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丨埃里温的炮声
一位外国朋友告诉我，他现在正是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的一名国际人道援助人员。具体地说，他受亚美尼亚政府委托，担任一个难民庇护所的经理，这里收容了一批来自卡拉巴赫冲突地区的难民。我们打了个电话，疯狂吐槽从“和平与发展”转向“冲突与民族主义”的国际与地区局势。已经听到了太多对局势的分析，但我们并不支持任何一方，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反对这场战争。以下是一点简单记录。
他：埃里温和你去年来时已经不一样了。我最近去市中心走了走，街上几乎没有人，处处能体会到战争的感觉。这里距离最近的冲突发生地只有几十公里，人们可以听到炮声，看到炮弹在天空中飞过的航迹。
他：我现在没法看本地的新闻了，到处都是煽动性的消息。据我看，三天之内亚美尼亚的宣传鼓动（propaganda）经历了五个阶段：“阻止阿塞拜疆”（进入卡拉巴赫地区）；“阻止阿塞拜疆侵略”（进入亚美尼亚本土）；“阻止土耳其”（武力援助阿塞拜疆）；“我们为你而战”（号召全世界的亚美尼亚人为祖国战斗）；“阻止恐怖行径”（关于叙利亚等国雇佣军加入阿塞拜疆一方参战）；“他们在搞种族灭绝”；“承认Artsakh”（亚美尼亚对卡拉巴赫地区自治政府的叫法）。
我：种族灭绝真的存在吗？
他：双方都在攻击平民。但种族灭绝，依我看还没有发生。亚美尼亚人经历过种族灭绝，所以他们常常以此作为民族主义的号召，我认为这次属于滥用了。
他：亚美尼亚政府把卡拉巴赫地区的平民都已经撤到了首都，安置在不同的地方，基本是哪里有地方可住就把难民分散安置在那儿。我这边负责的难民有七八个家庭，大多数都是孩子，我在想办法让他们开心起来，并且能继续完成学业。
我：听说所有18岁以上的男性都已经被征兵了。
他：是的，所有难民都是老幼和妇女。事实上，我刚刚和一位难民聊天，她所有的亲人，兄弟、两个儿子，都已经在纳卡战争和之后二十多年的冲突中去世了，她只剩一个儿子，现在上了这次的战场。
我：谁来负担难民的生活？
他：住房是政府负担的，但其他生活成本是难民自己负担的。我不知道亚美尼亚政府会不会给他们发钱。
我：难民们如何看待这场战争？
他：厌倦！他们早就厌倦了所有的冲突。老实说，他们已经不在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了，他们只希望自己的土地能够自治、和平，千万不要再打仗。
我：那如何和平的结果是他们回归阿塞拜疆，他们也接受吗？
他：那还是不接受的，他们想要自治，毕竟他们是基督徒（阿塞拜疆人是穆斯林）。
他：我实在不理解，一个共和政府，自己有国防军，还有数十万预备役人员，却还要号召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亚美尼亚人，志愿去别国领土上打仗。
我：亚美尼亚现在也算是一个“民主国家”了，厌倦战争的人民不会走上街头向政府施压要求和平谈判吗？如果亚美尼亚政府战败，估计还会再有一次革命。
他：你也知道亚美尼亚的“民主”是怎样的（参考这篇）。要命的是，2018年革命之后，亚美尼亚人真认为自己在一个民主国家，而阿塞拜疆依然是一个独裁国家。亚美尼亚总理不断抨击邻国的政体，亚美尼亚政客喊着输出革命……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个地步。
我：阿塞拜疆的目标应该是收回主权领土吧，但目前他们还没有成功。
他：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但如果土耳其继续支持阿塞拜疆——虽然他们不会——亚美尼亚还是会输的。毕竟更多的外部力量不会选边站队，而是呼吁结束战争。解决方案并不是没有，比如成立国际共管区域，让联合国维和部队介入，成立过渡机制，直到当地居民决定自己的归属或和阿塞拜疆签订自治协议。
我：解决方案确实存在，但事实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不会同意，现在甚至没有诉诸多边机制解决冲突的意向。
他：就是因为双方甚至都不再愿意坐下来谈判，才导致现在的局面。说到底还是国际关系变了，到处都是民族主义，政客们不再怯于发动战争，但受伤的还是平民。
延伸阅读丨埃里温：外高加索的惆怅情歌
《中国新闻周刊》第940期
与其说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是一座都会，不如说这是一片分布在高低不等的小山坡上的居民点的集合。群山之间的是呈标准圆形规划的埃里温老城。那里阳光明媚，绿荫成行，雕塑林立。三三两两的当地人和游客闲坐在长椅上，不时有鸽子缓缓走过。除了举目可见的火山岩红砖大楼、波斯风格的立柱门廊以及遍布四处的十字架木雕外，这里的一切与西欧国家的古城无异。
老城周围的山坡则是另一种图景。有的密布现代化大楼和商超，有的是满眼棚屋的贫民窟，最多的是典型的前苏联城区——宽阔的街道，实用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错杂的破败红砖大楼。废弃的苏联民航客机停在雪山映衬下的国际机场上，冒着黑烟、浑身颤抖的古董拉达小轿车挤满街道。
