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田麻矢 | 『少女中国：书写/被书写的女学生的一百年』后记
滨田麻矢『少女中国：書かれた女学生と書く女学生の百年』，岩波书店2021年版
编者按
本文是滨田麻矢教授为其新著『少女中国：書かれた女学生と書く女学生の百年』撰写的后记。作者不仅交代了该书思路的缘起、发展和成书的经过，更以恳切的笔触，写出了处于“暴风雨一般的育儿生活”之中的女性学者的真切经验，读来令人动容。译者黄诗琦博士特为本公号译出全文，感谢作者和译者授权发表。
『少女中国：书写/被书写的女学生的一百年』后记
滨田麻矢
这本书是我于2018年提交给京都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节选版，为了与研究者之外的读者分享，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改写。
我开始思考将「女学生叙事」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是2012年的夏天。当时的想法是先写出一篇论文并向学会杂志投稿，如果被采用了，那么就集中精力将「女学生」这样一个文化议题的研究继续做下去；如果没有被采用，我再重新思考选题。等于是自己跟自己打了一个赌。
但是在花费了诸多时间与精力终于将这一篇论文完成的那个当口，我按照投稿规定的竖排版式要求对文章进行排版，文档页面的布局却突然出了问题，行间距倏地变大了，而我怎么操作都恢复不到原来的样子。已经到了截止日期当天的下午。临近的邮局受理窗口关闭的时间是晚上七点，但晚上六点是保育园能够延长到最晚的托管时间，无论如何都得在那之前把孩子接回来。我急急忙忙地更新了电脑的操作系统，再把文档程序重新安装以后已经是五点五十了。家长接孩子迟到是不被允许的。只能放弃了。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的全部身心都投入于撰写这篇论文之中，因此这个「意外」对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懊悔于自己对状况过于乐观的估计但还是去保育园把孩子接了回来，以一种茫然无措的状态准备着晚饭的时候，丈夫回来了。他询问我论文的情况，那个瞬间我的情感防线突然瓦解了。
「没能交上去，来不及了，一切都完了。」我用比眼前的孩子更大的声音哭诉道。
其实一路走来，我一直受到良好的研究环境的眷顾。学生时代的我，无论是大学还是研究生时期每天都得以沉浸在学习的快乐之中，而出于对张爱玲的热爱，想要做关于她的研究的目标也早早就在心中萌生。
但是进入博士阶段后，到三年级时我仍未能刻画出一个博士论文的具体样貌。我虽确信张爱玲的文本本身带有难以被穷尽的魅力，但是却想不出有什么题目是独属于我，而别人都写不出来的。另外在北京留学的期间，我突然意识到从今往后自己无论怎么努力，读书量都无法与以中文为母语的研究者相匹敌。我迫不及待地想找到一个只有外国人才想得出的论题，但绞尽脑汁仍以失败告终。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在中国的留学生活太开心了，我对于回国后能否再次适应日本的生活而惶惶不可终日。
1995年作者（右二）与陈平原教授（左一）、平田昌司教授（左二）、藤井省三教授（右一）在北京
1996年的春天，我在北京大学两年的留学生活即将结束，就在这时我的导师平田昌司老师来了一封信，他说：请你趁着在北京的时候把论文的构想写出来，只有目次也行。如果不这样做，以你偷懒的个性可能这一辈子都写不出博士论文了。哇，当时我一边想，一边轻轻地折起信纸，把它塞到我丛丛文件的最下面，这样我就不会再「意外」地看到它。
博士论文的目次虽然没能写出来，回国后半年之后的春天，我得到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助手职位，又过了两年则得以在神户大学文学部任职。一切都很幸运。这之后我虽然继续撰写单篇的论文，但却也因为一直没能进行一个系统的研究而愈发感到不安。
