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化春节：我们曾经革了春节的命
来源丨老知青家园综合自中国新闻周刊、新三届
作者丨黄卫、房一盟、张若钢
革命化春节从1967年一直持续到1979年。取消过年，消减了合家欢的气氛，也消减了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及人伦秩序的敬重之心。（J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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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取消过年
1967年初，在23岁的上海针织漂染一厂技术员刘其舜的印象里，是一个特别寒冷的严冬。他当时想，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了吧？天冷了，该过年了，还要搞下去吗?
但他错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差不多了，而是正在进入高潮。“一月夺权风暴”席卷而来，从上海蔓延至全国。
最闹心的是，连春节也过不成了。1月29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了关于1967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
“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决定1967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18岁的上海玻璃机器厂青年工人章仁兴正是发出“广大革命群众要求”的第一人。他投书《解放日报》，在全国最先发出倡议：“在两条路线和夺权斗争进行得这样尖锐激烈的时刻，我们怎能丢下革命和生产，回乡去过春节呢？不能！不能！坚决不能！”
这封“革命造反派来信”刊登后，章仁兴在厂里大出风头。工友以开玩笑的口吻质问他：你不休息人家也不休息？直到前两年，还有人提起此事，他都但笑不语。
2009年冬天，在章仁兴家中，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生平第一次披露了这个秘密：其实，这封信不是他写的。
“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出炉
1967年伊始，章仁兴所在的上海玻璃机器厂动员人们不回家，就地抓革命，促生产。
春江水暖鸭先知。上海玻璃机器厂总是得风气之先：第一个成立工人造反队、第一个夺了厂里的权。这一切，皆因出了个潘国平。潘国平曾与“四人帮”主犯王洪文共同发起成立了“工总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控制上海局面达10年之久，而一度，人们只知道“工总司”有个“潘司令”，不知道有“王（洪文）司令”。作为“老造反”，潘国平文革时红极一时，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章仁兴算是厂里较早追随潘国平造反的一批人了。“工总司”成立那天，章仁兴跟厂里的人去看热闹，热血沸腾，当场参加了造反队，而且当即扔下自行车，跟着队伍爬上火车进京讨说法，见证了炮打中共上海市委的“安亭事件”。
对于春节不回乡的动员，作为造反派成员，章仁兴理所当然积极表了态。不久，他就被厂里管宣传和政工的造反派头头找了去，拿出一封以他的名义写的倡议书请他过目。
倡议书写道：“我到底要不要回乡呢？这个问题最近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不回乡了。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决定呢？我想，我是个革命工人，又是个造反队员，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章仁兴被挑中并不是偶然的。他是厂里小有名气的造反队员，而且家在外地，每年都要回乡探母，这在以本地人为主的厂里是不多的，这就使得他成为春节不回家的豪情造反形象的最佳代言人。
章仁兴没有任何犹豫地签了名，因为，“我是什么号召都听的”。对他来说，“造反有理”是很自然的事。签字后的事，章仁兴就一无所知了。他只知道，头头们“跟上面有联系”。
革了春节的命
1月25日，署名“章仁兴”的倡议书在“工总司”控制下的《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登了出来，同时刊登的还有国棉31厂“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类似来信，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宣布：春节算得了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国棉31厂，是上海造反派头头黄金海的娘家，跟潘国平的娘家上海玻璃机器厂一样，同为造反派的中坚力量。黄金海也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是王洪文的亲信，文革时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财贸组负责人、市总工会常务委员。
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刊登所谓“读者来信”和“倡议书”，开足马力大造舆论。上海“工总司”控制下的另一家报纸《文汇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战地黄花分外香》，深情地称赞“章仁兴”的话“说得多好啊”：回乡探亲，毕竟是私事，是小事；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巩固刚刚夺来的大权，才是公事，才是大事。
