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 李松睿《文学的时代印痕：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文学的时代印痕》，李松睿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
述评
“内外之间”的形式研究
《文学的时代印痕》是李松睿2017年3月出版的一本现代文学研究论文集，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广受好评又具有议题和方法上的共通性的十篇论文和四篇书评。“时代印痕”一词，原本是评价前辈学者研究之时的惯用语，似乎写作中那种有关历史位置的清晰体认总是令人遗憾的。“印痕”暗示着被动性，暗示着研究主体被一条时代绳索紧缚其中、动弹不得，因而折射出一种隔绝于政治的“纯文学”想象。李松睿却反其道而行之，正面使用了这一词语作为全书的标题。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言：“文学研究显然不应该完全脱离文学文本，纯粹对外围问题进行分析，相关讨论必须建立在细致的形式分析的基础之上。而时代背景、社会生活等问题带给艺术家的种种压力，最终也会在文学形式上留下深深的印痕。因此，文学的形式特征一边联系着作品的美学特质，一边则与作品所属的时代相连，是文学研究必须详细考察的中介物。”将文学的“时代印痕”不是视为需要被排除的“历史局限”，而是作为文学形式研究的入口，这一行为本身就折射出一种特别的立场——既非故作天真地将文学与“政治”全盘剥离，又拒绝机械的时代决定论，而是将文学形式视为沟通文本之“内部”与“外部”的“中介物”。
李松睿对于“翻译”的注目，正是这一“内外之间”的文学形式研究观念的集中体现。书中有两篇文章直接讨论翻译问题，一篇是关于威尔斯《星际战争》的晚清译本，另一篇则是关于鲁迅的翻译。“翻译”正是一个“中介物”：它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相遭遇的场所，也是在译者与翻译对象及外部环境的博弈中诞生的产物。在前一篇文章中，李松睿借用刘禾的《跨语际实践》，以“对抗”而非“过渡”的观念来理解晚清译作。从而，晚清那些看似有失原意的译作就不再是毫无用处、需要后来者被取代的“过渡性作品”，而是留下了近代中国知识人“对抗”西方文明霸权的痕迹。有了这样的视野，李松睿才能捕捉到，晚清翻译家心一在翻译威尔斯的《星际战争》时出现的指代混乱不能仅以水平不够视之，而是身为“黄种人”的译者对于威尔斯之以“白种人”代表全人类的立场的挑战。然而，那些看似更为“精确”的当代中文译本却全盘接受了原文中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同样，鲁迅在翻译《死魂灵》时看似凭空飞来的古怪句式“是聪明，聪明，第三个聪明的”，也并非仅仅是溢出其“直译”原则的特例，而是指涉着现实中成仿吾对其“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批评，是鲁迅之创造性风格的体现。除了这两篇文章，李松睿对于“翻译”的兴趣还体现在有关赵树理语言的研究中。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赵树理将自己的写作称为在“知识分子的话”和“农民的话”之间进行的“翻译”行为。通过以“翻译”的眼光观察赵树理小说中方言土语的具体呈现情况，李松睿进而发现了赵树理与周立波在对待方言时的态度差异：后者作品中的方言往往沦为一种“装饰”，而前者则由于在方言和“知识分子语言”之间更加出入自如、持平等态度，因而被视为获得“无产阶级立场”的证据。“翻译”不是将一种语言视为另一种语言的附属品，而是提供了在不同语言的关系中理解“译者”之能动性的别样视角。
不仅“翻译”是“中介物”，文学作品本身也是一种“中介物”。就如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为艺术品的四要素（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所画的那个著名图式，“作品”居于其他三要素的中心，一切阐释艺术的方式都是从艺术与其他要素的关系展开。落实到中国现代文学，讨论文学作品的“中介物”性质时，就会遭遇到在文学史上争论不休的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现代文学在其诞生之初以“写实”宣告自己与传统文学的断裂，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以“留声机器”的精神进行自我标榜，而后来的革命现实主义又将早期革命文学视为“想象的”，进而命名一种新的“现实”观念。通过分析这一过程，李松睿指出，现实主义理论并非天然就联系着意识形态话语，而是存在着二者在20世纪30年代的特殊环境中所完成的“耦合”过程。提出现实主义理论并非必然是意识形态的附庸，意味着一种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重新“打捞”：一方面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与机械的反映论模式分离开来，另一方面也试图超越那种将文学与政治视为二元对立的思考框架。本书中有两篇文章分别讨论了老舍和沈从文在20世纪40年代的写作。在这两篇文章中，李松睿将老舍40年代的北京书写视为在地方与国家、特殊与普遍、具体与抽象之间的“缝合”，更通过与柏拉图之“理念论”的对比，将沈从文40年代的创作视为抽象原则向现实世界的“引渡”。40年代的时代精神往往被描述为号召个人汇入集体洪流、文学为政治服务，老舍和沈从文大多被视为这一时代精神的两端：前者积极投身抗战文艺的创作，而后者则陷入小世界中的独自呓语，“为抽象而发疯”。李松睿却从中看到，老舍和沈从文其实都在尝试沟通审美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可能。“文学”并非在“政治”面前全然消泯或处于抵抗“政治”的位置，恰恰成为他们处理审美与政治、理念与现实、内部与外部关系的“中介物”。所谓“缝合”和“引渡”并非意味着文学自律性的丧失，而是证明了“文学”具有对“政治”进行调试的可能，也就进而证明了文学自身的强度所在。