大学里的教学工作绝对不算繁忙（现在想起来国立大学在法人化之前有着对研究非常友好的环境），但是单单备课就让人身心疲倦。花上一整周时间准备的讲义内容一个小时左右就讲完了，在讲坛上感到狼狈不堪是常有的事。等到小孩生下来后，就连备课的时间都有些不够用了。虽说提前取得了一年的产假，但这种「只有孩子的生活」开始没多久后，就感觉到自己精神状态的崩溃，因此早早地结束产假回到了学校。与同事、学生交流的时间得到保障之后精神是安定了，但是仍旧缺乏做研究所需的汲取知识的时间，自然就无法做出具有生产性内容的研究。再加上2000年的上半年我都困扰于长子夜半的啼哭，时常感到睡眠不足。
只是上课的话还能勉强维持，但除了上课，其他什么也做不了的生活持续了很久。讨论课上需要指导学生的论文写作。但自己到目前为止只写过一些细小的论文，对于要给学生的论文选题提出建议与意见，我只感到汗颜。
并非是为了研究，而是为每星期上课的内容寻找一个内核一样的东西的时候，隐约出现了「女学生」这样的关键词。想要做女性文化研究这样的目标是一直以来就有的，但是对于自己能够为汗牛充栋的女性主义批评增添什么新的内容却没有任何自信。然而，我并不想仅仅将作品套进已有的理论框架内，而是觉得通过潜心研读实际的文本，兴许能够说出一些有独创性的东西。总之伴随着我以阅读文本为中心的授课内容的步伐（因为这也是我一直以来被指导的教学方式），阅读的文本数量也实实在在地稳步增加着。
女学生：「有教养的少女」，一个近代以前不存在的群体。离开生养她们的家庭，迈进可谓是「期间限定乐园」的学校的这么一群女孩子们。如果用更加多元地视角去研读那些描绘她们的文本，或许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吧。受过高等教育的少女们，对于自身的未来是怎样思考的呢？应该会想要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吧？当她们开始自由恋爱的时候，她们的选择与她们的恋人的选择之间没有冲突吗？少女们进入学校，离开生养的家庭并找到在这个世界上属于自己的某个位置的冒险，女校出身的作家们是如何描绘的？而对于这样一群充满野心的新式少女，男性作家又是如何观看进而描写的？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之下可以讨论些什么呢？首先尝试的是陈衡哲与凌叔华。也就是本书第一章所依据的论文。2005年文章发表之后，当时看到了这个论题的可能性，也有了想继续做下去的东西。但就在隔年我的小儿子出生，于是又回到了每日单纯备课就筋疲力尽的泥沼之中。
即使这样，在那之后还能执着于「女学生叙事」这样的构想并坚持做下去是因为，在暴风雨一般的育儿生活中，常常追忆一日二十四小时都完全属于自己的学生时代。特别是得以喝酒到半夜，隔天懒起后挑选自己喜欢的书以消磨一天的无比任性的北大留学时期（就像本书第九章讨论的王安忆的小说里描绘的那样）。我常常在阅读文本时想，许多女性作家喜欢在作品中安插回忆性质的情节，一定是出于与我类似的心情。例如在看见亲密的友人因结婚而失去了以往的活力而感到无比痛心的描绘；看到与自己合不来的同级生出人头地了而嫉妒不已，却又在意识到这种嫉妒之心后对自己产生了嫌恶之情的描绘；被同窗会上再次相见的同级男生说变老了，变胖了后产生了不快之情的描绘。每次在文学文本中看到这样的文字，再反观自身，都能觉察到自己曾经有过相同的情感。正是出于这样的关心，授课的内容经常也以「女学生」为主题。
1995年春节作者在哈尔滨
