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问题不解决,经济还会下行
来源丨《学术月刊》2023年第5期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仍未出现重大好转，其中有疫情和外部经济形势冲击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近些年逐渐积累起来并造成深远影响的三个重大变化：
（1）中美两国大国战略重大变化；
（2）政府监管和政策变化过多、过频、过急、过激；
（3）观念性因素和社会舆论导向发生偏差。
正确应对这些重大变化，需要回到常识和基准，回到历史、逻辑和实践，需要关于市场经济的再次思想启蒙。无论是稳住经济社会大盘、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还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更关键的是要依靠基石性的好的营商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而不是多变、易变、时刻改变的政府政策。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改革开放以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改革举措，通过制度固化下来才是提振信心、增加信任、稳定预期的关键，要充分认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极度重要性，充分认识社会伦理规范在市场经济中的极度重要性，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当前中国经济有所好转，但是内外部许多方面形势依然不太乐观，冲突矛盾重重。从中央到民间都在谈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谈“六稳”和“六保”（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为什么要强调“六稳”“六保”？
这也意味着这些方面或多或少出现了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导致六不稳、六不保。
其中，大家都在谈是预期减弱造成的，这没有错，但归根结底是信心、信任出现了问题。信心比黄金还重要，这是人们在形势严峻时常说的一句话，表明信心、信任的欠缺，信心一旦不好，预期和其他方面肯定也不会太好。
经济低迷不能完全归因于疫情和外部经济形势的冲击，特别是2022年世界经济并未真正衰退，一些发展中国家获得了高速增长（如印度、越南的经济增长分别为6.7%和8.02%），美国经济全年增长大致为2.1%左右（超出了其1.5%左右的长期均衡增长率，同时控制通货膨胀软着陆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而是由于内部环境发生了近些年逐渐积累起来并造成深远影响的三个重大变化，令人担忧。（J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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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大国战略重大变化
其一是大国战略的重大变化。
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由战略合作转为战略竞争（道路之争、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以至阵营划分到全方位的竞争），其结果就是导致贸易摩擦常态化，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封锁、遏制不断加码，贸易保护趋势短期难以逆转，推高了本已高企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以美国、欧洲为主）的不确定性和阵营化，导致站队和产业链外移。
要知道，外国对华投资无论是从投资额还是投资企业数量看，主要都来自相对发达国家。根据《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2》的“截至2021年外商直接投资分国别（地区）情况”，除了中国港澳台地区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美属萨摩亚外，累计设立企业数前10名分别是美国（75624家）、韩国（71867家）、日本（54631家）、新加坡（28673家）、加拿大（17169家）、澳大利亚（13723家）、德国（11836家）、英国（11199家）、意大利（6918家）、法国（6687家）。如这些国家的企业大量外移，对中国经济和就业将造成严重影响。
此外，世界经济在逆全球化持续、地缘冲突加剧、通货膨胀高企、发达经济体金融环境收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均出现不同程度放缓，投资者避险情绪抬头、心理预期调整，全球金融市场波动进一步加大。
持续的逆全球化浪潮和新冠疫情导致全球化生产变得异常困难，国际资本更加注重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性、完整性，部分跨国企业在疫情暴发后加快调整产业链布局，使其更加多元化、区域化。
据统计，2022年，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超过此前占据该位置的中国，印度2021−2022财年最大的贸易伙伴也由多年来的中国变成美国，越南、墨西哥等不少国家在中美大国战略改变的影响下，对美国的贸易不断大幅上升，中国几十年来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开始被削弱。在以上这些因素叠加下，作为“世界制造工厂”，中国面临较大的外贸产业链转移压力。
政府监管和政策变化过多、过频、过急、过激
其二是政府监管和政策的变化使得企业对良好营商环境及政策环境信心和信任的缺失。
一些政府部门的管制不断加强的所谓“改革”，政策和多行业规范调整没有把握好时度效，力度过大、过急、过频、过激。
