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石 | 坐牢39年被无罪释放，国家赔偿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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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法律读品
近几年，在我国司法机关平反的冤案中，如云南大学生孙万刚杀女友案、安徽于英生杀妻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河南张绍友案、广东徐辉案、陕西余路平案等，这类案件都存在类似的情形：
女子被奸杀—→丈夫、男友或者疑似密切关系人遭受嫌疑—→发现动机—→查找证据—→突破口供（推翻口供）—→证据有缺陷、判决“留有余地”—→长期申诉—→发现新证据或者推翻原证据—→再审无罪—→国家赔偿。
类似上述情形的案件还有不少尚在司法机关申诉过程中，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当时侦查技术的限制，以及刑事司法理念的滞后，做了“疑罪从轻”判决。
判决生效后，不少被告人仍然不断申诉。
这些案件的申诉大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往往是出现新证据，导致原案证据链崩塌，进而申诉成功，宣告无罪。
但在实践中，多数上述案件的申诉，并没有新证据来推翻原案证据，而只是申诉人对原案证据提出质疑，认为原案认定证据不足。如何办理这些申诉案件，也成了司法实务中的难点。
最近两年类似上述情形案件申诉中，虽然没有出现新证据，但司法机关在对原案证据进行审查时，认定原案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予以纠正的案件增多，如2017年福建缪新华案、浙江丁国勤案、吉林刘吉强案、2018年江西李锦莲案、吉林刘忠林案等，这些案件的纠正极具标杆意义，纠正冤假错案不再靠“真凶再现”“亡者归来”等偶然事件，真正体现了“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也为司法部门办理类似申诉的“疑案”指明出路。
这里介绍一个发生在美国的类似冤案：
1978年11月11日，在美国加尼福利亚州的西米谷市，24岁的单身妈妈威希特原本约好带着她4岁的儿子参加家族聚会，由于当天威希特没有带孩子来参加，亲戚不放心，于是上门查看，却发现母子俩都惨死在公寓里。
现场发现：威希特被人强奸、殴打，最后用一根绳子残忍勒死；孩子则被活活捂死在床上。当地警方介入调查，警方推测这是一起情杀，并迅速锁定了嫌疑人——威希特的前男友科利。
31岁的科利是一名越战老兵，当时在一家餐厅担任夜班经理，他的父亲是洛杉矶一名退休警察，母亲是一位教师。科利和威希特两人确立男女朋友关系已有两年，案发前不久，威希特刚与科利分手。
警方分析，科利是因为与威希特之间的感情纠葛，分手后感到愤怒和沮丧，才痛下杀手。警方还收集到两位威希特的邻居出庭作证，指证科利是凶手。
住在楼下的邻居声称，案发那天清晨5点30分，他听见威希特的房间里传来吵闹声。住在威希特隔壁的邻居则表示，谋杀案发生的那天上午，她不仅听见威希特的房间里有争执声，还看见科利开着卡车从公寓楼下面离开。
但科利并不承认自己犯罪，声称自己那个时间正在睡觉，然而没有人能够为他证明。该案的杀人动机和人证都有了，警方觉得案件“证据确凿”。不久，科利被以“双重谋杀”的罪名起诉到法院。
1979年，西米谷市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初审，第一次审判导致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陪审团。1980年，西米谷市法院对这桩谋杀案进行二次审理，陪审员最后10-2支持定罪，判决双重谋杀的罪名成立，科利被判处无期徒刑，终身不得假释。科利不服该判决，多次提出上诉，均被驳回。
威希特的亲属认为大仇得报，纷纷拍手称快，但科利和他的父母却一直声称自己是被冤枉的。科利的父母两人花光了所有积蓄，想尽了所有办法为儿子鸣冤，但却没有一丝效果。科利最后一次上诉被驳回之后，法官下令，准许销毁和此案有关的所有证据。
之后没多久，科利的父母相继在悲伤和失望中去世。监狱里的科利成为孤家寡人，心灰意冷，彻底不指望能为自己洗刷冤屈了……
1989年，西米谷市警察局的警察本德在整理卷宗的时候发现了这起母子被谋杀案，他仔细看完了所有材料，觉得疑点重重。他把这些疑点报给上级，但上级并不以然，也不愿意多管这桩已经尘埃落定的旧案。好在本德并没有辜负他维护正义的职责，顶着各方压力，他一查就是28年。
期间，他四处奔走呼号，把这桩冤案报告给司法部长、FBI、大法官以及当地著名的律师，该案也得到了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民间申冤机构“无辜者计划（Innocence Project）”的大力帮助，终于在2016年，该案得到新上任的西米谷市警察局局长的支持，重启调查。
此后，本德从两方面着手调查：
一是人证。他先找到当初住在威希特楼下的邻居，这位邻居表示，自己当初给出的证词有误，他听见吵闹声的时间不是5:30，而是4:30左右。而这个时间，科利刚好有不在场证据。
当晚科利和朋友在餐厅喝酒，一直喝到凌晨4点30分，4点45分时科利把一位朋友送回家，然后就自己回家睡觉了，这个过程都有人证实。
接着，本德又找到住在威希特隔壁、声称在案发那天早上看见科利开着卡车离开公寓的那位邻居。结果发现，从她家窗户望出去，根本无法辨认卡车中驾驶员的面貌。两项人证都被推翻。
二是物证。科利的最后一次上诉被驳回后，法官下令，准许销毁所有和此案相关的证据。这些证据到底有没有被销毁？
本德先是联系了当时给现场物证做检测的两家实验室，却发现几十年过去了，实验室均已停业，他们的档案全部被转移到加州北部的另一家实验室。
在这个实验室的仓库里，本德终于找到了科利一案的物证——案发现场带有精液和血迹的衣物。
当时根本没条件对衣物上的精液和血液做DNA检测，因为这桩谋杀案发生于1978年，当时还没有DNA检测技术，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DNA检测技术才开始出现并慢慢普及。
很快，通过DNA检测，衣物上检测出的DNA与科利无关，凶手另有其人。当年的那桩谋杀案，的确是错判了。
2017年11月22日，科利被再审宣告无罪，终于重获自由。从31岁入狱到70岁出来，他在监狱里呆了将近39年，他由此获得了一个苦涩的头衔——加利福尼亚州坐冤狱时间最长的人。
这39年，他从一个正值大好年华的年轻儿郎，变成了一个七十多岁的沧桑老人。苍苍白发，不仅是因为牢狱里的漫长时光，更是因为这些年蒙受的冤屈，错失的亲情、爱情乃至正常生活本该应有的一切美好。
此后，科利要求西米谷市政府对自己进行赔偿。2018年2月，加利福尼亚州受害者赔偿委员会提出了195万美元（人民币1300多万）的赔偿额，科利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按这个数字计算，他在监狱里一天才值140美元。于是，科利提起上诉。
2019年2月23日，西米谷市政府与科利商定了2100万美元的赔偿额。政府的发言人表示，“虽然再多的钱都无法弥补科利的悲惨遭遇，但对他本人和社会来说，用钱和解都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开庭的金钱成本将是天文数字，如果我们还这么做是不负责任的。”
然而对科利来说，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铁窗里匆匆度过，生命已步入晚年，这姗姗来迟的清白和赔偿，希望能让他的晚年生活回归正常。
参考资料：
1、《美加州男子坐39年冤狱与政府和解获赔2100万美元》，《中国新闻网》2019-02-26。
2、《男子蹲冤狱39年，72岁才沉冤拿到1.5亿赔偿》，公众号《英国那些事儿》2019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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