仅仅4天之后的1月29日，中央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北京火车站，宣传车开始反复广播该通知。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立刻到车站售票处退票。从包头去杭州的一个干部在北京转车时听到广播，立刻换了回包头的车票。
虽然不放假，春节还是一天一天临近了。上海话说：过了腊月二十三，白相过年关。但这一年的年关，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夺权大戏，成了新年俗。“……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
夺权大戏的高潮，发生在腊月二十六。往年正是家家户户“割年肉”开始准备年夜饭的日子。而今年的这一天，上海不知有腊月二十六，只知道这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纪念日——2月5日。
这一天，全面夺权后的上海市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章仁兴和刘其舜都在这百万大军的海洋里。
章仁兴记得，各单位都是一卡车一卡车拉去的。他们厂的造反派都去了，200多人坐了四辆卡车。刘其舜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春节前不久，刘其舜被造反派一纸借令借调去当了工人记者。他去逛了一圈就走了，没有写任何报道。反正上面有统一稿件，凑凑热闹就行了。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这个“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规定，春节不准提前发工资。通知说：工资一律按正常日期发放，不得提前；确有困难者，提前发放的最多不能超过本人全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凡提前发放工资的款项，银行一律拒绝支付。
上海人民公社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的机构，针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用‘串联补贴’、‘生活补贴’、‘活动经费’等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手段来腐蚀革命群众的阴谋”宣布，他们以前的签字许愿一律作废。
在热热闹闹的夺权声浪里，“革命化春节”不但破了春节这个“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观园、大市场、大喇叭”的最大“四旧”，还解决了夺权后的新政权面临的现实困难。
仅以“春运”而言，上海夺权后，全国来串联的“革命群众”多达数十万人，单水上运输预计就有40万人次，团体登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50%，这对于文革期间脆弱的国民经济而言压力可想而知。
没有年三十的春节
1967年的春节静悄悄地来到了。2月8日除夕这天，上海玻璃机器厂正常上班。章仁兴一直到下午4点半才准点下班。晚饭和平时一样，在食堂吃的。
不过上海针织漂染一厂下午2点时就几乎没人了。虽然不放假，可是大家心照不宣，都提前开溜。造反派头头们也睁只眼闭只眼，他们其实也盼人早点走完了自己好回家过年。
刘其舜回家不久，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跟他同一个车间的小张，两人一起进厂的。刘其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其实，这是他的初恋对象。以前老伴在世时他不敢说，只含糊说是小学同学，现在他可以说了。
小张是来求助的。就在刚才，一个学生跑来给她的“反动学术权威”父亲通风报信，说造反派要在大年夜来抄家，过个“革命化的春节”。小张怕家里那些“封、资、修”的书籍被抄走，希望在刘其舜家暂存。
他立即答应了。他现在还记得，其中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红与黑》《基度山恩仇记》《三言二拍》等。
刘其舜的哥哥姐姐们都还没下班回来，小张又急着回家，刘母就给他们俩做了简单的年夜饭。按照老家的风俗，先吃了宁波汤圆，甜食之后还要“漱漱口”，又吃了两口带鱼。
吃完饭后，刘其舜送小张回家。她家住在弄堂口的过街楼上，在街上就能查看动静。见她家里很平静，机会又这么难得，两人就掉头继续逛马路。沿着自忠路，走过淮海公园，往北走到人民广场，再慢慢往南走。
怕她难过，再说也不敢对文化大革命说三道四，一路上，刘其舜东扯西拉。尽管明知两人都有这么一点意思，但刘其舜不敢表白。他只敢在过马路的时候，口称“当心”，一把拉住她的手，随即放开。大多数的时候，两人只是默默地走着。
街上，行人稀少，“中央文革小组来电”、“一月革命万岁”、“砸烂某某的狗头”、“火烧、炮打、揪出”……的标语横幅和大字报到处可见。
一路走来，看不到没有任何过年的气氛。家家大门上不贴招财进宝和福字，改贴“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春联。没有哪家敢在年夜饭前点烛焚香，摆上碗筷，供上六七个菜，磕头祭祖。
那一天，没有最高指示出来，因而也没有鞭炮声。平时总在响的高音喇叭似乎也静止了。街头很平静。也许造反派也想过年吧？毕竟还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刘其舜这么猜测。
但他猜错了。张春桥等人根本全无心情过年。上海人民公社成立这么天大的事，一连等了三天，既不见新华总社发布电讯，也不见《人民日报》刊登报道，他坐不住了，准备亲自到北京去汇报。
