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左”已成中国社会特大公害
来源丨人民论坛网
作者丨周少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激进左派”，亦称“极左派”，是当代中国“左翼阵营”的“后起之秀”，以其政治立场的极端坚定、极化观点的暴烈鲜明而卓然于世。
他们以某些“左翼网站”和地下边缘刊物为主要发声平台，以“反资反美”、激进革命、底层动员、刺激民粹为其核心观点标识，近年来的崛起大有“盖过”其新、老“左派”前辈的势头。但“激进左派”的话语体系及其政治主张中，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逻辑陷阱”，其急欲促发的学术舆论或社会运动，更具有难以估量的“公害”甚或社会危害。对此，值得政学两界给予理性关注和剖析警惕。（J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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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阵营”的“急先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代中国的学界同样呈现各式“群分”。“老左派”“新左派”“中间左派”“激进左派”，同属“左翼阵营”中的“学术友军”，其代际沉浮和学理演进，与其自身学理论证的学术资源紧密相关，也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阶层分化紧密相关。
传统“老左派”的基本学术立场，是固守前苏联模式的僵化体制，坚持计划经济，坚持公有制，强烈反对市场经济，反对非公经济的发展。因其学术话语难以“与时俱进”，不可逆转地趋向衰落。所谓“新左派”，则是在“老左派”走向衰落之际转向学术舞台，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理论为学理资源，以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化、反对国际资本的全球扩张为标识，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反对市场竞争机制渗透侵蚀社会，其影响辐射范围仅在“温和新左派”的知识小圈子。2008年以后，“新左派”渐趋理性化学术，也没有激化与“自由派”后续的相争相辩，逐渐回归学院派文人的“象牙之塔”。
正是在“老左派”销声归隐、“新左派”回归学术，“左翼阵营”看似“失落”的空档期，由社会结构变革和阶级阶层分化所激发的“激进左派”，绝地逢生、冲杀而起。以2000年“乌有之乡”网站（现已关闭）的开办为核心阵地，“激进左派”有了自己的舆论发声平台，形成了一个以所谓的“民间学人”为主体的理论圈子。“激进左派”以“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思想为学理资源，以“阶级斗争与阶级分析”为基本方法论，以反对资本主义和当代修正主义为核心政治主张，以代言和代表底层工农大众为动员旗帜。其学术取向与社会现实指向，是希望通过组织底层民众，造成强大的“底层动员压力”，向政学两界同时博弈施压，并尽可能地影响高层决策。
“激进左派”何以“激进”？为什么要“如此激进”？这正是其与“老左派”“新左派”不同的地方。“老左派”以权力资源为依托，其现实指向针对高层决策，其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市场经济的主张多为“隐而不发”。“老左派”影响多在“老干部”的中高层小圈子，其政治信仰的坚定纯洁和自身的正直清廉不乏感人之处。“新左派”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知识资源依托，其现实指向针对“新自由主义狂潮”，其反对全球化大势、反对资本主义化的主张，也更多地针对知识界的新老“自由主义”。“新左派”之中不乏“学功”深厚者，其西方学术的知识背景和学理资源，使其更多在“思辨的意义”上“纵论中国”，其影响力也多限于“知识青年”的学术圈子。
而“激进左派”崛起于“民间”，既无“老左派”的权力资源，也无“新左派”的知识资源，只能以“立场激进、主张激进、指向激进”相标榜，激发和集聚底层民众的积怨积愤，以裹挟底层民众的“乌合之力”，以期相争相抗于政学两界。这便是“激进左派”何以激进的根本所在：似乎越激进，越能聚合民众力量，越能相抗于权力资源或知识资源；似乎越激进，越能覆盖并替代“老左、新左”，越能成为执掌“左翼”大旗的唯一旗手。随着“老左派”的日趋“老化”和“退场”，也随着“新左派”的日趋“回归学院和沉寂”，“激进左派”便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声可能，并日益成为时常泛起的“公害”。
极端民族主义的“理论动员”
民族主义是一种古老根深的自然情感，是一种本能地对自身民族的忠诚和热爱，也是民族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民族主义如果走向极端非理性，趋向盲目排外封闭，甚至走向对外扩张、推行民族沙文主义，则民族主义的“正能量”可能畸变为“民族灾难”。历史上各次世界大战中涌现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畸变公害”，殷鉴不远，不乏其例。
2017年中国周边局势时有趋紧，“朝鲜半岛危机”几近滑向战争边缘，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猖狂潜行，美国特朗普更是宣布中国为“竞争对手”。加之国内经济增速的趋缓平稳和结构性调整，“农民工返乡潮”及其“下岗失业”人员的隐性增大，似乎都给“激进左派”提供了“事实凭据”和“理论借口”。“激进左派”似乎有了更大的“话语空间”，其强烈的排外反美、反对资本主义化，甚至质疑“全面改革开放”，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演说空间”。
