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的人类学家】Stanley J. Tambiah 【转载】

喜欢Stanley J. Tambiah 教授有三个原因：一，他与Edmund Leach 之间的关系，而Leach是我最尊敬的景颇研究前辈，也算爱屋及乌； 二，他的 Magic, Science, Religion and the Scope of Rationality 和 The Magical Power of Words 是我最喜欢人类学著作之一，首次让我明白科学，巫术，宗教之为认知世界的不同方式；三，导师 F. K. L. Chitlaing 也做泰国研究，让我了解到Tambiah教授的魅力。

有魅力的人类学家，痴迷于世界和生命的无限可能性，也自带某种忧郁气质。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泰国研究资讯》2016-12-21，

原文标题为《对斯坦利·J·坦比亚的传记式思忆》

《泰国研究资讯》编者按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系教授大贯惠美子（Emiko Ohnuki-Tierney）以深情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斯坦利·J·坦比亚教授丰富多面的人生，不论是他个人经历和学术的关联，对学术事业满怀激情的探索，还是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来理解冲突、暴力与不平等。坦比亚教授为后人留下了丰硕的遗产，仅以此文作为一个窗口，让我们走近他、了解他。

国内学术界对坦比亚教授的认知度并不高，小编希望借由这篇回忆文章抛砖引玉，让更多人了解和熟悉坦比亚教授的学术成就。目前国内两位青年学者就坦比亚教授的两部佛教研究著作撰写了书评，见：罗阳《评<泰国东北部的佛教和神灵信仰>》，何贝莉《历史与结构——读谭拜尔的<世界征服者与遁世修行者>》。

在此特别感谢本文译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硕士生王文澜的辛勤付出，本文在翻译时有所删节。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坦比亚从不因为自己的目的把人生经历特殊化，因此即使把他的个人生活和其智识的、职业的生活联系起来有些不合适，二者之间也确实存在着长久的联系。我并不是他的学生，也从未与他在同一机构工作，但是在数十年间我们都是关系十分密切的同事。我曾经问他是不是在剑桥学到了如此高超的演说能力。他回答说，其实是在他斯里兰卡科伦坡家里的晚餐桌上学到的。

当他在1998年获得福冈亚洲文化奖（这是对亚洲学者来说最负盛名的奖项）的时候，他比其他时候都更为详尽的叙述了自己的成长过程。坦比亚是家里的九个孩子之一，出生于斯里兰卡北部地区一个名为雅夫纳（Jaffina）的城市，这里的居民几乎都是少数族群泰米尔人（Tamil）。他称自己的家庭为“维多利亚式”的，因为他们说英语，并且信仰安立甘宗。他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律师，来自一个经营椰子种植园的家庭。他的母亲则来自一个被他称为“封建领主”的家庭，继承了很多土地和房产。他充满感情的说自己的母亲十分慈祥，且做得一手好菜，不仅照顾自己亲生的子女，对待收养的4个孩子也视如己出。由于他家属于斯里兰卡接受英语教育的精英阶层，坦比亚和他的兄弟姐妹上的都是英语学校，并且长大了都要从事上层中产阶级的职业。11岁的时候，坦比亚进入了圣托马斯学院，这是科伦坡的一所精英寄宿学校，他正是在那里遇到并且和其他的泰米尔人、僧伽罗人、伯格人以及穆斯林一起生活，而这段经历对他之后的性格和职业生涯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二战期间，当新加坡被日军占领之后，盟军司令部从新加坡移到锡兰（旧称），学校因此成为了一座部队医院。坦比亚和其他一些学生被转到圣托马斯学院在山上所开的分校里，他在那里度过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学习之余是散步和野餐，远离着战争的暴行。

然而，在美好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之后，坦比亚发现自己的国家被泰米尔人和数量上占优势的僧伽罗人之间的民族冲突所摧毁。1948年，锡兰从英国独立，新政府的统治者是僧伽罗人，他们采用了更有利于自己族群的立法和政策。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数十年的相互敌视以及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1956年，僧伽罗语被规定为官方语言，这对泰米尔人是一次极大的冲击，虽然之后泰米尔语也被确立为官方语言。作为一个说英语的泰米尔人，坦比亚发觉自己在斯里兰卡的教学受到了排斥。