好不容易熬过春节之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立即飞赴北京。在2月12日到18日的一个星期里，受到毛泽东三次接见。张春桥带回来的最高指示是：“如果全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的话，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人家承认你吗？上海还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员会。”仅仅存在了18天的上海人民公社寿终正寝。
普通人并不在乎上海人民公社的荣辱。1967年除夕，刘其舜走过的是亦真亦幻的青春岁月。晚上9点，刘其舜陪小张再次回去探听动向。还没到门口，就听见楼上传来乒乒乓乓的砸东西声和“老实交代”的吆喝声。两人远远看着，不敢靠近，小张只是默默地流泪。
刘其舜又把她拉走了。他找不到安慰的话，只能陪着她一圈一圈地绕，同时一遍一遍地说：“别怕，别怕，有我在……”他说，当时反而产生了一种恋爱的感觉。
两家之间步行只要15分钟，但这一晚，他们一直走了7个小时。等到楼上没有响动了，他才目送着小张上楼回家了。刘其舜并不知道，小张跟他将缘尽于此，因为她母亲执意要让她找个成分好一些的人。
这时候已经是12点了。那年腊月是小月，除夕其实是大年二十九，紧接着就是大年初一。新的一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到来了。天气极冷，快要下雪了，初一还要正常上班呢。刘其舜在心里感叹：今年真倒霉，没有年三十。
而在1967年除夕的寒冷中，唯一暖人的消息来自新华社，该报道指出：为了让大小金门等岛的同胞及蒋军官兵过春节，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在2月9日和11日两个单日停止炮击，以示关怀。
过年“封杀令”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曾试图取消农历新年，提出以12月31日为除夕，1月1日为新年，1月15日为元宵节，要求“废历新年不许放假，亦不得假藉其他名义放假”。结果遭到强烈反对，被指责为摒弃中国传统文化。
1934年初，当局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决定把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并规定放假三天，让人民愉快过年。
1967年，中国开始“破四旧”，过“革命化”春节：“移风易俗过春节，大年三十不歇脚”、“干到腊月二十九，吃完饺子初一早晨就动手”。
1967年12月，印尼政府发布命令，禁止当地华人在户外公开庆祝春节，因为这些信仰和习俗，“能影响人民的心理、思想和道德，因而阻挠人民的正常发展”。该禁令于2000年被解除。
中国的“年”是在文革后复苏的。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有针对性的群众来信：《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
1980年，中国全面恢复了春节休假的制度。
1967年，一个不放假的春节
作者：张若钢
盼望过春节
1966年6月，我从上海法华镇路第一小学毕业。本该秋天入学初中的我们（按正常情况，1969年初中毕业，故被称为“69届”）却因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而无法上初中。晃荡了大约一年，直到196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要求学生一律回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我们这届小学生不用考试，按照新的“就近入学”的方式于1967年秋天进入离家最近的一所初级中学继续读书。
而在“失学”这一年中，我们这代人度过了一个“不放假”的春节，一个平淡而无味的春节，一个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不放假的春节。
1967年春节是2月9日（大年初一），像往年一样，节前一段时间，闲着无所事事的我，会被阿娘（即“奶奶”）“差”去邻居家借石磨。那时，吃汤圆、酒酿圆子都是靠自己家用浸好的糯米粉磨出来的。虽然费时费力，但想到能吃的只有春节才能吃到的汤圆辛苦还是乐滋滋的。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有石磨的家庭并不多，我们弄堂里好像就一只，所以要错开时间轮流使用。比如，3号林家用完7号刘家用，刘家用好给我们张家，我们用毕再搬到我们隔壁张家。几天下来，各家各户把水磨粉都准备好了，然后用干净的袋子吊起来，让它沥干备用。
除了在家磨水磨粉，还要去食品商店买糖果。附近的香花商场是首选，但品种单一。我一般都去淮海中路的第二食品商店，那里品种多，选择余地大。从新华路到食品二店交通还算方便。步行约15分钟到淮海西路、天平路口便可乘26路无轨电车，四站路四分钱，到陕西南路站下车。如果还想去长春食品商店、全国土产食品商店，那就还得步行十多分钟，而假如多乘一站到淮海路重庆路下车，车费就是七分。于是，尽量多步行，省下些钱可以给自己点自主权。
记得那时的糖果以硬糖为主，价格好像是1.2元一斤。所谓的“软糖”比硬糖要高级点，价格也贵好多。除了“花生牛扎糖”外，稍微有点奶油或巧克力味道的糖就比较上档次了。然而，那个年代，囊中羞涩，口袋里没有多余的钱是我们的“标配”。出门前阿娘早就关照好了：一买点什锦糖（指“硬糖”），糖纸头花花绿绿蛮好看的；二是不要买的太多，来不及吃，等开春烊（化）掉，就浪费了。所以，我“采购”的糖果不会超过2元钱。而“扣克”下来的几分钱我就可以买包“清盐橄榄”或“盐金枣”。
春节前家里还需要做的准备是做蛋饺、炒瓜子、炒花生就是姐姐的任务了。而繁重的“大扫除”则有姆妈和阿娘共同来完成。那时，没有洗衣机、热水器，所有的被子、衣服全部都是靠手工用自来水洗净、绞干。遇到阴雨天，无法窗外晾晒，只能在家里慢慢阴干。
眼看春节即将来临，我虽然“失学”在家，也希望父母亲都能休息一下，在家里一起吃团圆饭。