老舍和沈从文在40年代的文学选择，其实关系到现代文学史在作家评价上的一个关键问题——“转向”：如何从一个五四式的个人主义知识分子“转向”为革命服务和站在人民立场的写作者？在作为“转向”之典型的老舍和“无法转向”之典型的沈从文之外，还有着“转向”过程不那么典型的鲁迅和卞之琳。然而，李松睿拒绝那种仅以内容或体裁的改变来判断“转向”的粗暴态度，试图追问：鲁迅杂文的意义是否仅仅建立在题材的进步性上？卞之琳从诗歌转向小说创作，是否就实现了他的“进步”？李松睿指出，鲁迅和卞之琳的“转向”不仅表现在内容和体裁上，更表现在文学形式内部。鲁迅的杂文中充满了梦想与现实、名与实的对立，他却总是坚决地选择后者；而卞之琳总是试图将“所遇到的外部事件转化为某种观念”，则呈现出其尝试介入时代的“进步”尚未完成。如果说，在老舍和沈从文的分析中，形式研究的“中介”性质在于从内部形式的症候向外延伸为对作家与现实关系的体察，那么，在鲁迅和卞之琳的例子中，一种作为“中介”的形式研究则帮助人们避免了意识形态批评的机械性和对文本细部的忽略。这正是这种“内外之间”的形式研究的灵活之处。
对于“内外之间”的“中介”位置的着迷，似乎为李松睿的写作带来一种非规整的美学。“错位”、“误认”、“碰撞”，以及前面讨论过的“缝合”和“引渡”等等，都是他的文章中常见的词汇。文本中那些变动不居、裂隙丛生之处，成为他刺中意识形态症候、打开新的问题空间的起点。事实上，这正是后现代思想家们在质疑边界的明晰性时所采取的策略，福柯的“谱系”、霍米巴巴和萨义德的“混杂”都属于此列。李松睿对“中介”的强调，正是为了打开传统中被认为是自律性的审美空间，在内部的文本形式与外部的社会历史之间建立一种互动的视野。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曾提到“印迹”，它是在那些清晰的界限和系统之外的偏差和不确定之物。回到本书标题——“文学的时代印痕”，“时代印痕”就是福柯笔下的“印迹”。它不是某种外在的政治强力遗留的创伤，而是文学努力突破自身封闭性、与广阔的时代环境建立联系时产生的痕迹，是那“活生生的、脆弱的、颤抖的”（福柯语）历史的照相。
（罗雅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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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松睿，1983年生于北京，200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2006年至201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博士学位。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影视与文化研究。曾经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读书》等学术刊物发表各类文章七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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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形式研究的独异风景（吴晓东）
一、另一种进化论——威尔斯《星际战争》的晚清译本
二、做现实主义者，为不可能之事——1925年的鲁迅
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左翼批评话语及早期革命文学
四、“是聪明，聪明，第三个聪明的”——论鲁迅的翻译语言
五、误认、都市与现代性体验——读《上海的狐步舞》
六、渡船与商船——论《边城》牧歌形象的裂隙
七、论老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
八、地方性与解放区文学——以赵树理为中心
九、政治意识与小说形式——论卞之琳的《山山水水》
十、论沈从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文学思想
附录
政治文化与文学研究空间的开拓——读《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
“现代性”视野的拓展——评《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重构我们的文学想象——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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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李松睿