恰巧此时，我注意到从本科时代就开始阅读的张爱玲写的一个关于女学生的故事：《同学少年都不贱》。在张爱玲生前并未发表，描述的是十几岁少女特有的性好奇心与同性恋倾向。我试着将其撰写成文，也就是作为本书核心的第七章的基础。2010年，在香港举行的张爱玲诞辰90周年纪念研讨会上，我将这篇文章发表后，意外地收获了不少热情的反应。这些年来因为忙于照顾孩子很少参加国际会议，因此我感慨于能够与国内外的张爱玲研究者直接进行交流，热切地讨论。回国后，我一面回味着这来之不易的感慨，又花了两年时间打磨论文，首次尝试在国内的学术杂志上投稿。对我个人来说，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挑战，却在截止日期当天因为原稿的排版问题搞砸了。这就是这篇后记开头所记述的那个「意外」的经纬。
那一天，对着无所顾忌哇哇大哭的我，丈夫与儿子也手足无措了好久。最终丈夫向我提议：事已至此，无论如何，接下去写怎么样？是很现实的建议。一直到那时，我才想起来邮局还有一个夜间窗口。重整旗鼓后的我重新坐回电脑前，默默开始修正体例，终于在截止日期当天将论文提交了。这篇论文后来被学会杂志采用，隔年还获得了日本中国学会设立的奖项。我终于在自己身上确立了某种自信：想以「女学生叙事」为选题来写作博士论文，并且也许可以写得出来。
虽然很喜欢张爱玲，但是要想追溯「女学生叙事」，必须要有更大的视野。神户大的课堂上，每年我们都会以一比一的比例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这之外地区的华文文学文本进行讨论。因此我将中国大陆以外的作家，例如杨千鹤、朱天心以及李翊云也纳入「女学生叙事」的框架里。另外，我想写的并不是女性文学史，而是建构一个全新的「女学生叙事」的框架，因此将沈从文与叶绍钧等男性作家的作品也纳入了视野之中。设定考察对象的过程很愉快，但努力打破各种先入之见，用一种全新的感觉去阅读文本也并非易事。鲁迅应该指引了许广平，自由恋爱应该是对封建制度的勇敢的抵抗，母性爱应该是女性所具备的本能的情感，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女性解放上倾尽了全力等等。在战战兢兢地排除了这些「应该」所划定的先入之见之后的阅读，那些本来已经无甚新意的文本，却都浮现出新的表情。
在这样不断地对「先入之见」进行修修补补的过程中，我花了较长的时间才确定博士论文的范围。绝非十分勤奋的我，之所以能够将博士论文提出，还是得力于我从学生时代开始到现在所受惠的环境。
一边对着迟迟没有提交博士论文意愿的我露出苦笑，但又欣喜于我着手翻译的张爱玲日译本的出版（『中国が愛を知ったころ』（《当中国知道爱》）、岩波書店、2017年）的是兴膳宏老师。对我说「听你讲得那么津津有味，所以我相信你也能写出很有味道的论文」的是川合康三老师。以及为我超过二十万字的论文进行了无数次修改的是平田昌司老师。从本科一直到研究生、博士阶段，在这三位老师身上我学会了怎样去「诚实地阅读文本」。
京都大学并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老师。因此，我得以从学生时代开始直到现在都对研究保有初心与热情，应归功于我在本科时期就参加的中国文艺研究会。与我几乎同龄的「文艺研」一直保持着每月一次的召开频率，最近不得已改成了线上会议。「文艺研」最令我感激的一点是：就算有较长的一段时间「神隐」不见，也不会有人出面责怪；等我面不改色厚着脸皮再次出现时，大家又都默默地欢迎。我经常带着年纪尚小的两个儿子参加在每个月星期天召开的研究会，孩子常常满会场地乱跑，会后我又直接带着他们一起参加在居酒屋举行的聚会，而大多数人都秉持着带着孩子来参会是很自然之事这样的态度。每个月一次，有着相同志趣的研究者们得以有一个场所相谈甚欢，想去的时候再去，十分的自由，这样的安心感令人着迷。我能够对本书第八章里讨论的朱天心进行采访也是得益于研究会的合宿活动。在这个研究会上所收获的前辈们的恩情，我希望之后能够一点一点地偿还给下一代的研究者。
另外博士阶段在北京大学留学的两年里，我有幸当面聆听陈平原老师与夏晓虹老师夫妇俩的教诲。每一周，讨论课的同学们一齐敲开老师家的门，从学术讨论到晚间用餐，我们几乎说尽了一切。钱理群老师的讨论课我也参加了，苦于自己难以跟上那些持续到深夜的唾沫横飞的讨论也是令我十分珍视的回忆。当年结交的同学们都成了我的好友，我至今仍不时地与他们保持学术上的交流。特别是北京大学的王风兄，我们不仅在研究上切磋琢磨，还是一见面必喝上两口的挚友。