然而，事与愿违。1967年1月30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六点半的《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节目突然播出如下消息（见人民日报1967年1月30日头版红框）：“国务院发出今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
为何不放假
话说1967年1月，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1月4日上海《文汇报》社的造反派正式接管报纸（第二天就刊登了《告全市人民书》），1月5日《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解放日报》。1967年1月5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1月6日，“工总司”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大会原计划十万人参加，这天尽管下着大雪，竟然有20多万人到会。广场周边的黄陂路、武胜路、西藏路都站滿了人群。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领导都到会接受批判，王洪文、徐景贤等代表作了揭发批判发言。会后以大会名义向毛主席、党中央发了电报。大会还发了针对市委、市人委的“三个通令”。
1月9日，《文汇报》又发表了《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紧急通告》。
1月11日，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红三司”）突然夺了上海市公安局及所属各个分局的权，宣布接管公安局。
1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造反派宣布正式接管分行及其所属一切机构，此时上海分行因经济风中的滥发工资、福利，不正常支付达几千万元，造反派接管有效地抑制了经济主义的财源。同日，上海长江航运分局造反派联合接管了生产指挥大权，发表了《接管通告》。
1月16日，上钢三厂二转炉车间造反队接管了生产指挥权。
1月18日，杨浦发电厂造反队接管了全厂生产指挥权后，造反队员日夜奋战在第一线。
……
1967年1月25日的《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发表了春节不回家的倡议，全国各地的报纸便闻风而动，纷纷刊登所谓“读者来信”和“倡议书”，大造舆论，要求破除旧俗，春节不休假（见下图）。
18岁的上海玻璃机器厂青年工人章仁兴正是发出“广大革命群众要求”的第一人。他投书《解放日报》，在全国最先发出倡议：“在两条路线和夺权斗争进行得这样尖锐激烈的时刻，我们怎能丢下革命和生产，回乡去过春节呢？不能！不能！坚决不能！”
这封“革命造反派来信”刊登后，章仁兴在厂里大出风头。工友以开玩笑的口吻质问他：你不休息人家也不休息？直到前两年，还有人提起此事，他都但笑不语。
2009年冬天，在章仁兴家中，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生平第一次披露了这个秘密：其实，这封信不是他写的。
春江水暖鸭先知。上海玻璃机器厂总是得风气之先：第一个成立工人造反队、第一个夺了厂里的权。这一切，皆因出了个潘国平。潘国平曾与“四人帮”主犯王洪文共同发起成立了“工总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控制上海局面达10年之久，而一度，人们只知道“工总司”有个“潘司令”，不知道有“王(洪文)司令”。作为“老造反”，潘国平文革时红极一时，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章仁兴算是厂里较早追随潘国平造反的一批人了。“工总司”成立那天，章仁兴跟厂里的人去看热闹，热血沸腾，当场参加了造反队，而且当即扔下自行车，跟着队伍爬上火车进京讨说法，见证了炮打中共上海市委的“安亭事件”。
对于春节不回乡的动员，作为造反派成员，章仁兴理所当然积极表了态。不久，他就被厂里管宣传和政工的造反派头头找了去，拿出一封以他的名义写的倡议书请他过目。倡议书写道：“我到底要不要回乡呢？这个问题最近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不回乡了。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决定呢？我想，我是个革命工人，又是个造反队员，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章仁兴被挑中并不是偶然的。他是厂里小有名气的造反队员，而且家在外地，每年都要回乡探母，这在以本地人为主的厂里是不多的，这就使得他成为春节不回家的豪情造反形象的最佳代言人。
章仁兴没有任何犹豫地签了名，因为，“我是什么号召都听的”。对他来说，“造反有理”是很自然的事。签字后的事，章仁兴就一无所知了。他只知道，头头们“跟上面有联系”。
夺权大戏的高潮，发生在腊月二十六。往年正是家家户户“割年肉”开始准备年夜饭的日子。而这年的这一天，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纪念日——2月5日。
第二天，这个“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规定，春节不准提前发工资。“上海人民公社”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的机构，针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串联补贴’、‘生活补贴’、‘活动经费’等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手段来腐蚀革命群众的阴谋”宣布，他们以前的签字许愿一律作废。在热热闹闹的夺权声浪里，“革命化春节”破了春节这个“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观园、大市场、大喇叭”的最大“四旧”。
