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李鸿章新年“打黑”
来源丨馒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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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的那个农历新年，李鸿章过得有一些喜忧参半。
喜的是，他终于“复出”了。
甲午一败，几乎把李鸿章击趴在地上。这位当时中国权倾朝野的头号重臣自己也知道，必须背下所有战败的“锅”。在挨了一颗子弹签下《马关条约》之后，他失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大清帝国的核心职务——他担任这个职务已经整整二十五年了。
在之后的长达四年时间里，李鸿章被派往欧美各国出访，游历，剩下的时间，则是被派去考察和兴修水利——堂堂帝国重臣，居然被派去做这件事，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高。
所以按照一般的常识，这个已过古稀之年的老头，政治生命是宣告终结了。
然而，就在1899年11月24日这一天，光绪皇帝下旨——谁都知道是慈禧的意思——任命李鸿章为商务大臣，即刻开始对各通商港口的考察。
“商务大臣”相对于李鸿章之前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头衔而言，差了不止一个等量级，不过但凡有一点政治常识的人都能嗅出这背后的味道：
这个已经76岁的老头，很有可能要复出了！
出访欧洲期间的李鸿章
果然，12月19日，又一道诏书下达：任命李鸿章为两广总督。
“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虽然同为封疆大吏，论重要性还是差了半截，但毕竟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李鸿章在76岁的年纪，又一次回到了他熟悉的官场高层。
这固然是李鸿章的喜，但他也有忧的地方。
倒也不是忧他还没有回到权力舞台的最中央——对他这样的人，有一个螺丝壳就足以做一个大道场了，更何况是有了一个“总督”头衔。
李鸿章有点担忧的是，两广这块地方，尤其是广东，绝非一个太平地界。
而朝廷交给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变不太平为太平”。
2
从清末不知何时起，开始流传一句话：“粤东匪甲天下。”
这个说法虽然有点夸张，当时山东、河南的盗匪也很猖獗，但广东匪情严重是不争的事实。
自清军入关以来，广东地区就一直是反抗最激烈的地区之一，那些抱有“反清”宗旨的民间帮会和社团组织在渐渐看到“复明”无望后，有不少开始逐渐下沉，蜕变为黑社会组织：收保护费，开赌场，开妓院，贩卖鸦片，持械斗殴，无所不为。鸦片战争后广州开埠，西洋势力渗入，更助长了广东黑社会的风气，各地乡绅为了自保都公开或暗自加入黑社会，使得黑社会力量进一步壮大，胆大者甚至敢于和官军公开交战。
清末能臣郭嵩焘在担任广东巡抚期间就曾总结：
“粤东山海交错，风俗素号强蛮，无业游民往往聚而为盗，积弊相承，由来已久。”
郭嵩焘，中国首位驻外使节，同治二年（1863年）任广东巡抚
不仅仅是郭嵩焘没办法，历任有多少和他齐名甚至比他有能耐的广东父母官，都对这个问题头疼不已。
1885年，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就上奏，奏折甚至让人怀疑是抄郭嵩焘的：
“粤东山海交错，民情犷悍，盗匪之炽，甲于他省。”
1898年，岑春煊赴任广东布政使，临行前光绪皇帝专门提醒他：
“广东土匪甚炽，到任后宜设法剿办。”
岑春煊到任后，发现光绪的情报工作很靠谱，但他却也没什么办法，只能不断上奏叫苦：
“广东盗风之炽甲于他省。”
岑春煊，1898年任广东布政使，后来也担任过两广总督
当然，这些父母官的说辞中，多少也有点“发嗲”的意味：为了证明自己劳苦功高。但广东当时的匪患确实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按当时《广东日报》的记载：
“今日广东，贼密布如棋局，遍地皆贼，官无文武，皆以捕贼为谈；家无贫富，皆以防贼为患。”
广东的盗匪和黑社会在有一点上倒是一视同仁的：同胞和老外平等对待。当时英、法势力早已渗入广东，与清朝官员看到“洋大人”唯唯诺诺不同，广东的黑社会碰到洋人照抢不误，如有反抗，一样是手起刀落。
由于有多艘商船和多支商队被劫，英国和法国大使馆先后向清廷发出多次抗议，请求速速“剿匪”。
在这样的背景下，朝廷派出老谋深算又心狠手辣，还善于和洋人打交道的李鸿章，倒确实也是寄予厚望的。