1996年夏天作者与陈平原教授、夏晓虹教授和王风老师
博士课程修满退学后，我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了两年的助手。从高田时雄老师那里领会到了专业研究者的应有之道。从学生时代开始在人文研承担的一些事务性工作实际上替我作为一名研究者开辟了一条路径。在人文研的时候也有幸跟随金文京老师一同调查胡兰成。
1999年到神户大学赴任后，向来坐在讲台下听讲的学生摇身一变成为了在讲台上讲课的老师。
还未脱尽学生气就登上讲坛的我得以成长为一名教师则要归功于与我长时间共事的釜谷武志老师。怎样指导学生进行论文写作，如何与校务工作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又不失己任，无论何时都不忘自己研究者的身份笃于研究，这些都是釜谷老师教给我的。我能够完成博士论文，除了平田老师无数次地删改之外，还要感谢釜谷老师对于我应该拿下博士学位的强烈建议。
这一路以来的成长并不仅仅归功于我的老师们。我之所以能够在博论中引入张恨水与叶绍钧等男性作家笔下的「女学生形象」这样的视角，实际上是因为我指导的学生在毕业论文、硕士论文的选题里试图研究这些作家。在课上讲述中国文学，以及指导论文的写作，这两者即使到今天都仍是我最大的烦恼。虽然已经站在讲坛上超过二十年了，但每到周三上课的前一天晚上仍难以安睡。而通过每一周对华语文学的讲述、倾听学生的论文构想，自己则从中积累了不少借鉴。对神户大学以及一直以来兼职的各大学的学生，我要在此致以谢意。
需要感谢的外校的前辈与友人也很多。在神户大学，我有机会结识因大学间的学术交流而轮流来访的北京大学与复旦大学的老师们。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老师邀请我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美国比较文学协会，我在其中发表了关于沈从文的论文，就成了本书第三章的基础。北京大学的贺桂梅老师则对「女学生叙事」这样构想赞许有加，并强烈建议我看看王安忆的《弟兄们》。得益于此，我写出了第九章所本的论文，并因此获得太田胜洪纪念中国学术研究会奖。
2015年，通过神户大学的青年教师海外派遣制度，远赴北京大学与哈佛大学的经历对我来说也是重大的转机。在北京，除了得以再次参加陈老师与夏老师的讨论课，重拾学生时代的快乐之外，还遇上新文化运动百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参加了因之举办的种种纪念活动。在哈佛大学，我则参加了王德威老师的讨论课，王老师说：你的研究与韦尔斯理学院的宋明炜老师有许多共同点啊，因此把他介绍给我。那时宋明炜老师刚写完大著《少年中国》（Young China），他十分清晰地对我讲述在中国「青春成长小说」的诞生与国家层面的文学运动之间的关系，那一刻在我心中涌动而出的兴奋之情至今难以忘怀。也就在那时，我开始思考「青春成长小说」这样一个主题，与我一直在做的「女学生叙事」之间是否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呢？基于此，我将博士论文的题目定为《少女中国》。
收录于此书的论文写于2005年到2018年之间。2005年，那时长子四岁，次子还未出生。我们夫妇俩住在大阪一个叫十三的地方，但每隔一两个月就要拜托一次我在兵库县川西的父母。常常是一个电话，父母就赶到十三来。有时候丈夫需要长期出差的话，我索性回到娘家完全依赖他们在生活起居上的照拂。母亲虽然没有工作，但一直以来对我与姐姐都采取了教育优先的态度。我放弃了去公司上班而选择挑战研究生院的时候，决心去留学的时候，以及选择事实婚（妻子选择不改姓，因而不与丈夫办理正式的婚姻手续）的时候，双亲都以「只要是你自己的决定就可以」的态度无条件支持了我。