政策多变的结果是：监管过度，叠加共振，市场主体活力下降和预期不足或低下，企业信心不足和缺乏对政府的信任，叠加新冠疫情多点散发频发及疫情防控政策的层层加码给经济带来诸多负面冲击，承载了中国绝大部分就业的中小微企业以及服务业生产经营面临着很大困难，一些中型、大型企业也出现经营困难加剧趋势，投资增速回落，部分居民收入缩水或失业而失去收入来源，导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依然较大，宏观经济政策时度效把握不足、疫情导致巨大代价，显性和隐性成本巨大。
2021年中国GDP增速为8.1%，总值为1143670亿元人民币。2022年GDP增速只有3%，比既定目标少了2.5个百分点，总值1210207亿元人民币，少了2.7万多亿元。
底线是边界，目标是篮筐
其三是观念性因素和舆论导向发生变化，前后反差巨大，其偏差令人担忧。
不妨回想一下，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民心何等炽热，市场主体总量出现大的飞跃，随后短短五年翻了一番，达到1.1亿户。然而，由于市场化改革开放几十年的过程中积累了本应解决而没有及时解决的许多问题，出现了一些偏差，特别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秩序的建立没有跟进而出现问题，致使反对市场化改革思潮过去十年来逐渐兴起，认为大多问题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从而否定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否定或歧视民营经济，认为发展民营经济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甚至上纲上线到路线高度，抛出了所谓的民营经济离场论，最终是要扬弃的，甚至有人提出逐步消灭私有制。
这其实是没有意识到，一个必要条件还需要许多其他辅助条件，才能转化成为充分条件，将事情做成。然而，现实中存在着将必要性和充分性混为一谈的倾向，许多市场化改革的举措本来大方向正确，但由于综合治理的改革不到位，辅助、配套改革措施缺位，一出现问题，就认为是市场化改革的错，从而否认改革大方向，想走回头路，使得市场主体的信心一路走低。
历史证明，如果在经济领域让“过左”的观念和做法以“政治正确”的名义登堂入室，其对经济的伤害往往会很深，对民众信心的打击也最重。
那么，如何应对这些重大变化呢？由此引申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极端重要性，其核心是经济自由选择的极度重要性、从而两个中性（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原则的重要性。具体如何做、怎么办、如何实现？需要回到常识和基准，回到历史、逻辑和实践以及关于市场经济的再次思想启蒙。
真要提振民企信心，说太多了都没用，也不能一味地靠没有制度化的随意变化的短期宏观政策，这是治标不治本，更不能靠一味的监管。如要挽回企业家和外资的信心，重振经济，必须要有关键性举措才行。
首先是恢复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和对他们的信任。如何恢复？归根结底还是主要靠坚定不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根基性的营商制度环境的改善，其核心是经济自由选择的极度重要性以至两个中性原则的重要性，并将其合法化、制度化地固化下来而不只是暂时的政策或手段的权宜之计，并且需要政府和权威媒体旗帜鲜明地肯定下来。尽管这些看法基本上都是常识性认知，并没有什么新意和涉及高深理论，笔者这些年一直在坚持不懈地鼓与呼，就是感觉这方面常识性的思想启蒙仍然是任重道远。
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指出，“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些表述发出了要以经济为中心的信号，搞好经济工作的关键是提振信心。那么，如何提振信心？其关键之关键是恢复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和对他们的信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如何激励民营企业家，提振民营经济的信心所给出的答案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恪守契约精神，要求“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中央的这些表态说明了这方面实际工作中的落实还不到位，重大理论问题还模糊不清。只有从理论、政策、制度特别是实践层面坚持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改革开放，并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改革举措通过制度固化下来，才是稳定预期、提振信心的关键。
面对新时期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唯有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市场取向不动摇，深化制度性改革，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扩大制度型开放，打造新的竞争优势，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认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在市场经济中的极度重要性，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有能、有为、有限、有效、有爱的刚柔相济的五有政府，而不是事事都有为的政府，才能真正改善营商环境及企业和民众心理预期，提振经济发展信心，才能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与国家治理能力的辩证关系，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唯其如此，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实现，并以开放的姿态和平融入全球体系，成为受信任和支持的世界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