在古希腊神话中，天后赫拉派遣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在通往忒拜城的窄路上阻拦行人，让他们猜一个谜语：“什么动物早上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而到了晚上则用三条腿走路。”很多人由于猜不出谜底被斯芬克斯残忍地吃掉，直到年轻的俄狄浦斯遇到这头怪兽。俄狄浦斯轻易地猜出了谜底——人，因为人在幼年时用手脚爬，成年后用双腿走，年老后借助拐棍走。听到俄狄浦斯的答案后，斯芬克斯羞愧地跳崖而死。面对如此简单的谜面，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无法猜出谜底？最著名的解释是，这则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其实正隐喻着“现实生活”。那些被怪兽吃掉的人都没有意识到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命形态，不能通过展望未来和回顾过去以理解自我的变化，使得他们最终没能参透那个斯芬克斯之谜，被现实生活所吞噬。而只有不断思考命运的俄狄浦斯才能够破解谜团，真正理解自我与人本身。
在整理、修改这部《文学的时代印痕——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时，我经常会想起上文提到的那则古希腊神话，因为编辑、修订旧稿正“迫使”我回顾自己过去几年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工作，并思考今后的学术道路。2013年夏天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后，平凡而琐碎的日常事务就消耗了生命的大部分精力。在日复一日的时光流转中，时不时就会产生一阵强烈的恐慌，担心自己的生命将在琐事中被一点点搅碎、吞噬，最后归于无形。重新阅读自己过去几年写下的那些文字，逝去的日子在迷雾般的记忆中又渐渐浮现出来，图书馆查找资料的辛劳、面对屏幕搜肠刮肚的痛苦、读书会与师友讨论的畅快、论文发表时的喜悦……这些或稚嫩、或平凡的文章如同一盏盏路灯，点亮了我一路走过的道路，过去的日子也渐渐清晰起来。
本书选入的第一篇文章《另一种进化论——威尔斯〈星际战争〉的晚期译本》的写作时间拖得很长。2007年硕士二年级时，我选修了北大中文系李杨教授开设的“晚清文学研究”讨论课，分配给我的题目就是晚清翻译文学。为了准备主题发言，我在图书馆旧报刊阅览室查阅晚清报刊，偶然间读到心一翻译的威尔斯的小说《火星与地球之战争》，对其中一些译文颇感惊异，遂找来威尔斯的英文原著和这部小说的当代译本进行对读。还记得是在周六早上六点多，我到五四体育馆为中文系羽毛球队排队订场。在昏黄的灯光中，我读着威尔斯的《星际战争》，忽然想到心一那些明显的错译、漏译以及改写，或许暗藏翻译家的一番苦心，于是就有了这篇论文的核心思想。在讨论课上，李杨老师高度评价我的主题发言，并建议我把发言稿修改成论文发表。2013年5月，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办的“十九至二十世纪初翻译与东亚现代化国际研讨会”上，我又把自己对心一译本的解读讲了一次，得到不少翻译研究专家的指点和帮助。可惜我一向疏懒，直到2014年才整理自己的发言稿，增补修订成文后，在陈艳师姐的帮助下刊发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4期。文章发表后，颇有一些从事翻译研究的老师对这篇论文表示赞赏，让我对它的价值有了自信。于是，我选择这篇论文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2015年学术年会，得到了很多前辈师长的肯定，获得中国艺术研究院2015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
而本书选入的《渡船与商船——论〈边城〉牧歌形象的裂隙》则是一篇硕士时代即完成初稿的文章。2008年，我选修了导师吴晓东教授开设的“沈从文研究”，不得不写一篇关于沈从文的论文以应付期末考试。我当时初步掌握了从后殖民主义到女性主义等一干文化批评理论，就如同刚刚买了套工具要忍不住在家里修修补补那样，跃跃欲试地要用各式理论对自己看到的每一部作品都要来一番拆解。正巧这时候读到罗岗老师的论文《性别移动与上海流动空间的建构——从〈海上花〉中的“马车”谈开去》，对交通工具背后蕴含的社会差异问题颇感兴趣，遂决定用沈从文的经典小说《边城》来“练练手”。初稿完成后，曾在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合办的“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生学术论坛”上宣读过，当时被评议人高远东教授严厉批评，认为这样的文章纯属用理论图解作品，并不能真正推进我们对文学史的认识。我虽然不能完全认同高远东教授的说法，但他直言不讳的批评使我后来一直对僵硬使用理论的倾向保持警惕。每次想到这点，我都对高老师心存感激。这篇文章经过修改后，发表于《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2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左翼批评话语及早期革命文学》是在我的硕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可以说，我是通过硕士毕业论文的写作才初窥做学问的门道。在此之前，我只写过一万字上下的短文，谋篇布局无需特别讲究即可成篇，一些思路上的缺陷也可以较好地掩藏起来。而要完成一篇三四万字的长文，则要在大量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核心论点拆分为几个子问题予以论述，而所有这些对子问题的讨论又不能过分枝蔓，必须始终围绕核心问题展开，使得写作的难度提高了很多。在那段时间，我一方面在北大图书馆旧报刊阅览室查阅民国期刊，占有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则仔细研读吴晓东、贺桂梅以及姜涛等老师的精彩论文，揣摩论文写作的技巧，寻找适合表达自己思想的学术语言。