1954年，坦比亚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成为了一名使用定量研究方法的农村社会学家。从放弃在锡兰大学的教职（1951-1960）到1963年间，他一直作为技术支持专家在泰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随后他分别在三个世界上最好的人类学系教书：10年在剑桥大学，3年在芝加哥大学，从1976年开始则是在哈佛大学。

对于坦比亚和许多年轻的人类学家来说，剑桥的埃德蒙·利奇是在他们的领域中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人。尽管利奇与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在结构和实践的问题上意见相左（详见坦比亚2002），尽管他经常以十分激烈的方式与反对者争辩，并且还曾斥责对手所写的文章为“垃圾！！！”，可是利奇对那些并没有什么地位的人却十分慷慨。当他于1966至1979年间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教务长的时候，他就十分谨慎的提拔那些生来就没有获得资格的人——例如，调整禁止女性担任教职的规定，国王学院是英国第一个这样做的学院。

虽然是利奇将坦比亚带至剑桥，而后者在这里度过了可能是期职业生涯最好的几年（1964-1973），利奇从未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示好。例如，在1958年，他发表了一篇针对坦比亚和萨卡尔（N.K.Sarkar）所撰写并出版于1957年的统计学作品的让人印象深刻的负面评论。利奇和坦比亚彼此挑战，形成了持续一生的令人称羡的学术关系，这在学术界是十分罕见的。坦比亚的《埃德蒙·利奇：人类学式的人生》（Edmund Leach: An Anthropological Life (2002)）就是一本504页的充满感情的作品，借此“与利奇进行对话，虽然后者永远不会再回应了。”

利奇和坦比亚给剑桥的人类学学科以及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学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首先，他们推动了范式的转换，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功能主义被梅尔·福特斯（Meyer Fortes）和杰克·古迪（Jack Goody）所推进，后者同样支持继嗣理论。与之不同的是，利奇和坦比亚强调的是联姻理论并且引入了结构主义，并且都通过实践对结构进行仔细研究，即：社会语境下的个体行动。第二，二人把原本集中于非洲、大洋洲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点的范围拓展到亚洲，利奇在缅甸而坦比亚在泰国和斯里兰卡研究，因而帮助培养了一批来自亚洲（除了印度）、拉丁美洲和欧洲的杰出的人类学家。

坦比亚权威的理论贡献对整个人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不仅是南亚和东南亚学者的领域。举例来说，他的路易·亨利·摩尔根系列讲座：《巫术、科学、宗教和理性之范围》（1990），成为了大多数人类学家的必备书籍。这是对作为众多学者社会理论基础的西方思想主体的根本批判，其中包括马克思·韦伯，后者认为巫术、科学和宗教是社会演化的诸阶段。

坦比亚对泰国这个复杂的佛教民族国家进行的密集地情境化的研究之所以饱受赞誉，主要是基于三本主要的著作——《泰国东北部的佛教与精灵崇拜》（1970），《世界的征服者与遁世者》（1976）以及《林中圣僧与护身符崇拜》（1984）。第一本是他在东北部农村研究的成果，在该书中，坦比亚对于民间宗教提出了一种人类学的解释，认为民间宗教（也即村民的佛教实践）也是真正的宗教，而不是佛教的低级形式。坦比亚在书中清楚的表达了自己一直以来对于神话和作为实践的仪式的兴趣。特别强调了词语的力量以及他们在社会语境下的展演性力量。

正如第二本书的副标题所示，《世界的征服者与遁世者》一书对于泰国的政体与历史变迁采取了“鸟瞰式”的视角。传统的泰国政体既没有一个确定的中心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疆域，这带来了内生的不稳定性。他将其命名为“向心性的”（center-oriented）并将之与“中央集权的”（centralized）的社会相对比。三部曲之《林中圣僧与护身符崇拜》则是在他早年乡村视角、都城视角的研究之后的森林视角，他关注的是林中僧侣和政体之间的关系。

