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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 陈言《忽值山河改》

2017-05-07 陈言 论文衡史

《忽值山河改——战时下的文化触变与异质文化中间人的见证叙事(1931—1945)》

陈言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


     述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沦陷区文学处在较为尴尬的位置上,研究者似乎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评价尺度和叙述模式,来安放这一由特定的历史情境所造就的特殊的文学形态。近二十年来,沦陷区文学研究在文献史料的整理上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较之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而言仍嫌滞后),但一旦涉及具体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仍会出现不小的争议。在某种程度上,沦陷区文学研究在对研究者的学术素质提出基本的要求之外,更考验着研究者的历史判断力和道德勇气。陈言博士最近出版的《忽值山河改——战时下的文化触变与异质文化中间人的见证叙事(1931—1945)》一书,就在这方面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部著作聚焦于东北和华北沦陷时期梅娘、柳龙光、袁犀三位代表性作家的人生体验和创作历程,探寻他们在与日本殖民主义的复杂纠葛中所生成的精神状况。作者首先提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主流话语的民族国家话语在运用于沦陷区文学研究时的有效性问题。沦陷区文化经验的多重性、不彻底性和破碎性,恰恰暴露出民族国家话语的局限,也提示出沦陷区文学研究本身蕴含着理论创造的潜能。作者引入“文化触变”这一概念,用于描述沦陷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语境中,异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渗透、交流、(强行)干涉和改变的动态机制和复杂过程。在这一理论视野下,作者将梅娘、柳龙光、袁犀等沦陷区作家界定为“异质文化中介人”,他们在抗战时期游走于中日文化之间,甚至直接进入沦陷区的日本殖民文化机构中工作,在文化认同和政治立场上表现出极为暧昧的特点,但其文学活动及行止确实反映出沦陷区一部分文化人的生活和思想状况。


作者通过对这些“异质文化中介人”的个案研究,使读者不仅得以了解日本殖民主义与殖民地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感知他们及其同时代人对殖民主义的回应、挣扎和纠结,而且可以更深层地把握日本殖民统治在殖民地的某种历史构造。在1931至1945年间日本侵华战争所导致的中日两国之间文化强行接触的背景下,作者细致分析这些异质文化中介人的行为出处与创作生活,揭示出沦陷区知识人的民族认同在忠/奸、友/敌之间穿梭流动、繁复多变的特征,对历来将政治压制与抵抗相对立的叙述模式提出了质疑。在作者看来,如果考虑到中日双方的知识人都没有预测到1945年是日本殖民统治的最后期限这一因素,对战时两国文化“交流”中呈现出的互动与纠结,以及其中所体现的殖民现代性的复杂结构,就会有更贴近历史的认知。


在论述过程中,作者以敏锐的感受力和洞察力,始终贴近人物的内心世界,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和呈现他们内在充满紧张和分裂的精神世界。需要强调的是,作者并未因为“同情之了解”而模糊自身的历史判断,并未因对沦陷区文化的“混杂性”(hybridity)的体察而陷入后现代性和相对主义的陷阱。对于这些异质文化中介人与日本殖民体制的共谋关系,作者给予了明确而严峻的历史批判。作者在《后记》中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投向梅娘的批判视野是否刺痛了她,但我似乎只能如此”,这正是学者的良知的体现。如果说对这些有缺憾的人物的研究,除了在学术意义上提醒我们反省现代文学研究主流范式的局限,还有某种现实意义的话,那或许也包括对研究者自身的拷问:如何直面民族历史上无法抹去的缺陷和创痛,并将其纳入到自身主体性的建构之中?相信读者读了这部厚重的著作,会有自己的回答。

 

(季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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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陈言,本名陈玲玲,江苏宿迁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日本占领区文学、战争时期中日文学关系、大江健三郎及冲绳问题等,兼及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著有《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合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忽值山河改——战时下的文化触变与异质文化中间人的见证叙事(1931—1945)》(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主要译著有《冲绳札记》(台北联经2009;北京三联书店2010;上海译文2017)、《京都流年:日本的美意识与历史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中国知识人的轨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记录·冲绳“集体自杀”审判》(主持翻译,上海译文2017)等,编有《袁犀作品集》(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等,发表学术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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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序 我们怎样想象沦陷区

