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原祁等绘《万寿盛典初集》（1717年）（局部）编者按作为都城的北京历来五方杂处，北京文化亦容纳了丰富的地域元素。陈丹丹博士聚焦于易代之后的清初北京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通过对江南士人的北上及在北京的生存方式与书写实践的考察，探讨清初北京文化中“江南”的文化与政治意涵。作者借助福柯的body

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内容简介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演说在晚清的兴起，令人瞩目。整个20世纪中国，但凡有效的思想启蒙或广泛的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这一利器。正因此，对于现代“演说”的研究，不仅涉及其具体内容，更牵涉演讲的立意、文体、姿态、听众反应及传播效果等诸多视角。而所有流传久远的“伟大的演说”，不仅系于演说者的个人才华与诉求，更与整个时代的风尚与精神相契合。

晚年的王瑶先生编者按《传记文学》杂志2023年第1期推出“持重与创新——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生长”封面专题，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六任会长（王瑶、严家炎、王富仁、温儒敏、丁帆、刘勇）的学科工作与学术思考为线索，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在过去四十余年的生动风貌与丰硕成果。刘子凌此文即其中关于王瑶先生的一篇。作者以灵动的笔触记述了王瑶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期间的活动，多方面地呈现了王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贡献。本文原刊《传记文学》2023年第1期，感谢作者授权发表。“绿色的永恒”：会长王瑶先生刘子凌

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已是一个世纪以前的旧事，至今影响犹存，故也一直引起史家广泛的兴趣。即以五四前后与上海学潮有关的历史言之，六十年前周策纵在哈佛出版的《五四运动史》（Chow

只是上课的话还能勉强维持，但除了上课，其他什么也做不了的生活持续了很久。讨论课上需要指导学生的论文写作。但自己到目前为止只写过一些细小的论文，对于要给学生的论文选题提出建议与意见，我只感到汗颜。

蒋劝善列传、余上泗列传、戴粟珍列传、王恩诰列传、赵友莪列传、刘蕴良列传、何威凤列传、封蕴卿列传、姚大荣列传、刘藻棻列传、王琪琳列传、黄干夫列传、田曙岚列传、林辰列传、袁晓岑列传、刘雪苇列传

李大钊（1889-1927）编者按五四时期新文化人“到民间去”的口号及相关实践对1920年代的文化与社会运动影响深远，李大钊《青年与农村》一文于此有界标性的意义。袁先欣博士在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这一大的问题背景下，细致考索此文与周边相关文献的内在关联，并将其放置到李大钊对青年问题的思考的脉络中，在此基础上探讨俄国革命如何具体地引发他提出关于青年的一套新的行动模式的设想，在推进对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的研究的同时，亦提示了经由具体文本勾连出思想史重大论题这一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路径。本文初刊汪晖、王中忱主编《区域》第7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感谢作者授权发表。俄国民粹主义、青年问题与农村的浮现：李大钊《青年与农村》再解读袁先欣论文摘要：长期以来，对李大钊《青年与农村》的解读围绕在其与俄国民粹主义的相似性之上。本文试图将《青年与农村》放置回其写作时的历史脉络之中，还原俄国民粹主义对李大钊产生影响的具体渠道和过程，挖掘作为问题的农村在李大钊思想中浮现的历史过程。农村问题在这一文本中首先是与李大钊对青年问题的思考紧密相关联的。在俄国革命影响下，李大钊以“庶民”概念把握对阶级问题的理解逐渐形成，与之相伴随，“边疆”在他的思想中逐渐退隐，“农村”开始浮现为青年们实践自我和改造社会的空间。在1910、20年代的中国，“到民间去”口号的流行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治和文化事件。这一源自19世纪70年代俄国民粹派实践的口号虽早在辛亥前即已经为中国人知晓，但其传播和使用直到五四前后方才真正形成规模。“到民间去”的提法，一方面指向知识分子与民众分离的现状，另一方面呼吁对此加以克服和改变；这一吁求因而极大地呼应了始自五四时代潮流和氛围。1910、20年代中国的“到民间去”运动不仅包含了政治运动、社会服务（如北大的平民演讲团、五四时期的工读团体实践，以及1920年代恽代英、邓中夏等人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展的农村组织活动），而且也与这一时期的文学变革、知识转型（如平民文学、民间文学的提出，中国民俗学的诞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正是汪晖所谓的五四的“文化政治”的重要表征[1]。

王富仁来京读博，我们曾极力向王瑶先生推荐，王先生推说自己“不知道博士什么样”。这回又竭力为平原游说；王先生读了平原论苏曼殊、许地山的论文，竟痛快地答应了。因此我们有了这个师弟。