只是面对这个前几任都束手无策的僵局，李鸿章该如何出手呢？
3
1900年1月18日，李鸿章抵达广东。
他第一个下手的切入口，就是“钱”。
李鸿章是1月20日开始正式办公的，1月27日，他就做出了一个让世人皆惊的举动：
全面开放广东的赌博业。
张之洞在担任两广总督时，就苦于广东财政严重不足，曾力主开放赌博业收税，当时分管全国禁赌工作的兵部尚书彭玉麟顶住压力支持，但也只是开放了“闱姓”这一个带有博彩性质的项目。
“闱姓”盛行于清末两广地区，规则是将北京会试应试者每个人的名字印在纸上，定价出售，由购买者填选可能中榜者的名字，发榜后，按猜中的多少兑奖。
而到了李鸿章这里，决定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索性开放了广东的全部赌博行业。
负责操办这件事的，就是他的得力幕僚刘学询。
刘学询进士出身，却无心官场，专注赚钱，人称“广东赌王”——承包了1890年到1896年广东六年的“闱姓”博彩事业，获利巨丰。1899年曾有人做出统计，刘学询拥有的资产达到700万两白银，相当于国家一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刘学询在广东黑白两道通吃，尤其熟悉赌博业。在他的“专业”操盘下，政府开始推出“赌博牌照”——无论赌场大小，一视同仁，公开招标，价高者得。一张赌场牌照当时被炒至近百万两白银。
刘学询也是中国近代一个神奇人物，进士出身，博彩起家，长时期资助孙中山搞革命，后花费大量财力物力在杭州造了一座私家园林，起名“水竹居”，即著名的“刘庄”，现为西湖国宾馆。
开放赌博让李鸿章在短时间内就积聚了大量钱财，但赌博自古就是黑社会的“温床”，很多人对李鸿章这样的做法也是相当不满，其中就包括梁启超。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对李鸿章的评价绝不算低，但对他当年广东开赌一事，深恶痛绝：
“而其最流毒于粤人者，则赌博承饷一事是也。粤中盗风之炽，其源实由赌风而来。盗未有不赌，赌未有不盗。鸿章之劝赌也，美其名曰缉捕经费，其意谓以抽赌之金为治盗之用也。是何异恐民之不为盗而以是诲之？既诲之，而复诛之，君子谓其无人心矣。”
梁启超认为，李鸿章绝对不会不知道开放赌博带来的恶果，所以他痛心疾首，大骂李鸿章：
“知之而复为之，则谓之全无心肝而已。”
但李鸿章却全然不管这些，因为这是他早就计划好的：
左手招抚，右手杀鸡。
招抚完之后，他就准备“杀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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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杀鸡”行动的重点，自然在个“杀”字。
其实到了这个阶段，李鸿章也没什么创新之处，和他的前任们一样，无非也是办团练，编保甲，招兵员，然后组织大军开始“剿匪”。但因为有了充足的财源做保证，李鸿章就能做得更运筹帷幄，也更雷厉风行。
只是相对于他的前任们，李鸿章这次做得更进一步。
他首先完善了“打黑”的制度。
李鸿章为“打黑”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缉捕总局”，然后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以便就地围剿、逮捕和审判。整个“打黑”行动不再杂乱无章，而是包产到户，责任到人，有严格的考核。
有了制度保障后，李鸿章就能加大“打黑”的力度了。
在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时，为了震慑“粤匪”，曾向朝廷争取到了“就地正法权”——执行死刑不需要专门等中央审核，而是可以自行决定当场“咔嚓”。但因为争议颇大，做了三年后被喊停了。
李鸿章到任两个月不到，立刻就申请到了恢复“就地正法权”的政策，随后就派出五路大军开始清乡剿匪。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广东从省城到乡里，从城墙到村头，开始不断出现一个个悬挂的血淋淋的人头。
清朝的军队
关于李鸿章在那段时间里杀了多少人，其实并没有确切的数据，曾有说法说他在6个月内杀掉了6万人，考虑到这样的话每天就要砍下300颗以上的人头，即便狠辣如李鸿章，也未必有这样的胆子和魄力。
但在他前所未有的“打黑”力度下，确实有很多人头落地，广东的社会治安和风气也确实在短时间内有了明显改观。
而李鸿章一上来就要“大开杀戒”，还有另一个目的——要杀给洋人看。
由于此前广东的黑社会势力太过猖獗，导致英国和法国政府频频抱怨清政府“打黑”力度不够，并籍此提出“代为剿匪”的要求。别国在自己的土地上出动他们的军队剿匪，尽管对孱弱的晚清政府而言并非无法想象的事情，但能够避免肯定是想避免的。