好在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到毕业答辩时，我的论文受到高远东、程凯等师长的高度肯定。这篇论文中的两个部分曾单独发表过。一篇以《“文学”如何“想象”革命——论早期革命文学的情节模式》为题刊发于《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1期上，一篇以《想象与现实——论20世纪30年代初的左翼批评话语》为题刊发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年第5期。后者有幸得到《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的推荐，参评2014年度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获得入围提名。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续编“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时，邀请吴晓东教授和我共同编选《太阳社小说选》。我利用准备硕士论文时搜集的资料，从旧报刊中整理出太阳社成员的小说创作。由于这批作品在1930年后大多没有再版过，因此这次集结出版能够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很多便利。我自己的在编选过程中也利用这次机会尽量多收一些作品，使得最后的篇幅远远超出计划。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对我太过“苛刻”，最终为研究界留下一部比较完备的作品选。有时我在想，我自己写的那些学术论文或许在时过境迁后显得陈旧落伍，丧失参考价值，而这部作品选则可能会拥有更长的学术生命。
《政治意识与小说形式——论卞之琳的〈山山水水〉》最初是博士一年级时交给导师吴晓东教授的学年作业。当时受到戴锦华教授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颇为倾心，更愿意在社会背景和历史脉络中理解文本的意义。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研究的特长在于对文学作品的形式特征非常敏感，怎样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是我当时努力的方向。这篇文章就是在这个方向上的尝试。文章完成后先是在师门内部的读书会上进行讨论，获得吴晓东教授和同门的好评。经过修改后，论文刊发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期。日后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不时会遇到一些学者跟我提到这篇文章，表示对它的赞赏，这既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也让我对这一研究方法有了信心。那段时间我又趁热打铁，以相似的研究方法写了本书收入的另一篇论文《误认、都市与现代性体验——读〈上海的狐步舞〉》。
《“是聪明，聪明，第三个聪明”——论鲁迅的翻译语言》也是一篇从构思到最后成文花了很长时间的文章。2011年，我选修了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张旭东教授的“鲁迅研究”课。其中一次课专门讨论鲁迅的翻译文学。我在阅读鲁迅译《死魂灵》时，注意到其中“是聪明，聪明，第三个聪明”的译法颇为古怪，遂在上课前根据对这句译文的思考写了篇千字左右的作业交给张老师。上课时，张老师还专门请我在课堂上用20分钟的时间陈述我对鲁迅翻译的看法。2011年11月，张老师又邀请我到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参加“Lu Xun and the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Essay”国际研讨会，我当时的发言也围绕鲁迅对《死魂灵》的翻译展开。这些学术活动都促使我深入思考鲁迅的翻译与其思想、表达方式之间的复杂关联，可惜后来一直没有时间将这些思考写成文章。直到2015年才抽出两周时间把论文写完，在高远东教授的帮助下刊发于《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1期。
《做现实主义者，为不可能之事——1925年的鲁迅》和《论沈从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文学思想》都是确定博士论文选题之前的一些思考。那时我觉得自己可以以鲁迅、沈从文这类大作家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于是系统阅读了他们的作品，认为鲁迅杂文和沈从文在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研究相对薄弱，是具有学术生长点的论题。我当时就这两个话题都做了很详细的读书笔记，只是后来觉得作为博士论文难度比较大，没有深入做下去。不过毕业以后一直觉得之前做的工作荒废掉非常可惜，于是又把之前的读书笔记找出来，重新整理成文章。那篇讨论1925年鲁迅的论文刊发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3期。