【英】约翰·埃德温·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三卷本），张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三卷本《古典学术史》简介与翻译感想张治我在学生时候，从自己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而涉及了周作人、钱锺书、罗念生等人的读书品味，于是也对古希腊罗马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进而想要了解相关的学术研究之历史。此后2005年开始读这部书，认为除了对从事古典学研究的专家仍有参考价值之外，这部著作由于涉猎广泛的西方人文学术传统，也能为更多的中国读书人所接受和认同。于是在写博士论文期间，就开始时断时续地尝试翻译。最初的译文贴在自己名为“非东非西”的博客上，赵鹏先生看到后推荐给了“世纪文景”，他们也很感兴趣，不久后就和我约好，签了合同。拙译第一卷于201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问世后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怀和指教，也包括我本人后来继续译后两卷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因此这次再版第一卷，我进行了大量的修订。2017年底，我把后两卷也全部译完了，在这次第一卷中译修订版之后会陆续出版。光阴荏苒，译事漫长，其间多次因其他工作中断，最长一次荒废达两年之久。如今面对二十多岁时发心要尽快完成的这件“大部头”，时代环境和个人感受都已经大为不同，不免感慨。此文算是一个对原书和原作者的简介，也包括了我在译书时的一些感想，曾作为中西书局2017年影印版《西方古典学术史》的序言刊于书前，其中部分内容出自第一卷译后记以及2011年发表于《读书》的一篇相关文章。

推送近现代文史研究的成果，提倡破除学科界限、沟通文史畛域的学术路向

章太炎对中国私学传统的推崇，在学术精神上是力主自由探索“互标新义”，反对朝廷的定于一尊与学子的曲学干禄；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则是借书院、学会等民间教育机制，来传国故继绝学，进而弘扬中国文化。

胡适虽被认为是新思潮之领袖人物，但五四之后文化运动的发展显然已超出他的预想。当时的舆论界使胡适「大失望」：

SARS会过去的，但人类还将面临很多苦难。改变近年国人“得意忘形”的心态，以及“急功近利”的阅读趣味，或许更是当务之急。

遺民的喟嘆，不止有為「先王」招魂之意。甚至對前朝遺物，也陷入一種「戀物」般的歷史幽情。高旭偶得明孝陵磚瓦，仔細斫成硯盤。他將這番心路寫入詩裡，傾訴了真誠且憂傷的睹物思君情緒：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原刊《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这里发布的是未删节版，出自作者刚出版的专著《政治与文学的变奏：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组织史考论》，香港三联书店2017年版。图片为作者提供）

春野支部也称文化支部，除本支部党员外，还负责收纳因各地白色恐怖而逃避到上海的党员，把这些同志组织起来，看活动能力，各取所长，有的到工厂去拉工人运动，绝大多数在文艺界。[9]

“我更愿意穿越种种形式的、美学的问题而最后达致某种政治的判断。”相信国家玮与詹明信有着同样的抱负，他的研究试图“更深刻地理解人称/视点何以在现代小说中承载起意识形态的重量这个问题。”

钱谷融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的开创者之一。钱理群教授细致地梳理和分析了钱谷融先生为人与治学的特点，为我们展现了一代大家的学术风貌与人格风采。感谢钱理群教授授权刊布此文。

年代以来，钱先生的文字仍然不多，大概也有几分是由这习性造成的吧？但我要说的是，他却也因此更多地保留了一份内心的坦然，和同时代的许多人相比，他似乎并没有付出那么重的自我迷失的代价。

把话剧理解为“事件”，话剧就是一种行动，话剧研究就不能停留于纸面，还要探入实践的层面，在剧人的所作所为中重构它的运行逻辑。光着眼于剧本的艺术分析，放弃对“历史现场”的关注，这一切都是不能想象的。

最近张丽华从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则杂感入手，也对鲁迅进化论思想的复杂性做了深入的分析，见《鲁迅生命观中的“进化论”——从〈新青年〉的随感录（六六）谈起》，《汉语言文学研究》2015年第2期。

Hybridity）是其新近研究成果之一，虽篇幅短小，却内容丰富。伯克结合全球化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分析历史与现实中文化杂交的对象、术语、情势、反应与结果，对当今社会的文化建设亦不无裨益。

Kunst》一册”（第58页），5月18日，“下午收二弟所寄德文《近世画人传》二册”（第63页），8月8日，“又小包一个，内德文《印象画派述》一册”（第74页），8月21日，“晨得二弟所寄E.

我曾因为关注明清画家自画像，留意到石涛那些呈现“自我”的图画和诗文，他笔下“自我”的形象复杂而丰富，乔迅（Jonathan

显然，绵密的文本细读功夫是高利克方法论的基础。很多时候，这种细读又是跟史料的辛勤积累密不可分。比如，他发现张闻天《歌德的浮士德》的材源，是科塔利尔（H.

