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迁 : 大象席地而坐
那是我听过最好玩的事,一头大象坐在动物园里,每天坐在那。
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情,是在黎凯的家里,他说花莲市的动物园里有一头大象,“它他妈的就一直坐在那,可能有人老拿叉子扎它,也可能它就喜欢坐在那,然后所有人就跑过去,抱着栏杆看,有人扔什么吃的过去,它也不理。”他原话就是这么说的。他还告诉我他一直想去那看看这头大象,那是一年前的事情了。前天,黎凯跑到他家楼顶上跳了下去,因为他老婆劈腿了。但我知道黎凯对他老婆没有那么在意。黎凯回到家里,他本来要去出差,但是发现自己的皮鞋拿错了,两只不一样,他常年吃一种安眠药吃坏了脑子。他就把火车票改签,然后回家,门大概被反锁了吧,因为他的钥匙打不开。等他进了屋,发现他老婆衣冠不整。
黎凯说:“我找我的皮鞋。”
她说:“都在鞋柜里。”
黎凯就去翻鞋柜,终于找到两只一样的,他本来想就这么出门,但发现他老婆嘴上有个牙印。我觉得他安眠药吃得还不够多所以才会发现那个牙印。
“家里有人?”黎凯说。
“根本没有,你怎么回来了?”
“我来拿东西啊。”
“那你要待在这儿吗?”
“什么?”
“你要待在家里吗?”他老婆显然很慌张。
于是黎凯先走到厕所看,又去卧室,他还特意翻了翻衣柜。我不知道他最后怎么知道的,反正他打开了他们家那个大得不像话的洗衣机,因为他老婆每周都要把床单被罩洗一遍。他打开之后,我正坐在里面。
他说:“那只皮鞋是你的?”
我说:“是。”
洗衣机在阳台上,我正考虑怎么出来呢。实际上我不知道该怎么从洗衣机里爬出来。不过我已经把脑袋伸了出来。
我看到,黎凯拉开窗户就跳了下去。我没听到什么动静。黎凯老婆冲了过来,趴在窗户上往下看。
我就赶紧跑了。把上次落在他家的皮鞋也带走了。因为他老婆上次送了我双鞋,我就把自己的皮鞋忘在他家。
所以这两天,就有新闻稿登出来,“苦难白领因妻子出轨激愤自杀”。下面讨论的人分成两拨,一拨人骂他老婆,一拨人骂我。这件事我失误在,首先我认为黎凯一点也不爱他老婆,其实我也不爱,我只不过因为追求一个女人没追上,才去找了黎凯老婆,因为我们在大学时关系很好。
接着,我追求的那个女人,她去了台北。我就跟了过去。
她总是很忙,有一堆事情要做,而我什么事情也不做,也没有任何事情要做。当我缺钱的时候,就去跟着开剧本策划会,里面有很多我这样的人,我们坐在那,帮一个项目出出主意,瞎扯淡,然后每人分些钱。我一个字儿也不给他们写,只去瞎扯淡,所以赚得并不太多。我身边有三个人,可以把我拉去参加这种策划会,一个是做话剧的,他已经结婚了,一个是我的大学同学,他前一阵拍了个反响还不错的电影,还有一个是我的前女友,她本职就是做编剧。这样,不管我跟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起我没钱了,他们都会拉我去开剧本会,他们并不想跟我扯上这种工作关系,只是怕我也许哪天会死掉,才会帮我。但我没想到已经转行的黎凯如此果断。有一次我和那个拍电影的同学一起去四海骑摩托车,一辆汽车压了中线,我压弯出了问题,栽进悬崖旁的地沟里,假如没有地沟我就会从一百米高的山峰上滚下去,当时他担忧地跑过来看我。我有点混乱,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是冲下悬崖,还是安然无恙,对这一生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但我还是感到一丝庆幸。所以这个同学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大项目的策划会,我现在可以跑去台北也是因为这笔钱。
到了台北,我去中华电信办手机卡。这里有三个柜台,其中有个老太太在买手机,她坐在那买了有一个钟头,另一个柜台是个老头,他要换卡,估计坐了更久的时间。剩下的我们十几号人就等那一个柜台。我真不想老了也变成那样。我换了新手机卡,给她打电话。
“是我。”我说。
“你换号了?”她也许并不想接到我的电话。
“没有,我到台北了。”
“真假?”
