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老百姓两千多万，雇一帮“城管”抢老百姓的甘蔗……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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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独公权力，最经不起层层转包。
这两天，江苏南通的三星镇一下子出名了，原因是网上爆火的一段视频中，十多名身着“静通市容”制服的人员将一名卖甘蔗的老人围住，以土匪看了都汗颜的高效，瞬间将一捆甘蔗一抢而空，独留老人在寒风中哭泣。
此情此景，让很多人一下子想起了白居易的那首《卖炭翁》：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你看当年的“黄衣使者白衫儿”，好歹还知道给个“半匹红纱一丈绫”“充炭直”，而视频中那帮“黑衣使者”好像啥也没给。
也就是说，虽然都快2022年了，这帮现代城管的做派，还赶不上一群唐朝太监……
相比之下，白居易笔下那位真是“感动大唐好太监”——人家至少给钱了。
当然，事件发酵后，当地政府很快就“知错能改”了。三星镇政府回应：身着保安制服的那群人并非公职人员，为三星镇购买服务的第三方市容公司人员，其现场处置过程简单粗暴，与约定工作要求格格不入，对此深感痛心。目前，当地区纪委介入调查，对三星镇负有管理职责的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城管中队负责人、城管片区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
同时，三星镇政府领导还亲自登门向两位受害老人（是的，当天遭抢的是两位老人）致歉，并表示将终止与南通静通市容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将南通静通市容管理有限公司列入黑名单，并根据合同条款对南通静通市容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相应的经济处罚……
视频发出来是11月6日的事情，而当地政府这一套“亡羊补牢”，11月8日就打完了。即便以“从谏如流”而论，这个“流速”也着实快了一点，前后落差之大，尼亚加拉大瀑布了属于是。
但即便“改过”速度如此之快，这个镇政府的操作还是很难让舆论夸的起来。因为今年4月，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海门街道办事处与江苏静通市容公司签署了《委托管理协议书》，合同期限共三年，费用总额为2437万余元。
也就是说，当地政府用三年2400多万，一年八百多万的价格，把对市容的管理权给委托给了一家私人企业，而一旦出了事儿，老百姓问责起来，当地政府则可以说：哎呀，我们也是受害者啊，这家企业拿了钱却不会办事儿，这不是欺骗我们zf消费者么？罚！该罚！
实际上，公告好像还就是这个意思。
于是矛盾的焦点，就被转移到这个无良的第三方公司那里去了。
但我想问的问题是：买卖真的可以这样做吗？政府的管理权，是可以这么轻易的委托出去么？
其实这种买卖，在古代，倒是经常有人做的。
比如古罗马共和国末期到帝国早期，罗马人就曾经在本土以外的行省搞过一种“包税人”制度，这种制度的具体执行方式是由各行省总督出面，在当地寻找一些地主豪强，由他们先出钱向罗马“买下”该行省中某块地区的税务征收权。而后这些地主豪强们就可以打着罗马的名义在当地收租，而无论最终能收到多少，则都会流进他们自己的腰包。
不需要深想，你就能知道这个制度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政。那些肯花重金买下罗马收税权的豪强当然不是傻子，羊毛出在羊身上，包税花了多少钱，他们就一定会加倍的从被征收者那里搜刮过来。而且该制度发展到后期，“包税”甚至出现了“层层转包”的趋势，大豪强把包税权拆分卖给小豪强，小豪强再把包税权转租给当地黑帮，黑帮再把“收税”任务拆分给地痞流氓。最终分摊到穷苦百姓身上，不仅税收“溢价”非常严重，征收的手段更是残酷至极，跟黑社会收保护费没什么区别。
罗马帝国后期很多行省民众对帝国怨声载道，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这种包税制度使然。
所以，你看《圣经·福音书》当中，耶稣经常把税吏和娼妓相提并论，原因就在于那个时代罗马帝国包税制度下的“税吏”真的就是流氓的代名词。
但奇葩的是，包税制度虽然问题很严重，但各省总督却都很爱用。究其原因，是因为总督们知道在当地收税这件事是个“脏活”，不仅要跟那些异族平民斗智斗勇，能收上来还要招他们怨恨。既然这么费力不讨好，就不如把这个“脏活”“转包”给当地豪强，这样罗马与外省平民的矛盾，就变成了本地豪强与平民的矛盾。豪强们平素为帝国收了税，还挡了怨，事情闹得太不像话的时候，总督再领一帮罗马士兵去“主持公道”，惩治几个“包税商”平息民怨，外省自然就好管了。
至于这种“权力外包”政策会不会造成外省民众负担加剧？那总督们管不着：为了我能花最少的治理成本，完成元老院与凯撒给我定的KPI，就再苦一苦百姓好了。
其实同样的管理思路，同时期的古代中国也在用，法家的商鞅还将其理论化了。你看人家是这么说的：“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说民》）
简单地说，就是要“以奸驭良”。