从出租车司机到国会议员，我遇到的每一个埃里温人都乐于向“外来者”介绍这座城市辉煌的古代与失落的近代。在老城集市，一位摊主看我专注于挑选苏联时期的旧物，主动送上一枚埃里温建城2500年时铸造的纪念徽章——这座城市曾出现在人类文明最早的地图上。
跟着虔诚的向导玛丽——她每见到教士都要迎上去求赐福，我探访了埃里温城郊的教堂群。公元301年，基督教圣徒格里高利说服当时的亚美尼亚国王特拉达三世，在埃里温西边的荒原上用火山岩垒成、内部阴森幽暗的教堂里，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基督教国教会。
今天，亚美尼亚教会依然是不属于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基督教独立分支。我们拜访教堂时，国教会最高领袖大教长正在布道。仪式并不庄重，混乱而热闹。不大的中庭里，大教长穿梭于拥挤的人群中，收取教士分发给每人的砂土。人们簇拥着他，抚摸他身体上下的所有装饰物。据说这些行为可以带来好运。三三两两的外国游客夹杂其间，围观、拍照、录像、匆匆离开，没有人阻拦，也没有人觉得不礼貌。
长居埃里温的伊朗记者帕沙告诉我，他曾在埃里温国立大学选修历史课，却发现在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历史学家的叙事里，多灾多难的亚美尼亚似乎一直是一座独立的帝国。
“我知道中华帝国、罗马帝国，亚美尼亚怎么也是帝国了？”在反复提出质疑后，帕沙被告知最好不要再旁听。后来他得知，在随后的课程里，同样拥有古老文明的伊朗被那位教授划进了古亚美尼亚帝国的疆域。
我能理解当地人对“帝国叙事”的执着。这是一座雪山脚下的城市，抬头可见的亚拉拉特山是亚美尼亚的国家象征。但山并不在国境之内。16世纪，统一而广袤的亚美尼亚被奥斯曼帝国征服，教堂被凿毁，难民被迁徙，长期的压迫政策最终在20世纪初化为一场百万人遇害的种族屠杀。
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纪念馆外，几位老人长年守在观景平台上，向游客指点亚拉拉特山，反复强调这座如今属于土耳其的雪山依然是亚美尼亚的一部分。“埃里温好！十分好！”老人操着蹩脚的英语对我比划着大拇指，随即又指向纪念馆的下沉式入口，做着流泪的姿势，生怕我错过那里的展览：“历史，故事，哭泣的故事。”
1920年，东亚美尼亚爆发苏维埃革命，建立苏维埃亚美尼亚共和国，并于两年后成为苏联的一部分。这是今天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前身。罗曼·罗兰到访苏联时，曾将这个外高加索小国誉为“苏维埃的意大利”。
埃里温老城多少留存了“红色罗马”的气质。这里书店密集，中央市场和周围的市集上游荡着不入流的青年画家和书贩。寻常工作日的午后，他们将油画和旧书摆满共和国广场旁边的小公园，向人们摊开这座城市的苏联记忆。
每本有主人笔迹的书都是一段历史。苏联时期，埃里温汇集了一千多个科研机关、十多万名科研人员，人均公共藏书量在所有加盟共和国中仅次于最发达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最让人爱不释手的是几沓老照片和一本厚厚的前苏联集邮册。虽然它们蓬头垢面地出现在集市上，我依然能感受到前主人对它们的喜爱和呵护。那一定是一个热爱艺术的读书人。
相比波罗的海三国，这里的苏联旧物更廉价。一套24张的风光明信片售价折合人民币不到十元，证件齐全的卫国战争勋章也仅售四十元。不擅砍价的我最终以六十元买下了两枚勋章。似乎是觉得多收了钱，年老的摊主连连道谢，又抓了一把苏联货币送给我留作纪念。
埃里温人着实是难形容的。他们似乎天然对外来客友好，但在金钱的问题上又让人觉得贪婪。与周边国家的一些旅游城市不同，这里没有人满大街追着游客乞讨。他们别有一种方式：出租车司机和小商铺普遍宣称“不找零”，期待用自己的劳动换取稍稍不等价的回报。
每每拿到这种“小费”，他们又会流露出害羞、不好意思和兴奋交织的神情。呆了两天后，我也学会了一招：主动告诉出租车司机“不用找零”，但要求他在此等我，负责我的下一趟行程。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不好意思收第二次“小费”了。
除去这点小小的狡黠，埃里温的居民似乎无忧无虑且快乐。2018年4月，这座城市爆发大规模示威，全程在共和国广场采写报道的帕沙告诉我，那场没有流血的游行如同一个盛大的节日。人们载歌载舞，还把烤肉摊搬到了广场上。亚美尼亚人骄傲地将之称为“快乐革命”。
但在表面的快乐背后，亚美尼亚依然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国家。苏联解体后，外高加索地区又一次发生种族仇杀，阴云尚未散去。埃里温街头的艺术装置间总会错落出现纳卡战争“英雄”的塑像，时刻提醒人们：这个三百万人口的小国其实还与邻国阿塞拜疆处于战争状态。
在埃里温的最后一晚，我登上了“埃里温阶梯”。1971年，这座城市展开了一次建筑狂想：把老城北侧的一座山坡建成可供千人同登的阶梯，中间是喷泉与博物馆。最上层的平台正对亚拉拉特山和主城中轴线，世界来宾可以饱览“红色罗马”的全貌。
宏大而浪漫的阶梯最终成了烂尾工程。今天，绕开铁丝网和围挡，踏上铺着钢板的小径，走过未曾装饰、遍布涂鸦的通道，人们依然可以登顶，眺望雪山与古城。但眼前的景象更像是这座城市和国家命运的隐喻：遥远的一切都那么美好，最近的却是一团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