“我在西门町的峨眉街换了手机卡。”
“来做什么?”
“瞎晃,顺便找你。”
“疯了吧?我可没空陪你,安排得很满。”
“没关系,吃个饭就行。”
“不行的,今晚已经约了人,他们作家就是很傲娇,谈得并不顺畅。”她说。
“那就吃个夜宵。”
“这……晚点联系。”
她把电话挂了。
我去商店里买了双拖鞋,把从黎凯家里拿回来的皮鞋换下来塞进包里。但包里占据空间最大的就是这双皮鞋,于是我又把它拿出来,扔到垃圾箱里了。倒不是因为在意黎凯是否穿过。
之后我坐在一家超市门口,买了一打啤酒。门口放着两个小圆凳子,我一个人占据了两个凳子,有个东南亚人想来坐,但我没有把啤酒拿下来,他站了一会儿就走了。如果在他们老家我可不敢这么干。我从下午五点,一直待到晚上十点,中间去一家宾馆用了几次洗手间。我运气很好,离开的时候没有人来坐这两个小圆凳子。这是我今年运气最好的事了。十点刚过,我给她打电话。
“你来士林吧。”她说。
我到了士林,站在一个咖啡馆门口,等了半小时,她出来了。
她,以及一个作家,还有一个不知道做什么玩意的人,他们三人在门口告别。她一脸笑容,作家也一脸笑容,那个不知道做什么的也一脸笑容。我总觉得这个作家很难缠,是为了多见她几面,因为她很好看。
等他们告别完,我朝她招了招手。
我看着她,她说:“怎么了?”
“没怎么。”
“那你看我做什么?”
“该看什么呢?”
“谁知道呢,我不喜欢别人看我。”
“得了吧。”
我们沿着街道走了一会儿,进了一家看起来好像很有名的鹅肉老字号。她好像一天没吃东西的样子,吃了半个鹅腿,还有一份皮冻之类的东西。我一口也吃不下。
“你来找我做什么?”她擦了擦嘴。
“跟你待一会儿。”
“那就要跑过来?”
“我没有事情做,但跟你待着比较放松。”
“我们不太可能的,因为不是一路人,所以你跑这么远来找我,也没什么用。”
“那你跟什么人是一路呢?”
“反正不是你,因为你不知道我的点,我也理解不了你。”
“听起来可真复杂。”
“对,就是你这种冷嘲热讽,让人很不舒服,我跟你待着并不舒服。”
“两天前,我睡了一个朋友的老婆,让他看到了,他就跳楼了。我来台北是为了把这个事混过去。”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
“因为你不见我。”
“那你现在告诉我了,我以后可能更不会见你了。”
“不管告不告诉你,见你都会越来越困难。”
她微微皱着眉头,我仔细观察着她。我一直想从她身上找到某个破绽,以此来让自己从这个阴影里走出去。
从鹅肉店出来后,不到五百米就走到了通河边,我们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不能跟她去喝酒的地方,因为她每次只抿几口,让人觉得很烦躁。
我说:“那个作家说什么了?”
“他不满意剧本,要自己弄。”
“但作家写不了剧本,你怎么说的?”
“我不能这么说。”
“你可以这么说,就说,你可以自己弄,但你写不了剧本。”
“可以这样说服别人吗?”
“百试不爽,我去开策划会,如果原著作者来了,他总是不满意,我就这么说的,你可以自己写,但一个月后就拿坨屎过来,这里的每个人看了以后还不告诉你,都说挺好的。”
“你不怕事情黄吗?”
“他已经签了合同,黄了他拿不到后面的钱,而且版权都签走了。”
“我说不出口。”
“但你在对付我上可没什么说不出口。”
“因为你一直缠着我。”
“最开始可不是这样。”
“最开始不是这样,但相处一段时间,我发现并不合适,我不舒服。”
“你说过了,你不舒服,我不觉得人什么时候舒服过。”
“那是你,我有喜欢的人,跟他在一起就很舒服。”
“你们认识多久了?”
“半年。”
“然后怎么样了?”
“关系很好啊。”
“怎么个好法?”
“他善解人意,对我很好,我见到他很开心。”
“那怎么半年了也没什么进展呢?”