如果只看这句话，你会觉得商鞅是不是脑子瓦特了，居然这么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但如果你接下来看中国其后两千年的秦制史，你会发现这一套一直在被变着花采用。
自秦以后整个大一统历史当中，正式在朝廷编制内的官员数量都是极低的。西汉时代中国人口据估计已经达到了5000万，但整个国家的官员总数不超过6500人，如果再按照西汉全国103个郡国的行政区划的划分，那么平均每个郡(国)也只有60几个“官”。即便到了清代，官员与百姓的比例，也才刚刚突破了1：1000的大关（相比之下，当代公务员与人口的比例大约是1:150）。
这么少的官员怎么能管住那么多百姓，同时完成行政、治安、税收、征集兵役、徭役等等诸多繁杂的任务呢？回答是“吏”。
早在汉代的时候，就有所谓“一衙一官而十吏”的说法，这些吏本身不再朝廷的编制内，不能从国库里领工资，而全靠县太爷从自己的薪俸中养活，堪称古代版的“临时工”，薪水当然高不到哪里去。
而奇葩的是，不仅工资低，历朝历代似乎也有意压低他们的身份，明代行走衙门的胥吏一度与奴仆、娼优一样，是三代以内若有此出身、就不能考官员的“贱民”。唐代的捕快则干脆被称为“不良人”，专门“征市井中有恶迹者充任之”。
是的，无论举孝廉还是科举，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员选拔都是搞“掐尖”式的精英选拔。而与此相反，各朝对吏的挑选却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在社会阶层中“抽底”：不仅从社会的最底层征募，而且就算当上了，还要把你地位再压低一些。
你看《武林外传》里，招个捕快还弄得跟绑票一样，这很合理，因为捕快是下九流，正经人真不愿意当。
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目的无非是降低治理成本、转移社会矛盾、以奸驭良。由于吏的地位极低，所以他们可以被用极低的成本征募，当上之后为了维持生计，就会用县太爷外包给他们的权力，想方设法盘剥百姓，用隐性收入养活自己。
而普通的良民百姓在遭受了这帮人的压榨之后，很自然的就会对这个群体产生仇恨，所谓“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
但百姓们不会深想一个问题：这些获得权力转租的衙役们为什么永远都是那么奸猾、狠毒、见钱眼开而又毫无操守原则？——真正原因是，无论在古罗马、还是在古代中国，这种人的产生，都是一个社会在试图通过“权力转租”来降低治理成本时，必然会付出的代价，而这个代价，被完全甩给了百姓去承受。
但我们要问题的是，这种在古代社会屡试不爽的“权力转租”之法，在一个现代国家应该存在吗？
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写过一本书叫《利维坦》。
在该书中霍布斯提了一个观点：人的天性都是自私的，对一切事物都有占有欲，而为了把人类从这种野蛮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中解救出来，个人才会把一部分自然权利转让出来组成政府。所以公权力天然是一种“必要的恶”，但人们为了不堕入更加糟糕的野蛮战争的境地不得不忍受它。
也是为了约束公权力这只“利维坦”，现代社会制定了很多法律条文以制约它。在正常情况下，公权力是不能也无法突破这些法律边界的，所以它的权力只能按规矩行使，好似一只拴上链子的怪兽，只能替人们看家护院。
可是，当公权力通过转租的方式，把自己的一部分职权“委托”出去，这就相当于怪兽使了一个金蝉脱壳计，将公权力从制度的笼子中放出来了。那些获得“转租”或“委托”的个体，无论无意还是有心，最终都必然会走向滥用被委托的公权力，为所欲为、伤害民众的事情。因为理由很简单，他们不是公权力，没有完善的制度约束，却享有了与公权力相似的职能。这就好像挣脱了链子的恶犬，你让它不咬人，那是违反其本性的。
所以被转租的公权力一定会导致绝对的滥用和绝对的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讲，事发的三星镇当地政府该检讨的不是他们“管理”所托非人，而应该是他们把管理权委托出去这件事本身，就是不符合现代政府所应遵循的施政规范的，而是在沿袭古代政府“偷懒”的做法。
这个世界上，哪怕所有东西都可以买卖，公权力也不可以买卖、委托。这是人类历经千年，用无数苦难、无数个“卖炭翁”得到的准则。
嗯，这样说还是太磨叽了，我们不妨简单的问一句当地政府：
老百姓把管理的权力交给你，纳税养着你，为的是什么？难道不就是为了让你把权力使用、达成社会管理和民众私权保护之间的平衡吗？
假如就因为你嫌管理是个“脏活”、“累活”，就不肯自己干，直接花一笔钱外包出去。那么请问，这样做跟那些“赚差价”的中间商，又有什么区别？
花两千多万，雇一个“市容公司”“代替”当地政府管理市容，这个买卖里，有关部门是省了心，第三方是公司得了财，看起来挺双赢的——但唯一吃亏的，是那些老百姓，他们是这种转租中的代价承担者。
希望这样的“古典”荒诞剧，不要再在现代发生了。
因为“换了人间”，百姓才是这个社会的主人。
有关部门，请别忘了，是那些风中瑟缩的“卖炭翁”或“卖蔗翁”们养活了你们。
花他们的钱，雇人“管”他们，你于心何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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