样。

图：Fronditha Care网站上有对雇主担保劳动协议项目的详细介绍，它要求应招者已完成Certificate III的学习、具备老年护理资质并有相当于雅思5分的英语成绩

一旦经移民局审批拿到劳动协议，澳洲企业便可以着手海外员工的招募。澳洲企业一般会将这项业务委托给澳洲的公司，澳洲的公司再联络目标国的大型中介，签署协议之后大型中介将任务分派给其它小型中介，利用遍布各省市县的劳务招聘网络，找到合适的务工者。

理论上这些中介都是直接或间接为招募员工的澳洲企业服务的，但是它们一般都会向寻找海外务工机会的应招者收取一笔不菲的“中介费”。

CRF公司需要屠宰工的消息传到河北孙经理之前一共倒了几手，我们不得而知。但就是经过这位孙经理之手，小镇青年马忠军经过简单的语言和技能培训，拿到雇主担保临时签证，来到了千山万水之外的另一个小镇——科拉克。

英格里斯，英格里斯

科拉克小镇距离墨尔本150公里，距离墨尔本西南的海滨城市吉朗也有70多公里。从小镇往南，开车穿越山脊和树林，30多公里就能直达海岸。小镇的北边是水线连年后退但依旧风景秀丽的科拉克湖。

马忠军初到澳大利亚，首先被景致和生活水平所折服。

房间也是地毯，走廊也是地毯，外面的草坪非常好，树也非常好……太高级了！

马忠军在澳洲生活了八年之后回忆刚分到工厂宿舍时的观感仍然会忍不住使用夸张的语气。

工作做起来并不难，适应了一段时间之后马忠军就已经得心应手。这时他发现真正的难题其实还是语言。用对讲机要跟澳洲工友要“吸油机”，fat sucker这两个单词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

图：Colac与同规模的其它澳大利亚小镇一样，主要的商业场所都集中在一条街道上

澳大利亚的雇主担保签证可以携带家属作为副申请人同行，所以安顿下来之后不久，马忠军就把妻子和女儿都接到了身边，妻子也在CRF工厂找到了质检工的工作。过了几年，两人又添了一个儿子，就出生在科拉克小镇，而女儿这时也到了上学的年龄。

澳大利亚对于临时签证持有者的福利因州而异，科拉克所在的维多利亚州当时对雇主担保临时签证持有者的子女实行免费入学政策，所以马忠军一家并没有因为添丁而显得拮据，只是生活更加忙碌，学习英语的时间更加有限。

马忠军普通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

早上五点起床，经常来不及洗脸，吃点东西赶紧去工厂。
具体干什么活要看当天的需要，也许是拆骨，也许是镟羊屁股，也许是给动物的内脏剥离油脂……每两小时休息一次，每天做满8个小时。
下午下班之后，马忠军开车回家接上老婆和儿子，把老婆送到CRF上班，再回头去接女儿放学。
回家做好饭，看着女儿做好功课，这时才是他能自由支配、学习英语的时间。

马忠军很早就意识到了英语对他今后生活的重要意义，但是他学习英语还有一个更紧迫、更现实的原因——申请永居。

澳大利亚的雇主担保签证从根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临时签证和永久签证。拿临时签证为雇主工作满一定时间可以申请永久签证。2009年，马忠军以及与他同批到来的工友们就开始进入这一申请程序了。

当时雇主担保临时签证的申请并不需要英语成绩，但是申请永居签证却有英语要求：雅思4.5分（满分9分）。

马忠军第一次雅思成绩是2.5分，第二次听、说、读都有提高，但总分仍是2.5，因为写作不行。第三次雅思，3.5分，仍然不够标准。

就在马忠军为了雅思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工友们的好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谁谁谁考过4.5了，谁谁谁也考过了……而最终更多的人是因为得到了“雅思豁免”而喜出望外——没考过4.5大关却仍然得到了永居签证。

在雇主担保临时签证转永久签证的法律条款中，确实有“豁免英语”这一条。但澳大利亚移民规则中涉及到“豁免”的时候往往没有关于“豁或不豁”的严格界线，签证官有自由裁定权。也就是说，在可以豁免的地方，不管最终是豁免还是没有豁免，都是合法的。