她不说话。我闻到河里的腥味,但又好像不是,我侧头一看,果然两个东南亚人正朝这儿走着。然后她朝我靠了靠。我把她搂过来,她也没推脱。之前就是这样,我在家里也把她搂过来,她也没拒绝。再之前也一样,总是这样。
东南亚人走过去之后,她把我的手移开,朝一侧坐了坐。
“你就一直在台北待着吗?”我说。
“对啊,忙完就回去。”
“我带你去花莲看个东西。”
“不去。”
“你不知道看什么就不去?即便你不去,我也告诉你吧,那是我听过最好玩的事,一头大象坐在动物园里,每天坐在那。”
“好玩吗?”她抬起眼睛看着我。
“一年前,那个哥们告诉我的,前几天他就跳楼了,我刚才说过吧?搞不懂为什么。你真的不想去看看?”
“我不想跟你去任何地方。”
“那你现在为什么坐在这里呢?”我几乎脱口而出。
“那我走了。”她站起来。
我拉过她的胳膊,她就坐下来。这太无聊了。
“你走吧。”我说。
她站起来,但我一动不动,她看着我,说:“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为什么?”
“我不想你一个人在这儿待着。”
“你有什么不想的呢?”
她怨怼地看了我一眼,起身迈步。
我想着在河边坐一会儿,但还是有点担心她,就跟在她身后二百米的位置。她住得离这里并不远,期间她看了两次手机地图,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到了那家宾馆,我看着她进去,就离开了。
半夜,我找了机场对面的一个宾馆,窗户是双层真空,所以可以看到各个时辰飞机的起飞与降落,但听不到任何声音。白天,这间屋子幽暗无比,因为远离市区,所以我可以坐在一把椅子上。在这两天里,我每天上午起床,中午去街道里面吃一个便当,晚上带回一瓶酒,然后坐在椅子上看着机场。
在宾馆住了两个晚上,第三天我收拾好行李去了花莲,一百二十公里,火车跑了三个小时。这算个镇子,这个镇子全是针对游客的夜市,里面最有名的是烤野猪肉,味道跟牛皮纸差不多,但每个人吃得津津有味。他们得飞两千公里来到这里,买一份牛皮纸,吃下去,发个朋友圈说这是阿里山野猪肉。我在小镇游荡了两天,一直待在气温酷热的室外,因为燥热能缓解一点不安。除了夜市,我所住的民宿老板,是个头发染成浅色的中年男人。在上午,我出门的时候,他站在门口。
“你是做什么的?”他说。
“做电气焊的。”我说。
“电气焊?”
“就是焊接铁器。”我并没有撒谎,因为我爸会一点,所以我也会一点,我几年前还去焊接铁门的店铺里做过一阵子。
“那很好。”他说。
我不知道好在哪。
我说:“你呢?”
“我是一个流浪汉。”
“流浪汉有这么一栋楼?”
“我年轻时周游世界,现在年纪大了,在这里定居,这个地方很好,很安静。”
“是挺安静的。”
“现在我主要做木雕,你的房间里没有,但客厅里的桌子,楼道里的,都是我做的。”
“厉害。”
“电气焊也一样吧?”
“不一样,电气焊就做一些铁门、招牌。”
“做木雕呢,可以跟木头交流,让你的心更平静,我喜欢木头,跟它们讲话也非常舒服。”
听到舒服二字,我心里很懊丧。我说:“我有点头痛,你知道药店在哪吗?”