“激进左派”一贯以代表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自居，自行占据“道德制高点”，以“冷战思维”研判国际局势和世界走向，枉顾日益紧密的国家合作和国际交流。他们往往简单粗暴地把整个国际力量化分为“敌我阵营”，以“极化思维”和“暴烈语言”，进行“阶级斗争式”的大批判，以期影响和施压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台方略。在一些主流媒体和网络论坛中，“激进左派”甚至倡言“中美必有一战”“分分钟横扫台湾”等极端战争言论。此种看似“极端爱国的狂热民族主义”言论，实则是无视国际交往的“竞争与合作规则”，枉顾世界各国经贸文化交流的复杂互利，只是以简单“黑白二分”的“极化思维”，刺激和动员极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以往的“抵制日货”的狂热运动中，在疯狂打砸和伤及人命的非理性行为中，也可看到“激进左派”的理论逻辑所可能导致的行为后果。
“激进左派”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的肆意泛滥，在网络空间中更是无限放大传播，有了“激进左派”与“激进网民”的“上下加热”，“激进左派”具有了极其强大的“激进宣示”和“战略宣示”功效。如果任其“无底线”泛滥，极有可能引起国内外各界的“战略误判”和“政策误读”。
民粹主义的“理论底色”
中国近年来民粹主义的日渐泛起，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根源。社会结构的变迁，阶级阶层的分化，贫富差距的相对扩大，底层民众就业和生活压力的增加，都为民粹主义思潮泛起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土壤和“民意基础”。但中国出现的民粹化现象及其问题，是一定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发展中问题”，需要不断地通过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健全民意表达渠道等“技术性手段”来解决。
正是在这一急剧转型和结构性调整的过渡期，不断产生并时有积压的“民生问题”和“民主问题”，为“激进左派”的民粹化主张，提供了一定的“言说依据”和“话语空间”。这是必须引起足够重视的社会土壤和“民意基础”问题，并且这“一系列问题”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一次性解决”。2017年，西方各国“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势力的崛起，以及由此激发的民粹主义情绪和激进言论的泛滥，更加刺激了中国“激进左派”的道德激情和“言论扩张”。国内“激进左派”的理论逻辑是往往把政策性和体制性的技术改革问题，转化为“底层民众受阶级压迫剥削”的“阶级斗争问题”，煽动和刺激“底层民众”的积怨和积愤，并一贯把自己“打扮”成“工农大众”的利益代言人。甚至不惜倡言“阶级阶层革命”，运用“文化大革命的不断革命理论”，为其民粹化言论和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极右翼民粹主义”，当前中国的民粹主义，更多地表现为“极左翼民粹主义”，“激进左派”言论与激进民粹主义有着“观点契合的私通暗道”，俨然成为中国民粹主义和民粹化行为的“理论底色”。这在大量“网络民粹主义”的非理性言论中，有极其明显的表现和佐证。
底层民众组织化的“理论代言”
民众的组织化，是社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组织基础，是民主社会成长和成熟的组织表现，也是民众意见表达和利益聚合的组织中介。法治化、制度化正常规范的民众组织是社会矛盾和民众纠纷的中间缓冲器，有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节与和谐，也是民主法治社会的自治基础。
但“激进左派”的民众组织化取向，存在着理论动员和组织延伸的“逻辑陷阱”。不同于“老左派”之间的政策取向的“政策同盟”，也不同于“新左派”之间的学术取向的“学术同盟”，“激进左派”既无权力资源、也无学术资源可以“依凭”，只有把其理论指向和现实指向“下沉下移”。借力于底层民众，动员于底层民众。这既与“激进左派”的底层民众代言人的身份定位相一致，也与其集聚民众力量向各方施压博弈的政治主张相一致，更是其激进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现实指向的“逻辑延伸”。
近年来，“激进左派”代表人物，频频“深入学校、深入企业、深入基层”，通过各种学术论坛、宣讲报告和群众集会等方式，宣讲其反官僚、反资本、反精英以及反美反日等极端言论。2017年，“激进左派”更是利用毛泽东诞辰124周年之际，深入湖南、山东、河南、陕西、河北等地，宣传其一些极端激进的“极左言论”。“激进左派”期冀通过其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言论，把底层民众组织化，形成可以随时动员起来的组织化力量，随时可以发动“阶级革命”。
“激进左派”的组织化现实指向，主要针对青年大学生、国有企业失业工人和城市农民工，这是现代城市化生活中最无力和最缺乏组织的庞大群体。这些人群为“激进左派”的组织化指向提供了极其丰厚的社会土壤和阶层支持基础，其中潜藏着“激进左派”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的某些“历史合理性”，也是我们绝不可轻视其影响及潜能的根本原因。可以预见，如果失业就业的生活压力持续加大、贫富差距长期客观存在，“激进左派”的民粹主义言论的煽动会更有“市场”，其底层民众组织化“理论代言”的角色和功能会更加凸显。
当然，“激进左派”有其发声发言的宪法权利和自由，其“同情”底层民众并为其“代言”的价值取向，也值得社会予以理解和尊重，其刺耳的言论和主张对政学两界也有其警示价值。但是，“激进左派”言论，存在严重的学理缺陷和“极化思维”，其理论推演中存在多重“逻辑缺陷”，其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刺激底层民众的现实指向，其随意诋毁学术对手主张为“汉奸言论”，其肆意挤压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价值观，其对学术规范和制度规则的蛮横冲撞，日渐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公害”。而这一切，对于正在民主法治构建征途中的中国社会，是值得警惕和防范的“变异”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