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是被操纵的媒介话语 | 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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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前一段时间，大家都被雾霾绑架了~

在元旦前后的一段时间，随着北京、河南等地区雾霾的加重，大家的传播渠道也都被雾霾话题塞爆了！不光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发文“七问雾霾”，各种微博、微信大V也都加入质询行列。无数网民的围观、转发、吐槽已构成强大的社会行动。

你即使身处山清水秀之间，也能看到氤氲的黑气和怨气从微信破屏而出。如此浓厚强烈的议论氛围，对于凝聚社会的抗霾共识、推动政府环保行动无疑将是重要的力量。

通过此次雾霾抗争行动，我们再次发现了北京作为国内政经资源最为集中的首位城市，对于话题的垄断力和传播议题的设置能力实在是惊人的。我们也忽然“心忧炭贱愿天寒”，但愿北京雾霾不要一下子治好了，否则在那里安居乐业的各位大佬，再也不关注其他地区百姓的死活了。

回头谈主题。很多人热烈谈论雾霾，其实并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雾霾其实是突然冒出来的。严格地说，在传播学意义上，雾霾是横空出世的。

“霾”是被人工操纵的媒介话语

十多年前，我们的生活中只有“雾”、雾气或者夕烟，很多田园牧歌离不开这种“雾”的渲染，它甚至构成了我们乡愁的一个记忆图景。但是人的认识水平是和知识传播程度密切相关的。北京地区从2003年前后开始每日播报空气质量，有时“良好”，有时“轻微污染”。虽然根据有关资料，“雾霾”这个词已在彼时渐渐进入媒体，但并没有成为大众传播的话题。

这个毛玻璃在2009年被打破了，因为这一年，位于北京北三环东北角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开始“忧国忧民”地播报北京雾霾指数了。馆区设置的一个空气监测站，每隔一小时发布一次数据，包括PM2.5、臭氧浓度等。这真是美帝粗暴干涉我国内政一个鲜活的例子，也是国内遭遇“输入型”网络舆情的典型案例。这自然引发了环保部门的严正反驳，就把对霾的争议扯到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域去了。但是这个公案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价值和传播价值，在大众传播争相介入之后，“霾”就此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以“黑户”存在多年的霾，在大众传播词典里获得了户口，到如今，几乎“言必称霾”。

这进一步证明了传播学上一个理论，任何一种生活现象，如果未能成功进入大众传媒的新闻议程，它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事物。“我思故我在”的哲学，一直被传播界熟练演绎着。有关部门深谙此道，所以严防“癌症村”等敏感事物进入新闻话题。霾实在是意外曝光的产物，你可以理解环保部门对美大使馆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霾作为一个民生和环保的话题，其实是人工操纵的产物，是意外进入了大众传媒而引发世人的关注，在新媒体时代的公众参与政治的舆论舆情重压下，推动着政府将雾霾治理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警惕中国特色的“话语治霾”

雾霾成为新闻话题，进而进入大众关注的视野，但是也标志着治霾正式进入了“话语治理”的时代。

这几天有个新闻引发了关注。北京前市长王安顺曾誓言向雾霾开战，如果2017年实现不了空气治理就“提头来见”，结果要到兑现誓言的时候了，却说是开玩笑的。这引发了大家的嘲讽，但是其更深层面的意义则未被认识到。

这就是我所说的雾霾的“话语治理”模式。政府部门在面对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而又责无旁贷的时候，会倾向于遵循政治正确的原则，在上级领导和公众面前严肃端庄地拿出姿态和宣示，甚至不惜立下“军令状”，以应付迫在眉睫的网络舆情和舆论压力，但在暂渡难关之后，就得过且过了，至于到时候誓言能否兑现、如何交待，到时候再说吧。毕竟有太多的国情和难处，到时候也不妨学习这位直隶总督，以轻松的口吻闪挪腰肢。以雾霾的治理来说，本来应该采取雷厉风行的行动模式，但是环保部门却剑走偏锋，启用了拉横幅、搞宣传、立宣言的话语模式，雷声大雨点小。其实这也是国内有关部门在面对难题的共性特征。