我的博士论文讨论地方性特征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之间的关系，其中老舍和赵树理是我重点分析的对象。《论老舍二十世纪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和《地方性与解放区文学——以赵树理为中心》最初都是博士论文的组成部分，后经过修改后收入本书。《地方性与解放区文学》的初稿曾于2012年12月在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延安时代的文学、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过，当时得到评议人蒋晖教授的高度肯定，认为这篇文章是赵树理研究的一大突破。这篇论文是否称得上“一大突破”还真不好说，但我本人还比较满意，当年在写作过程中就感到很兴奋，今天再读时仍能够在行文中发现自己流露出的几分得意。该文后来经过大幅度删减刊发于《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恢复原貌。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即探讨老舍的小说创作，只是限于当时的能力没有写好，后来一直想写一篇关于老舍的论文。《论老舍二十世纪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总算弥补了那时留下的遗憾。这篇论文2013年8月投稿给台湾的学术刊物《中国现代文学》，这是我遇到的第一家严格执行匿名评审制度的刊物。投稿一个多月后就收到两份审查意见，对我论文的优点和缺点做了非常到位的点评，让人心服口服。虽然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这两位老师究竟谁，但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为建立良好的学术共同体所做的努力都令人感佩。该文后来刊发于2013年12月的台湾《中国现代文学》第24期上。
在本书的附录部分，我还收入了三篇书评。《政治文化与文学研究空间的开拓》、《“现代性”视野的拓展》以及《重构我们的文学想象》是我发表得最早的几篇学术性文章。当时陈平原教授主编的《现代中国》杂志每期都开出专门的版面发表书评，为研究生提供练笔的机会。吴晓东教授指定我为朱晓进老师的《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陈建华老师的《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以及蔡翔老师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撰写书评，作为日后撰写正式的学术论文的准备。这几篇文章在今天看来写法稚嫩，但我仍记得它们最初发表出来时带给我的快乐，因此一并收入以示纪念。
花费这么长的篇幅回顾每一篇文章的写作经历，在外人看来或许显得有些自恋，但于我自己，这更多是借这本书出版的契机回顾自己的治学道路。我在本科时接受的文学教育以“纯文学”理念为指导思想，强调让学生不带任何成见的直面文学本身，珍视自己阅读作品时的直观感受。套用今天的时髦说法，就是拒绝“强制阐释”。必须承认，我本人通过这套文学训练收获良多，直到现在，促使我写作的最初动力仍然是阅读过程中的直接感受。不过来到北大中文系读书后，不同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训练带给我巨大的震动，至今仍令人难忘。无论是戴锦华教授在宏阔的“后冷战”背景下解读文艺现象，还是贺桂梅教授对各种批判和文化理论的介绍都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考空间，原先所信奉的“纯文学”理念被冲击得体无完肤。而在各种讨论课上，袁一丹师姐、卫纯师兄等人的精彩发言，更不断使我意识到自己在学问上的巨大差距。所以在硕士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基本上处在学术上的“失语”状态，有太多东西要重新“补课”。
非常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导师吴晓东教授。记得他第一次约我谈学习计划时，一见面就表示：“我们以后见面就要讨论学术问题，当然啦，生活问题也不是不能谈，但主要应该谈学术问题！”这不禁让我心里暗暗叫苦，觉得这位老师过于严肃，未来三年少不了要吃些苦头。好在后来接触多了，发现吴老师为人平易谦和，有君子之风，对待学生更是因材施教，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予以相应的指点，从来不会把自己的研究思路、治学方式强行“塞给”学生。一方面，他要求我去听戴锦华、陈平原、张旭东、贺桂梅等老师的课，并建议我系统阅读福柯、萨义德、阿尔都塞等批判理论，在知识结构上完成“语言学转向”；另一方面，他鼓励我不要抛弃自己解读作品比较细腻的特点，珍视阅读过程中的原初感受。我曾在一篇书评中谈到，吴老师对文学的爱“就好似一团于寒冰中燃烧的死火，在一个对文学丧失兴趣的时代里，守护着我们对文学的憧憬、热爱与执着”[1]。我想，正是吴老师对文学本身的执着与热情，使我对文学研究有了信心，选择继续跟随他读博并一路走到今天。