从初版本到增订本，转眼二十年逝去。此书实为我的晚清女性研究个人生命史的最好见证。因此，尽管它仍然有待完善，我对它却情有独钟。

上述诸人，其为品性言行思惟，虽以种族有殊，外缘多别，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求之华土，孰比之哉？[37]

本公号运营主要依托高校在读学生，暑期即将来临，本公号将于7月和8月休刊，9月复刊。特此声明。

张耀宗，1981年9月生于江苏高邮，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学与思想，曾经在《清代文学研究集刊》《清华大学学报》《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推送近现代文史研究的成果，提倡破除学科界限、沟通文史畛域的学术路向

王兆鵬教授〈辛棄疾平定茶商賴文政事件的真相—兼析〈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的寓意〉

13、此处所指均为革新前的《小说月报》，1910年8月29日创刊，第一任主编为王蕴章，从第三卷五期起，由恽铁樵接遍，至九卷一号，仍由王主编，直至十二卷一号，彻底革新。

秋吉收教授是日本新一代鲁迅研究者，2016年出版的《鲁迅：野草与杂草》一书可谓其学术代表作。我们特约正在日本东京大学访学的边明江博士撰文推介。该书目录的中译亦由边明江博士完成。

“现代性”视野的拓展——评《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重构我们的文学想象——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

在低气压的沦陷区文坛上，一个年轻的学院文人能有这份正气和豪气，殊为难得。而吴兴华特别激赏钱锺书，其实不仅因为他的文章，更因为他“默存”仍自有风骨的人生坚守。

閱讀《香港的抒情史》最精彩之處在於作者排比史料，分析論證之後的提問，一個又一個問題敲擊著讀者，因此，《香港的抒情史》不是香港文學史，而是一封進入「文學香港」、香港歷史/文化空間的邀請函。

这一观点无疑对长期以来占据人物政治评价体系的“非此即彼”式的二分法提出了挑战。显然，基于日记这一特殊原始文献的历史性考掘，其学术意义远大于囿于僵硬理论架构的知识生产。

感谢史仲文教授为本书的出版提供的宝贵机会，感谢本书的责编王娟女士所做的耐心和细致的工作。

中国之有女报，始于1898年7月24日创刊于上海的《女学报》。然而，直到1904年的《女子世界》，才首开女报设置“小说”栏、发表小说作品的先例。可以说，最初的女报与“小说”之间完全没有关系。

《忽值山河改——战时下的文化触变与异质文化中间人的见证叙事（1931—1945）》

integerity）。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即使作者把每一家的学说及其依附的科学门类罗列出来，也无助于我们去认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互动的本质，充其量不过是史学层面上展示它们互动的表现。

黄国彬：，钱锺书研究编辑委员会：《钱锺书研究》第2辑，第32-45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刘铮：，《万象》，第六卷第二期。刘铮：《始有集》，第34-40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

此书本来还有二十五篇“案语”（Exkurse，占据全书三分之一篇幅），译者未能毕其功于一“册”。我们还得等他将来的续译。根据目前这个译本的学问功底和严谨程度，这番等待想必还是值得的。

十年来，值得感谢的人很多。家人、师友，年长、年轻，国内、海外……念兹在兹，温暖如春。我铭记着你们每一位在我生命与学术成长历程中给予的关爱、教诲、宽容与扶助，你们的存在所赋予我生命的意义，无可替代。

推送近现代文史研究的成果，提倡破除学科界限、沟通文史畛域的学术路向

第三卷包括“中国现代文学论丛”、“沈从文散论”，主要收录了在沈从文研究及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论述，并附有“凌宇访谈录”4篇，于中可见凌宇先生对自己学术生涯的总结和思考。

第一，保留了文本复杂性。各类文本之间会保持一种互动与张力，比如说现场的不同讲话，背后的历史“真相”，以及研究者对文本的注释，中间有好几个层次的冲突，从而展现了文本与体制、历史之间的复杂性。

从杞尔格嘉、尼采到叶斯必尔斯的哲学脉络：中国第一本存在主义论著——张嘉谋的《生存哲学》

文史本是两种学问。但在今日研究史学，而欲求材料于中国的旧史，则和文学关系殊深。这原不是史学一门，一切学问，要利用中国的旧材料，都是如此的。但是史部中材料特别多，所以其关系也更密切罢了。

这一事实不免让人疑惑：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学”，在借助新教育体系而获得强势话语权之后，为何视“白话文学”之同道的通俗文学为异己呢？这背后，透露出的是“中——西”之间的价值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