他有点蒙,也许来的游客都要听他讲个一小时,兴之所至还会回到客厅一边摸着那张桌子一边讲,游客也会觉得自己跟木头交流了,平静了。那民宿里有吉他、书架、电视机、垃圾桶、狐臭,我住的房间还是一体式空调,都他妈滚蛋吧。
我报了两个旅行团。第二天早上我站在门口等司机,我肚子有点痛,等了半小时后,就去对面的网吧找厕所。中间这个司机给我打电话,说麻烦我快一点,我说我马上。然后我从厕所出来,站在一个玩游戏的人背后,看着他打完那一盘,就出去上了车。这个司机一路上都拉着脸。
第一个旅行团是去当地最高的山,中间有条沿着溪流徒步的石子路,穿着拖鞋走这条路可真难受。这条路很长,有几公里,头顶上方是悬崖,下面是条混着白色泥巴的河。走到这条路的尽头时,脚也肿了,浑身都是汗水。我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看着那个铁门上挂的牌子,“未开放区域”。过了会儿一个女人朝门里走,她打开铁门,然后站在里面,想把门重新锁上,但那根铁棍总是跟锁眼对不上,门又很沉。这准是气焊出了问题。她大约尝试了十分钟,我根本不想走过去帮她,虽然我知道原因是这个铁门的门轴被那块石头挤歪了。两个中年男人笑哈哈地走过去,说:“我们来帮你吧。”他俩很高兴,一起抬着门,锁眼扣上了,然后他们三人都很高兴,女人锁好门后,朝前方没修好的路走去。两个中年男人互相看了一眼,仍旧很高兴。
我沿着石子路朝回走,路上我看到河岸上有一只死鸟。我去年养了只柴犬,但狗贩子卖的是病狗,那只柴犬得了犬瘟和细小,每天吐一堆虫子,我照顾它有半个月。每天晚上,我得爬起来,去给它灌药,打针。有一天早上,它哀号一声,但我实在太困了,我大约给它打过有五十针。中午我过去看,它四肢已经僵了,舌头伸出来。我觉得它体内的虫子大概还活着。
第二天,我去了另一个旅游团。来到一片山丘,山上云雾缭绕,还有大片的金针花海,有一个小村子看起来如同瑞士,但这有什么用呢。
那辆车是另一家旅行社,他们负责的线路不同,车上的四个人会说闽南语,他们用闽南语说话。
听了半路我实在不耐烦,我说:“你们非要讲闽南语话吗?这车上就我一个人听不懂,这是你妈的什么意思呢?”
“诶?你怎么讲脏话?”
“我讲什么脏话了?”
“你讲脏话了。”
“那你们就别说闽南话!”
之后所有人不再说话,他可能会把我扔下去,但他已经四十多岁,基本上打不过三十岁的我,所以我丝毫不担心。我把一车人的心情都搅和得糟糕透顶。
在下山时,路过一个牧场,我去喝牛奶,看到有只鸵鸟站在牛群里,它瞎了一只眼睛,站在草地上一动不动。我感到很悲伤,需要扶着木头栅栏。我看着那只鸵鸟,不一会儿突然觉得很开心,因为我搅和得一车人都很失望。等我朝旅游车走去,那个司机本来在跟另一辆旅游车的司机讲闽南话,我盯着他,他就不说了,我走过去,“给我个火。”他掏出火机递给我。我盯着那个司机看他还讲不讲闽南话,抽完一根烟后,我上了车。
这辆车可以把人送去不同的地方,可以是所住的民宿,也可以是书店或饭店,我让司机把我送到动物园,当时已经四点半了,他说动物园五点半关门,我说你就送我到就好了。
司机把我放到动物园门口。他最后冲我笑了笑,大概终于摆脱了我。就跟我所追求的那个女人一样,终于摆脱了我。
我进了动物园,这个园子很小,每隔一段路程会有地图标示,顺着标示,我找到了那头大象。其实来看的人并不多,也许是因为动物园已经快关门了。
我走过去,那头大象坐在土地上,在它周围有粪便,不知道干吗用的草,还有几个傻不楞登的树桩子,他们把它当什么啊。周围是一圈栅栏,还有其他两头大象准备回它们的棚子。我跟它离着有四五十米,我也不知道它看着哪。可能什么也没看,它坐着一动不动,总让人觉得哪里有点奇怪。
这个栅栏有两米高,我看到它面前二三十米的位置上有零碎的胡萝卜、苹果,汉堡剩下的那几口面包什么的。
我很艰难地翻越了栅栏,这太可笑了,因为我八九岁就可以翻过两米的围墙。我跳了下去,有别的大象看到我也没什么反应。
我跑向那头坐着的大象。身后有人喊着什么根本听不清楚。因为我得看看它为什么要一直坐在那,这件事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一个问题了。
等我贴着它,看到它那条断了的后腿。它看上去至少有五吨重,能坐稳就很厉害了,我几乎笑了出来,说实话我很想抱着它哭一场,但它用鼻子勾了我一下,力气真大,然后一脚踩向我的胸口。
那几个动物园的人跑过来的时候,我还能看到他们嘴里骂着什么呢。
文/胡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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