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聪明的极致，是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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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是一种美好的情感、高贵的品质、是一种仁爱的光芒、一种崇高的境界。胡适自己也是身体力行、一生都在践行着这种高尚的宽容理念。
聪明的极致，是厚道
在民国的文人里，胡适的厚道是出了名的。
他不像鲁迅那样激烈，不似徐志摩那样多情，也不像钱钟书那般骄傲，他宽厚、善良、真诚。
在当时的北京城里，每到周末他家里总是高朋满座，他对社会各界人士统统欢迎，就连小贩也不例外。
对穷困的人，他接济金钱；
对走入歧途的人，他晓以大义；
对待身边的人，他细心周到。
他的朋友遍布北京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当时人们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我的朋友胡适之”，这样的好人缘，和他的厚道是分不开的。
厚道的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
胡适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把他抚养成人，婶婶嫂子们一不高兴，就给他们娘俩甩脸子看。
所以胡适年幼早熟，很小就懂得看人脸色。
长大成人之后，胡适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
厚道如胡适，他一生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他知道看人脸色的难受，所以从来不肯在人前甩脸子，让人难堪。
1938年，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当时胡适没有多少外交经验，去了美国还要四处求人，每天都要应酬，累得半死，情绪极差。
但是他的下属，却丝毫没有被他的坏情绪波及，而且他们每次半夜来找胡适，胡适也依然是和和气气的。
胡适给他妻子江冬秀的信里说：
我现在做的是受罪的事，但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去就罢了，去了，我总要把全副精神摆出来，总不要叫人家看我的臭脸，总不要叫大家跟着我受罪。
胡适曾经教育自己儿子说：
合群有一条基本规则，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想，时时要想想‘假如我做了他，我应该怎样？我受不了的，他受得了吗？我不愿意的，他愿意吗?’你能这样想，便是好孩子。
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事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不强加给别人，这样的人才能算是一个厚道的人。
厚道的人，懂得感恩
胡适在三岁的时候失去了父亲，母亲夹在几个媳妇中间经常受气。
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成为母亲唯一的指望，她苦心孤诣地培养他，在点滴小事上打磨，帮他择取老师，付给远高于一般学生的费用，极其难堪地帮他争取读书的费用。
后来胡适出国读书，一去就是十年，她独自承担难以想象的寂寞不说，有次得了重病，还特地不要让人告诉胡适……
她像所有的传统母亲一样，为孩子付出了太多。
她为胡适挑选了一门婚事，是江家的女儿江冬秀，一个并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缠着小脚的大家闺秀。
当时，江、胡两家订了婚约之后，胡适就先后到上海、美国求学去了。
过了十多年他俩还未结婚。
但是江冬秀却已经把自己当做过门的媳妇了，江家本来是望族，在家里，江冬秀有自己的丫环婆子，凡事都不用自己动手。
但是她却亲自来胡适家照料胡适体弱多病的母亲，胡适一去十年，她就照顾了十年。
胡适的父亲早亡，是母亲一手带大，他知道母亲的不容易，他虽然不乐意这门婚事，但他也不肯忤逆母亲。
在外漂泊十年的过程中，江冬秀能代他尽孝，胡适也甚是感激。
于是这个新文化的楷模，在身边的新青年追逐新式婚姻的时候，毅然踏进了旧式婚姻的殿堂。
他和江冬秀，一过就是几十年。
他对妻子温顺服帖，是出了名的怕太太。
如张爱玲所说，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胡适那么帅那么有才，却与她相守一辈子，没有纳妾，又那么听话。
这一切都是因为胡适懂得感恩，知恩图报。
一方面是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一方面是报答妻子的尽孝之义。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相互的。
一个人只有怀有一个感恩之心，别人才敢放心与之交往，在相处的过程中才敢放心付出，不必担心有一天这个朋友会头也不回的弃人而去。
一个人懂得感恩，才能算是一个厚道的人，别人才敢信任你，才能拿你当朋友。
厚道的人，懂得宽容别人
胡适和鲁迅可谓是新文化运动的双星，但是两人的性格言论却截然相反。
因为观念的差异，鲁迅几次讽刺胡适，但是胡适却从未和鲁迅直接交锋过，也没有与他进行过笔战，更没有表现出对他的人格的不恭。
1929年9月4日，胡适给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十分感慨地说：
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
对鲁迅的敬爱溢于言表。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四处奔走，却无人愿意帮忙，不得已求助于胡适，胡适马上着手运作。
他从未计较过恩怨得失，不管是友人，还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他都尽全力帮助。
鲁迅逝世后，苏雪林大骂鲁迅，胡适并没有趁机附和，反而批评苏雪林，说苏批鲁的话是旧文字的恶腔调，应该深戒，他认为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应该“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
宽容客观平和。
哪怕到了晚年，胡适对鲁迅的评价也十分中肯，从不稍加贬抑。胡适的宽容大度，可见一斑。
胡适曾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那就是：“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他认为“宽容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宽容，就没有自由。”
宽容是一种美好的情感、高贵的品质、是一种仁爱的光芒、一种崇高的境界。胡适自己也是身体力行、一生都在践行着这种高尚的宽容理念。
俗话说的好，大巧若拙，待人之道，精明不如厚道。在人际交往上，厚道的人为别人着想，别人自然也会为他着想；厚道的人懂得感恩，别人自然愿意对他倾力相助；厚道的人懂得宽容，大度的胸襟很容易让人折服。
厚德而后载物，厚道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石，厚道的人沉稳而有力，他们以拙胜巧，人生之路往往走得宽阔而稳当。
厚道的人，总是知道自己错了
1922年，郁达夫在《创造》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余家菊翻译的《人生意义与价值》有很多错误，因郁达夫肆无忌惮的性格，在文章中使用了很多激烈的措辞，甚至对余家菊进行了辱骂。可笑的是，郁达夫本人对翻译也不是很精通，结果也出现了不少错误。
胡适看到这篇文章后，基于“好为人师”的心理，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指出郁达夫的翻译“几乎句句大错”，并认为郁达夫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
当时的创造社正急于扬刀立威，一看胡适出手了，立刻来了精神，郭沫若马上写了一篇《反响之反响》，对胡适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很快，双方人马都加入了战团，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论战。
半年多后，胡适给郭沫若和创造社写了一封信，主动提出了和解，信中说：“我很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话，只当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如果你们不爱听这种笨拙的话，我很愿意借这封信向你们道歉。……最后，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