——试论沦陷区文学的向度与张力

 

第一章 近代殖民语境与梅娘的家族传奇

第一节 家族与历史记忆

    一 闯关东、跑崴子的父辈祖辈

    二 出生:充满谬误的人生起点

    三 故家:长春西三道街

    四 父亲“母亲”

第二节 父亲、驼龙传奇与梅娘的日本初认知

    一 父亲、民族工业的发展与对日本的迎拒

    二 驼龙传奇、敌国国民的私谊与民族认同的迷失

第三节 “九•一八”事变与战火下的读书·游历·恋情

    一 快乐“女师”

    二 “九·一八”体验与叙事

    三 游历、变故

    四 孙晓野:爱的起点与终点

 

第二章 “满洲国”中国文学的艰难萌芽与主体之争

第一节 《小姐集》与何霭人和益智书店

        一 何霭人与东北文坛

        二 从《窗前草》到《小姐集》

        三 梅娘与益智书店及宋星五

第二节 《第二代》:获得满洲文坛的普遍认可

    一 问题缘起

    二 《第二代》小说集全貌

    三 方言、脏话与反殖欲望

    小结 底层视线与反殖书写

第三节《大同报》:梅娘早期文学活动的重要舞台

    一 《大同报》在“满洲国”

    二 《大同报》之于梅娘的意义

    三 《女难》:日本“大陆新娘”的迷梦

    小结 《大同报》上的梅娘:从个人爱憎到东亚关怀

 

第三章 “满洲国”的罹难经验与见证叙事

第一节 柳龙光在“满洲国”:编辑副刊、操控文坛论争、附和殖民政权

    一 生平

    二 《大同报》里的柳龙光:副刊的改革者、文坛论争的推手与并不高明的作家

    三 《大同报》里的柳龙光:殖民政权的合作者

    小结 柳龙光在“满洲国”——言论极富政治色彩的新闻人

第二节 袁犀在“满洲国”:阅读私史与反抗空间的形成

    一 从“郝赫”到“李克异”:政治生态与个人抉择

    二 隐蔽的反日分子:暴力美学在小说中的投射及对同时代作家的影响

    三 散文创作:阅读私史与反抗空间的形成

    四 充满反抗的阅读私史:选择性的阅读与殖民体制下读书市场的形成

    五 编辑袁犀:“满洲国”文人文学在北京

    小结 读书资本的累积与反殖论述

 

第四章 日本体验与满洲回眸

第一节 以梅娘、柳龙光为中心的“读书会”及其跨语际实践

    一 被遗忘的“读书会”

    二 日本读书市场的诱惑、知识构建与“读书会”反抗资本的累积

    三 跨语际活动的成果

第二节 殖民叙事、满洲形象与梅娘的译介策略

    一 日本作家满洲纪行的历史背景

    二 满洲视野的文本分析

    三 在“隐蔽”与“告发”之间:梅娘的译介策略

    四 “满洲国”中国作家的“满洲”意识及满洲叙事

第三节 梅娘、柳龙光与满洲文坛——兼谈“文丛派”、“文选派”与“艺文志派”的对峙

    一 宣传“文丛派”、供稿《大同报》

    二 《大同报》与梅娘夫妇的大阪生活轨迹

    三 对抗满洲文话会  

第四节 柳龙光:置身殖民体制内的家国书写与东亚文化圈想象

    一 诗歌与人类学文本:乡土书写与贴靠殖民体制的意愿与实践

    二 译介活动与东亚文化圈的想象与勾勒

    三 编辑活动及其所带动的东亚文化间的流转与互动

    小结 柳龙光的殖民经验与他的东亚文化圈构建

 

第五章 北京沦陷之殇:大东亚体制与文化触变(上)

第一节 1941年的北京文场生态:从“色情文学”谈起

    一 公孙嬿与他的“色情文学”

    二 有关“色情文学”的讨论

    三 殖民政治框架中的色情(性爱)文学

第二节 梅娘与《妇女杂志》、《实报》的关系考释

    一 《妇女杂志》与梅娘就职经纬

    二 梅娘在《妇女杂志》上发表的作品目录及作品考释

    三 《实报》里的梅娘:公共知识分子形象的延伸

    小结 从梅娘在1942年谈起

第三节 从引“蛇”出洞到助“狼”噬“东郭”:柳龙光与周作人的“交往”

    一 引“蛇”出洞:柳龙光对周作人的呼唤

    二 助“狼”噬“东郭”

    三 审判席上周作人反噬

   小结 文坛的实权人物与虚构领袖的对峙 

 

第六章 北京沦陷之殇:大东亚体制与文化触变(下) 

第一节 战时文学翻译的政治:梅娘对石川达三的理解与迎拒

    一 石川达三:是战争协力者,还是反殖民体制作家?