李鸿章受命前往广东“打黑”，其实也肩负着这个“堵洋人嘴”的使命。
1900年4月1日，英国小商轮“长沙”号被广东匪徒抢劫，当时的英国政府在没有通知清政府的情况下，擅自先派遣自己的兵轮前往“剿匪”，然后再告知李鸿章一起“协助会剿”。李鸿章问询后立刻让人带兵火速赶往出事地点，缉捕罪犯，当着英国人的面就地处死三人，显示清政府“剿匪”的力度，让对方没有借口再自己派兵。
李鸿章在到任广东的几个月之后，头等大事就是“打黑除恶”，搞得轰轰烈烈，也确实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但他自己其实知道，朝廷派他来广东，虽然确实对他“打黑”寄予厚望，但最期待的并不是让他在社会治安方面“打黑”，是政治上的“打黑”。
对于后者，李鸿章就一改雷厉风行的作风，开始打起他拿手的“李氏太极”了。
5
自1898年之后，慈禧就特别恨广东人。
因为在她看来，蛊惑光绪皇帝进行“戊戌变法”的两大“罪魁祸首”都来自广东——康有为和梁启超。
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时候的广东确实成了清廷眼中“黑恶势力”的源头：从“天地会”遗留下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始终留存在广东的一些帮会和社团人心底，结合变法失败的革命党人，双方一拍即合，假以时日，爆发出的能量是不敢想象的。
清廷的心里其实很清楚：那些搞黄赌毒，收保护费的“黑恶势力”固然扰乱社会治安，但不可能动摇整个大清帝国根基，而那些提倡变法乃至要“推翻祖制”的“黑恶势力”，是很有可能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态势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清廷当时并非是过虑了。
康有为和梁启超
1900年2月12日，就在李鸿章到任后没多久，他就收到了清廷发来的一份命令：
“逆党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外洋。日久未能弋获。该犯等罪大恶极。神人共愤。其广东本籍坟墓。著李鸿章查访确实。即行刨毁。以儆凶邪。”
对于李鸿章到广东的“打黑”工作，朝廷并无具体指示，放手他去干，但真正上心的事却要一再叮嘱李鸿章：给我去刨了康梁的祖坟！
那么一上任就办事效率极高的李鸿章，是如何执行这道一看就是慈禧在背后亲自下的命令的呢？
他一拖就拖到了3月1日，然后给朝廷回了一封电：
“康梁罪大恶极，直欲乘机起事，岂留一道坟所能制止，请稍候。”
说明白了，就是我李鸿章不愿意去刨人家祖坟。
据说康有为为此专门给李鸿章写信表示感谢——就在之前不久，他还联络广东的黑社会，密谋在一次集会上把李鸿章给炸死。
此时，广东那些有政治诉求的所谓“黑社会”也看出来了：李鸿章其实只想打击刑事犯罪意义上的“黑社会”，但并不想动政治意义上的“黑社会”。
抛开李鸿章“养匪自重”或怕“兔死狗烹”的心态不论，就对待维新变法人士而言，李鸿章的态度其实一直是暧昧的。
《慈禧传信录》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记载：
在李鸿章赴任广东之前，曾面见慈禧。慈禧明确要求李鸿章缉捕康党，而李鸿章却说这些人都是些书生，其实不用怕。慈禧怒他帮外人为难自己，就说：
“有人说你是康党。”
李鸿章坦然回答：
“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慈禧传信录》作者为王闿运弟子费行简，内容主要整理自一些满清贵族和宫内太监的口述和回忆。
而李鸿章对广东政治“黑社会”的“明剿实抚”，没多久就给他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回报。
6
1900年6月21日，慈禧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在她的要求下，清廷向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在内的十一个国家同时宣战。
此令一出，正在广东“打黑”的李鸿章立刻就放下了手头工作，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在李鸿章的带头下，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一批大佬也站了出来，联合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和广东巡抚德寿一起发起了一个政治同盟，拒绝接受朝廷向列强宣战的命令，史称“东南互保”。