移民局“不豁免”的决定对于马忠军来说十分残酷。但不得不说，马忠军和他的工友们其实是赶上了雇主担保移民政策较为宽松的时代。

到目前为止，2017年4月开始的雇主担保改革已经断绝了马忠军这样的技术工人申请永居的可能性。

首先， 2017年4月18日颁布的清单为雇主担保划分了“可以申请永居的职业”和“不可以申请永居的职业”。所有不可以申请永居的职业在2年签证到期之后只能再续签一次。而马忠军的“屠宰工”这个职业（Butcher or Smallgoods Maker，代码351211）就属于“不可以申请永居”一类。

其次，在过渡安排中，当时已经持有457签证的人必须英语达到雅思6分才可能申请永居。

更具有“釜底抽薪”意义的变化在于，从2018年3月18日开始取代了457签证的雇主担保临时签证482签证要求所有申请人必须达到雅思5分的英语水平。也就是说，现在还想像马忠军一样不会英语就来打工，已经不可能了。

2009年的马忠军当然无法预见到几年之后形势的变化，他的参照物是同期来务工的工友们。为什么其他人都可以被豁免雅思要求，偏偏自己不行。马忠军决定讨个说法。

对簿“公堂”

2014年7月，中央电视台《华人世界》栏目以马忠军为主人公做了一期节目，名为《小镇屠宰工》，在央视4套播出。我最初知道他的名字也正是通过这档节目，本文中的很多细节也都出自那里。

片中提到，拍摄前半年，马忠军终于等到了开庭，在法庭上他据理力争，尽述自己在提高英语方面做出的努力。

可能受篇幅所限，片中未加解释：在澳大利亚，对移民局结论的重新审理其实并不是在法庭上进行的。

当一个申请被移民局拒绝，申请人有可能被赋予申诉的权利。如果选择申诉，那么首先要打交道的是AAT，全称叫Administrative Appeal Tribunal。其中与移民相关的机构以前有个单独的名字叫Migration Review Tribunal，简称MRT，现在已经并入AAT。

AAT并不是司法机构，而是行政机构，它做的事情也并不是判决，而是重新审理。也就是说，负责审理的官员不会考虑移民局已有的决定，而是把手头的案子当做从未被审理过一样重新审视。

申请人对AAT的复议结果若还是不满，才可以向法庭申诉。而法院审理的对象就不再是申请人的具体情况了，而是移民局和AAT的行政决策。只有在其中发现司法错误，法院才会判申请人胜诉，请移民局重新审理。

虽然片中未表，但从时间上和表述上来看，马忠军已经经历过了MRT复议这一程序，结果肯定仍然对他不利，所以他才会向法院提出上诉。

从被拒到在法庭上得到有利于自己的结果，马忠军足足等待了四年。

这个过程十分艰难。

睡不着觉。也没有心情去睡觉。也没有心情去做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没有喜欢吃的东西。焦头烂额……那时候为什么不买新车，就是怕买了车之后。买东西够吃了就行，买多了走的时候给谁呀？

到2014年年初，法庭终于给出了对马忠军有利的结果。

但法庭的有利结果并不能强制移民局批准马忠军一家的永久签证申请。如果移民局再次做出拒签的决定，那么马忠军还需要再经历AAT复议，甚至在那之后再次等待上庭。

剔骨工传奇

我们很容易解释为何在CRF的众多中国屠宰工中《华人世界》偏偏选中马忠军作为主人公。

平心而论，马忠军夫妻团聚，儿女双全，一路走来也算顺风顺水。但是比起其他工友开开心心拿永居，马忠军的屡试不第和焦头烂额才是人间常态，他的“失败”的确能让电视节目更具张力。

也许《华人世界》的编导自己都没想到，节目播出之后，“剔骨工”成了澳洲劳务的代名词，而说起到澳大利亚当剔骨工，必提这位“失败者”马忠军。

前面说过，马忠军和他的工友们所从事的职业在澳大利亚的正式名称是Butcher or Smallgoods Maker，剔骨确实包括在工作内容之中，但并不占主导地位。