    二 石川达三及其他日本文学在沦陷区的命运遭际:是迎是拒?如何迎拒?

    三 梅娘与石川达三的《母系家族》:女性主义立场的借鉴与理解的错位

    小结 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两难与突围的可能

第二节 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日本游记与自我贬抑

    一 中国知识人眼中的日本形象及游记特征

    二 从游记看殖民文学写作的本质

第三节 “文学的全黑时代”的光与影:袁犀的言论及创作意义

    一 从反日到被收编之经纬

    二 弱者的武器:“附逆”文人的反抗形式

    三 小说:历史的书写与见证的缺席

第四节 历史在场:殖民地的日常体验——兼谈梅娘作品的改写及由此产生的问题

    一 《一个蚌》:被殖民的屈辱体验与不同时期的文本改写

    二 《侨民》:被殖民者的身体经验与奴性的自我批判

    三 《蟹》:殖民地奴性与微弱反抗

    四 文本改写的背后:从对殖民统治的警醒到迟钝

 

第七章 1945年之后:殖民的伤痕

第一节 殖民的伤痕:从战后沦陷区作家的生存环境谈起

第二节 与国民党的一段“亲密”时光:梅娘编辑《第一线》

第三节 法庭内外的审判:周作人汉奸案的背后

第四节 结语:乱世的精神杂居者

 

附录

附录1 柳龙光创作年表

附录2 梅娘年谱

附录3 梅娘创作年表

附录4 梅娘研究资料目录索引

 

后记


     后记     


我的写作指向:

未完成的历史与有缺憾的人生

陈言


我们出生在1970年代的人,特别是我本人,是带着贫乏的人生经历走入学术领域的。不曾遭到时代浪潮的裹挟而狂热地信奉过什么,也就谈不上什么俱裂的精神蜕变。种种稍异于常人经历的挫折,发生的当时我称其为“苦难”,时间的掏洗却让我羞愧得不断反省:“那得是怎样的经历才配得上用这个词?”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存在生存困境。抗战年月,知识人感慨“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书桌”;后来,知识人的生活理想是“一间房、二本书”的独立自由的写作空间(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1957));如今,在权力和资本的双重撕扯下,我及我的同时代人陷入的是另一种生存困境和精神裂变,知识人的独立品格时时面临丧失的危险。


漫漫苦路,中国知识人都是精神在押的迷途问津者。


这样,大时代的不安,造就了我辈无法安顿的灵魂,它就与我的研究对象构成了参差对照,让我稍稍有资格去接近那些在日本侵华时期的日占区随时被收编的不安的灵魂。那一个文人群体,最著名的,莫过周作人。周氏本身的复杂性,与学者钱理群在周氏研究中所投入的“情绪性的观照”,让钱氏的周作人研究获得了无可替代的“有缺憾的价值”(钱理群:《有缺憾的价值——我的周作人研究》,《读书》1993年第6期)。在我的研究对象里,我与梅娘有过十多年的交往,最初那个在她面前矜持有礼的女生,后来会跟她撒娇,也会哄她。她辞世之后,我幸运地获得了她当年使用过的各种辞典,还有她曾经送给我的包括衣服、首饰、书,等等礼物,都让我在写作中长久地沉浸在对她的思念里。我想,如果因此而让我的研究情绪化,这一定不是她老人家期待的,更不是我的写作初衷。我对“有缺憾的价值”有另一层理解:这个少有一流作家的“有缺憾”的群体,他们的犹疑、恐慌、选择的痛苦和羞耻感,谱写了“有缺憾”的历史与人生,那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抹不去的伤痛,也是我们长久以来要遮蔽而不敢面对的历史。努力挖掘其中的历史细节和典型意象,对有缺憾的历史进行分辨和自省,在怀有同情之理解的同时,对自己和他人都犀利尖刻,在未完成的历史中,呈现有缺憾的价值,从而获得历史性,我不知道我的这个野心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还有待检验;我也不知道自己投向已逝者的批判视线是否刺痛了她,但我似乎只能如此。