当时张之洞还提出了一个建议：一旦北京不保，就联合推举李鸿章成为“总统”来主持大局。
这个建议倒也并非张之洞异想天开，在当时是有一定“民意基础”的。令人惊讶的是，尤其是在李鸿章“打黑”的广东地区，当时一位著名的革命党人，所谓“黑恶势力”重要领袖也表示支持，不仅希望李鸿章能够站出来，还希望他能够力挽狂澜，推动两广地区“独立”——这位“首领”的名字，叫孙中山。
只是李鸿章的“打黑”工作到这里其实已经结束了：朝廷与八国联军交战不断失利，重新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连续催促他北上进京。
在两广总督任上打了半年的黑，重新又回到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置，李鸿章应该说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个过程却并非李鸿章所要的：
这不能说是他依靠“打黑”建立起的威信而换来的，而是因为慈禧头脑发热引发“事故”而带动的连锁反应。
9月29日，经过一再观望和拖拉，李鸿章终于北上抵达了天津。
他并不是以“打黑英雄”进京接受表彰的。
他自己也知道，这一次，他是去“擦屁股”的。
（本文完）
馒头说
曾有一句话形容晚清的三大名臣：
“曾国藩会识人，左宗棠会打仗，李鸿章会做官。”
就拿李鸿章到广东“打黑”这件事来说，前前后后，时间虽然不算长，但也足以可以窥见他的一些手腕。
李鸿章是真的想通过“打黑”来造福一方百姓吗？这种事，你也不能说他不想，但这肯定不是他的唯一目的，甚至也不是他的主要目的。
李鸿章的“打黑”，在我看来，主要还是为了树威，也不是为了树朝廷的威，而是树他自己的威：向百姓证明自己的能量，向朝廷证明自己的价值。
而一旦触及到有政治因素在内的革命帮会，李鸿章就立刻谨慎起来：改革是人心所向，全国人都看在眼里，帝国未来的走向究竟是何方，谁都说不清楚，自己被顶到杠头上去和人家刚正面，乃至要挖人家祖坟，这事情他是不肯做的。
所以，李鸿章的“打黑”还是达到了他自己的目的，但渴望太平的广东老百姓其实并没有真正受益多久。
因为“打黑”这件事，不仅仅是要建立一个长期有效运行的机制，也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紧密相关：当时的大清帝国已经摇摇欲坠，内外交困，整个国家都失去了一个稳定的内部大环境，局部的“打黑”注定只能是一阵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事实也正是这样：李鸿章走后，广东的治安环境又迅速恶化了——这并非是因为缺了李鸿章不行，而是当时中国整个大环境并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安全的土壤。
陈济棠的秘书谭成英是广东人，他回忆1910年时的广东治安情况，是这么说的：
“家乡到处都土匪如毛，入夜枪声四起，一夕数惊，烧杀掳掠，无夜无之。日间出外远行，亦必须携枪自卫，以防不测。”
所以，李鸿章这场“雷阵雨”般的打黑，注定也只能留下一段谈资而已。
（全文完）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广东打黑 1900》（雪珥，《中国经营报》2011年8月8日）
2、《被舆论化的历史：“粤东盗甲天下”说与近代广东匪患》（何文平，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2期）
3、《李鸿章传》（苑书义，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1日）
4、《李鸿章传》（梁启超，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13年9月1日）
5、《清末民初广东盗匪问题的社会成因探讨》（何文平，《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6月30日）
6、《慈禧传信录》（沃邱仲子著，转引自《广东打黑 1900》（雪珥，《中国经营报》2011年8月8日））
7、《辛亥前后的“洪门民族主义”论说》（李恭忠，《近代史研究》，2016年11月15日）
8、《庚子孙李关系与中国政局》（苑书义，《河北学刊》，1997年3月20日）
（注：本文系看到雪珥先生的《广东打黑1900》后产生兴趣，再参阅了其他资料补充写成，主体线索和材料多来自此文，故不标“原创”，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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