在“破四旧”的政治气氛下，有关部门提倡过“革命化春节”。所谓“革命化春节”，本意是不要铺张浪费，不要磕头送礼拜年，因此提出“五不准”：不准放鞭炮、不准烧香拜佛、不准滚龙舞狮、不准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不准赌博。
上海《解放日报》刊出“革命造反派”来信后仅四天后的1月29日，国务院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以“67国密字13号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提出：“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让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立刻到车站售票处退票。
这样一来，所有关于春节的庆典都被迫停止了，不少地方呼吁广大群众加班加点干革命，即“移风易俗过春节，大年三十不歇脚”，“干到腊月二十九，吃完饺子初一早晨就动手”。由于春节不放假，一些准备回家探亲的人不得不前往车站退票，街头巷尾没有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热闹、喜庆的各项庆典被一成不变的样板戏取而代之，“三十不停战，初一坚持干”成为人们贴在门上的春联。
尽管如此，连最幼稚的孩童也知道没有除夕和春节可过会是什么滋味，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这将使得一年的辛勤劳动之后难得一次的自在和享受的机会都没有了！
如此过大年
虽然不放假，春节还是一天一天临近了。上海话说：过了腊月二十三，白相过年关。但这一年的年关，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夺权大戏，成了新风俗。
造反派高叫；“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
取消过年，让老百姓看夺权大戏。往年正是家家户户准备年夜饭的日子。而1967的这一天，上海不知有腊月二十六，只知道这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
这一天，全面夺权后的上海市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各单位都是一卡车一卡车拉去的。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这个“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规定，春节不准提前发工资。通知说：工资一律按正常日期发放，不得提前；确有困难者，提前发放的最多不能超过本人全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凡提前发放工资的款项，银行一律拒绝支付。
2月8日除夕这天，许多工厂正常上班。工人到下午4点半才准点下班。晚饭和平时一样，在食堂吃。不过工厂下午2点时就几乎没人了。虽然不放假，可是大家心照不宣，都提前开溜。造反派头头们也睁只眼闭只眼，他们其实也盼人早点走完了自己好回家过年。
对反动学术权威、资本家来说，造反派要在大年夜再来抄家，这是过个“革命化的春节”。
街上，行人稀少，“中央文革小组来电”“一月革命万岁”“砸烂某某的狗头”“火烧、炮打、揪出”……的标语横幅和大字报到处可见。看不到没有任何过年的气氛。家家大门上不贴“招财进宝”和“福”字，改贴“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春联。没有哪家敢在年夜饭前点烛焚香，摆上碗筷，供上六七个菜，磕头祭祖。
2月8日除夕这天，上海玻璃机器厂正常上班。章仁兴一直到下午4时30分才准点下班。不过上海针织漂染一厂下午2时就几乎没人了。虽然不放假，可是大家心照不宣，都提前开溜。“造反派”头头们也睁只眼闭只眼，他们其实也盼人早点走完了自己好回家过年。
针织漂染一厂的技术员刘其舜回家不久，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跟他同一个车间的小张，他的初恋对象。小张是来求助的。就在刚才，一个学生跑来给她的“反动学术权威”父亲通风报信，说“造反派”要在大年夜来抄家，过个“革命化的春节”。小张怕家里那些“封、资、修”的书籍被抄走，希望在刘其舜家暂存。他立即答应了。
晚上9时，刘其舜陪小张回家探听动向。还没到门口，就听见楼上传来乒乒乓乓的砸东西声和“老实交代”的吆喝声。两人远远看着，不敢靠近，小张只是默默地流泪。刘其舜只能陪着她一圈一圈地绕，同时一遍一遍地说：“别怕，别怕，有我在……”两家之间步行只要15分钟，但这一晚，他们一直走了7个小时。
其实，即便是在最动乱的年代，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造反派，也仍然难以摆脱过年的情结。政府也深知春节不放假事关重大，不得不出台相关政策，以照顾民众的感受。1967年12月2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恢复职工探亲假的通知》。《通知》提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照顾享受探亲假待遇的职工与亲属团聚，自1968年1月1日起恢复实行职工探亲假，“各单位应在不影响革命和生产的原则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职工的探亲假”。不过，对大多数人而言，新恢复的探亲假无法用于春节期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为了避免交通运输的拥挤和保证春节期间的生产，要求“根据交通运输情况，合乎条件的采取分期、分批地登记”，“一部分要安排在一月二十日前；大部分要安排在二月以后分月回乡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