当这样的一群人被冠以“剔骨工”的名字，被简化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职业，更是他们移居异国的艰辛。“去澳大利亚当剔骨工能赚钱、可移民”成了一个神话，没人再去关心这里面的法律问题、具体步骤以及个人所承担的风险。

对剔骨工移民的“神化”在一个网络征询中达到顶峰：“本人在北京某大型公司，月入一万多，现在有点纠结，是继续在北京做白领，还是去澳大利亚做剔骨工呢？”

这个“纠结”的问题在网络中又进一步被简化为“别拦我，我要去澳大利亚当剔骨工”。

图：感觉只有这张网络热图最能表达“别拦我”的那种矛盾的、两种情绪互相牵绊的精神状态

跟其它很多遣词造句中带有调侃味道的流行语类似，“别拦我，我要去澳大利亚当剔骨工”本身就具有与字面相反的含义——“剔骨工挣得再多也没有我现在的生活好”“乐意去你去吧，反正我不去”……

如果家中的老奶奶听了这样的调侃疾言厉色地反对孙子去“剔骨”，那恐怕要遭到无情的嘲笑了。

2015年5月，《北京青年报》对网传澳漂剔骨工高工资一事做了一篇简单的调查报道。记者采访了一些中介以及曾经尝试去当剔骨工的大学生，借此告诉读者：做剔骨工并不容易，中介的大肆宣传背后真正输出的剔骨工全年总数不足十人。

不过这篇报道似乎不能算成功，因为在此之后国内各中介对于剔骨工项目的宣传并没有减弱。更讽刺的是，对这篇文章的转载也被加上了夸张的标题，将其意义引向了相反的方向。

图：某些“媒体”在转载中青报上述报道时更换了标题

中国太大，人太多，小小的剔骨工传奇在那里只是一种娱乐性质的猎奇，但在人口稀少的澳大利亚，海外劳动力始终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所以，相对于国内扁平化的报道，澳洲媒体对于马忠军这样的海外劳工有着更深入的探讨，

正方说：海外员工的到来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提供了短缺的技能，使澳洲企业得以扩张，从而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经济发展。而且海外员工及其家人的消费本身也对经济有利。

反方说：海外员工侵占了本应属于澳洲本地人的职位，拉低了工资成本，导致不公平竞争。雇主担保关系中雇主一方的强势地位迫使工人忍耐剥削甚至主动被剥削，变相延长工作时间，减少福利，打破了雇佣关系中的正常伦理。

还有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大量持有临时签证的青壮年在澳洲工作，而随着移民政策变严，他们中只有少部分人可以得到永居身份，而大部分人将被迫在不确定的状态下度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就像马忠军一样，不敢买车，不管交朋友，不敢做一切与未来有关的决定。如果澳洲社会中不把澳洲当成“家”的人越来越多，那将是一个极不稳定、极不安全的因素。

……

这样的讨论看得多了，我就会时常想起马忠军。

当年他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说出那些话的时候，一定想不到几年之后澳洲大陆上有越来越多的人要经历与他一样的心境，这些人包括留学生、工人、难民，甚至澳大利亚公民的配偶以及旅居澳洲的新西兰人。

他大概更想不到，几年之后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早已断绝了屠宰工的移民路，国内的中介却仍然在用他做招牌，以“剔骨工移民澳洲”的名目收取数十万人民币的中介费。

正是因为联想到了这些，我突然很想知道马忠军故事的后续。

然而，一番网络搜索之后发现，马忠军的故事所带来的“剔骨工传奇”声势不减，他本人却断了线。

2015年北青报的报道未提及他的近况，在澳大利亚案例数据库中用他的名字也搜索不到任何案例档案。

移民局最终是否批准了永居申请？

现在他们一家人生活在哪里？

仍然在科拉克小镇做着屠宰工？回到了河北老家与父母团聚？还是移居到了澳洲的另一个城市，甚至澳洲之外的另一个国家？

这些问题全都没有答案。所以就有了“寻找马忠军”这个题目。

我希望能找到他，解答自己心中的疑问。但更重要的是，寻找马忠军，其实也就是寻找我们自己的故事——他们一家十几年来的欲望、挫折和奋斗，以及其间所体会过的兴奋、迷茫、不安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不正是我们第一代移民的写照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