坦比亚十分著名的星系政体（galactic polity）的理论模型，是他1977年在《纽约科学院年鉴》上发表的《星系政体：东南亚传统王国的结构》一文中提出的，该文以《东南亚的星系政体》为题被收录于《文化、思想、社会行动》（1985）一书中。“星系”这一术语来自于曼荼罗（mandala）这一概念，在印度-西藏传统中指的是一个中心“manda”和容器或者包含在内的元素“la”。核心的观念在于，卫星围绕中心分布，这是印度教-佛教思想及其在诸多层面上的实践活动的重要特点。他分析道（1985:259）：

“这是我希望提出的新的论述，宇宙观的特点与其宏伟和意象，如果正确解读的话，可以被视为那些具有向心性特征但又离心分散的政体之间政治角力的现实反映。以此为例，神话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比我们所想象的更近。”

他进一步阐明（1985:280-281）：

“作为整体的星系政体并非一个平稳、和谐的实体，反而是充满矛盾甚至冲突的。如果其表现了人们加于世界之上的概念的话，它也是政治经济现实的形式的反映。典范型中心和神圣王权的修辞和仪式展演被持久的反抗和都城内继承权的争夺所消解，边缘则会产生背叛和分离。”

关于这种规律性的星系政体，坦比亚写道：“并非是无时间的实体，而是根植于历史的”（1985:281）。在泰国，星系政体在19世纪被却克里王朝在曼谷所采取的中央集权政体所取代。

除了与拥有发达文明、有悠久历史和复杂政体的南亚和东南亚社会相关联，星系模型提出了长期存在并异常重要的关于宗教／象征力量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这一问题对于今日的民族国家依然是重要的，即使是今日美国的政体，在奥巴马总统结束演讲的时候，也会说“愿上帝保佑你”、“愿上帝保佑美国”，以及联邦旗帜的象征意义，伴随其多重的意义和动态的变化，最近登上了舞台的中心。我们必须谨慎的重新评价弗里德里希·席勒因韦伯而闻名的“世界的祛魅”，而考虑到坦比亚关于“多重现代性”的观点——也就是存在多种现代性的形式，而不是只有一条不断理性化的单线路径，而后者正是韦伯（及其他许多人）所认为的西方现代性的特点。

在他的理论贡献之外，坦比亚在对于我们理解过去和现在的现实政治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一点在《调平大众》（Leveling Crowds）一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的作品根植于对社会和政治非正义与不平等的极为热诚的思考。通过把“地方”放置在历史和全球的语境下，他理解了种族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因此产生的地方层面的暴力最终来自于全球语境下的政治不平等。他的目标是“为什么族性（ethnicity）和种族民族主义总是并且必然是‘集体动员的有力动力……特别是在一个现代化和同质化的全球进程成为主导趋势时期的许多现代情境中这一作用尤为显著’？”这一问题寻找“可信和合理的答案”。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并阐述了其如何导致民族国家的抵制：

“西欧和美国的自由民主可以设想出外国独裁统治之残暴，对当地劳动力和资源的剥削以及被殖民者文化的腐朽或低劣。这种劣等化以及文化灭绝的威胁很大程度上掩藏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佛教民族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其他类似的行动的兴起之后，是在他们对于西方经济富足与支配、政治霸权、消费主义价值观、对性的描述、对家庭的侵蚀、宗教的“私人化”以及政教分离等观念所持有的报复性态度背后。”

坦比亚强调，这些（殖民地）民族本应支持自由民主制度，但由于历史上他们被迫臣服于外族，而不是遵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理论基础（等所代表的传统观念），因此最终走向威权统治，这也成为各种民族主义的破坏性力量的根源。坦比亚的立场使我们回想起利奇关于“圣诞爆炸”的警告，1975年12月29日，一个威力极大的炸弹被放置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的储物柜里。利奇强调了西方人将恐怖分子妖魔化为长着狗头的食人族（就像教宗格里高利九世对蒙古王公的描述一样），而大屠杀，例如美国总统作为政府首脑投掷原子弹，则被认为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合法行为。