2008年作者全家摄于大阪十三
母亲在今年亡故。几年前在进入老人院后记忆已经衰退得很厉害了，但每次见面仍会关心着我的工作，询问我：工作还顺利吗？今天不会很忙吗？最后听到母亲的话也是：这么忙还来看我真的很感激。
由祖父母宠爱着长大的两个孩子如今分别是大学生和中学生。每晚因起夜而让父母衣带渐宽的长子已经开始一个人生活了。如今因为育儿被剥夺时间的状况已不复存在，但是一想到数十年前如同在暴风雨中艰难行进的生活，以及正是从那样的生活中诞生出的博士论文，仍旧感到不可思议。研究看似是由扎实的文本研读构成的，但我知道，其实是我所亲历的学校生活与研究生活的每一个节点，在那之中所遇到的每一个难题，才是构成我研究的原动力。
「木兰只有两条出路」。孟悦与戴锦华的这句话并非是在描述他人之事，而是直到今日，我们中的大多数仍困于木兰的「从军（社会意义上的自我实现）」与「归家（为了家庭倾尽全力）」这样的两难选择中，无法自由。我为我自己设下的困局是：因家事而替自己研究的怠惰找借口是不行的，以工作为借口而怠慢了孩子的养育也是不行的。本来生性乐观的我并不怎么会钻进死胡同里，但抑郁之时所依赖的不过是通过文学研究学到的「简化是危险的，二元对立是值得怀疑的」这样的原则。中国有这样一句老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庭的疑难杂症并不问性别。总有私事先于公事之时，反过来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并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来判断其中的是非。
学生有时也会向我倾诉类似的烦恼。我所能传达的只有两点：第一是寻找自己所处的位置的优势、以及适合自己的研究的愉悦之处。另一点听起来可能有些矛盾，则是不满于自己所处的位置，不要放弃努力再往前迈一步。能够改变自己的只有自己。在拼命把这话说给自己听的过程中，我终于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
要感谢「岩波的驯兽师」渡部朝香女士。她对于我想将这样一本被中国文学专业词汇固化了的博士论文变成一般读物这样的奢望，提出了诸多切实的建议。我们继张爱玲的日译本《当中国知道爱》、以及探寻古今东西文化里的乳房表现《颤抖的乳房，肿胀的乳房》（『ゆれるおっぱい、ふくらむおっぱい』、岩波書店、2018年）两书之后，再一次合作。我发自内心地感谢她对于还未成为猛兽，而时常彷徨的我的写作给出的强有力建议。对于并非中国文学专业的读者来说，如果因为此书而生发出些许对横跨一世纪的中国女学生冒险故事的兴趣，作为写作者的我会感到无上的欢欣。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亡母，在老人院里正渐渐遗落了记忆的父亲，以及在照料父母工作上并肩作战的姐姐，谢谢你们。紧跟着任性的母亲一路走来的平太、风太，也谢谢你们。以及更重要的，是我的丈夫约瑟夫[1]·中西裕树。我在拭干眼泪终于将论文打印出来的那个夜晚，他深夜一人开车去了神户中央邮局，为我在截止日期前寄出论文，谢谢你。不仅仅是那个夜晚，永远侧耳倾听我脑中浮现的思绪，并为爱惹麻烦的我想出解决之道的丈夫，谢谢你。
二零二一年九月 滨田麻矢
（黄诗琦译）
注释：
[1] 我与丈夫相识于中国留学时期。当时的日本人留学生都管他叫约瑟夫，除了他的英文名正是Joseph之外，还暗含着《阿尔卑斯山的少女》里的大型救援犬的名字。因为丈夫在狗年出生，且总是热于助人。
（作者单位：神戸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译者为京都大学中国语学中国文学专业在读博士。图片为题图来自网络外，均为滨田麻矢教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