而更让人感动的，则是吴老师在写作上对我的指点和帮助。吴老师会把我发给他的每篇小论文打印出来，在上面写出非常详细的修改建议和批注。从标点、错别字的订正，到学术判断的分寸感、论文语言的规范性，乃至谋篇布局的种种讲究、开头结尾的叙述技巧等，都会进行说明，分析为何要改，不改的话会造成哪些问题。有时由于吴老师写的批注过于详细，以至于会把纸上的所有空白都占满，让人辨认不清，还要麻烦他为我一一讲解。直到现在，我家里仍然珍藏着那些经过吴老师批注过的论文。所谓学术训练，大概就是指习得一种合理、规范的学术语言。今天，只要在教育领域一提“规范”二字，马上就会和抹杀个性、压抑创新联系起来。其实任何具有独创性的想法都只有在用规范、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后，才能“升华”为思想，否则就永远只是些有趣的想法而已。我毕业后从事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经常要为学者修改文稿。这项工作做得久了，就会发现清晰、规范地表达思想对学术写作来说既是最低标准，也是最高标准。回过头来想一想，就越发感激吴老师当年对我的教诲和指导。
寻找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一直是我的努力方向，也是吴老师对我的期望。在为我的专著《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所写的序言中，吴老师勉励我“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自为的学者”[2]。这里的“自为”，我想就包含着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思路的意思。在北大中文系的学术训练使我意识到文学并非玲珑剔透的水晶，也不是遗世独立的封闭空间，而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开放场域，时时刻刻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因此，对文学的讨论也可以有无数种方式，既可以从外围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寻找论述的角度，也可以思考文学内部的话题。而由于我自己的特长在于对文学的形式特征比较敏感，使得我更愿意将文学形式作为自己讨论问题的起点。在我看来，文学研究显然不应该完全脱离文学文本，纯粹对外围问题进行分析，相关讨论必须建立在细致的形式分析的基础上。而时代背景、社会生活等问题带给艺术家的种种压力，最终也会在文学形式上留下深深的印痕。因此，作品的形式特征一边联系着作品的美学特质，一边则与作品所属的时代相连，是文学研究必须详细考察的中介物。这样的研究思路当然是一点点儿摸索出来的，最初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不过回过头来看，我此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通过考察作品中的叙述语言、人物形象、景物描写以及情节结构等形式特征，并思考这些特征与时代之间的关联。收入到本书中的那些论文和书评所处理的对象各不相同，只是按照研究对象产生的时间顺序（从晚清到20世纪40年代），但在研究方法上却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构成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考察。这就是我将本书命名为“文学的时代印痕”的原因。
非常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为青年学者提供出版学术著作的机会，既让那些零散发表且经过大幅度删减的文章得以恢复原貌、汇编成书，也督促我回顾自己过去的学术工作，思考今后的治学道路。自从2013年8月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后，学术环境和生活境遇都和在学校读书时有了较大不同，需要适应一种全新的工作节奏。而平台的改变，也让我有机会接触那些不同领域、不同风格的学者，眼界逐渐开阔起来，对学术的理解也有了变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每月举办的青年文艺论坛，只要不和工作时间发生冲突，我都积极参加，思考当下文艺界的热点现象。在戴锦华、祝东力、李云雷、尚思伽等老师、编辑的指点和督促下，我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中国现代文学这个领域内，开始尝试写一些影视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美术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等方面的文章。虽然这些文章的写作对我来说更多是学习的过程，并不断显影自身知识储备的不足，但却促使我走出民国期刊的故纸堆，关注并思考那些发生在当下的文学与文艺现象。在我目前的工作岗位上，无论是查询资料的便利程度，还是自由支配的时间，继续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都有较大困难，我本人的学术兴趣也不再局限于这个学科，自己今后的研究工作可能会更多地偏向对当代文艺的探讨。当然，不管学术方向和研究兴趣在未来的日子里会发生什么变化，我对自己的唯一期许就是在钻研学术的道路上不忘初心、善始善终。
2016年6月1日
[1] 李松睿：《批评家不要忘了“临水的纳蕤思”》，载《读书》2016年第4期。
[2] 吴晓东：《序言》，《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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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李松睿老师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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