环保部门也有难处。且不说雾霾治理是个长期性的难题，而中国又如同烧煤的高速列车，确实一时刹不住车，单说环保部门面对地方行政首脑要政绩的高压，执法权也只能高举轻放，此外，新媒体时代的民粹主义也让人受不了。很多时候大伙儿在网上各自驾云汹汹而来，不过是要你现场办公、现场拿出支票、现场拿出措施，最好立马见效、云开雾散。你刚开口说要理性、客观看待雾霾现象，大家伙立马就不愿意了，高喊你无能等。在这样的情境压力之下，不宣示点什么，确实是过不了关。

环保部门就这样夹在GDP和民意甚至民粹之间，左右为难，头上还高悬着一把随时问责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所以发明了一个“话语治理”的模式，也实在是不足为奇。但是这并不能成为雾霾治理懈怠的理由。

新媒体的易碎情境构成治霾最大变数

在当前的社会治理语境下，环保部门其实缺乏切实行动的利益和动力，因为政绩考核和升迁指标并不掌握在公众的手里。行动常常是被动的，是公众的压力经由上级部门间接传导的结果。正如每次食品安全运动，都是舆论监督打头炮，安监部门马后炮。中国的环保行动基本是舆论舆情推动型。公众压力大，治霾力度可能大一点，反之，则小一点。这使得治霾行动充满了不确定性。

为何今年冬季的雾霾舆情特别强烈？我们考察之后发现，这是在一个巨型场域和复杂情境里各种因素强烈“化合作用”的结果

一是，在眼下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人们对于清洁空气的期盼与日俱增，政府的允诺和行动力度也在加大，但一旦遭遇雾霾“反攻倒算”，激烈情绪瞬间爆发；

二是，冬季雾霾本就容易加重，即使此前治理已有进展，在心理上也抵消殆无；

第三，在雾霾爆发期间，没有其它重大舆情争夺注意力，凸显雾霾舆情一枝独秀，独霸舆论场；

第四，在新媒体时代，传播平台极大丰富，火山口比比皆是。怨声载道再辅以技术平台，形成抗霾传播的遍地狼烟。

也就是说，今冬强烈的雾霾舆情，是一种特别的情境的结果，是特定的社会心理压力、情绪温度以及自然—社会复合作用的产物。但问题是，这个情境如同不稳定的化学元素，极其脆弱，好像这冬天的薄冰，随时融化。

新媒体时代形成的某种特定情境，具有即时性和易碎性的特点。新媒体的众声喧哗让我们产生了民主的错觉，其实不过是民粹的喧嚣。当所有人都拿着小喇叭喊叫的时候，这世界除了噪声，只剩混沌。传播平台的发达带来了热点迸发和注意力涣散，导致“断头新闻”不断出现，舆论监督常常留下烂尾工程。新媒体从不缺乏热点，人们患上了热点追逐综合症，一个热点尚未燃尽，新的烟花又燃爆神经。众声喧哗之后，仅余热点的灰烬，而无共识的达成。国人的精神世界，就是一幅忙忙碌碌、庸庸碌碌的春运动态图。

在我看来，当下引发愤怒和抗争的雾霾情境行将瓦解：春运开启，回乡的中国故事势必刷屏；春节期间，觥筹交错如同宗教仪式，舆论场照例休战一周；大雪降临，人们又冲向雪国……再往后，春暖花开，大地又热闹起来，万花筒一般的世界经由多媒体折射，人们感觉重获生命！这不，某巨星的北京演唱会开始预热，大V们要忙着关注民主和人权，更别提有关部门要在“两会”期间为政治议题清场舆论场……

如果有不合时宜的人问：雾霾呢？

人们会诧异：雾霾？不是已经消失了吗？

……

Maybe，新媒体时代赋予我们的言论自由只会成为一种间歇发作的歇斯底里…

文章来源 |  西街32号  传媒实验室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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