坦比亚对宗教研究领域不论是研究视野以及理论活力的贡献都十分巨大。虽然他成长于安立甘宗家庭，但是他专注于佛教的研究，即使他在1984年把他在泰国的研究拓展为包括了“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传统”的比较宗教研究。他关注宗教形象——护身符和圣物是如何被认为是德性和力量的永恒化身，并且帮助持有者取得合法性，同时成为王权谱系的化身。（2013：50）

他对于宗教和政体的兴趣使他转而面对自己热爱的国家被冲突和紧张所撕裂的政治局势。他的主要作品：《族群仇杀》（Ethnic Fratricide）、《民主的解体》（Dismantling of democracy）以及《被背叛的佛教？：斯里兰卡的宗教、政体与暴力》（Buddhism Betrayed？：Religion，Polities and Violence in Sri Lanka），都表现了他的勇气和充满激情的努力。《族群仇杀》一书在斯里兰卡难觅踪迹，而《被背叛的佛教？》更是被公开禁止。在这些书中，坦比亚提供了佛教的非暴力哲学是如何在族群冲突和集体暴力之中被违背的细节性的研究。追溯他亲身经历的泰米尔-僧伽罗冲突的历史过程，他给出了理解长期历史的方式。这是一种对于结束敌对(在他晚年形势已有所减轻)的渴望。他主张文化多元并共享政治权力，而非建立一个中央政府。

通过对泰国东北信徒及其遗骸，护身符和肖像的物质性的研究，坦比亚最终将他的发现和全球的政治不平等联系起来，并批判性的定位了马歇尔·莫斯关于玛纳、卡尔·马克思的拜物教以及马克斯·韦伯的卡里斯马和正当性的贡献。他关注的是神话和仪式：词汇，并不是僵死的文本而是行为和社会行动。这部分是英国人类学家针对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回应与发展，前者所关注的是可观察的行为，而后者对于神话的研究几乎完全针对文本。维克多·特纳等人关注的是与神话相对应的行为，也即仪式。虽然坦比亚有名的文章：“动物不仅益于思考还益于禁忌”某种程度上受列维-施特劳斯影响，但他一贯地推进相关研究，并强调社会行动中词汇的作用，正如他在马林诺夫斯基纪念讲座“词汇的巫术力量”以及《文化、思想和社会行动》一书中所表现的那样。

坦比亚对他人以及人们的的行动的着迷是毫无界限的。举例来说，某一次我们在索邦附近的餐馆共进午餐，一群来自波兰的年轻人进入了餐馆，坦比亚几乎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去和他们交谈。

即使他的一些学生现在成为了人类学的领军人物，少部分人进入了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他似乎有一种使命感，要把自己的慷慨以及职业资本扩展到这一领域中的其他人身上,包括那些并非贵族出身的人。他无私的提名他们进入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同时他也积极参与各类专业学术组织，并在其中担任重要的职位。他曾获得多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以及诸多荣誉,包括赫胥黎纪念奖章（the Huxley Memorial Medal，1997）、巴仁奖（the Balzan Prize ，1997）等等。他曾发表近20场杰出的演讲。

     坦比亚教授获得巴仁奖，1997.

在他的晚年，坦比亚疾病缠身，他和我说这与他经常玩板球有关。为了鼓励他，我经常与他通话，先是打到公寓，后来是剑桥的内维尔疗养院，但是后来即使是通电话对他来说也变得越来越痛苦，我们不再能长久的聊天。不过我们还是讨论了“HAU:民族志理论期刊”希望重印他的“东南亚的星系政体”一事。他留在剑桥的学生以及他的同事一直到最后都对他关怀备至，这体现在对他的纪念文集《激进的平等主义：地方现实、国际关系》（2013）的编辑中。坦比亚将自己早年在泰国所做的佛教与其他宗教比较研究的文章扩展后形成一篇50页的文章收于其中。

坦比亚于2014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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