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兰 | 四婶和她的儿子们
母亲说，四婶嫁过来时又瘦又小，黄而稀少的头发在脑后连个髻都絻不住，骑在毛驴上，就像个没长大的娃娃。贫穷的四伯人好，却脾气大，没少让四婶受委屈。
在我的记忆中，四婶勤快，热心，心眼好，尤其是那爽朗的笑声，非常有感染力。村子里不论谁家过事，都爱叫她帮忙。四婶不但尽心尽力，还把热情的干劲和气氛传染给在场的人，大家非常喜欢她。所以有时即使主家忘了叫，其他人都忙不迭地会提醒。系着围裙的四婶依旧是一边说笑着进门，一边已开始挽袖子。她通常麻利地做完自己的那份，转身就去帮别人。在四婶热情的说笑里，大家连累都淡忘了。可是许多年来，在农村每天家长里短的唾沫星里，却从没有过四婶的闲话以及由她引起的纷争。
我和姐姐只相差一岁，四婶看到母亲照管不过来时，常把姐姐带去管吃管喝。母亲说，有时我们的冬衣赶不出来，四婶也会悄悄拿去连夜赶做好，天一明就悄悄送来。
都说爱笑的女人是有福气的，可四婶偏偏是个例外。四婶家虽不富裕，但家里家外的活她和四伯都舍不得让儿子们帮忙，儿子们率性地从小玩到了大，却都不喜读书。在三年困难时期，爱面子的四伯因偷拔过队里的几个红薯被抓住，而没了底气。除了依旧对四婶发发脾气，在孩子们管教方面，从不多说。勤快的四婶先是自己包揽着一切活计，等他们大些了再说教，却不但不听，说多了还出言不逊。经过好几年鸡飞狗跳的日子，依然没有改观，四婶也听之任之了。只是，笑声越来越少。
小时候，收麦还没有大型机械，每天割回来的麦子不够碾打一场，得暂时存放几天，于是就得摞麦垛了。把拉回场里的麦捆，先摞成像粮仓一样上面圆锥下面圆柱形的麦垛，再蒙上塑料布，等天气好时再拉开垛子，将麦捆摊开铺平在打麦场里，用牲口拉着石头碌碌碾场来给麦子脱粒。摞麦垛是个技术活，稍有闪失，不是麦垛倒塌了就是雨漏进去麦子发了芽，不但一年的汗水就打了水漂，全家的吃饭也成了问题，所以都很注重。记得十岁那年，我们家是我在麦垛顶上（第一次），哥哥和父亲在下面把麦捆丢上来，我抓住后按他们的指点放在指定的位置。因为我人小身轻，也不怕麦垛还没摞好呢就给踩塌了。四婶家呢，是快五十岁的四婶站在麦垛顶上，麦垛的搭建主要由在上面的她来决定麦捆的具体放置。虽然四婶家的麦垛摞得挺好，却遭到了村里的人笑话。四婶无奈地说，四伯年龄大不能上，三个儿子互相推诿都不上，但天阴得满场的麦垛不摞又不行，所以只能是她上（以前也都是她亲自上的）。我那时还不懂大家笑话的含义，只是觉得，四婶好能干。
其实四婶的三个儿子，都长得堂堂正正，头脑正常，只是懒字当头。老大和老二，老实本分些，虽从外地给娶了媳妇，却都忍受不了他们的懒惰而很快离了婚。老三是全家的最爱，伶牙俐齿，唯一一个出远门打工的。却不时打电话跟家里说，没钱了。四伯怕别人笑话，把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平时给的钱都陆续打给了老三。等终于自己找了媳妇，有了儿子后，却连打工的旗号都懒得打了，直接整天泡在家里。四婶只好分了家，可老三把自己家的麦子全卖了做零花，一日三餐只等四婶一做好，他们就只管拿碗去盛饭（当时还同住一个院子）。四婶毫无办法，怕饿着孙子，又怕人笑话，只得苦苦支撑。有次四婶带他们来找我给孙子看病，孩子已被他妈抱着坐那在听诊了，可站在旁边的四婶，却无意识地还在那前屈着手臂左右摇晃着身子，像是在哄孩子睡觉，再看她儿子儿媳能说会道的样子，心里很是酸楚。
后来，强健麻利的四婶，患上了肺病，动则喘成一团，哪里还有笑容。再后来，帕金森也越来越严重，不但头摇手抖 ，不说话时连嘴唇也颤抖不止，谁见了都唏嘘不已。我们尽量关心帮助着四婶，姐姐还和母亲几次去上门看望。四婶家里几乎还是十几年前的样子，让人吃惊的却是大儿子房间的窗户。老式的木质窗户被卸下来扔在一边，偌大的窗框像个巨大的窟窿，空荡荡得有些可怕，窗台上是反复脚踏过的痕迹，而房门却是紧锁的。四婶说，大儿子把钥匙丢了，她催多次让叫人把锁换了都不听，现在已把跳窗台都当成路来走了。谁都没法再说什么，只能安慰四婶。不敢想像，四婶整天对着这个连门锁都懒得去修，连冷都不怕的儿子，如何咽得下这一日三餐，又如何在每个漫漫黑夜里挨到天明。
每次想起四婶那哆哆嗦嗦的嘴唇和那呼哧带喘的呼吸声，都莫名地脊背发凉。不识字的四婶虽不懂现在满屏的育儿经和心灵鸡汤，但勤劳而善良的她，又何尝不是从满怀憧憬的疼爱开始育儿的。而现代的啃老族们，又何尝不是同一结局——立不起来。
不管父辈的财富多少，不管社会如何发达，看看街头残疾人自食其力的身影，生而为人，不说成就多大，最起码的自立自强自尊自爱，确是我们最最该让孩子们学会的。
—作者简介——
董小兰，凤翔人。热爱文字，音乐。希望用文字记录和感恩生活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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