本书稿出版之前,有部分章节刊发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外国文学评论》、《鲁迅研究月刊》、《新文学史料》、《抗日战争研究》、《抗战文化研究》、《山东社会科学》、《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中外人文精神》、《中日关系史研究》等杂志上,有关梅娘、柳龙光等的短评文字还刊发于《中华读书报》、《东方早报》等报纸。其中有些论争文字,我写完就后悔了。我不曾想为我的研究对象辩护,也不曾试图美化他们。在我的眼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真正完美的东西与我无关;没有谁的人生没有缺憾,是那一个个充满了犹疑、挫折、挣扎、苦斗和耻辱的历程激活并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如果说我对他们宽容,那是因为我试图去了解人的不确定性和自我矛盾性,并产生有切肤之痛。


关于中日,近百年来的纠葛,如果把它全部归于外交问题,似乎很难打开进一步思考的进路。在自身主体性生成的过程中如何容纳对方这个内在的他者,即将其视为内在性问题,也应该是两国知识人要思考的重要问题。在一次小型研讨会上,华东师大的冯筱才教授善意提醒日中战争关系研究中中国人受害意识的淡化,他甚至决绝地提出不要用“沦陷区”这个受害情结深重的词。面对权力,知识人是以一种怎样的主体姿态去思考和实践的,主体性迷失,其根源何在,这些问题比对殖民政权的控诉和受害意识的强调都更为有意义。故此,我宁愿躲在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纪念的浪潮的边缘,安静地思考。


当年共同围绕在梅娘周围,记录梅娘口述的柳青女史、张泉老师、侯健飞老师都与我分享过资料和思维的乐趣;研究“满洲国”文学的大久保明男慷慨提供了《大同报》等资料;盖晓星、邓芳为我从东京购买或复印了我需要的日文资料;我的同事赵亚迅将她曾经搜集的有关梅娘的资料悉数赠与我;我的大学时代的室友赵静蓉多次见证我的研究困惑,并试图帮我开启思考之门;刘晓丽是我写作过程中与我交流最多的朋友,她会认真地阅读我发给她的每一篇文章,迅速反馈意见,并热情地推荐发表;师弟王升远也多次将相关论文推荐给杂志社;友人葛东升,这个经济学博士一看到跟沦陷区有关的资料,就告诉我;韩传喜兄始终关注我的研究,欣喜地分享我的研究成果;同事好友季剑青常会推荐资料,偶尔与我论争,帮我推荐发表文章;汪磊兄、乔丽媛老姐、郝建良、张雅秋和王万辉都曾为书稿的出版不辞辛苦地奔忙;还有我的小伙伴李娜、钰淩、蓉蓉、雅秋,我们一直分享悲欣。你们的关注,给了始终处在灵魂搏击的写作过程中的我以无限力量,我如此珍重你们的友谊,以至于我不愿意轻易说声“谢谢”了事。


因为“沦陷区”这个有缺憾的时空,让我的书稿也沾染了灰暗的色调,以致出版过程充满波折,也因此而心生苦涩之味。一番左突右奔之后,“人文在线”友好地提供了出版基金资助,为此我心怀感恩。拙著讨论的诸多话题,都围绕异文化之间的交流展开,书稿的气质与中央编译出版社也颇为契合。无论如何,能够让书稿变为铅字,与同行分享,接受他们的批评指点,在我都是深得慰藉的。

2015年8月6日谨记于知止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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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陈言研究员授权)


回顾往期「每周书讯」:

△ 第一期:夏晓虹《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

△ 第二期:解志熙《文本的隐与显——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稿》

△ 第三期:洪子诚《材料与注释》

△ 第四期:凌宇《凌宇文集》

△ 第五期:郑毓瑜《引譬连类:文学研究的关键词》

△ 第六期:杨联芬《浪漫的中国》

△ 第七期:库尔提乌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

△ 第八期:伯纳德·科恩《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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